文化的现代建构，在我看来是一个演进性的过程或更多的是对文化品格的一种预约。学者对“现代”、“现代性”的阐释，令人目不暇接。在这里，我更愿意认同这样的界说：“在欧洲启蒙大师那里，现代性原本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设计，它严密精致，和谐有序，充满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光辉。至少，它是一套有关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理性蓝图。依照韦伯的经典表述，这个理想社会将由科学、道德和艺术三个领域组成，它们分别由认知（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和艺术（表达）理性所支配。三种理性彼此默契，协调运转，构建成一个完美的现代社会。”赵一凡：《现代性的多重阐释》，《新华文摘》2000年第6期。由此可见，现代绝不仅仅意指历史的时间序列，而更重要的是表示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开放与多元，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人是现代社会的创建者，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与旨归。因此，现代或现代性，其基本的内涵无不关联着作为现代社会主体的人的素质与品格。自主与原创，应该是现代人的基本的质素与品格。开放、多元与自主、原创是一个共生结构，前者为后者提供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而后者则既表征着社会的现代性，同时又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力。现代文化的建构，不仅需要具有开放与多元的历史场景，而且也需要自主与原创的主体精神。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新时期，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创造了一种历史性的机遇。
从总体而言，文学现代性的基本规约就是对作家创作自主的承诺与尊重。但由于特定的时代主题的牵引与意识形态的制导，20世纪中国文学普遍地表现出政治化的景态。主体的政治化使得创作自主成为一种空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许多作家则干脆连这种空想也放弃了。十年文革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物质生产，使中国社会濒危，而且桎梏人的精神自由，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被排异、改造、专政，使得真正的文学荒漠化了。在政治文化统领的时期，报告文学由于特殊的主体性原已迫仄的自主空间则更显局促。此间报告文学虽然也在发展，也时见繁荣，但这大多导源于外在的推动，而缺乏文体内在的活力。文体内存的活力由具有自主意识及其表达可能的主体所造就，主体的自觉决定着文体的自觉。报告文学是一种非虚构的文体，因此对事实的尊重是这一文体写作的基本原则，而这种尊重需要作者禀具独立自主的理性精神。知识分子长期的“非我”，使原本属于知识分子写作方式的报告文学变异。“因之，要找回真正的文学，首先要找回‘原我’，找回作为人的人。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也需要找回那些既是属于作家，也是属于报告文学创作本应该享有的权利。”李炳银：《“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历史作用和意义》，未刊稿，1989年4月。新时期的历史境遇以及作家自我意识的觉醒，不仅使报告文学的“原我”寻找成为可能，而且变成了一种实际的存在。报告文学作家开始以自己的眼光观察世界，以自己的头脑思考现实，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察与思考。报告文学以“自我”的精彩轰动了文坛，赢得了社会的关注。这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及其报告文学文体走向自觉的时代。
一、 主体自觉：时代承诺与本我确认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人的发现，那么新时期的重大历史功绩之一就是人的解放。文革后逐渐展开的拨乱反正，使社会由非常态渐趋常态，人的尊严与权利等开始得到重视；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使人的生存空间与精神空间得到了拓展，人得以在较高的层面上实现自身的价值。人的精神机能开始得到恢复。这一点对于作家——人文知识分子而言，显得特别的富有意义。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思想性的动物”，他们精神机能的正常化与思考言说的自主性，成为其履行社会职志的必要前提。过往的社会，太多的政治运动，运动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被视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分子”，而加以改造。这样，知识分子要么无奈地被异化，作违心之论；要么缄默，处于失语状态。他们无法履行真正的社会使命。
现代化事业的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新的时代主题为知识分子合法性地位的取得提供了一种内在逻辑。早在1977年5月，邓小平就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此后不久，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讲话，谈到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举例时说：“比如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一个领域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同上。这里体现出了邓小平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鲜明的态度和思想作风。以后他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等讲话中多次提到了知识分子的问题，表明了他的正确观点。特别是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正式给知识分子“平反”，宣布“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现在听来，这样的表述似乎并不惊世骇俗。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情景中，1978年3月18日，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就不啻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生日了。知识分子的被正名，使他们拥有了一次许久以来难得的精神狂欢。
知识分子终于浮出水面。对作家而言，确认他们“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只是对其政治身份或政治待遇正常化的一种表示，这一点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但作家与一般的工人阶级毕竟不同，他们所从事的精神生产的特殊性，需要其有更多的精神自主性。这样，文学与政治关系历史之结的解开，就成为一个不可绕开的重大课题。大约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之时，文学往往被理解为一种政治的工具，而至延安时期由于毛泽东的明确的表述，文学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变得十分权威而流行。应该说，文学的政治工具化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特有的时代主题将文学与政治关联在一起，政治提升了文学的地位，而文学在参与、支撑政治的过程中实现着它的价值。但文学的政治化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由于有时政治理性的丧失，政治的异化便直接导致作为工具的文学的异化，这已有许多不争的史实可以佐证。此为其一。其二，文学的政治化，遮蔽文学的独特性，容易使作家在认同（自觉或不自觉）某种意识形态的时候，放弃自己作为作家的立场，背离文学作为艺术的生产规律。因此，在历史的新时期，要解放作家的精神生产力，不仅需要在政治上给他们正名，而且还必须调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此中央颇为重视。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召开了由3 200人参加、为期17天的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邓小平作了祝辞。他充分注意到了文艺的特性，认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据此，他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两个多月后，他更为明确地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同上。颇富意味与说服力的是，曾经参与文学政治化话语的制造，对作家伤害甚多，而后自身又被构陷的周扬，他在第四次文代会所作的《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中，也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容易导致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他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得到了中央的认同。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文艺大政方针的这种调整，从总体上解除了庸俗的文艺政治学对作家的束缚，极大地激活着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
