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报告文学的萌发生成时期。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态，从总体上规定了这一时期报告文学的形态与内质。社会的陡转剧变，民族的险象丛生，西风东渐中异质文化的深度影响等，使知识分子的职志发生根本性的变异。当然仍有士人耽幻于象牙塔之中，做着学问中人。但一大批志士不再安心营构个人的事业，而为时代大潮所吸引，并以自己若干的原创性，制造着吞吐万象的时潮。知识分子，不是个别，而是作为群体，以“社会时代的眼睛与代言人”的身份在历史的舞台上进行着集体性的汇演。而以非虚构的方式实录现实图景，表达主体社会关怀的报告文学，就是这些具有显见的“意识形态性格”的知识分子所新编自创的一个“节目”，其基本的主题是通过社会批判、秩序拆解、人道关怀、新知传播等表达新的社会理想和价值体系。林毓生在分析中国两代知识分子的心路时指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同二十世纪初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之间，尽管存在着许多差异，但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专心致志的却是一个有共同特点的课题，那就是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着手。”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发生期的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所创造的一种写作方式，它从一个方面表征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情志思想，具有显见的重要的社会启蒙意义。
发生期的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作者并没有一种明晰而自觉的“体”的意识，因为其时所谓的“体”正在自发地形成之中。唯其自发，所以其体是不完形的。因此，我们并不能用今天似乎是被范型化了的文体规则去衡定发生期的报告文学。我们论析发生期的报告文学，宜采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不从概念出发，不脱离特定的历史情景，举凡有新闻、有论理、有文学的杂性制作，都可视为初具报告文学质素的作品。
一、 取事与传播：制作的新闻性
论及报告文学的发生，有一种观点认为报告文学是“古已有之”的文体。持论者往往将古代的史传文学与晚生的报告文学视为同体。其实，史传与新闻（新闻文学）有着许多的区别：“其最著者有四焉：史之所记，不嫌其旧，而新闻唯求其新，此材料去取之异一也；史记事结论于末，新闻记事撷纲于端，此体裁先后之别二也；史之作穷年以成，而新闻记事一挥而就，此著述时间之殊三也；史乃史家之专业，新闻则具营业性，此性质上之差四也。因此四种之不同，遂使其离史之范围而独立。”黄天鹏：《新闻文学概论》，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版。作为精神文化载体的报告文学，是立于一定的物质文化基础之上的。报告文学的物质基础是近代工业的伴生物新闻业。因此，在它的文体基因中，自然存有新闻的特质。国际报告文学研究者巴克认为：“报告文学的物质基础就是报纸。它的存在是为了要给读者以新闻（News），读者在他早餐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世界动态记录的日志，他要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为何发生和如何发生等。”巴克：《基希及其报告文学》，《论报告文学》，泥土社1953年版。由此可见，新闻性是报告文学区别于史传文学的主要特质。我国近代新闻业始于19世纪中叶，盛于新旧世纪嬗替之时。与此相应，作者与读者的新闻意识渐次增强。这是影响新闻文体发展的重要原因。报告文学就发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中。
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可由多端释义。但我以为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取事与传播两个方面。取事求真务新为其前提；传播，是实现其文体功能的通道。取事求真，是纪实作品的通则，而务新，则是新闻文学制作的要素之一。新闻文学的务新，虽不像纯新闻（消息）那样刻意即时报道，但它也力求做到“快速反应”。这正是这类作品见重于读者的重要原因。近代作报告文学文体实验的作家，对此已有明确的意识。梁启超就说：“……报之所以惠人者不一端，而知今为最要。故各国之报馆，不徒重主笔也，而更重时事，或访问或通信或电报，费重赀以求一新事，不惜焉。”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重时事”，求“新事”，旨在获取报道的时效，正因为这样，新闻，包括报告文学总是会呈现出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时代特性。