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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牛虻,不死的精灵

惨烈,让人热血沸腾……那时的我,无力深入地追问:是什么导致纯真的亚瑟成为机智的牛虻,热情的亚瑟成为隐忍的牛虻,酷爱大自然酷爱一切美好事物的亚瑟成为视死如归的牛虻的?亚瑟以及与亚瑟相关的人物有着什么样的心理流程?

牛虻是一个革命者,一个经历丰富、思想锐利、智勇双全、宁死不屈的英雄。小说借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对牛虻的议论,为读者勾勒了一个机智、诙谐、像一团永远喷不完的烈火、用枪也用笔同敌对势力和教会进行不妥协的抗争、既得到城市知识阶层的爱戴也深受山民崇敬的斗士形象。请读书中直接描写牛虻为准备暴动偷运枪支而被捕的场面吧,那是在第三卷第二章。当他和来接应枪支的人接上头,就得知已被暗探包围,骑巡队很快会赶到,但他依然镇静。当同伴把缰绳塞给他让他逃走时,他说:

又说:

不,我不愿意你们给逮去。赶快集合起来,大家一起,跟在我后面挨着次序开枪。向我们的马那边移动,它们就在那儿,拴在宫门口的台阶旁边,准备好你们的短刀。我们边打边退,当我把帽子往地下一摔,你们就把拴马索砍断,各人跳上最近的一匹马。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逃进森林里去的。

我没有行动之前,你们千万不可先露出马脚,他们可能不认识我们。等到我开枪,你们才可以轮流动手。你们的枪不要朝人开,要打断他们的马腿,那么他们就不能追赶我们了。你们分作两班,三个开枪,三个装弹药。不论什么人插到我们和马的中间,就开枪打死他。我要骑那匹花马。等我把帽子一摔到地下,每个人就各自上马,无论出了什么事情都不要停下来。

今天早晨你派的这一队人真不行,上校!让我来试试看,看能不能使他们搞得像样些。来吧,伙计们!把你们的家伙举高一点,向左移一移。啊呀,朋友,你手里拿的不是油锅呀!都对准了吗?那么来吧!预备瞄准。

其后,行动便按照牛虻的计划有效地进行着,若不是蒙泰尼里的介入,牛虻和他的同伴是有可能逃脱的。诚然,逃脱与否,最后仍得服从小说情节发展与人物造型的需要。我只想说,牛虻的临危不乱、镇定自若,表现了一个珍视同伴的生命、有勇有谋的革命家的气质。只有身经百战、又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才能在危难临近时,那么有条不紊地作周密安排。他临刑时的表现则更突出了他异乎寻常的意志和献身精神。很难将他的被害过程再复述一遍,那是全书高潮。我当年是怀着抑制不住的战栗读完这一段的。牛虻面对死亡的明朗笑容,以及被枪击中后仍挺立在那里嘲弄:

他的表现让你对死亡想象不到恐怖,而是领略到崇高。当你读到他在慢慢散去的硝烟中在地上扭动、挣扎,后又拖着一条腿跪起,仍旧对着士兵发笑,并说:

当你读到他鲜血淋漓地在草地上挣扎,圆睁着眼睛,直视压在他嘴唇上的十字架,并举起被打断的右手决绝地把它推开,断断续续地说:

你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惨烈、恐怖、震惊还是战栗?说实话,当年我都没敢一口气读下去,是先把后面的看完,然后再分几次将这一段看完的。那被枪击得弹痕累累的身躯,那浑身上下汩汩漫流的鲜血,此时的牛虻已不再是肉体凡胎,分明是不死的精灵。

应该说,上述场景已将牛虻的英雄造型推向了极致。但牛虻打动人、感染人,让人回味无穷的魅力又远不止于此。

牛虻的情感世界极其丰富,其贵族背景使任何苦难都磨灭不了他的高贵气质。虽是私生子,但他不知情,在一个被琼玛誉为天使般的善良女人,和知识渊博、享有崇高威信的神父蒙泰尼里(实为生父)又打歪了!试试再来一下看,孩子们看看成不成……

神父,你的上帝满意了没有?