思潮作为社会文化生态的构成要素，对作家的影响是显见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数年间，思想文化领域中至少有两种存在对作家主体性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催化作用，一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二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涌入。“‘文革’对中国是场浩劫，在思想文化上造成的破坏尤为深重。八十年代的启蒙是对‘文革’黑暗、专制的一种拨乱反正，是对酿成文化悲剧的原因的反思。它的诉求非常简单和基本：恢复和尊重常理与常识。”徐友渔：《“后主义”与启蒙》，收入《边缘思维——〈天涯〉随笔精品》。在我看来，作为新时期思想界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所涉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命意并不具有更多的原创性，其包含的只是一种公理与常识，其要旨在于召唤一种尊重实践，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这一公理性的命意，之所以特别重要，一是因为它常常为人忽视或拒绝因而需要加以强化，二是它对特指性的“两个凡是”说的拆卸具有有的放矢的理论意义。而对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而言，尊重事实，正视现实，反映真实，关系其道德文章的品格。曾有一段时期，“写真实论”被列为“黑八论”之一而被批判。因而崇真求是的倡导，对恢复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作家写作非虚构性的报告文学等，具有一种思想理论的支撑价值。
西方现代文化的大量涌入，成为新时期一道极为重要的风景，其规模与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对长期以来闭关锁国拒绝现代文化参照的一次补偿。其时大量译介了西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系统论等现代科学主义理论，精神分析学说、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现代人文主义学说以及神话原型批评、接受美学、阐释学、比较文学等现代文学理论研究方法。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介绍也相当热衷，1978至1982年间，译介、评述、讨论现代派文学的文章多达400余篇。西风又东渐，特别是萨特、弗洛伊德、马斯洛、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异化观）、卡夫卡等学说与创作、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等影响很大。由于这些西方现代文化的内容相当复杂，所以它们影响的性质有所不同。但它们无疑为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提供了参照与背景，给出了观照事物的多种维度。而对报告文学而言，创作中主体意识、批判意识的强化，创作形态的变化等无不与外来影响有关。比如20世纪80年代流行全景式的宏观报告文学，而“报告文学的‘宏观综合’，反映的是一种现代的和普遍的思维方式，随着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都日趋系统化。系统科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也是综合趋向的表现。”报告文学体式走向宏观，“它是整体化系统思想的体现，是人们对物质和精神世界认识深刻化的反映。”杨颖、秦晋：《不倦地探索与创造——报告文学面面观》，《光明日报》，1996年12月19日。而从李延国《中国农民的大趋势》、雷铎《中国未来大走向》等作品中，可以看出“‘未来学’在中国的传播”谢泳：《试论近期报告文学主题的转移》，《山西文学》1988年第4期。所产生的影响。
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为报告文学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创造了一种适宜的社会气候，但这只是一种文化的“气候”而已。主体最终走向自觉，还需要主体本身对自我的存在能够予以确认。即使是同处于历史的新时期，也有不少作家放弃了对主体意识的表达，依然习惯于人云亦云或传声筒式的写作。由此可见，报告文学作家失落的主体意识的找回，不仅要有时代的开放多元，有一种相对自由的写作环境，而且更需要作家拥有一颗自由的心灵。令人欣喜的是，报告文学作家对于心灵的自由开始特别地关注了。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就说：“人们说创作自由，往往指政策给予的自由。但还有一种自己给予自己的自由。我们没有人会说自己不喜欢自由，但实际上人们往往不知不觉地、不同程度地放弃自由——宁可沿袭千年的生活方式，宁可继续几十年一贯制的思想方法，宁可坚守因循的观念……但是时代已经给予了我们知识的海洋和探求的天空，给予了我们空间感和自由度，给予了我们创造的需要和突破的冲动。”陈祖芬：《论观念之变革》，《文汇月刊》1985年第2期。陈祖芬所说的“自己给予自己”自由，正是作家对主体意识向往的一种朴素的表述。只有写作主体拥有心灵的自由，写作本身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性行为。事实表明，报告文学作家的自主性正在生成，写作由屈从于某种号令的被动态，变为作家参与现实的一种主动方式，由一种代言人式的社论体制作，变为具有个人风格的有意味的创造。
获得写作自主权的报告文学作家可以对原有的写作规范说“不”。黄宗英是新时期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谈及创作的题材择取，她给自己规定有5种题材不选，其中“大伙儿都嗡着去写的题材，再动人，我不选”，“别人觉得重大，公众舆论也认为重大，而我实在找不到感性的桥梁、媒介可以化为己有者”不写。这两种不选的题材，在政治同化期“写中心”、“写政策”的规约中，都属于重点重大的题材，是作家不能不写的。黄宗英要选的题材有两种，她“写胜利者，更也写失败者；为最需要援之以手的人们，助一‘呼’之力。”“写大家都很关心，我也很动心的，可又相当棘手的题材——这很可能是时代矛盾相当集中之一点。突破它，对社会之进步或有所促进。奇趣妙在奇险。虽险，愿为之一搏。”黄宗英：《与人物共命运》，收入《报告文学及其写作》，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在黄宗英的“选”与“不选”之间，可以感受到作家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对于人文精神的张扬，对于自我以及文学规律的尊重。黄宗英所写的秦官属，是一个自选的对象。人物没有取得像陈景润那样的重大的科研成果，而只是个“请求你们千万别写我，我的处境很为难”的普通的且充满着复杂矛盾的中年女科技工作者。但自我意识强的黄宗英从对象及其遭际中敏锐地发现了题材的意义，这就是如何尊重并正确地评价知识分子。
报告文学作家的本我确认，不仅表现在他们对于普泛的创作自主性的追寻方面，而且更体现在他们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的操持者对于作家及其文体使命的体认上。这种体认反映了作家对报告文学文体特性及功能认识的深化。“报告文学作家无非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他从他的角度来看待社会，提供一种看法，这既不能和小说家等同，也不能和哲学家、社会学家等同。……这就是报告文学家一种独特的思维和看法，这就是思想性问题。”苏晓康语，见《1988·关于报告文学的对话》，《花城》1988年第6期。报告文学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起着单向性的或歌颂或批判的宣传作用。它在向读者提供信息的同时，还应该启发他们对人事物象进行思考。优秀的报告文学犹如一种“思想发生器”，或者成为激发读者思考的重要的思想资源。新时期开放的社会存在，催发着人们本有的但久被阻抑的思想机能。作家和读者希望能在更高的层次上，通过作品实现精神对话与思想共享。这样对作品思想深度的要求就被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高度，甚至被视为报告文学审美生成的关键。麦天枢就说：“当思想的深度构成读者对报告文学的普遍要求的时候，思想性就表现为一种美；思想性通过文学手段来承载，思想性就变成了文学性。”麦天枢语，见《太行夜话——报告文学五人谈》，《光明日报》，1988年9月23日。有价值的思想是一种独立的、原创的而充满理性色彩的精神存在。报告文学文体所呈现出的思想性，既是作家主体意识独立性的外化，同时，它又以主体意识独立性的拥有为其前提。因此，以理性精神支撑起来的主体的独立性，对于报告文学显得十分重要。