梁启超自己的创作就非常注意对当下社会生活中重大事件作迅捷的报告。十万字的长篇《戊戌政变记》，是梁启超以当事者的身份，所作的是反映1898年那场影响中国历史并为世界关注的政治事件全景的实录。戊戌政变发生于此年9月21日。梁启超为清廷通缉亡命日本，11月于横滨创办《清议报》（旬刊），12月便在该刊第三册上发表《戊戌政变记》。在那种非常时期，以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篇幅披露戊戌之变，这表明作者对作品新闻效值的重视。其后反映五四运动的《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亿万）和反映北伐战争的《从军日记》（冰莹）等作品，也都以对时事的迅捷报道而见长。
信息，是报告文学负载的主体。这种信息是一种包含新质而且具有某种旨归的社会性音讯。近现代转折期，王纲解纽，“天朝”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轰开。外敌入侵使国人深感民族生存状态的艰危，“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当时救亡的要务。时代的“先觉者”开眼看世界，周游列国，寻找强我中华的参照与方略。正是在近代相对开放的社会背景中，报告文学所载播的音讯，就不只是民族自身万象的描摹，而且也有域外列国社会情状的绍介。这样取海外人事物景为题材，就成为发生期中国报告文学的重要景观。这类作品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拟收录书籍百种，1985年出版的第一辑就有36种之多。这一丛书“专收一九一一年以前中国人访问西方国家的载记。……所有载记，以亲身经历、直接见闻为限”。“是中国人在近代走向世界的实录。”《走向世界丛书》总序、凡例，岳麓出版社1985年版。在这些实录中，有的仅记域外风景，“无关宏旨”，有的当时并没有刊布，直到80年代才被发现（如祁兆熙《游美洲日记》）。但的确也有如王韬《漫游随录》、李圭《环游地球随录》、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等作品已基本具备报告文学的属性。这种游记的内存与功能与原先的游记已有很大的不同。梁启超在自评《新大陆游记》时称：“中国前此游记，多纪风景之佳奇，或陈宫室之华丽，无关宏旨，徒灾枣梨”，而此篇则将风物异景“删去”，“所记美国政治上、历史上、社会上种种事实，时或加以论断”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凡例。。薛福成认为他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据所亲历，笔之于书。或采新闻，或稽旧牍，或抒胸臆之议，或备掌故之遗……于日记中自备一格”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咨呈》，《走向世界丛书》。。这种“破格”了的游记或日记，虽也描摹风物景致，但它所关注的主要是现实的政治上、社会上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人事，是一种负载社会信息而具有文学色彩的报告。这种报告对于闭关锁国之中的中国读者，特具新闻的价值。中国报告文学的这种情形与国际报告文学倒是“接轨”的。川口浩曾指出：“从Feuilleton到Reportage的推移，还是因为这些新型的旅行记而实现。”川口浩：《报告文学论》，《北斗》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20日。
报告文学写作是一种社会传播行为。它已不是“实利所归，一人而已”的私人写作，而是一种“公诸万姓”，意归大众的社会性写作。传播性成为报告文学的显性特征，也是报告文学主体实现其写作价值的必要条件。发生期报告文学作者的传播意识是较为自觉的。梁启超称言：“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胸中所欲言。”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应于时势”一语可作双解，其中既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正统文学理念，同时更反映了作者择取时事，应势传播，求速效于今的新的写作价值取向。基于写作意识在传播的思想，早期报告文学作者有“立言为公”的胸怀。康有为在《欧洲十一国游记》自序中说：“今欧洲十一国游既毕，不敢自私，先疏记其略，以请同胞分尝一脔焉。”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走向世界丛书》。这种“分尝”——传播，意在使读者从中获得对国际社会的某种参照，进而“冀收利国利民之效也”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序，《走向世界丛书》。。