的细心呵护、培养下,他活得纯真无邪、正直明朗。想想他和蒙泰尼里漫游阿尔卑斯山时,情绪随着景物变换而波动的情境吧,只有天真烂漫的孩子才会是这样子;回味他对蒙泰尼里讲述自己参加大学生秘密聚会时的坦诚和为了对波拉的嫉妒向卡尔狄神父忏悔,从而受骗泄露了组织秘密的始末吧,他是那么虔诚,虔诚得连自己参加任何活动都要征得上帝的允许,连自己有任何一点卑微的念头都要向上帝忏悔。你当然可以说,这是幼稚,甚至愚蠢。但谁又能否认在这幼稚和愚蠢的背后,确实有着一颗赤子之心呢?他的纯真和虔诚是不掺杂质的。因此,当他知道披着神父外衣的卡尔狄实际上是间谍、是政府走狗时,他愤怒了;当他了解了自己的出身真相,他绝望了。他的信仰幻灭了,他的精神近于崩溃。他砸碎了神龛,离开了欺骗他、愚弄他的人,离开了一直将之视为异类的家庭,远走他乡。我想,在我们咏叹的牛虻形象的魅力中,是应该包含他年轻时的纯真和虔诚在内的。

十三年后,那个曾经天真的亚瑟回到了意大利,来到了拥有激进知识分子的佛罗伦萨城,成了公众广为传知的“牛虻”。不知何故,在我的心中,“亚瑟”,听起来温馨、清亮,一如十三年前的清纯而朝气;而无论是化名“范里斯·列瓦雷士”,还是外号“牛虻”,则给人沉重、压抑之感。事实上,他不仅外形大变,性情也完全像换了一个人。这时的他,敏感与尖刻并存,善良与犀利同在。街上走过杂耍班子,使他陷入痛苦的回忆;琼玛一句不经意的关于瘸腿的话,引起他激烈的反击;在路上碰到一个被打伤的孩子,他那么温存地将其抱回家,那么细心地为其疗伤;而他撰文抨击教皇、新教以及新近就任红衣主教的蒙泰尼里却恶毒与尖刻,“从头至尾都充满着人身攻击的隐喻和许多过分臆测的暗示”;他深爱着年轻时的恋人琼玛,却直至临终前一直不把自己并未沉入大海的真相告诉对方,致使琼玛长期在痛悔和猜测中受煎熬;他其实也深爱着蒙泰尼里神父,却又不留情面地揭露其隐私,在大庭广众之下无情地戏弄他、侮辱他。十三年后,亚瑟不仅变成了一只民众所期盼的能刺激麻木社会的牛虻,而且成了一支对浅薄世俗、对宗教教会有极强杀伤力的利箭。亚瑟变成牛虻,善良依旧,清纯却被尖刻、隐忍替代。这是作为革命者的牛虻的性格特征,但我觉得在这背后还另有隐情。特别是当他与琼玛重逢,却不对她讲明自己就是亚瑟;当他在公众集会戏弄蒙泰尼里,收获的则是撕裂自己的痛感和报复的快感。我甚至想,他需要这种快感和痛感,或许是用来维持其精神防线,不至于让他在难以言说的痛苦和失望中崩溃。你可以说,革命者应该在艰难困苦中磨炼意志,牛虻已是这方面的典范;可我依然从小说中读出冷酷社会能使人刻意扭曲自己的天性。我能对牛虻性格的变异作同情的理解,但不认同人们以他为榜样,在痛感中寻求满足,用自我折磨的方式设置精神炼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曾对丽达说,他用隐忍克制来处理与丽达的感情,是他一生所犯的错误中的一个,而这件事,“‘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义也有责任”。保尔认为自己当年的做法很可笑,也为自己错过了与丽达的情缘而遗憾。当然,保尔的这个说法本是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

