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以上四点“咎歉”，高阳推想，“高宗只有在傅恒生前，畀以重任，叠迭恩荣，使傅恒产生‘微夫人之力不及此’的感觉，以期弥补他们的感情”。对于福康安呢，“及至乾隆三十四年傅恒一死，福康安立即被擢为二等侍卫，命御前行走。此即所谓‘御前侍卫’，通常为大用之始。揆其目的，即在安慰守寡的傅恒夫人”。为了论证乾隆如何用超擢福康安的方式“安慰守寡的傅恒夫人”，高阳先生还不烦其厌地开列自福康安于乾隆三十五年擢头等侍卫，直到封侯、封公的履历一览表，这里就恕不一一征引了。在高阳所著《清朝的皇帝》一书中谈到和珅固宠的手段时，还有以下一段分析也涉及到乾隆与傅夫人及福康安的关系：
和珅得以固宠的另一因素，即为厚结福康安弟兄，而尤在窥知高宗的隐衷，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国势极前朝未有之盛，但一母一子，都不得公然享受名分上的尊荣，晚年对福康安的舐犊之情，尤为强烈，一则由子及母，对傅恒夫人的一段情，只能在厚遇福康安以为寄托。再则高宗诸年长之子，资质都不甚嘉，而福康安在阿桂照应、海兰察效命之下，居然武功彪炳，在高宗心目中，原应是嗣位之子，格于名分，无可奈何，只好待以异数，借补遗憾。而福康安所被异数，其中不少为和珅暗中迎合，媚福康安即所以媚高宗；而福康安兄弟心感和珅，则以椒房贵戚，独对之时，只说和珅好话，宠益以固。后来福康安获罪，即由此故。
《乾隆韵事》风靡大陆，而《清朝的皇帝》一书知之者极少。人们原以为，高阳指福康安为乾隆皇帝与傅恒夫人爱情的结晶，不过是所谓艺术虚构；即使历史知识甚富的学者也以《韵事》乃小说家言，未足深辨。殊不知在高阳来说，则自视《乾隆韵事》为他学术观点的文学化，或日以形象化语言，演绎他考证出的历史真实。这只要看《乾隆韵事》一书所有关节之处，都可在《清朝的皇帝》中找到史家的考证，就会相信此言不虚。
总而言之，福康安是不是乾隆皇帝与傅恒夫人的私生子，也同乾隆生母系热河行宫女子李氏一样，是需要史学界加以正视，并给予圆满回答的一个严肃历史问题。
福康安不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尽管人们产生这种怀疑不能说全无根据。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把高阳先生作为一个论辩对手，却深感为难。主要原因在于，高阳在论证这件“千秋疑案”时，想象的成分太多，而缺乏确凿的证据。
说乾隆眷爱傅恒夫人一事“在当时宫廷及贵族之间，为一个公开的秘密”，根据何在？
说“傅恒敢怒而不敢言，夫妇感情不好”，高阳自己也承认是“想象中必然的事”。
说乾隆对傅恒夫人始乱终弃，更是凭空臆断。
说乾隆对承受雨露的傅恒夫人不能直接加以荣宠，“内心不免遗憾”，显然亦是无法佐证的臆想之事。
如果上述说法都无法确证，那么，乾隆对傅恒夫人有什么“咎歉”可言？如果对傅恒夫人无咎歉之心，那么，乾隆对傅恒的“畀以重任，叠迭恩荣”、福康安的被宠以异数，自与傅恒夫人无干。
再来看和珅与福康安、福长安兄弟的关系。