再从发生期报告文学的传播方式看，许多重要的作品都曾首发于新闻性报刊上。李圭的《东行日记》发表于《申报》，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面世于《新民丛刊》“临时增刊”。20世纪20年代周恩来所作《旅欧通信》，连载于《益世报》。其时，不仅新闻类报刊登载报告文学，而且文学类报刊也扶持新起的新闻文学。像报告“五卅”事件的《五月三十日的下午》（茅盾）和《五月卅十一日急雨中》（叶圣陶）、《街血洗去后》（郑振铎）等作品都刊于《文学周报》。茅盾的一篇刊于6月14日，叶圣陶、郑振铎的刊于6月28日，距“五卅”事件发生的时间很短，可见作品的新闻性较强。《文学周报》是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刊物，宣称对“以文艺为消遣品，以卑劣的思想与游戏态度来侮蔑文艺，熏染青年的头脑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把他们扫出文艺界以外”《本刊改革宣言》，《文学》第81期，1923年7月30日。。从刊名可见，刊物虽为文学之属，却也是具有新闻性的周报。再如“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许多作家写作了悼念殉难者，谴责专制残暴的报告文学，其中有朱自清的《执政府大屠杀记》、林语堂《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等，发表在当月29日出版的《语丝》周刊上。考诸晚清及现代初期的新闻史和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长于传播社会性信息的文学报告，促进了新闻报刊的发展，而新闻类报刊或是兼具新闻性的文学报刊，又成为近世报告文学发生的重要渊薮。
二、 觉世与新民：主旨的启蒙性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传播性写作，它具有独特的文体功能。报告文学发生的时代，正是古老而腐朽的中国封建社会分崩离析之时。列强蚕食，民不聊生，国运多舛，民族危亡。此间的有品位的报告文学，成为心系天下、怀抱使命的志士觉世新民，救亡图存的政治化宣言。作品的主旨显现出某种思想启蒙意义。
漫长的封建社会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民议其政者有诛，民相偶语者有禁”，“庶人不议”，渐使大众丧失评议国是的机能。有清一代，文化专制的酷政尤甚，士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打破这种无言的沉寂，一直迟至近代。这并不出自于王朝的觉悟开明，而是导源于西风东渐，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开始自觉。时至近代，欧西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开始输入中国，有识之士认同并接受了这种异质的新思维。他们结合中国的实情，引申其意。“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清议报》第35册。“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政弱之根源”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在这种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慷慨论天下事”成为知识分子的义事。此间，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的品格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谭嗣同揭露晚清统治者“日存猜忌之心，百端以制其民”《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0页。“一遇外侮，反靦然乐受，且召之焉。”同上书，第33页。抨击皇帝“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其残暴无人性，虽禽兽不逮焉”同上书，第349页。。而章太炎指名道姓地斥骂君王：“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晚清出现这种蔑视王权的情形，其意义并不在于它自身，而在于它昭示了当时民主自由思想已深入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的人心。