主体自我，在报告文学中是不可或缺的。对此，国际报告文学家巴克有一段经典性的表述。他指出：“在小说里，人生是反映在人物意识上。在报告文学里，人生却反映在报告者的意识上。”巴克：《基希及其报告文学》，收入《论报告文学》，泥土社1953年版。报告文学的体性决定着作家本人不能从创作中淡出，而应该通过客观事实的叙说，直接表达主体对人生社会的思考，体现出思想的某种先锋性与深刻性。正像报告文学作家理由所强调的那样：“总之，报告文学作家在用一种自觉的独立意识去注意重大社会问题，给读者更多的思考和辨析。”理由语，见《面对方兴未艾的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作家、评论家对话会纪实》（朱建新），《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主体意识的普遍强化，使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种思考的风气。《人妖之间》为王守信现象而思考，《三门李轶事》为党员被群众所拒绝的事件而思考，《西部在移民》为人类的贫困而思考，《中国姑娘》、《在这片国土上》为感动人心的中国精神而思考。“‘思考风’是报告文学的使命意识强化的原动力。”思考的蔚然成风表征着“报告文学进入到觉醒的自觉的时代”范培松：《在反省中强化“使命意识”》，收入《报告文学春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在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的本我确认中，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向社会发言的一种方式，作家必须关注现实，介入现实，必须怀具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选择报告文学也就相应地选择了责任与使命。麦天枢就认为：“报告文学就是有责任感的人的事业，没有责任感的人也许不会选择这个职业，无论他的动机如何。”麦天枢语，见《1988·关于报告文学的对话》。这是报告文学作家不同于其他文类作家的一个重要的特异之处，此其一。其二，面对丰富复杂的对象世界，作家拥有从事精神劳动所必需的自主权，以“我”的方式去承担社会责任与使命。简言之，报告文学作家的本我是一个兼具社会性与自我性的本我。自我与社会在这里成为一个相生的有机组合。新生代报告文学作家贾鲁生曾经对他们的价值取向作有表白。他认为“我们这代人是在实现自我的过程当中承担社会责任，或者说在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实现自我。”贾鲁生语，同上。将承担社会责任与实现自我价值结合起来，这使得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不仅具有社会关怀的品格，而且也能充分展示出作家自我的精神。报告文学作家对于自我的隆重张扬，是新时期报告文学有别于此前此后同类创作的重要的标志之一。新时期报告文学文体功能的强化，特别是批判功能的回归，文体内存的变异及其体式的转型等，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作家主体意识的自觉。
二、 功能强化：批判性主旨与启蒙价值
我们现在的耳旁似乎依然萦绕着有关报告文学轰动的历史之回响。新时期报告文学，作为20世纪报告文学发展史上一个标高，已为识者公认。改变历史航向的新时期逐渐远去，而这一时期引领潮流的报告文学的品格与意义，却永远值得我们研究、珍视。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在哪里树立起自己的丰碑？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或应该有多解，但是对于这样的表述，我们大家是应该认可的：从总体上看，新时期的报告文学程度不同地体现出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的强烈的政治热情，敢于直面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勇敢揭露非人道现象和丑恶腐败现象。正是这样一批富于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力求开拓、勤于思考的作者，着意从时代高度来观照历史、审视现实、展望未来。陆贵山、王先霈主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正是这样，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以他们的成功的实践，诠释了报告文学文体的定义。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方式，只有当主体走向自觉的时候，才能实现它直面现实、介入现实，进而批判现实的重要的功能。
我们并不是说批判是报告文学的唯一任务，而是坚持认为批判乃是这一文体诸种功能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从通理而言，“文学是一种文化批判和反思”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1页。，“文学不只是给人提供某种想象性的愉悦，而是在这种想象的活动中反思、重建着人类精神文化”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89页。。那些“缺乏批判精神的文学，是庙堂文学，或娱乐文学”赵毅衡：《“后学”，新保守主义与文化批判》，收入《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李世涛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再从报告文学这一特殊文体的发生史看，“报告文学是作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来到人世间的”，“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和批判性”，“它对旧世界的不妥协和激烈的批判，使它和一般的记游、记事划清了界限，从而自立门户，成为独特的文学样式。”范培松：《报告文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收入《报告文学春秋》。 30年代报告文学在中国的崛起，也正是由于被压迫阶级将它用以社会批判的武器而大力倡导的结果。后来为独特语境所限，批判仅仅用以对异己的否定，体制之内的批判差不多被搁置。20世纪50年代中期少数作家的特写干预生活，暴露现实中的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结果其人其文招致重伤。由此可见，在体制之中开展批判，需要有一个正常的文化生态环境。新时期的开放改革，为文学的批判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于此间作家生长着的知识分子品性，将批判的可能变成了批判的现实。尽管有时批判仍会招致非议，这从一端显示着批判的意义，但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深入生活前沿，勇于直面现实，敢于亮出思想之锋等等，蔚然而成一时风尚。
有时对批判的偏见来自对批判的误解。其实批判应该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批判并不是为了拆解现存的一切，其要旨在于完善人类与社会。“批判的态度并不一定就是消极的态度，更不能把批判性简单地视为破坏性。在许多时候，批判正是一种进取，是一种建设，是勇敢的探求。”李炳银：《生活与文学凝聚的大山——对报告文学创作的阅读与理解》，《文学评论》1992年第2期。因此，文学的批判不仅可用于异己，同样也适用于体内的修正；批判不仅在旧时代必要，在新社会也有它的使命，只是批判的性质与意义不同罢了。报告文学“这种批判功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批判那些反科学反民主的现象，从而使社会生活得到改善，建立起为社会发展而努力的充满活力的文化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在过去因批判对象的相对确定而表现为战斗性，在今天则表现为一种思考的力量。”朱子南：《中国报告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4页。批判在不同的体制中，其情形有着诸多的差异。但批判作为报告文学的基本使命，作为一种文体精神，它并不应该因时缘事而有所不同。新时期报告文学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恢复并且强化了这一文体的批判功能与品格。
