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主力轰炸机群刚飞越海峡，进入比利时上空，就连续遭到等候在航线上大批德国战斗机的伏击。满载炸弹的英国轰炸机，一架又一架像礼花一样在高空起火、爆炸、坠落。在从比利时海岸到富尔达，再折向纽伦堡的漫长飞行中，地面上留下一长串燃烧着的英机残骸，像是用血与火描画在大地上的航迹。
3月31日凌晨1时10分，损失惨重的英国轰炸机群总算飞达纽伦堡，但又发现目标上空的云层厚达2公里，根本无法瞄准投弹。在空袭中，纽伦堡的损失极其轻微；而返航的英国机群，却受尽德机追击的磨难。
夜袭纽伦堡，英国有178架飞机被击毁，而飞行员的伤亡，超过了整个不列颠空战时期的伤亡总数；德国战斗机只被击毁五架，军民伤亡总数才129人。这次夜袭，成为英国皇家空军史上空前的大灾难，而纳粹德国却在空战中取得了巨大战果。
事实表明，造成这场悲剧，是由于德军事先知道英军全部行动计划，并作了周密的空中伏击部署。
3月30日下午，德军信号情报局已向帝国防空总司令部施通普夫将军报告了英军当晚将要进行的空袭行动；下午五时，一批以前被俘的英国飞行员在奥伯鲁泽讯问中心受审时，不但从德军情报官员口中得知今夜英机要空袭纽伦堡，而且还从挂在室内的军事地图上，看到已标出的英机飞行路线。从德军的部署来看，也表明施通普犬心中有底。他不仅把四个纳粹战斗机师调到英军航线附近准备伏击，还下令把驻在德国西北部和北欧的第一、第二战斗机师也调来参加战斗，全然不睬英军对这些地区的佯攻。在空战过程中，还显示了德军已掌握当晚英国机群采用的信号频率，因此，得以避开英国的干扰电波，成功地用电讯指挥战斗机跟踪和攻击目标。而英国战斗机上的电子设备却搜不到德国的新雷达系统，上下乱窜，却绝少成效。总之，正像皇家空军第四百六十中队霍尔德上尉事后说的那样：“这是一次绝妙的空中伏击……我们就像坐以待毙的鸭子。”
那么德军是如何得知这次空袭的详细计划的呢？
第一种说法认为，泄密是由于英机在加油前，总要进行无线电通讯和雷达设备的试运行，由此而产生的电波讯号为德军信号情报部门测知，并根据讯号的密集程度推算出即将开始的空袭规模。但这种推测并不能解释德国怎么会肯定英国皇家空军袭击的目标是纽伦堡，更无从解释德国如何能掌握英军空袭路线及当晚将使用的信号频率。
第二种说法认为，哈里斯上将是在丘吉尔的压力下下令进行这次袭击的。而丘吉尔之所以坚持这一行动，是为完成整个诺曼底作战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即由英国控制的双重间谍将详细的空袭计划报告德国，用皇家空军的重大损失，换取德国情报部门对这位间谍的高度信任，使他能在诺曼底登陆前，向德方提供假情报，打乱德军部署，确保战略进攻的胜利。
假定空袭目的确是如此，那么英国决策当局必然要尽力使这次空袭完全逼真，因为稍有破绽，就将前功尽弃。但是对纽伦堡的空袭，抛弃了英军一贯在有云无风的夜晚，迂回飞行以避开德军截击的战术，反而选定疾风加明月、无云的3月30午夜进行空袭。不仅气候状况完全不利于英国轰炸机的编队与隐蔽；而且还选择了一条直进直出的长时间暴露机群的飞行路线，这一切都为德国战斗机对轰炸机群的攻击，准备了最有利的条件。但纽伦堡却浓云密布，谁都清楚空袭不会有多大实际效果。这种过于明显的“自杀”行动，不可能不引起德国情报部门的警惕和怀疑。因此，第二种推测仍不能说明真相。
第三种说法也认为这次夜袭事先泄露机密是有意的，但目的是为执行“胡格诺计划”。所谓“胡格诺计划”，是英美为争取在未来的诺曼底战斗中减少德国战斗机对盟军舰艇和登陆部队的威胁，因此对德国城市展开先宣而战的大规模空袭，以引诱德国战斗机升空迎战，从而在空战中大量消耗纳粹空军实力。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英国机群至少要配备足够数量的战斗机；但是参加这次夜袭的护航战斗机只有80架，而德国集中在爱达上空进行第一轮伏击的夜间战斗机就达250架，已超过英国战斗机总数的三倍。何况英国竟然还让德国掌握当天机群的信号频率，使自己的轰炸机群陷入被“屠杀”的境地，根本不像一次有计划的引诱和消灭德国战斗机的行动。
纽伦堡夜袭的悲剧已过去六十多年了，但至今仍无法说明究竟。加上当时夜袭的决策人丘吉尔与哈里斯在战后撰写的回忆录中，都有意对这一事件采用不同的方式加以回避，就使夜袭事件蒙上了更加神秘的色彩。