从近代社会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报告文学的发生，可见民主主义政治思潮的兴起，从客观上为报告文学的生成创造了一种能够言说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知识分子更多地肩负社会自新与改造的责任和使命，并将写作视为他们进行思想启蒙的有效形式。“学者以觉天下为己任，则文未能舍弃之也。”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报告文学与政治有着某种亲缘关系，它之所以被视为“危险的文学样式”，主要是因为直接表述着作者对社会以及人物事件的政治性评判。这正如川口浩在评论莱渥·拉尼亚时所说的那样：“他的报告——那是基休也是一样——报告本身并不是他的目的，这种报告，只是斗争的一种武器，他并不是为着要使读者高兴，他的作品，要使读者生气地起来做政治上的斗争……”川口浩：《报告文学论》，《北斗》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20日。考诸发生期报告文学作者的背景，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中许多人是政治家，或是政治意味甚浓的记者、作家。梁启超自谓：“吾二十年来之生涯，旨政治生涯也……”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其师康有为也称“考政治，乃吾专业也”康有为：《共和平议》序。。其后的周恩来、瞿秋白，则更以政治家、革命家的身份写作《旅欧通信》和《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即如自言无党无派的黄远生，也因为“他做了新闻记者，所以虽非政客、政治家及政治学者，也不能不谈政治”《远生遗著·林志钧序》，商务印书馆1984年影印。。早期报告文学者的这种特殊资质与身份，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这种色彩，从整体积极的角度而言，反映作者试图觉世新民、强化中华的爱国主义思想。
报告文学发生的时代，是一个内忧外患，令人不堪回首的时代。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品，作者以沉郁凄厉的笔墨状写民族危机、百姓被难的惨酷生存状态，溢于字里行间的是强烈的危机意识。这从客观上警示读者从麻木不仁的病态中走出，密切关注现实社会，肩负起革故鼎新、安民强邦的社会使命。发表于《申报》1878年6月27日的《豫行日记》一篇，典型地写出了天灾人祸、民生凄惨社会图景。作品篇幅较短，但叙写颇细。取形具象，列举见数，情寓于叙事之间，读来令人辛酸动容。作品写灾民“皆失人形，食树叶若甚甘”。“途中见鸟啄死尸甚惨……哀呼救命之声，呻吟垂毙之声，不绝于耳。”这是一种怎样的惨状，令读者不忍卒读。生灵涂炭，无以为生，于是又有“贩人”之情形可见：“予至西门外，见牛车十余辆，载女四五十名，哭声载道，闻河北人居多……同行七舟，均装妇女，共四十三名……见有武弁买一妇，年二十四五岁，系河南修武人，能工书算，计钱八十九千文，其夫文质彬彬，大约读书人，其别离之状，余见之肝肠亦断。”在这里，作者的列举深有意味。武弁所买大约是读书人之妻。有一定身份的人家尚且如此，那么卑微之属更有甚者，已可见于言外了。时隔四十余年，百姓的命运未有善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多重压迫，使劳苦大众处于“生莫如死”的凄悲之境。这可从刊发于1920年11月7日《劳动音》的《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中见其一斑。一场瓦斯爆炸“致死者五六百人”，而矿局“预知有险，然而只知要煤，不顾工人死活。”“矿局年利八倍于资本”，而这是“拿人类生物的性命换得的”。作者以极度的愤懑，以辛辣的反讽，抨击现实社会的“暗无天日”：“那死尸拖出来时面带笑容……那真好像死比生好过些。不然，为什么死了还笑，生了反哭呢？”资本家“把生受罪的矿工送到死乐地”。这就是当时人民真实的生存图景！
近代积弱的中国多有外事，列强频仍发动侵华战争，企图瓜分中国，征服炎黄。于国难之中具有爱国心的作家，或是其他稍有良知的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对敌人的侵略行径作了实录。这些实录可见于阿英所编的《鸦片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和《庚子事变文学集》等。在这些实录中，作者讴歌了将士与平民抗敌的勇武气概，而更多的则以实况摄录了外敌蹂躏华夏的暴行。这些作品是对帝国主义侵略罪证的血泪控诉。在这一类作品中，林顰的《被难始末记》“可谓自成面目，别擅体裁者矣。”惜秋生：《被难始末记》序，《庚子事变文学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这篇万言纪事，作者为晚清名妓。（一说作家惜秋生根据林顰“口述而写，或就其原作润饰而成。”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序。)作者以其亲历血写“洋兵”为恶的罪行：“……洋兵忽大至。两岸人声，霎时鼎沸，儿啼女哭，惨不忍闻。”“岸上未能渡之难民，遂有被洋兵杀死者，妇女辈皆为其拉去……河中死尸顺流而下，殆不可以计数。”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民族劫难、同胞杀戮的血泪史。这滴滴殷红淋漓的血泪，敲击了久已麻木的心灵，唤起志士救国拯民的热情。