牛虻具有诗性气质,这也是这一人物造型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原因。他天性敏感。当他与神父游览阿尔卑斯山时,路上遇到第一个瀑布,就能使他陷入狂欢;积雪的山顶逼近时,他又从狂欢坠入了梦一般的恍惚;他会一连几个钟头动也不动地躺在阴沉而神秘的呼啸着的松林中,从挺直的树干中向外看,看着闪烁的山峰、光秃的崖石组成的灿烂世界。这多少有些傻气,但这种傻气是多么珍贵啊!我相信,许多少女读者是会被亚瑟的这种气质吸引,甚至在心中暗恋他的。小说写道:“蒙泰尼里看见他这个样子,就用一种悲哀的嫉妒心情注视着他。”为什么悲哀、嫉妒?因为有过私情、有了私生子,同时又想维持虔诚信徒名分的他已失去了那份纯真,因为他再也无法享受将自己的情感无遮拦地交出去的愉悦。无论景色多明媚,他心里始终有一个阴暗角落见不得阳光;无论大自然多美丽,失去坦诚地面对生活的他已永远失去了内心宁静。亚瑟不是这样,即使生活将他磨炼成了“牛虻”,也没有掩饰他那热烈的纯情。他对琼玛和蒙泰尼里的态度最能显示他的这个诗性特征。

琼玛和亚瑟是少年时的青梅竹马,年龄稍长后发展为心照不宣的恋人,又是积极投身于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的同志。琼玛是亚瑟最信赖、最亲近的朋友。同样,琼玛也对亚瑟报以绝对信任。因此,当亚瑟在忏悔时因上当而泄露了组织秘密,而狱中又误传亚瑟当了叛徒时,琼玛仍去接他出狱,对他的忠贞坚信不疑。当听到他亲口说是自己导致了波拉等人的被捕,震惊的琼玛便不假思索地给了他一记耳光。这是令亚瑟心碎的一记耳光,因为连他最信赖、最亲爱的人都失去了对他的信任,鄙弃了他;这也是酿成琼玛终身悔恨的一记耳光,因为在她看来,正是这个未来得及倾听分辨的误会导致了最亲爱、最信赖的人葬身大海,即便后来知道亚瑟未死,仍把他遭受的苦难归咎于己。十三年后,牛虻重逢琼玛,牛虻的勇敢、坚定、锋利、机智已远近闻名,琼玛也成长为成熟的革命者,他对琼玛的爱丝毫没变,他是那样急切地想亲近她,又用格外坚强的意志克制着感情的冲动。或许读者会说,牛虻之所以一直不愿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是因为容貌被毁,身体致残,强烈的自尊心不允许他这样做。人都愿意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示在自己所爱的人面前。按世俗常情,这未尝不是理由。但对牛虻来说,似乎不是。在临刑的头天晚上,他给琼玛写了一封让人热泪盈眶又荡气回肠的信,信的末尾他袒露了对琼玛的情感:

只是我还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心愿。一个快要死去的人是有权利可以提出他个人的心事的,我的一点心事就是要你心里明白,为什么我一直都像一头含怒的野兽一样对待你,为什么迟迟不肯把夙愿一笔勾销。当然,这是你自己心里也明白的,我所以还要唠叨,也不过是写着玩玩罢了。我是爱你的,琼玛,当你还是一个难看的小姑娘,穿着一件花格子布的罩衫、围着一个皱缩不平的胸褡、背上拖着一条小辫子的时候,我已经爱上你了,我现在也还爱着你。你还记得有一天我吻了你的手,而你那样可怜地央求我“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那件事情吗?这是一种不光明的把戏,我也知道的;可是你一定得饶恕我;现在,我又在这张纸上写着你名字的地方吻过了。这样,我已经跟你亲过两次吻,两次都没有得到你的允许。