新时期报告文学批判的实现与当时社会启蒙思潮的盛行密切相关，或者可以认为，批判性的报告文学兴起适应了思想启蒙运动的需要，直接参与了思想启蒙运动。观照百年中国历史，可见大凡社会发生重大转折之际，常常会伴随出现启蒙思潮，其势颇为浩大。这样的启蒙思潮集中地出现在戊戌变法时期、五四时期和新时期。启蒙的要旨在于求得人的自由与解放，实现人之为人的目标。康德时代的启蒙意指着人类从自然王国中发现真理，从宗教神学的思想禁锢解放出来，用真理取代迷信；20世纪中国的启蒙则主要是拆解封建性的传统文化，用科学去除愚昧，用民主荡涤奴性。正是在人的发现与解放这一主题上，研究者发现了新时期与五四的共同之处，将两者关联起来考察两个时段的文学景态：如果说，新时期文学一开始就引起我们对“五四”文学的联想，那首先是因为这两者都透露着一个历史转型期所特有的强烈的启蒙意识。“五四”时期面对的是蠕行数千年的封建蒙昧主义，亮出的是“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新时期面对的是强施横暴的“四人帮”，是以极左手段推行的封建禁锢主义，亮出的则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号，其实质自然包含了对反科学、反民主的“权威中心”的自觉挑战。陈美兰：《“文学新时期”的意味》，《文学评论》1994年第6期。 在以启蒙为时代主题的时期，知识分子当然是或应该是社会主角。知识分子特称中所包含的启蒙性、批判性使他们选取适合自己的方式掀动思想启蒙的大潮。“五四新文化就是知识分子在庙堂之外自建的一所‘广场’，它构成了一个介于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知识分子的领域”陈思和：《民间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见《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与此有所不同的是，在新时期现代文化建构中开始走向自觉的知识分子，他们所拥有的启蒙话语，除了自设的有别于主流话语与民间话语的以外，相当部分顺应了主流话语建设的需要。主流意识形态所奉行的改革开放的国策，所推行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需要对历史上特别是“文革”极“左”的观念进行拨乱反正，需要对现实中阻碍改革开放的诸种存在加以清除；身受极“左”路线戕害，又在现实生活中招致不公不平的大众，在民主法制建设并不完备，新闻渠道尚不畅通之际，指望文学充当他们的代言人，借助文学倾诉他们的积郁与惨痛，批判种种反民主、反科学的丑恶现象。由此可见，启蒙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话语。新时期文学的轰动，就其题旨而言，主要是具有启蒙意义的文学的轰动。民族在启蒙主旋律中的共鸣，正是造成文学轰动的重要原因。
在新时期启蒙文学中报告文学是不可忽视的。有学者曾指出：如果说“五四理性精神（以科学、民主为核心）主要体现在鲁迅杂文和小说中的话，那么，新时期的理性精神则主要体现在以问题报告文学和改革报告文学为中心的报告文学中。”章罗生：《新时期报告文学概观·绪论》，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这一观念有着概括不周的不足，但它对鲁迅文学与报告文学所阐扬的理性精神（实指启蒙精神）的强调无疑是符合文学史实的。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的启蒙意识是自觉的。在他们看来，报告文学并不是一般的文学样式，而是作家观照社会又直接作用于现实的体现他们社会职志的一种独特的方式。他们“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把对社会生活的认知、观察、思考这种理性的成果，用文学形象的方式拓展出来，交代给社会，在社会上起启蒙作用。”麦天枢语，见《1988·关于报告文学的对话》。面对新的社会存在，基于对文体功能的重新体认，正像写作了《胡杨泪》等作品的孟晓云所说：“报告文学作家在不断更新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同时，增强了参与意识、忧患意识和对历史与现实严峻的批判意识。”孟晓云语，《面对方兴未艾的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作家、评论家对话会记实》。这样他们所运作的文体就不再仅仅是以歌功颂德为主的新闻类文体，只起到表扬好人好事、讴歌新生活新气象的宣传作用，而是理性地报告社会现实，灌注主体思想元素并能启发读者思考的具有多种功能的写作方式。
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给出了“新时期意识”概念并对它的存在形式作了提示：“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新时期’意识，其核心是以‘科学、民主’为内容的对于‘现代化’的热切渴望。这种意识表现为两个主要层面，一是在与过去年代（‘文革’）的决裂和对比中，来确定未来道路，另一则主要是反观‘历史’作出的发问和思考。”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新时期”意识自然不会随着历史的推进从天而降，它的确立是以反科学、反民主的封建意识的破除为前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伴随着思想文化的启蒙才开始生成“新时期”的意识，或径言之，启蒙意识在特殊的语境中也就是“新时期”意识。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中凸现的启蒙主题主要反映在两种时间向度的题材中。一类是即时性的现实题材，旨在揭露，以引起思考疗救；另一类是历时性的历史题材，反思往昔以有益于来者。
报告文学的新闻性特征决定了这一文体应以现实报告为要务。新时期的改革开放，顺应了时代潮流，取得了巨大的历史进步，因此现实的景况就其主导面而言，自然有春风骀荡，有艳阳朗照。报告文学作家感受民族复兴的盛景，写作了大量讴歌新时代的作品。张锲的《热流》、程树榛的《励精图治》、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等或放眼一方地区，或关注一个单位，或检视一种类型，将赞歌奉献给了改革开放。柯岩的《船长》、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鲁光的《中国姑娘》、袁厚春的《省委第一书记》、李存葆、王光明的《大王魂》等对新的民族脊梁作了深情的礼赞。但报告文学作家存在价值并不仅仅是像夜莺一般，作歌手深情的咏唱；承担社会责任与使命的关怀着现实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为现实的进步而欢欣，但他并不满足于这样的进步。他在关注进步的同时，往往更留心与进步同在的落后。知识分子品性很重的报告文学作家许多时候是理想主义者，他以理想的标高衡量现实的景况。这样对现实的思考，伴随着批判的思考就发生了。启蒙思潮盛行之际，大约也正是知识分子激进之时。激进的知识分子更热心地关注社会，尖锐地批判其中存在的问题。在我看来，在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中甚为活跃的刘宾雁、苏晓康等就是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激进的问题是显见的，王元化曾以为激进者往往“思想狂热，见解偏激，喜爱暴力，趋向极端”王元化、李辉：《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收入《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但在报告文学的界域内，刘宾雁、苏晓康的报告文学是具有文体意义的。这种意义就在于他们召唤报告文学作家着力恢复这一文体批判的本性。
论及新时期现实批判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这一作品是不应该被删除的。作品发表于1979年第9期的《人民文学》上，当时许多作家正倾心于报道知识分子的先进典型和文艺体育界的明星等。《人妖之间》直接以现实反腐败斗争为题材，开了新时期以批判为主题的报告文学的先河。作者以大贪污犯王守信发迹的历史与为非作歹的事实为基本线索，揭露了在一个特殊的政治生态中围绕王守信所织成的关系网络，对王守信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作了思索，所提出的“人们啊，要警惕！”的告诫耐人寻味，发人深省。与严重腐败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些触目惊心的践踏民主的事件。启蒙的报告文学以对反现代的封建专制的挞伐，以愤懑的呐喊呼唤对于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与维护。苏晓康的《洪荒启示录》将摄照的镜头对准了80年代中期发生洪荒的河南灾区。作品所叙写的材料让人难以置信，却又是发生过的或正在发生的事实。天灾固然使人生活难耐，而人造的祸害更令人心悸魂惊。“全村里家家户户还住茅庵，一到春荒就断粮的时候”，村支书却“开始悄悄发家了”；村里吃“公”饭的有十四人，“支书的三亲六故占去了十三个”；村民状告恶支书，换来的却是被公安局拘留。村民不知狗的主人是公社书记，将被汽车轧死的狗吃了，招致的竟是向狗的主人下跪、罚款、游街示众的惩罚。这种作践人的举措竟然在“党支部和队委会两个班子的联席会议”上被“郑重其事”地通过。面对这样的景况，新闻或许由于种种原因保持缄默或语焉不详，而正是在这时报告文学作家出现了。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邪恶公之于世，这表示着正义、理性的存在，表示着作家人道关怀的价值取向。也正是在这里，批判性的报告文学显示出其独特的意义。
1943年出生的陈祖芬，是新时期一直钟情于报告文学的重要作家。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的许多作品表现着一种抒情的魅力，《祖国高于一切》、《中国牌知识分子》等洋溢着沁人心脾的真情。但不足显然同在，这就是将复杂的现实作了简单化的处理，使作品少了些生活的质感。当陈祖芬的创作转向表现改革开放主战场时，作家在为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欢欣鼓舞的时候，明显地感受到改革是一场革命的内涵与分量。她的《解放》记录着作者新观察、新思考的成果。作品以人的解放为主题，选取“我要你听话，你不得不听话”等若干典型材料，真实地反映了阻碍改革开放进程的官僚主义和压制人才的陈腐观念，以为“一切的解放归根结底是人的解放，是人的能力、智力、精力、活力的解放。”《解放》对于现实的思考与批判，使陈祖芬的创作获得了一种对于报告文学来说十分重要的力度。