报告文学发生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摧枯拉朽，对现存社会进行批判的时代。“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严酷的社会生存现实，唤醒先时或应时的思想文化精英，对社会政治作出前所未有的沉思。西风东渐的时代，民主自由、精神反抗，渐次成为一时社会之思潮。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批判，成为走向反抗的思想者或文化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当时的报告文学作者，许多是兼具思想者品格的“担道义”而“著文章”的志士。报告文学成为他们论评天下，激扬文字的重要形式，其内含也就更多了一种批判的精神。批判本应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其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对意识形态本身（尤其是主导的意识形态）提出挑战，这种挑战可以是某作家对现存的意识形态提出的直接质疑，也可以是某作家对意识形态内在矛盾所造成的批判性启示。唯其如此，文学才是一种推进文化发展的积极力量，而不至于沦为现存意识形态辩护人的保守力量。”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7页。而就报告文学而言，观察其发生的历史，无论中外，它基本上是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为人文主义作家所运用着。其基本的价值也在于此。
在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期，社会批判不仅必要，而且成为可能。王纲解纽的时代，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任性言说的社会文化生态条件。不仅梁启超、黄远生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批判性，而且“五四”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一些作品同样也以尖锐的批判见长，批判的主题取向贯穿于发生期的报告文学中。在《执政府大屠杀》中，朱自清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痛惜年轻生命的被残害，斥责军阀政府是“无脸的政府”。报告“五卅”事件和“三一八”惨案的一批作品大都具有强烈的批判力度。而论及20年代报告文学的批判性，我们应特别给出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一篇檄文，它鲜明地凸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处于弱势而无畏挺立的精神品格。作者与蒋介石决裂之时，正是蒋介石得势猖狂、革命处于低潮的阶段。“革命的悲剧，大概是要发生了。”“但我要反抗到底。革命的职业可以罢免，革命的精神是不能罢免的。”郭沫若：《脱离蒋介石以后》，《沫若文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3页。基于对正义的维护，对邪恶的憎恨，当时具有独立精神的郭沫若，义无反顾将蒋介石“阴贼险狠”、“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恶行昭告天下：“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惨杀民众的大屠场。他自己已经变成了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了。”中国报告文学发生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在整体上远不及近代俄国知识分子具有崇高的精神风范和深刻的思想性创建，但那种对于有关公共利益的深切关怀与责任心，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也是具有的，他们对于公益与公理的求取与守望，驱使他们抨击专制强权，批判惨酷现实。
发生期报告文学的批判性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有的凌厉强势，剖揭入里；有的典型用事，取象寓意。但无论何式，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没落腐败、反动为恶的统治者。梁启超的报告文学鲜明地烙有政论家的印记。势如破竹的议论，具有大当量的批判力度。他在《戊戌政变记》中叙写清廷残杀六君子时的一段议论，可谓典型一例。作者先引史实起兴：“宋秦桧之杀岳飞也，以莫须有三字断狱，后世读史者犹以为千古奇冤……”后陡转笔锋，直接抨击朝廷的野蛮无仁：“今大烈士之就义也，……诏命毋庸讯鞫，即便赴市曹处斩矣，夫不讯鞫而杀人，虽最野蛮之国，亦无此政体也。“作者将批判的锋芒直逼慈禧为首的清廷，将封建政本指为甚于最野蛮者的极恶之物。这种批判全无遮拦，振聋发聩。与此相似，黄远生的名篇《外交部之厨子》也是一篇颇具批判力度的作品。但批判力度的实现异于前者。