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春节还没到，我故乡的小城家家准备年货。有人拎着山珍海味匆匆进门，有人拎着空兜子匆匆出门。到了腊月廿三，人称小年，晚上我们一家入围桌大啖囤积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有人敲门。
小年一般无访客。开门，一位六十多岁的宽脸大汉站立，像门框镶的一幅画。他笑而沉静，胡茬重，如同说“看你们能不能认出我，看你们在吃什么”。
“哟！”我爸如梦方醒：“白长岁！”
我妈同时喊：“白长岁！”像抢答。
我把手里的筷子放下，想——从他胡子、带笑意的细长眼睛和摔跤手的身态想起，他叫白长岁，我爸的战友。
“快进屋，进屋……”我父母迎进他，大喜过望。白长岁矜持地搓搓鞋底，掸掸衣服，进屋坐下。
“哎呀，二十年没见面了。”我爸说。
“二十多年了。”我妈予以纠正。
这事是这样。辽沈战役攻打长春的时候，白长岁在战场上救过我爸一命，他们是四野的骑兵。而“文革”中，他们有些战友被打死或自杀了。经历两大劫难的战友相遇，均有隔世之感。他们上次见面是在沈阳，我也在。
我爸述说，我妈伴以泪水，白长岁吃肉喝酒，不抬眼帘。父母说完，白长岁也吃饱了，解开裤带并咧开大嘴笑，露出坚固的牙齿。
“我这次来，”白长岁用下巴指我，“来看他。”
父母目光转向我，极为惊讶，我更惊讶。我当时廿五六岁，刚刚结婚，别无业绩。白长岁从遥远的地方来看我什么？面对父母催问的目光，我却什么都回答不出来。
白长岁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照片，是他和我的合影，我家也有。照片上，我们俩长得特别相像。我十来岁，他四十多岁。他说：“我老了，想念好多人。除了去世的，我打算见所有我想见的人。我去过云南、青海。在你家停一下之后，到北京的女儿家过年。”
我爸不解：“你绕这么大的弯儿，就为看我儿子？”
“难道不行吗？”白长岁反问。
“怎么不行？行。”我爸给他斟酒。
大家还是困惑。白长岁千里迢迢看我，中间应该有一些故事缘由。
白长岁对大家的疑惑幸灾乐祸，展开第二轮吃喝。白长岁是阿凡提式的人物。他曾把师长的土霉素药粉倒掉，在胶囊里放进烟灰。他给战马梳小辫、扎红头绳等等。我父母几乎迫切地等他开口，他却若无其事地啃鸡爪子，把炒黄豆一粒一粒丢入嘴里嚼，最后捧起铝盆喝白菜豆腐汤，说：“你们这些人脑袋不开窍。”
“开什么窍？”我爸终于等到他说话。
“七〇年，”白长岁说：“咱们在沈阳的大西客栈一起住了半年，你在陆军总院治腰病，我治腿，‘文革’打伤的。我和你儿子天天在一起。我讲故事，他背诗。我们俩一起上动物园，一起吃糖葫芦，一起参加拥护西哈努克的游行。后来我想，他长得和我这么像是为什么呢？时不时拿照片瞧瞧，琢磨这孩子现在长什么样啦？昨天早上一醒，我决定到你们家看看，这就来了。”
我父母哈哈大笑，心里还是没太搞明白。白长岁从帆布兜子里掏出一把银锁、一小块麝香、奶豆腐和黄油给我，竟没给我爸什么礼物。后来，他们谈至深夜。第二天白长岁坐四点钟的火车赴北京。
他走后，我父母说白长岁这个人滑稽。而我想起这件事，有时发笑，有时感动，觉出人与人之间确乎存在一种不需要理由的想念，不一定和年龄、经历、性别甚至血缘相关。我没参加过长春围困战，也没在战壕里和他分吃豆饼，但白长岁爱我超过爱我爸，貌似滑稽，实则真切。好比说，一个人如果是一株树，所念者不单纯是土壤、水分和阳光。如果我是树，也想念在我身上落过的小鸟，想念风和一去不返的流云。人与人的亲善，并不一定是你对我好，我生感谢，计较于施与报。放开眼界看，岁月中那么多温暖的眼神都值得记忆并怀想。我帮过白长岁什么？他在一九四八年就是骑兵连长，我帮不上他。今夕何夕，却来看我。
去年我与年轻点的友人一同回赤峰县东方红大队。日落时，从队长秦举的家里出来——在他家吃过饭，说些话，该返回了——秦举用右手攥我左手，走在积雪的村路上。当年，我们这些知青饿了、累了、想家了，就到秦举大哥家吃饭，挤在炕头唱歌。他欣欣然照顾并没图一丝回报，于今依然挂念我们。走到车前，秦举的手还不松开，使我无法用右手握他右手道别。这时候，你觉得手有表情，有语言。手用手温说话，没说完的时候它不松开，比嘴里的话更实在。
白长岁到我家也说：“来，把手给我。”他拉着我的手，看手心手背，握紧，好像手就是我。
写到这儿，想起我的老师、诗人安谧（二〇〇七年辞世）的一首诗：
爬山啦/把手给我/涉水啦/把手给我/那边呼唤啦/把手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