在新时期报告文学中，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是一部充满沉重感的因而更见深度的作品。作品结语“我们生活在一个只能充满忧虑的时代”，反映出它的题旨以及基调。麦天枢涉及的是一个有关贫困的话题。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化，甘肃定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人民无以为生，于是国家财政投巨资实施大规模的西部移民工程。麦天枢似乎并没有具体直接地报道这项用心良苦的宏大的工程。他在以简笔描写出“没有一棵树，没有一丝绿”，缺乏“人类和一切生命最基本的生存资源——水”的“上帝的弃地”图景后，以“灵魂干渴么”、“富饶的生命”、“好人不如好神”、“‘优越性’叹息”、“‘老儿子’速写”、“乞讨艺术家”等一系列充满隐喻性的标题，具体而深刻地报告这一地区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与《人妖之间》、《洪荒启示录》、《解放》等反腐败、反专制主题不同的是，《西部在移民》将普通大众作为思考的对象，它所揭示的实际上是一个反愚昧的主题。读这部作品，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那些展示国民劣根性的杂文、小说。在麦天枢看来，西部的贫困，不仅在于自然条件的贫瘠，而且更在于人的精神的荒芜：贫困，作为瘠薄的土地与繁荣的人口的私生子，尽管它不合我们的时代观念，但它毕竟出生了。
社会在分发它的优越性的时候，不知不觉把人的品质中腐朽的依赖性充分地挥发出来，使大片土地物质的贫困又陪伴着精神的贫困，使人性的沙漠浩瀚无垠。启蒙，就是启发蒙昧，按康德的表述，“就是人类距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页。西部人的贫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缺乏人类应有的理智，还处于“不成熟状态”。麦天枢将这种状态揭示出来，目的在于唤醒贫困者的理智，以获得疗救自新。这比一般地对移民工程作一番歌颂也许更有意义，因为人类最终的脱贫需要的就是他们精神的脱贫。
问题报告文学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一种重要的存在。所谓“问题报告文学”，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或界说，其基本特征是“不再以某一个单一事件或人物为中心，而是环绕着某一个具有广泛社会性的，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为中心，进行选材和采访报告。”李炳银：《“问题报告文学”面面观》，《解放日报》，1988年1月26日。报告文学本来就应该是关于“问题”的，反映历史前进中存有的诸种不足是这一文体题中应有之义。使这成为问题的倒是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拒绝了报告文学对于问题的报告。之所以将其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加以命名，是因为到了80年代中后期，这一类作品被集中地批量地推出了。这一类作品反映的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交通问题（《中国的要害》）、独生子女问题（《中国的“小皇帝”》）、婚姻问题（《阴阳大裂变》）、教育问题（《神圣忧思录》）、人才外流问题（《世界大串连》）、高考问题（《黑色的七月》）、体育问题（《强国梦》）、环境问题（《北京失去平衡》）等。应该说，问题报告文学在采写方面存在着不少缺陷，但它的价值是不能被否定的。在我看来，它的主要的价值就在于这一类作品以一种规模化的强势，警示我们民族应该怀具一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我们虽有居安思危的古训，但苟且偷安者不乏其例。更有甚者，到了文革这样国家已经濒危的境地，仍在宣传“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不知有危，以危为安，这正是糊涂愚昧的表现。因此，当改革开放起局初胜而推进发展机遇与挑战同在之际，问题报告文学所表达的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对于我们就不啻是开了一方清醒剂。
霍达的《国殇》其题旨和写法，在问题报告文学中颇具代表性。作品反映的是知识分子问题，《国殇》的文题使全篇弥漫着一种浓重的悲剧氛围。作者选取数学家张广厚、戏剧家王振泰以及谢以铨、徐志英、高建民等著名或默默无闻的中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惨痛个例，对我们曾经有亏于知识分子的历史作了叩问，对知识分子现实的生存遭际作了质询，对中年知识分子——“他们是一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造就的、久经考验的‘良种’”的崇高品格作了由衷的讴歌。作品并不只是将惨痛的材料作陈列展览以赚取读者的眼泪，更能就这一关系国运兴衰的重大问题作出深刻的思考：我们曾经为抢救大熊猫、为修复长城发动了千家万户募捐，连娃娃们都省出了买冰棍儿的硬币，唯独没有为我们的知识分子掀起过这样全民族的热忱。大熊猫是国宝，知识分子更是国宝；长城是民族的骄傲，知识分子更是民族的骄傲。在科学与文化已成为社会进步杠杆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是我们在科学文化的激烈竞争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笔巨大财富，是用血肉和智慧筑起的一道新的长城！
人才的早夭和流失严重地威胁着四化大业，一代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影响了两代人，我们不能以民族的前途作抵押！这样的反思与警告着实振聋发聩。这正是作者对民族爱之浓、思之切、忧之深的一种真切的体现。也正是在这里，《国殇》等问题报告文学表现出了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关怀的职业精神。这是以社会人生观照思考为职志的知识分子所不可缺少的一种品格。
报告文学作家在致力于现实批判进行思想启蒙的同时，注意拓展题材，通过对具有某种新闻价值的历史事件的报告，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诉求着对于人类理性精神的维护。历史报告文学或称史志性报告文学，是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的一种创造，但并不是历史题材的纪实性作品都可纳入报告文学的系列。历史报告文学其题材是历史的，但又具有新闻性。有些历史材料，由于当时诸种条件的限制，成为“冷冻新闻”而鲜为人知。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为解冻这些史料提供了合适的气候。原本尘封的沉入历史瀚海的人物事件对于接受者依然具有新闻的价值。同时新的历史条件为作家对历史作出新的阐释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这种新阐释将历史与现实勾连了起来，使历史材料具有了某种现代意蕴。历史报告文学正是历史与现实的一种对话形式。
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回溯历史的时间跨度很大。从离作家写作现时不远的文革，到百年前的晚清，在近现代和当代历史的广阔背景中，捕捉有意味的对象将其推置现实的前台。有些作品既有历史的真实性，或可填补某一史料的空白；又有文学的艺术感染力与哲学的思辨力，让读者从感受历史与人生的悲情中，领悟把握现实的意义。其中重要的作品有反思批判文革的《历史沉思录》（胡平、张胜友）、实录“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的《文坛悲歌》（李辉）、披露鲜为人知的战俘生活的《志愿军战俘记录》（大鹰）、再现日寇暴行的《南京大屠杀》（温书林）、叙写红军一部坎坷历程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董汉河）和全景摄照北洋水师建军败绩历史的《海葬》（钱钢）等。
俄国杰出的民主主义思想家赫尔岑对历史与现实之间存有的关系作过揭示：“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转引自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报告文学作家在思考现实问题时，从过往的史实中寻找思想性的资源；或在探索历史事件时，进行富有现代意味的阐释。一些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其间的历史被作者作为一种背景或作为一种手段运用着。作者表言历史，而内视现实，叙写历史的得失，以知照现实之人，使人们警戒以往，所谓“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钱钢的《海葬》正是具有这种价值取向的作品。作者在1988年写1888年的历史，作品并置两章“八八年”。前者叙历史之事，后篇写现实之景。历史与现实的对置比照，强化了作品的意旨。1888年建军时的北洋水师，其总吨位列于当时世界第四，位居美国之前。当时中国的工业也远比日本发达。但这样的光亮很快就熄灭了。钱钢在《海葬》中为我们指说着其中的原因：洋务方起，百废待举，守旧贵族，百般牵掣；国库日蹙，土木大兴，列强觊觎，歌舞升平。而李鸿章本人则在洋务企业中“植党营和，滥用皖人”，“工厂活像衙门，门前冠盖如市”，“洋务大员，任意开销，私囊日充”，“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不一而足。在钱钢看来，这些历史的阴影似乎投给了现实社会，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腐败现象与历史上的一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他借历史的评说，讽喻批判现实中的弊端。