作者择取典型，通过再现真实的人物形象，深刻地揭露晚清朝廷和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作品视角独特，所写人物余厨子“二十年内盘踞外交部中”，“声势与王公大人比隆”。这样一个人物巧于“连结宫禁，交通豪贵”之术，以致“家产宏富”，“巨金储之外国银行”。作者叙写人物行状，表似不露声色，据实道来，但无声胜有声。它从一个侧面照见统治者腐败之面影，抨击之意自是不言而喻了。更为辛辣入味的是作品在叙写人事之余，摄入“狗景”展览：外务部之厨，暴殄既多，酒肉皆臭。于是厨子乃畜犬狗数十匹于外务部中养之，部外之狗，乃群由大院出入，纵横满道，狺狺不绝。而大堂廊署之间，遂为群狗交合之地。故京人常谓外务部为“狗窑子”。“窑子”，京中谓妓院也。这里所写形似闲笔戏言，实为犀利入骨之辞。作者将统治者“锦衣”剥去还原其糜烂无耻本相。其揭露入深，近于观止。
报告文学发生的时代，也是国门启开、走向世界的时代。由各种原因造成的社会发展不平衡，使近代中国与西方和其他一些先进的国家发生了落差。其时，寻找救国方略的有识之士，既批判当时现存的社会政制，又将视线投向域外，有的远赴他国，实地考察西方近世文明及后起的社会主义苏俄。他们成为传播近代文明和人类进步事业的使者，并以此作为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造的武器。晚清至20世纪20年代刊布的大量涉外作品，其中很多成为传播新事物，宣扬新思想的启蒙读物。这其中就有如前所述的具有报告文学属性的著述。学者钟叔河也曾注意到作品的启蒙意义。他认为《新大陆游记》“继续介绍了资产阶级一些主义和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对当时闭目塞听的国人继续起了启蒙的作用。”钟叔河：《新大陆游记及其他》，《走向世界丛书》。梁启超思想颇为复杂，但他对欧美社会情状的介绍大体真实，对“新大陆”的民主自由平等颇为倾心，“以其所知者贡于祖国”，以“尽国民义务之一端”：“美国劳力者之地位，亦日高一日。‘劳力者神圣也’，此言殆美国通用之格言也。”“美国大小官吏，率由民选。”作者还从美国的建筑中拣出民主政体的理念：“全都中公家之建筑最宏敞者为国会（即喀别德尔），次为兵房，次为邮局，最湫隘者为大统领官邸。民主国之理想，此可见。”这部作品发表于1903年，作者所宣扬的思想对尚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读者，自有一种思想解放的激发力。它对于形成反抗封建、推翻帝制的社会思潮起到了某种前导作用。此外，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还介绍到时新的社会主义，称“国家社会主义者，其思想日趋健全，中国可采用者甚多，且行之亦有较欧美更易者。”他还对社会主义党员表示敬佩：“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有令人起敬者。”这大概也是我国早期评价社会主义的稀有文字之一了。
传播进步观念，介绍新生事物，是涉外报告文学所呈现的一种总体性倾向，它贯穿于整个报告文学发生期。先于梁启超的李圭，他的《环游地球新录》中的《女工院》，是近代最早倡导男女平等的作品。作者介绍“泰西风俗，男女并重，女学亦同于男。故妇女颇能建大议，行大事……外国生男喜生女亦喜，无所轻重也。”由此反观中国“有轻视女子者，有沉溺女子者……”进而作者指责“女子无才便是德”“唯此语为能误尽女子矣。”对封建礼教进行直接的批判，这是作者开眼看世界所得思想精进的结果。后于梁启超的瞿秋白于1920年赴苏俄考察，他此行的目的是“研究共产主义”，“研究俄罗斯文化”，从而“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瞿秋白文集》文学编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很明显，瞿秋白是负有传播新思想使命的。他的两部旅俄作品《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对列宁主义及其在俄国的成功实践，作了热情的报道，对苏俄社会的新景作了多彩的描绘，而这些诚如郑振铎所说：“令无数的读者对于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出现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无限的向往之情。”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发生期报告文学对现实惨酷生存状态的诉说，对专制腐败统治的揭露，对域外文明进步新风的借取，其主旨在于醒世、警世与觉世，并由此造就一代“新民”，强我中华。由此可见，发生期的报告文学对于晚清及至本世纪二十年代国人的思想启蒙，是有独特的意义的。
三、 杂体与文学：表达的互文性
从文体内视角考察，一种新的文体，它产生于对原先存在的文体的创造性转化中。杂型文体则由多种文体的因素融和而创造性整合生成的新文件。作为杂文体的报告文学，它具有显见的互文体性（intertextuality），即在这一文体中关联着其他文体的质素，这些文体质素主要包括新闻性、政论性和文学性。这“三元”共构具有新质的报告文学。
