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把张学良将军扣留南京，并派遣重兵进攻西安。这时，在西安的东北军内部迅速发生了分化。东北军的青年军官，绝大部分是团以下干部，有的是张学良的幕份，他们认为没有张学良，今后难以得到提升，因此积极主张救张，这种主张得到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支持和同情；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大敌当前，首先要抗战。这样，两股势力争斗起来，而且越斗越凶，到1937年2月2日，西安发生了枪杀事件。后来经周恩来等人采取紧急措施，才使这次事件得以平息。
由于顶头上司离异而引起枪杀事件，当然只是在非常时期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也不是普遍现象。但是，由于上司调动工作，或者犯错误被罢免以后，原来与其关系比较接近、亲密的人心理失去平衡的反映是经常见到的。这些人当中有的可能要求调动工作，有的追随同去等等。反之，随着上司升·职或上调，这些人就可能跟着积极性上升。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上下级之间的这种依附性是有原因的。心理学告诉我们，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和受人信任、尊重，都是人所具有的一般心理需要。如果上下级之问相互了解、互相信任，那么，作为下级来说是心理匕约莫大满足，对自己的发展、前途往往抱有更大的信心。因此，一旦顶头上司受到挫折或离异，同样会波及下属的积极性，甚至成为下任领导开展工作最棘手的难题。
日常生活中这种上下级的人身依附关系尽管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并不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它在我们的人事实践中，是一种值得抨击和抛弃的消极现象。我们千部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同志关系。一旦成为私人关系，就难免形成团团伙伙。工作也不再是向党和人民负责，而转成向个人负责。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就难免滋长。
因此，从用人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领导者，都不应重用私人，不应在上下级之间过多地发展私人关系。当然，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单纯靠干部自身的觉悟，根本的出路还在于健全科学的用人制度，减少人为因素。只有这样，下属的前途和发展，才不会被简单地操纵在某个上级手中。而上级领导中的个别人想重用私人，也有科学的制度予以限制。只有这样，人身依附关系才能得到有效地根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