改革开放旨在建构一个充分激扬人的原创活力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基本规约就是要充分地尊重与维护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促进人的独立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生成与强化。而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十分深厚的国度，即使历史已行进到了新的时期，但反科学、反民主的现象依然严重地存在着。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打出“科学”、“民主”的旗帜在新时期仍然应该高举。历史报告文学通过一些历史人物悲剧命运的叙写和历史闹剧的再现，表达的正是对于科学、民主精神的召唤。《文坛悲歌》叙述的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始末。本来应该只是文学界内的正常的争论，但由于政治权力的直接导演，而终于演绎成一场历史性的悲剧。政治权力的过度越界，其结果必然导致对人的民主权利的重创。而这又会加剧人对政治权力的恐惧，从而放弃自我，屈从于非理性的政治话语。历史就这样进入一个背离现代文明的怪圈。文化大革命正是政治权力恶性膨胀与大众现代迷信合谋的结果。
胡平、张胜友的《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就是一篇反思现代迷信社会心理的作品。两位作者是当年的红卫兵，作品所写，真切求实可以为史。他们后来又是善于思考的知识分子，对当年闹剧的沉思，是立足于现代观念之上的一种深层的思索。他们从民族文化心理的视角考察那一段曾使中国历史倒退的岁月。中国特有的文化生态使中国人的理性精神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传统的大众文化心理是服从和依附。长期的封建统治，使人丧失或弱化了作为人最重要的独立品格，惰于对事物做深层透视的理性思考。万事定于一尊，迷信、盲动的民族的积习就日渐生成。发生文革这样的历史大悲剧，最高领导者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民众的干系也是无法开脱的：“虔诚、盲从，好比‘TNT’炸药，幼稚和狂热，好比超级雷管，一经煽风点火，就炸啦！”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正是这样发生的。胡平、张胜友大声疾呼：“迷乱的时代多么需要清明的理性呀！”其实远离愚昧，亲近理性也是迈向现代化征程的中国人的基本选择。
报告文学作家作为社会中人，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着时代精神的塑造。新的历史时期从荒唐的岁月中走来，昨夜的梦魇依然令人心悸。这样进行社会新启蒙就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怀具社会责任感的报告文学作家，以非虚构的写作方式，对阻碍社会进步的种种存在进行深刻的批判，从对现实与历史的观照反思中，激扬人类应有的理性精神。这是他们对新时期作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贡献。没有其他时候能像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家这样更具有自觉的批判意识了：“只要社会有问题存在，有阴暗面揭露，报告文学就应该去反映。它就是为社会进步存在的。如果社会问题在那放着纠缠于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抛弃了问题，去歌颂那些没有必要歌颂的东西，这是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的良心所不允许的。”麦天枢语，见《1988·关于报告文学的对话》。新时期的许多作家将良心奉献给了一种独特的文体。他们以报告文学的批判性、启蒙性赓续了五四文学的基本精神；同时新语境的存在，主体新质素的生成，又使这一文体获得了某种现代品格。
三、 文体转型：走向开放的报告文学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百年中国报告文学因为社会文化生态的演化而居于不断的流变之中。从文体渊源的角度视之，报告文学关联着新闻和散文。报告文学从新闻中分化而出，它的文学化（主要是散文化），使之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新质的文学形态。报告文学文学化的进程由于战争环境的制约与需要，也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主要向着通讯化的方向发展。通讯化的报告文学体式比较简短，内容比较单一，主题取向明确；通讯是一种导入了文学因素的新闻样式，因此通讯化的报告文学也有文学（散文）的精致与情采。报告文学的小说化是新时期前期这一文体的一个重要体征。早在30年代茅盾在他著名的《关于“报告文学”》的专论中，就对报告文学的小说化作了阐释，认为：“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等等。”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1期，1937年2月20日。但其时及其后小说化的报告文学作品并不很多。而到新时期初期，理由、陈祖芬、黄宗英、柯岩、徐迟等人报告文学小说化的倾向已十分显见。理由曾说：“我是习惯于用小说的手法来写报告文学的。就表现形式而言，我甚至感觉不到报告文学与小说的写作有什么区别。它们同属于叙事性的文学体裁，使他们在艺术上天然接近。我认为，小说的一切技法在报告文学中都可以采用。”刘菌、理由：《话说“非小说”——关于报告文学的通讯》，《鸭绿江》1981年第7期。小说化的报告文学注重表现人物的命运历程，求取情节的相对完整，重视运用文学化的表现手法。这类作品与通讯化的作品相似，其格局大多见小，内存的容量一般不大。
到了80年代中期，以全景、集纳方式观照对象的宏观报告文学迅速崛起，并成为报告文学文类中的主要样式。这时，原来将报告文学当作小说写作的理由，也以《香港心态录》等作品改变以往的模式。陈祖芬从1984年起，开始写作“经济与人”的系列作品，共发表了以《挑战与机会》为总题，包括《挑战与机会》、《全方位跃动》、《经济与人》等11篇报告文学。这些作品与她的《祖国高于一切》等已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些情形表征着报告文学文体的内存与外景发生了全新的转型。改革开放时代全新的社会生活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客观条件，而报告文学作家主体意识的不断自觉，观念、文学观念的不断更新，思维方式的改变等，是造就文体新变的根本的内因。人们对于报告文学的认识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具有边缘性的综合性的特点的文体。报告文学“通过综合——问题的综合、专业的综合、社会性与文学性的综合——解剖急需解剖的社会矛盾。”冯立三语，见《太行夜话——报告文学五人谈》，《光明日报》1988年9月23日。“报告文学愈益与小说分道扬镳，各奔东西，无论从何种意义来说都是一种好事，是一种进步。报告文学应该寻找自己的特点，发挥自己的优势。”吴国光：《这一天，新绿跃进眼帘》，见《1985—1986全国报告文学笔谈》，《报告文学》1986年第12期。报告文学作家开始建立一种以信息传播为务，以理性张扬为旨，通过增大信息流量强化主体思辨力度的新的文体观念。开放的时代，报告文学文体正走向全面的开放。
从微观走向宏观。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报告文学文本的气象变得宏大了起来。《中国农民大趋势》、《中国的“小皇帝”》、《中国大学生》、《唐山大地震》等一批作品篇幅开始见长，一般有三四万字，有的甚至达二三十万字；写法上打破以往报告文学通常采用的闭锁结构，并不局限于一人一事或一人数事、数人一事的小格局报告，而是以“全景”、“集纳”的方式，整体地全面地报道某一重大事件、现象或问题，广角地表现社会生活中芸芸众生的群像，作品负载的信念容量明显地增大了。报告文学的扩容，这显然是为了适应报告变化了的生活的需要。陈祖芬曾指出：“及至改革进入到今天，呈现在我面前的是社会的一个一个横断面，是一个一个群体的形象。如果囿于一人一事的报告文学，传递的信息量太有限。”陈祖芬：《挑战与机会·选择和被选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时代的改革开放，催发了作家的宏观思维能力、系统思维能力，使他们的思维模式开始与时俱进地发生变化，思维呈现出更多的开放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由点的思维趋向面的思维，由面的思维转为立体思维；由单向的顺从式思维化为可逆的双向思维乃至多向的辐射式的思维。