杂体互文的报告文学是新闻，是政论，是文学，但又非新闻，非政论，非文学，而展呈出一种“杂化”的文本景观。“杂化”并非是机械性的运作，或是将各构成要素配比组合。其中，新闻性是它的“本姓”。传播真实、时新、典型的社会信息，是报告文学基本的文体使命。文学性是新体定名之要，由新闻转型为报告文学，文学性是定其大体的主要参数。新闻而富有文学之形质，则为报告文学，反之，则仍为新闻。报告文学是一种“硬”性文体，作品的思想硬度，不仅由其总体性构成实现，而且也体现在它对于非叙事性话语——政论的运用上。这种插入式的政论，或曰论评性的话语，将报告文学与一般的叙事性作品作了区别。因此，政论性也就成了报告文学的重要的文体标记。我们或可作这样的譬说，报告文学姓新闻，名文学，号为政论。这三者杂成为报告文学。报告文学的这种杂体互文性，在发生期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已有了初步的“完形”。我们指认19世纪中叶至本世纪20年代为报告文学的发生期，就基于这一时期的不少作品具有“三性”合成的事实。
发生期报告文学新闻性特征前有所述，这里着重述论文学性与政论性的若干形态与功能。新闻与报告文学有着某种亲缘关系。在新闻基础上而衍生出报告文学，这主要是由于文学的“加盟”。文学的内涵丰富而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但在我看来，完成文体转型的主要是作品对于人物的关注和对主体的张扬。
一般而言，新闻重视对于事态的报道，它对于人物的叙写，也重在人物对于事件的制造方面。而报告文学重事亦重人，它对于人物的报告，既重视对人物外在行为的展呈，又重视人物品性的透视。文学是人学。报告文学对人物及其品性的关注，使之部分地成为人的文学，这使“本姓”新闻的报告文学相应地增加了文学的品位。人物报告文学在作为中国报告文学重要奠基者的梁启超和黄远生等人的写作中，占有了较大的比重。尤其是梁启超写有康有为、李鸿章、戊戌六君子等人物报告。他既写轰轰烈烈的人物，也写“三先生”这些位卑而格高的无名者。《李鸿章》一篇信息量大，有一种历史感，作品另署《中国四十年大事》的文名。作品写出了人物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维性。全篇以“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作为行文之纲。作品主写人物一生的风云大事，也以细节见露其“生平好用小智小术”的人品之短。从文学角度而言，梁启超的人物报告文学，其短制最见精彩，尤以《殉难烈士传》为最。《殉难烈士传》是一个总名，由叙写“戊戌六君子”的独立成篇作品组成。“六君子”人生之终是共赴国难，但其性自相见异。作者每写一人，必更新取事视角，以还原出人物特异的本貌，凸现对象兀自独立的品性。
黄远生也是一位叙写人物的高手。这位青年而被害的“报界之奇才”（戈公振语）于报告文学也有创体之功。有研究者认为：“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黄流沙：《从进士到记者的黄远生》，转引自黄席群《远生遗著新版序言》。通讯最接近于报告文学，其优者就是报告文学。黄远生所写通讯，不少就可视为报告文学，像前述《外交部之厨子》即是。他写人物显形见性，“其文字就像他的人，活泼泼的。”同上。他所写《记太炎》即将人物品性栩栩如生地端给了读者。章太炎为一代名人，因反袁倒袁而遭监禁，但他威武不能屈，“由检察厅起诉，曾被一次次传讯，而太炎乃以病辞……中间数致函总统，颇致愤懑之意。”袁世凯软硬兼施，允诺“可月给薪水（闻每月五百元）”，章太炎“决不愿居此名。”当袁世凯拒见太炎时，“太炎大怒，大闹不行……总统闻之，无法可施。”作者在叙写人物行状品节时，插入太炎大闹总统府招待室的细节：“报载，其时只穿官靴一只，手执团扇一柄，下系以勋章。”黄远生多维度给出了章太炎刚正不阿，傲视权贵的气质和名节。人物的这种品节，被鲁迅誉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相对于言志文或抒情性强的文体，新闻是一种客观性文体。它强调报道客观的事实，以求其信度。“让事实说话”，成为新闻制作的某种规范。这样，主体性在新闻中就被人为地弱化或隐化。而从新闻中化出的报告文学，其主体性就明显地得到了强化和外化。在不影响作品真实性的前提下，主体的理念和情感得到适度的张扬。这种变化有显见的语式标志。新闻在表达上多采用叙述和说明的客观性表达方式，而报告文学则综合运用客观性与主观性结合的表达方式。它以叙述、说明为主，同时也运用描写、议论和抒情。作品的表达显现出互文性的特点。政论性，被认为是报告文学的特征之一。这种政论性体现在作品对于论述性（议论）语言的穿插式的运用上。报告文学的这一语言特点，被称为“政论插笔”。这种插笔，在梁启超的报告文学中已有较为娴熟的运用。并且，在梁启超看来，他还是论评性插笔的始创者。他说：“中国旧文体，凡记载一人事迹者，或以传，或以年谱，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他认为《李鸿章》“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李鸿章·序例》，《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册。。”实情近似所言。封建时代文网森严，文人慎言。至近代以降，言论自由已渐有开放，这也反映在发生期的报告文学中。《李鸿章》一篇在叙写人物活动及其背景时，作者时下论语，体现着报告文学政论插笔的体式。梁启超之后，在报告文学中激扬文字，挥洒政论，已为习见。