话已经说完了。别了,亲爱的。

这段话,非常明白地告诉琼玛也告诉读者,他之所以迟迟不说出自己就是亚瑟,是因为他深爱着琼玛。这种爱所以被压抑,是因为多年前的那记耳光的杀伤力太大,以致于牛虻很难平复心中的伤痛。虽然同一封信告诉琼玛:“你尽可不必为从前的那一记耳光的事伤心。当然,那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同样沉重的打击,我受过很多次了。而且我都熬过来了。”那只是他临终前对所爱的人的宽慰。“爱之深,恨之切”。牛虻“一直都像一头含怒的野兽一样”对待琼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心理特征的表现。我所理解的牛虻的坚忍,是包括这种心理内容在内的。用坚强意志克制自己的强烈感情,难道不是坚忍?这里不涉及宽恕与否的问题。因为,在他心中从未把琼玛当仇人,他始终热爱着她。除了爱,他对她应该还怀有深深的哀怨,尽管这个词用在牛虻身上显得柔弱。可你想想,当亚瑟挨那记耳光的时候,感情不正处在柔嫩如花的状态?爱之热烈、哀怨之深交织成十三年后的隐忍,转化为“一直都像一头含怒的野兽一样”对待琼玛的行动。无须评价牛虻的这种心态和做法的对与错,但对一个极其敏感、自尊、纯真的人来说,这又无疑是符合心理逻辑的。

牛虻对蒙泰尼里的态度也应从人性、心理角度去解读。牛虻是深爱着蒙泰尼里的,不仅因为后者是其生父,更是因为这位红衣主教是他年轻时的精神导师。他们两人的精神气质是如此相契。当两人在一起时,在别人的眼中他们就是一对从外形到气质都十分相像的父子。亚瑟对教父曾敬爱、信赖得无以复加,他在蒙泰尼里面前几乎没有保留,从家庭琐事到参加进步学生的集会。蒙泰尼里在他心中占据了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当他叙述母亲生病、病逝时的情景时,蒙泰尼里的惨白脸色让他仿佛无意之中闯进了圣地,心想:“上帝啊!我在他身边显得多么渺小和自私,即使我的不幸是他自己的,他的伤感也不过这样的吧。”当听到两个画师关于他和蒙泰尼里关系的猜测时,他抬起头来目光闪烁地说:“这些白痴!可是,多承他们的好心,说我像你;我要真是你的侄儿才好呢……”当他看到蒙泰尼里在旅游地将一个小女孩抱在膝头,慈爱地逗她玩时,他会情不自禁地说:“我以为教会不允许教士结婚是一件可憾的事,我不明白这有什么道理。你是知道的,教养儿童是很重大的事业,让儿童一开头就受到周围的良好的影响,对他们有重大的意义。我认为,一个人所从事的事业越是崇高,生活越是纯洁,就越适宜于做一个父亲。我敢断定,神父,假如你不曾宣过誓假如你已经结过婚,你的孩子们一定是很……”不难看出,纯真的亚瑟认为蒙泰尼里是伟大、无私的,是上帝派来向人类播撒爱的甘霖的天使;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父亲,并希望自己有这样一个父亲,或许在心中,已经把他当作精神上的父亲。也因此,当得知蒙泰尼里就是生父而自己却一直被蒙蔽时,他的精神偶像碎裂了,连同他引导自己所信仰的上帝!卡尔狄神父的诱骗、同伴的误会、琼玛那记耳光,都不及这打击来得沉重。因为在他的心中,这人原先是那样完美无瑕,简直就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现在他也成了骗子,这世道真不知还有什么是值得相信、信赖的了!整个世界竟变得如此荒诞不经!于是,他留下一张字条:“我相信你跟相信上帝一样,上帝是一个泥塑木雕的东西,我只要一锤就把它敲得粉碎;你呢,却一直拿谎话欺骗我”,然后远走他乡。临出门望见母亲的肖像时,他“抬起头来看了看,笑了一声,耸耸肩膀。她,也一样,曾经欺骗了他”。我想,即使此时,牛虻对蒙泰尼里和母亲的感情更多的依然是怨,怨得很深。怨是由爱而生的。他把这种怨藏在心底,带着它颠沛流离,直到十三年后又回意大利,回到曾令他伤心绝望的地方。于是他利用一切机会抨击蒙泰尼里和他所代表的教会。不能否认,当他揭露教会不是间谍就是走狗,不无理性成分,也有很强的战斗力。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牛虻对蒙泰尼里的个人攻击,明显掺杂个人恩怨。他其实是爱着这位红衣主教的,超出了所有人对他的尊敬和崇拜的爱。他们之间曾有那么多相似的东西,那么厚的深情,用琼玛的话说:“他们彼此竭诚相爱,就如同一对情人,决不只是师生情感。亚瑟对于蒙泰尼里是差不多连他脚踏过的地面也要崇拜的。”他甚至对琼玛说过,要是他失去了他的神父,他就情愿跳到河里去淹死。回到佛罗伦萨后,他其实很想再次见到他年轻时的精神导师,他的教父和生父。当蒙泰尼里到佛罗伦萨来布道时,他和别人一样赶到这位红衣主教必经的路上去,尽管他懒洋洋地对别人说,这位主教“已经好到这个世界不配他居住,而应该把他客客气气护送到下面那个世界里去了”,似乎彼此间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可心里依然是爱着他的。这一点,他的女伴绮达看得十分清楚。在一次向牛虻表达自己得不到爱的怨愤时,那姑娘恶狠狠地嚷道:“还有另外一个你更爱的人!啊,我恨不得杀死你呢!你关心的并不是你的同志,而是……我知道那个人是谁!”牛虻劝解她说:“你太激动了,怎么胡思乱想起来了!”她接着说:“你当我是说波拉太太吗?我绝不是这么容易受骗的!你只和她谈政治,而且你对于她并不比对我更关心,我说的是那个主教!”牛虻顿时“大吃一惊,好像被枪弹打中了似的”。绮达继续说下去:“蒙泰尼里主教,就是秋天上这儿来布道的那一位。你以为那天他的马车经过的时候我没有看见你的脸色吗?当时你的脸色跟我的这条手帕一样的白!怎么啦?我一提起他的名字,你就抖得像一片树叶子!”当牛虻告诉她,“我……我是恨这个主教的。他是我最最恨的敌人”时,她又不依不饶地说:“不管是不是敌人,你是爱他的,爱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厉害。你敢对着我的脸说一声这是不确实的?”牛虻沉默了,最后对她说:“这是确实的。”这一段写得很妙,它包含了牛虻的感情世界的太多的信息。首先,牛虻爱蒙泰尼里,这是遮掩不住的,因此,当他见到主教时,脸色白得如同手帕,当他听到主教名字时,人会抖得像一片树叶;其次,在牛虻的心中,他对蒙泰尼里的情感甚至超过了琼玛,因此,当他以为绮达是在嫉妒琼玛时,并不吃惊,而听到绮达说出蒙泰尼里的名字,便“像被枪弹打中了似的”,也许,是因为他对此并不自觉,可这正表明对蒙泰尼里的爱,是他心中埋得最深的情感,无论他多么坚强,多么决绝,这都是他心中一块最柔软的血肉;最后,牛虻是真诚的,即使面对他并不爱的绮达同样如此,当对方指出了他的隐情,他并未否认,这同样表明,无论他经受了多少磨难,无论外貌和生活方式有了多大改变,其纯真的本性并未消失。我想,这也应是牛虻形象具有不朽魅力的原因吧。