杜鲁门决定使用原子弹的动机何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多年了，但杜鲁门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迄今仍然是世界军事史上作出的最有争议的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制订了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它集中了欧洲和北美最优秀的核物理学家，动员了10万工程技术人员和庞大的工业及经济资源，耗资20亿美元巨款，在绝对保密的条件下，历时5年时间，才成功地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批原子弹。
在美国原子弹出世之前，欧洲战场的战事已告结束，美国的军事力量逐渐集中到太平洋，日本军国主义仍在负隅顽抗，硫磺岛和冲绳岛的血战使美军伤亡惨重。美国陆军参谋部估计，日本国内外尚有总兵力约500万人和5000架神风队飞机。陆军部草拟的进攻日本的作战计划是：1945年11月1日在日本本土的最南部——九州登陆，1946年春天再在本州靠近东京的关东地区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登陆，大约要到1946年深秋才能迫使日本投降，美军为此将要付出伤亡100万人的代价。为了彻底击溃日本，是否要使用原子弹？如何使用原子弹？在参加“曼哈顿计划”的高级军官和科学家之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派以莱斯利·格罗夫斯少将为代表，极力主张原子弹一旦制成就立即在日本投掷，理由是美国政府把大量的金钱和人力投入“曼哈顿计划”，就是为了用它来更快地结束战争，德国的投降并没有减少日本对美国的敌对行动，没有理由改变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的计划。另一派以艾伯特·爱因斯坦和利奥·西拉德为代表。这些科学家是为了逃避希特勒的迫害而移居到美国的。1939年他们上书罗斯福，要求美国抢在纳粹德国之前首先造出原子弹。现在世界形势大为改观，希特勒不仅未能造出原子弹，而且即将垮台，剩下的日本不可能拥有原子弹。因此，他们认为美国绝不能单方面使用这种杀伤性极大的武器。1945年4月，正当他俩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罗斯福总统时，却传来了罗斯福突然去世的消息。
1945年4月25日，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在白宫第一次听取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格罗夫斯关于“曼哈顿计划”的全面汇报。史汀生满怀信心地说，预期在4个月内，原子弹的试制很可能获得成功。随后杜鲁门任命一个以陆军部长史汀生为首的，包括军政界首脑和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责成他们研究在日本使用原子弹的问题。6月1日，史汀生部长向杜鲁门建议，一旦条件具备，应立即使用原子弹对付敌人，不必事前提出警告，目标应该是能明显表现原子弹强大破坏力的地方和尽可能靠近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军事生产中心。杜鲁门完全赞同顾问们的建议。他斩钉截铁地说：“我认为原子弹是一种战争武器，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可以应用它”，“我们必须用原子弹来袭击敌人”，至于何时何地使用原子弹，“则由我作最后决定”。然而，参加“曼哈顿计划”的大多数科学家，着眼于道义上的考虑，预见到未来的种种危险，强烈反对使用原子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