报告文学一体崇高“思想为美”。精警的论评，表达深刻的思想，增强作品的力度。论评性是报告文学的重要体征。论当所论，议当所议，成为它的一种文体景观。发生期具有报告文学属性的作品，议论风发，从文体流变的外观看，这是由评论融入纪事、纪游所致；而就其深层透视，可见这关联了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异。特别是知识分子在特定的语境中的自觉和由此开始寻得话语的自主，为报告文学论评性特征的呈现创造了根本性的条件。激扬文字，这在古代文学中，除先秦文学外，是鲜见的，而至近代以降庶几成为一种寻常的景观。梁启超等男性作家议论生风，领导文坛潮流。而女性作家也开始了思想性的表述。谢冰莹《从军日记·从峰口到新堤》一篇表达了他对女性命运的关切和思索。中有一节写到新堤街“有一件使我不满意的地方，就是环绕新堤居住的人家十分之九是‘窑子’。”叙写出这一事实后，作者展开思考：“这是谁的罪呢？她们不是为被万恶的金钱压迫而来的么？不是万恶的金钱使她们流为娼妓吗？”继之又作论理：“革命的同志们，我们不要责备她们无廉耻，无人格， 我们要将她们的罪恶归咎于社会的经济制度，我们要想援救她们……就只有根本推翻现社会的经济组织，取消不平等的经济制度。要想解放她们……那就只有……与旧社会奋斗、奋斗、努力奋斗！！永久奋斗！！！”这种发人深省、力透纸背的论理，见于一个20岁的“女兵”笔下，在当时（1927年）可谓惊天之论。作者能从眼见的事实，透见其中的本质。锋芒指向现存的社会制度，其眼光之锐利，批判之深邃，使《从军日记》这部随笔式报告文学平添了分量。类似《从军日记》这种深刻的政论，在发生期报告文学中不乏其例。
发生期报告文学对主体的张扬，另见于此间作品情绪化的倾向。情绪化，在新闻中受到控制，而在报告文学中，它有时成为优化表达的一种策略。情绪既是主体感应外界而生之物，同时又能生成摇曳读者心旌的感染力。融情的叙事、论理和直接的抒情，使报告文学更见丰腴和情致。梁启超的作品，不仅政论：“笔锋常带感情”，而且报告文学也写得情势盎然，读来别有一种“魔力”。这与作者的心理气质有关。梁启超自评：“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朱自清于“三一八”“屠杀后五日写完”的《执政府大屠杀记》，被称为“是我国早期报告文学之佳作”《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1分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情绪化，是这篇作品的特征之一。适应于情绪宣泄之需，作品多用感叹句，一篇之中用了40多个感叹号。开篇即情绪冲决：“三月十八日是怎样可怕的日子！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个日子！”至结尾处，作者对段祺瑞军阀政府屠杀爱国学生暴行的愤懑已如火山爆发：“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已何以自容于世界！——这正是世界的耻辱呀！”这种情绪化的表达，真实地扫描出作者在特定背景中的心境图，并且又易于引起读者情感的共鸣，有效地增强作品控诉与批判的力度。
发生期报告文学初步形成杂型体式，这与作者独特的资质构成有关。杂家型人物是这一时期报告文学作者的一种典型特征。作为发生期报告文学作者中的代表性人物，梁启超、黄远生、瞿秋白等便是复合型人物。梁启超是著名的报人、政论家和有一定创作实绩的文学家。黄远生为才华横溢的记者和论家、作家。瞿秋白作为革命的宣传家、政治家和新文学家而载入史册，他是以特派记者的身份赴苏俄考察，写作《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的。这三位作者基本上由三种角色组合而成，而他们的记者（报人）、论家（政治家、学问家）和文学家的“杂色”，正好相应于报告文学新闻性、政论性、文学性的文体特征。可以这样认为，他们是以自己的本色在写作报告文学，而报告文学也映照出他们作为杂家的风采。
发生期报告文学作者尚无自觉的文体意识。时代的际遇和志士所负的社会使命，驱使他们自发地写作为后人称名为报告文学的作品。唯其如此，所以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是不完善的。有的作品如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等，因作者思想的复杂而见良莠并陈。有的在表达上未臻成熟，如《戊戌政变记》叙述芜蔓，《李鸿章》政论过于恣意。有的则尚不能辨体。在《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中可见抒情诗等入内。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发生期报告文学自有其奠基意义。它立定了报告文学新闻性、政论性、文学性“三元”合一的基本体式，它的批判精神导引着后续的创作，并为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