首先应该把福康安和福长安兄弟两人分开。清皇室、贵族大家庭中兄弟不和、政治立场相悖的事例俯拾即是，傅恒的第三子福康安和第四子福长安就不能混为一谈。福长安确实为和珅一党，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和珅权倾中外，朝鲜来使论及中国朝政时就说：“和珅、福长安之用事日甚，擅弄威富，大开赂门，豪奢福丽，拟于皇室，有口皆言，举世侧目。”及乾隆死，嘉庆亲政，究治和珅党羽，福长安被夺爵抄家，受到的惩处仅次于和珅。
但福康安不仅不依附和王申，而且与和珅明争暗斗，势同水火，只是他与和珅斗法，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查处湖北按察使李天培私运木植一案，涉及到时任四川总督的福康安，福康安被处以“革职留任”的处分，罚总督养廉银三年。此案系和珅之弟、巡漕御史和琳参劾而发。从表面上看，和琳秉公办事，参劾漕船附带桅木，实际上，背后却有人指使，此人就是和珅。嘉庆皇帝即位处理和珅一案，重提这件旧事时说：“此案并非和琳秉公劾参，实系听受和珅指使，为倾陷福康安之计。今和珅籍没，查出所盖房屋，僭妄逾制，较之福康安托带木植之咎，孰重孰轻？”福康安率军自青海入藏，反击廓尔喀侵略之役，和珅也多方掣肘。《国朝耆献类征·福康安传》记载：“时青草未茂，马皆瘠疲，粮饷屡绝。运粮布政使受和珅指，欲绝其饷，以令其自毙。赖福康安行走疾速，于四旬至前藏。”乾隆末，福康安与和琳先后卒于镇压苗民起义之役，据后来嘉庆皇帝说：“和琳同福康安剿办湖南苗匪，亦因和琳从中掣肘，以至福康安及身未能办竣。”可见，福康安至死与和珅、和琳兄弟之间仍在暗中倾轧。
乾隆季年，堪与和珅抗衡又敢与和珅抗衡的政治势力大概只有福康安一人而已。和珅若不将福康安排挤出权力中枢，则地位难以巩固；而福康安以椒房贵戚，率师所向有功，且性情骄横，亦自不肯屈居于和珅之下。不过二人怵于乾隆皇帝的威福不测，谁也不敢做得太露骨。还是外邦人看得比较客观，乾隆五十九年朝鲜使臣郑东现发回的情报说：
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福康安稍欲歧贰于珅，颇自矜持，收拾人望，而宠权相埒，势不两立。皇帝欲两解之，每出康安于外，讨平后藏，巡抚四川，上年八月始还京城，旋命巡抚两广。
和珅与福康安之间的矛盾，在当时已为天下人尽知，乾隆皇帝则采取调和之道，期望自己宠信的将相能相安无事。
高阳先生以为和珅“窥知高宗的隐衷”，因而取媚于福康安；而福康安兄弟“心感和珅”，亦为和珅说好话——这些大胆的想象，显与历史真实相悖。高阳说“后来福康安获罪，即由此故”，福康安应改为福长安。想来高阳先生不可能有此错误，抑或排印时的误字吧！
福康安并非宗室，但在世时封固山贝子，死后追赠多罗郡王，乾隆皇帝究竟为什么给福康安如此罕见的眷遇呢？这里姑且借用高阳先生的一句话——“这对得起你们富察氏了吧？”福康安一生的机缘肇端于乾隆皇帝要“对得起”死去的孝贤皇后“富察氏”；福康安之所以受到皇帝视如亲子的栽培，则由于皇帝要“对得起”另一个“富察氏”——孝贤皇后胞兄傅恒。
孝贤皇后和大学士傅恒这一对亲兄妹是从雍正末到乾隆中半个世纪中给予乾隆皇帝以深刻影响的两个重要人物。皇后与皇帝“恩情廿二载”，傅恒“在纶扉二十三年，日侍帷幄”；兄妹二人一个在感情生活中，一个在政治生活上，先后成为皇帝可以倾吐衷肠的至爱亲朋，而前后衔接点就是乾隆十三年皇后的崩殂。