报告文学主体及客体的变化，要求建立起相应的新的报道模式。就结构而言，需要改变原来虽然精致，但容量过小的构架，设置便于反映宏观对象的开放灵活的结构。通讯化或小说化的报告文学，要求作品的结构“完整，首尾照应，中间无缺陷，进一步则要求严谨，环环相扣，无懈可击”涂怀章：《关于报告文学的写作》，《武汉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包括这种结构要求在内的原有的写作范式，由于宏观报告文学的崛起而变得不合时宜，受到了质疑：“综合报告文学的出现，使我怀疑过去奉为圭臬的一些研究和衡量报告文学的范畴是否适用？是否还那么重要？”吴国光：《报告文学：在繁荣和困惑中寻找超越》，《报告文学》1988年第3期。报告文学作家开始了文体结构的改造，他们从小格局的封闭结构模式中走出，创造灵活可控、多变自如的开放式结构。这样体式由小巧转至宏大，由闭锁变得通达，全无结构的小家子气，而呈现出一种恢弘博大之势。宏观结构的作品没有“从一而终”的中心人物，没有贯穿首尾的中心事件，也没有一统全篇的基本线索，作者只是根据主题表达的需要，摄取集纳众多的人事物象并作出具有理性色彩的思辨。作品的结构犹如建筑用的脚手架，可以根据施工的需要进行任意的调节。这样，也就为作家自主地观照社会生活创造了一种自由的空间。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开放性结构主要有三种样式。一是“卡片”式结构。李延国的《走出神农架》尝试着运用这种结构技法。全篇100节，如同100张卡片的组合。“卡片”之间既互有关联，又独自成节，长则千字以上，短则寥寥数语，或记事，或写人，或报道现实，或回忆历史，作者信手拈来，在宏大的时空背景上自由地择取需要表现的材料，使作品负载有密集的信息量、博大的生活容量以及由此生成的冲击力巨大的思想“当量”。二是“板块”式结构。这类作品根据表达的需要，常在总题之下划出若干个“块”，“块”与“块”之间是并列的，每一个“块”表达一个意群，每一个意群由相应的材料支撑。“块”的设置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孟晓云的《寻找中国潮》采用的即是“板块”式结构。作者将全篇切分成两个板块：“上篇：变化中的中国”和“下篇：困惑”，每一个板块由若干个小块组合而成，组合的灵活性很大。三是点面结合的辐射式结构。采用这种方式结撰作品，作者精选若干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个别材料，对此作较为具体细致的叙写；然后在“点”的基础上通过概写性质相似的人物事件组合成连类相从的“面”。这种结构既没有小格局作品容量单薄的不足，又免除宏观作品易生的材料芜蔓、结构散沓的缺陷，在微观与宏观的契合中形成优化的报告文学结构。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连》并没有推出更多的现象，作面面俱到的观照，而是能点面统筹地结构全篇，在深（点）与广（面）两个维度的结合中，对出国热这样的大题材作出立体的报告。
结构开放的宏观作品具有相当大的表达自由度，与此相生的优势是这种作品反映生活的广度得到了有效的拓展，一篇之中往往可以见到对象的全景。李延国是新时期对宏观报告文学情有独钟的作家，他写作的《在这片国土上》、《中国农民大趋势》、《走出神农架》等作品境界开阔，字里行间透出胶东人阳刚之美。《中国农民大趋势》是一篇全景地反映农村改革状貌的作品。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农民身心的新变，显示着社会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李延国以其对生活特有的敏感，洞察出题材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作者不从个体微观的角度构篇，而是从“大”字落笔作文章。全篇九章，十万余言，既展示了农村令人欣喜的物质变化，更全面地报告了农民精神观念的种种更新和确立。这种更新和确立的观念包括商品、金钱、知识、信息、审美等。一部《中国农民大趋势》其实就是一幅关于农村改革的特大全景，一幅动态的什色纷呈的立体图画，具有一种断代史式的意义。这是一般微型结构的报告文学所不具有的。
从文学走向杂学。在以文学为正宗的观念中，作者和研究者都认为报告文学首先应该是一种文学样式，作品的写作理所当然地应该注重文学性。基于这样的认识，许多报告文学作家“确实把报告文学当作文学来写，而不是当作报告在写。”梅朵：《陈祖芬报告文学选序》，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但后来的情形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的表达的需要，要求作家从新的更多的视角去看取体认社会生活。作家不仅从文学的角度去观照生活，而且也从新闻、历史、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角度去表现生活。这成为80年代中后期报告文学创作中呈现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如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一样，报告文学必将摄取更广阔的生活面，容纳更多的信息，与经济学、社会学、科技、哲学、心理学等等广结良缘。越来越多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希望从报告文学中看到现代人的活动，从而获得更多新的信息、新的思想、新的哲理、新的情绪。”陈祖芬：《挑战与机会·后记》。像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袁厚春的《百万大裁军》、陈祖芬的系列作品《挑战与机会》等无法备列的篇什，作者大多采用复合的视角观照报告对象，作品内存信息的“立交”情形清晰可见。这些作品所展呈的不再是一张平面镜，而犹如一架多棱镜，读者借此可见由此折射的生活七彩、世象万态。这些作品中有文学的华彩情韵，但更不乏新闻的时效真实、历史的客观详考、哲学的思辨理性、社会学的明细调查等等，作品的属性“浮动”于文学、新闻、历史、社会学及其他诸种领域之间，成为杂交型的边缘性文体。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就是一部具有多功能的煌煌之作，它“是作者为今天和明天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震学家、心理学家……为我们整个星球上的人们留下的一部关于大毁灭的真实记录，一部蒙受了不可抵御的灾难的人的真实记录。”徐怀中：《唐山大地震·代序》，《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3期。这部作品之所以具有多种价值，会给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读者以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获取，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者并非只从文学这一视角去反映这一特殊的事件，而是冷静地全方位地观照着震惊中外的自然惨剧。
报告文学视角由相对单一的文学视角转至开放的多样性的视角，这使80年代中后期的作品与此前的报告文学划出了分界，形成了“文学化的报告”与“报告化的文学”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新时期前期的作品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文学化的倾向，这些作品注重形象的塑造，注重情感的渲染，注重感染力的强度，而此后的作品则比较多地表现出一种报告化的趋势。所谓“报告化”就是作品中文学的因素被弱化了，作者看重的是作品传播的信息以及基于信息而展开的思辨，因而求取作品信息的大流量。这样就有了“集纳式”、“全景式”报告文学的大量推出。报告文学的“报告化”，使一些作品差不多成了相当专门化的报告。孟晓云的《多思的年华》，其副题标 “中学生心理学”。由此可见作品并不是一般地叙写对象的学习与生活，而是将中学生作为一个研究的课题。当然这种研究并不完全以逻辑化的推演方式展开，而是从心理学的角度通过具体化的材料揭示中学生对人生、对世界、对于他们自己的独特认识，还原出对象活生生的真实可感的心理世界。作品共分四章：《哦，老师》、《哦，爸爸妈妈》、《哦，我们》、《早恋》等，分别反映中学生对直接影响他们心理的四种重要存在的体认与评价。作者将常常为家庭、学校和社会所忽视的中学生心理隐秘加以报告，其用意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中学生“他们不仅需要教育，需要爱，也需要理解”，“让我们向社会、向学校、向家长们呼吁，都来理解你们的孩子，理解你们的学生吧！”
在文学化的作品中，人物是中心，人物表现本身就是写作的重要目的；而在报告化的作品中，问题、现象等是中心，人物的片断叙写只是为了说明某种问题、现象的存在。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并没有专写某一乞丐或丐帮的人生命运，而是通过展示丐帮隐形的生存状态，反映一个颇为特殊的社会现象。这是一个属于社会学研究范畴的课题，贾鲁生的写作方式也具有社会学研究的一些特点。他曾对4个城市的400多名乞丐进行调查；为了获得对丐帮生活的真切感受，作者化装成乞丐混入丐帮长达数月之久，这比社会学工作者常进行的野外作业与实地调查更为艰辛。贾鲁生并不只对报告对象作出一般的价值评判，而且还对这一特殊的社会问题的解决进行思考：人们还不善于把“变废为宝”的方法用于乞丐。假若能办一些乞丐农场、乞丐工厂、乞丐公园，把分散在大街小巷的乞丐全部集中起来，把他们的体力、智力聚合在一起，那将会产生多么远大的能量啊！把废物变成宝物，把乞讨者变成创造者，这本应是今天的原则。这样的设计在现在当然只是一种乌托邦，但作者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已体现了知识分子心系天下的品性。新时期报告文学视角变化后所出现的“报告化”倾向，使一些作品变为某一专题材料的堆栈，由于文学性的流失而影响了作品的可读性，但“报告化”的作品又使报告文学总体上拥有了一种多质性。
