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村里有两个地主，他们的地位在村里最低，村里的公厕和街道，长年累月都由这两个地主来清扫。这两个地主已经老了，胡子都白了，总是默默地清理街道，从不说话。
一个地主姓侯，住在我家斜后院，隔条马路（当然那马路只是走的人多了踩得比柏油马路还坚硬的泥路）；另一个地主姓宋，离我家大概有一百五十米远，隔了几户人家。这两个地主家我都去过。当时全村人包括孩子都瞧不起地主家的人，他们家的猪和鸡也都受气。
与别人相反，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地主与他家的人，还有他们家的院子及院子里的菜园。他们的家总是非常整洁，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劳动工具——筐、锄、镰刀、镐头等都井然有序地挂在仓房里的墙壁上，像出操的士兵。家里的水缸擦得发亮，猪圈里很干净，没有积存的猪粪尿。地主一家非常勤劳，闲下来，就去及时清理猪舍、鸡舍，整个院子，既闻不到异味，也没有在别人家随处可见的猪粪，鸡粪什么的。
对于别人的蔑视，地主不反抗，更不会说什么。小孩子常常拿小石子、土坷垃打正在用心、用力扫大街的两位地主，我看到后，非常愤怒，就去干涉他们的胡闹，其实我的年龄也不大，所以常常打架。
姓侯的地主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女儿都嫁到了外省；儿子给他生了两个孙子，一个孙女儿。他的孙女和我年龄相仿，有点弱智，经常流口水，成为附近孩子们的出气筒，三天两头被打哭。孩子被打哭了，妈妈也不生气，总是默默地领着孩子离去，背影悠长而孤单。
就在我快要上小学的那一年，地主的一个儿子生病住院了，听说是肠梗阻，在通辽市医院做手术，换了狗肠子，手术不成功，还没等人下手术台就死了，从此地主的儿媳妇就成了小寡妇。地主也越来越苍老了，没有力气扫大街，他再也派不上什么用处了，她女儿将他接到自己家。我也就再也没见过他。
姓宋的地主，叫宋真。宋真一共有七个儿子，没有女儿，他的小儿子和我差不多大，是我小学一年级的同班同学。宋真比姓侯的地主要年轻一些，姓侯的老地主走后，只剩下宋真一个地主扫大街。小孩子照旧在他身上打石子，讥笑与打逗他。因为地主身份，儿子们也娶不上媳妇儿，也没人跟他玩儿，地主父子成了全村贫下中农共同的敌人。在这些人的眼里，允许地主住在自己村里，已经是洪恩浩荡了。那是个冬季，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宋真在他家那整洁的仓房里上吊自杀了，上吊的麻绳是他自己亲自搓成的，洁白。
村里人说宋真是畏罪自杀、罪有应得，是逃避劳动和拒绝贫下中农对地主的改造和教育，还说宋真死后一定得下地狱，继续改造。
当时，我悄悄地对妈妈说：我觉得宋真和他的家人特好，他家的狗不咬人，也不汪汪叫；他家的鸡从不去别人家菜园啄食吃；他家的猪也不到公家的地里吃玉米棒子；他家的孩子从不打架，也从不骂人。妈妈叹了口气，说好人不长寿，好人受欺负呀。又说：你姥爷当年把地和房子全部主动捐给共产党，你大舅又参加了革命，要不然也会被划成地主的成分，那样就惨了，你也就成了小地主崽子了。
上大学后，寝室的一位好友又勾起我对地主的记忆。我们寝室住了八个人，无事时，聊起家庭出身的成分问题，当时的成分好像只有三种：地主、富农、贫农。八个人七个是贫农出身，只有高伟是富农。高伟讲自己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每一个同学站起来回答自己是什么成分，成分是贫农的同学，充满自豪地大声喊：我是贫农！成分是富农的同学声音就小多了，成分是地主的同学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到。每当此时，老师就会说：大声说，我是地主成分！喊到高伟时，高伟回答：我们家成分是干部。高伟爸爸是大学老师，妈妈是中学老师。高伟认为父母应该是国家干部，事实上，高伟家的成分是富农，老师非常严厉地说：不对，成分里没有干部，只有三个等级：贫农、富农、地主，从这三项里选。
高伟再次高声回答：我的家庭成分是干部。而且一连说了好几个干部、干部、就是干部。老师愤怒了：我告诉你们，其实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和成分，高伟，我现在请你记住你的家庭成分是富农、富农、富农。高伟真是急了，跳起来说：不对，是干部、干部、干部。
寝室里的人笑了。高伟说：我恨那个老师，我忘了他的名字，只记得他愤怒地向我喊，你是富农，富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