牛虻曾扮作一个老年的西班牙香客与人接头,在那里,他有一次与蒙泰尼里的近距离接触。那时他已完成了接头任务,一听到蒙泰尼里那纯银般的为崇拜者祝福的声音,他手中的手杖就簌簌发抖;看见所有的香客和山民都能得到他的祝福,他的手亲切地抚摩着孩子的头,称他们为“亲爱的”,就难受得“恨不得钻到一个角落里去塞住耳朵不再听到那声音”,因为,他的神父以前常常这么叫他;当那个柔软的声音关切地同他说话时,“牛虻的心停住了。一下子他几乎失去了知觉,只觉得有一种难受的血的压迫,似乎要把他的胸膛涨开来,以后血又反冲回来,像在他全身里回荡,燃烧。”……这一切足以表现他是深爱着蒙泰尼里的。尽管,后来蒙泰尼里的与接头暗号巧合的问话,使牛虻恢复了自制力,于是他也借那个误杀亲生儿子的西班牙老香客的口,对蒙泰尼里进行了嘲讽,可我依然认为,那也是爱到极致反成怨的表达方式。但哀怨不是仇恨,在某种情况下,怨的对象即是爱的对象,怨得深,即爱得深。牛虻与蒙泰尼里的关系就是如此。不然,当他和同伴分手,在夜深人静漫步街头时,为什么心里会想:“神父改变得多么厉害了啊!只有他的声音还一点没有改变,还跟他常对自己叫‘亲爱的’那个时候完全一样呢?”为什么他竟无意中走到教堂前的广场,靠近了主教宫殿的左厢房?为什么他无意中看到蒙泰尼里独自跪在祭坛前,那么急切地想再看看神父的脸,心想:“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而且无须乎让神父看见自己,他可以轻轻、悄悄地走上去看就看这一次?”呢?为什么神父要起身离去时,他会想:“这是最后的机会啊!这是千金一刻的机会啊!竟把它错过了!”并不由自主地猛然惊起,踏进光亮里去,脱口大喊了一声:“神父!”为什么在交接枪支的时候,本来是有可能成功摆脱围捕,而当蒙泰尼里突然插了进来,面对着他的枪口时,他的“身子就突然摇晃起来,拿枪的手也垂下去了”,以致于束手就擒呢?……所有这些,都在写牛虻对蒙泰尼里的爱。很长一段时间,耳畔老是回响一个声音:“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于是,人们宁可对上述描写视而不见,简单地断定:牛虻作为革命者,对蒙泰尼里的反动本质是有清醒认识的。但这只是说教,并非文学。