乾隆十三年春东巡齐鲁，傅恒随驾前往，官职不过户部尚书兼行在内阁协办大学士，地位在首席军机大臣、保和殿大学士讷亲等十来位重臣之下。三月十一日皇后在德州水次仙逝，遗嘱请皇帝关照其兄。乾隆年间程穆衡撰《金川记略》一书，其中多有不经见的信史，其记述孝贤之死甚详：
后以爱子去膝下，悲悼成疾，梦碧霞元君召之，上（乾隆）为东巡祈福于岱顶，后从还至济南不豫，上为改程，由水途还京，次德州薨。后临薨，以傅恒为托，故上欲骤贵恒，且令得建大功，有以服中外，廷臣窥见其指，故甚重其行。
乾隆皇帝深爱结发贤妻，故重其临终遗言，欲使傅恒“骤贵”。当年十月，皇帝以讷亲经略金川军务舛谬革去其大学士、军机大臣，同时任命傅恒为保和殿大学土、首席军机大臣。年纪不过四十岁的傅恒一跃而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真宰相。十一月三日，新任经略大学士傅恒出师往征金川，皇帝亲自到“堂子”行祭告礼，并亲祭吉尔丹纛、八旗护军纛于堂子门外。随后御驾亲往东长安门外临时搭盖的明黄色“大幄”内，为傅恒壮行。傅恒一身戎装，将皇帝所赐之酒一饮而尽，在皇帝殷切期待的目光中，于御道前翻身上马，踏上了征程。皇帝苦心孤诣地把命将之典安排得如此隆重，诚如程穆衡所讲，是想“骤贵恒，且令得建大功，有以服中外”。皇帝笃爱皇后，推恩傅恒的委曲心思，王公大臣们洞若观火。但在刚刚杀掉名将张广泗、权相讷亲的恐怖气氛中，大家奉承还惟恐来不及，谁敢有所异议？
傅恒的可爱在于他这个人天性谦和厚道，并没有因此而嚣张跋扈，不可一世。军机大臣每天奉召进见皇帝，聆听旨意，称“见面”。乾隆初年，见面的军机大臣只有讷亲一人而已。讷亲汉文程度不行，但记性绝顶的好，他往往将旨意转达给长于文学的军机大臣汪由敦书谕。而旨稿拟成后，讷亲总觉得不中意，百般挑剔，弄得汪由敦改了一稿又一稿，改来改去，讷亲反而用的是初稿，汪由敦敢怒不敢言，傅恒在一旁暗抱不平。平金川凯旋后，傅恒因功封一等忠勇公，赏给宗室王公戴的红宝石帽顶和宗室亲王、郡王服用的四团龙补褂，受到皇帝宠眷的程度更非昔日讷亲可比，他却向皇帝自陈记忆力不如讷亲，恳求皇帝允准军机大臣全班“见面”。清代军机大臣共同进见，聆听口谕，就是傅恒开的例。这件事在军机处传为美谈。对下属，傅恒也关怀备至。与袁枚、蒋土铨诗名鼎峙的赵翼曾长期入值军机处，这个出身寒微的才子到残腊卒岁正愁难过年关时，傅恒把他单独叫进隆宗门外小值房说：“你戴的貂帽太旧了，买个新帽子过年吧！”说着从怀里取出五十两一锭的大元宝塞在赵翼手里。上司及时的接济，使赵翼得以从容地应付年底频繁的应酬。第二天早上他仍戴着皮毛拳缩如猬的旧帽人值，傅恒见了，一笑而已。赵翼为此，感戴终生。
对同僚、下属如此，对皇帝的谦恭敬畏则可想而知。傅恒讲究排场，当时西洋来的自鸣钟和称为时辰表的怀表非常时髦，傅恒家里到处摆的是自呜钟，甚至仆从身上也无不挂有一块怀表。这样多的钟表互相印证，总该不误上朝了吧？不料有一天皇帝御门听政，傅恒看看怀表，时间还早，当他慢腾腾踱入朝门时，却遥见皇帝坐等已久，于是三步并两步地趋往阶陛叩首谢罪，早吓出一身冷汗。有个御前侍卫笑着调侃说：“相公身肥，所以气喘吁吁的，直冒汗。”皇帝却道：“岂只身肥，心也太肥了吧！”傅恒品出味道有异，惊得不安了好几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