从政治走向文化。从报告文学文体的历史传统看，它具有某种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在政治文化制导的时代，报告文学更成为政治的对应物。社会生活的全面政治化，使以此作为直接的反映客体的报告文学成为政治化的文体。应该说，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方式，关注报告重大的政治题材反映了这种文体的体性。但这种关注报告应该体现主体独立而理性的话语立场，并且对政治题材的反映应该是报告文学写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应该成为这种写作的全部。在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写“中心”、写“政策”的语境中，报告文学所写差不多全是政治性的题材。不说其中有些政治题材有悖于历史的逻辑，仅就题材本身而言就显得单调而令人乏味了。
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的质变。虽然政治话语的强势依然存在，改革开放作为一场革命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地运作，这场革命促成了现实的多样性存在。政治是一元的，但经济、文化等由于开放变得多质而丰富了。文学也被演绎得多姿多彩。时代对作家写作自主的某种承诺，使走向自觉的作家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写作。这个时候，报告文学在政治的领域中仍然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具有启蒙意义的报告文学，这是新时期报告文学中最具价值的部分，正是作家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参与政治的结果。但另有显见的事实存在着，这就是报告文学苑圃的风景有了多种色调。报告文学不再被视为是特定阶级的一种文体，报告文学作家在作政治关怀的同时，开始移情于他物，部分地疏离政治话语，倾心于报道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是一种文化关怀，是对一种普泛的人类精神的亲近。
理由的《中年颂》在全国第一届（1977—1980）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显得有些特别。与同时获奖的《哥德巴赫猜想》、《人妖之间》、《命运》等不同的是，作者选取的是一种边缘性题材，并不具有重大的政治性；按照通常对新闻的理解，作品的主人公索桂清甚至也没有多少新闻性。《中年颂》的获奖，标志着文化型的报告文学开始被接纳了。索桂清“她不是科学家，她的文化程度只有初中三年级。她不是音乐家，她每天要听八小时的刺耳的噪音。她不是作家，她的作品从来没有署过个人的名字”，她只是一家毛纺厂的一名普通的挡车工。而这样的主人公连所谓的先进事迹也没有，有的只是零碎的有关家长里短的故事：“六年中，她先是为母亲送了终，继而又死了父亲，婆婆生病，孩子生病，她自己也累出病来……而她始终出满勤，干满活，使满劲。”理由通过述说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揭示了凡人生命的价值。索桂清在这里被作为中年的象征——“社会的壮工，国家的筋骨”，他们艰苦的生活状况，负重的工作职责，质朴的精神风范，让人心忧更令人感奋。韩少华的《继母》更具有文化的滋味。作者以“好吃莫过蜜糖，难当莫过后娘”的谚语领起全篇。深厚的传统文化将继母凝固成一种阴险、刻薄、凶残、冷酷的形象，而韩少华笔下的继母，“默默地承受着世代沿袭下来的种种传统成见和世俗压力”，“用自己粗糙的双手和炽热的心，从悲恸、艰难和疑虑中，建设起一个美满家庭”。《继母》一篇在浓重的文化氛围中，用一系列生活化的细节，完成了对一位平凡而崇高的母亲形象的塑造，咏唱的是一首真挚的博爱之歌。《中年颂》、《继母》等作品的出现表示着报告文学取材与主题的部分转移。这种转移促成了报告文学和普通人的生活发生直接的联系，拓展了报告文学的表现空间。
文化关怀的作品更多见于问题类报告文学。这类作品由于取材与题旨的非政治化，避免了政治类问题报告文学与现实之间可能发生的紧张关系，因而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写作环境。《阴阳大裂变》、《中国的“小皇帝”》、《中国文化凝重的撞击》等作品都属于文化类问题报告文学。这类作品因着题材的别致与对报告对象文化透视的新颖，引起了各方面的兴趣和关注。《中国的“小皇帝”》将独生子女的问题推至读者面前。作者将问题置于“我们应该怎样缔造历史”高度观照思考。所谓“小皇帝”就是“那些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及父母用全部精力供奉起来的、几乎无一例外地患了‘四二一’综合症的孩子——独生子女们”。在作者笔下，这些独生子女营养过剩，教育不良，好逸恶劳，自由任性，专横跋扈。现象发生在独生子女身上，但重要的原因在于家庭、学校教育的失当。问题普遍地存在于现实之中，而文化之根却深植于历史的土壤。父母与长辈对独生子女的溺爱，源于民族的传统观念：“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民族心理，生儿育女，是天经地义的职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的说法便是证明。”虽然改革开放正在改变人们许多旧观念，但人们“依然是安安分分地做着传宗接代的事，将自己的全部奉献给自己的下一代”。有一类环境保护题材的报告文学，从一个颇为特殊的角度表达了作者对人类生存环境与精神品性的忧虑与反思。环保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命题。人与自然的和谐为人类营造富有诗意的栖息地。但现实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严重恶化，环境破坏成为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景中，环保题材的报告文学显示出它的独特的价值。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徐刚的《伐木者，醒来》等作品，将严重的环境问题凸显了出来。《北京失去平衡》报道的是北京“水危机”：“生命之母，一切生灵赖以生存的水，在北京已被榨取到惨不忍睹的地步！”作者通过展示水危机惨不忍睹的景象和人在这种危机中诸种尴尬窘迫的形态，对人类自身精神的某种失落作了批判。水的危机——自然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导源于人的精神危机，这是优秀的环保类报告文学所阐释的一个深刻的主题。
在20世纪的报告文学史上，30年代与新时期写上了它们各自的辉煌。而仅就这两个时段的报告文学相比，无疑后者的实绩更见丰硕。在报告文学的创作规模、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思想深度等方面实现了对30年代同类创作的整体性超越。最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是，新时期开始建构的开放多元的现代文化生态，为报告文学作家的人格自主和精神原创提供了一种历史性的机遇。走向自觉的报告文学作家只有到了这时，才开始真正地运用自己的话语独立地写作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成为他们关注现实，参与人文精神重建的一种独特的方式。也只有在这时，报告文学的批判功能被恢复并得到了强化。主体的自觉促成了文体的自觉。开放的时代，报告文学走向了全面的开放。开放的报告文学呈现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真正的繁荣。一大批作家，如徐迟、柯岩、理由、黄宗英、陈祖芬、李玲修、孟晓云、刘宾雁、苏晓康、麦天枢、乔迈、李延国、钱钢、贾鲁生、袁厚春、胡平、张胜友等，他们在新时期差不多成了职业化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将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演绎得波澜壮阔。
1988年与1936年一样被作为“报告文学年”而载入文体发展的历史。由全国108家文学期刊发起、历时一年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成为当年文坛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各家刊物共发表征文千篇，经评选，共有100篇获奖，其中《西部在移民》、《走出神农架》等10篇作品获一等奖。这一年报告文学作家对于文体研究的兴趣大增，年初《东方纪事》杂志发表了祖慰、乔迈等人的《报告文学七人谈》，岁末《花城》刊有苏晓康、贾鲁生等参与的《1988·关于报告文学的对话》，全年以作家为主的重要的讨论活动有五六次之多。这表明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开始有了一种理论的自觉。1989年的政治风波导致社会文化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后，90年代中国社会全面转入市场经济的轨道。而报告文学也一如人们所见的已风光不再。这样新时期报告文学也就成为20世纪报告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也是最后一次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