真正的文学是愿体恤人性、人情之复杂和微妙的,往往不作非此即彼的界定。牛虻已被关进监狱,面临着死的威胁,他仍然幻想着他的神父能在上帝与自己之间作出选择,能和他一同逃出石垒的牢笼,同时也挣脱宗教枷锁。他诚恳地对神父说:

我并不要求什么。谁能强迫别人爱呢?你可以在我们两者之间自由选择,到底你最爱的是哪一个。如果你觉得你的主最可爱,你就选择他。

你必须在我们两者之中选择一个,如果你爱我,就把你脖子上的十字架取下来,跟我一起走。我的朋友正在布置另一次越狱计划,要是有你的帮助,他们就更容易实现。等到我们安然越过了边境,你就可以公开承认我是你的。但是,如果你对我的爱还不够使你这样做,那么,你到上校那儿去,告诉他,你赞成他的要求。如果你要去,你就立刻去,免得我看见你的脸觉得难受。我本来已经够受了。

牛虻尖叫一声,伸出了两条臂膀。

当蒙泰尼里嗫嚅着:“我怎么能够选择?我不能取消过去的一切。”他仍然坚持:

可见牛虻对蒙泰尼里至死都怀着难以割舍的爱。他希望后者能挣脱精神奴役,光明磊落地做人、生活。当蒙泰尼里不愿像他希望的那样,甚至认为他的要求太冷酷无情时,他的表现便更让人心碎,不妨将这一段抄录如下:

“啊,这太过分了!这太过分了!我究竟对你有过什么错处,使你把我当作这样一个人啊?你有什么权利说我好像是要对你复仇!难道你还不明白我只是要救你吗?难道你永远不明白我是爱你的吗?”

他抓住了蒙泰尼里的双手,用热烈的吻和泪水盖没了它们。

“神父,跟我们一起走吧!你为什么还要留恋这个充满了教士和偶像的死气沉沉的世界呢?这些东西充满着旧时代的灰尘,它们是腐朽的,它们是有毒的,污秽的!跳出这个遭瘟的教会吧!跟我们一起走向光明去吧!神父,只有我们才是生命和青春,只有我们才是永恒的春天,只有我们才是未来!神父,曙光近在我们眼前,难道你不愿意看到日出吗?醒来,让我们忘记那可怕的梦魇吧!醒来,我们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吧!神父,我是一直爱你的,即使在你当初杀我的时候,也是一样爱你的,你现在还要再杀我一次吗?”

这样地剖心掏肺,石头都会为之动容流泪。这倒不是说,蒙泰尼里手握着生杀大权,恳求他不要滥用这种权力,而是说神父当初没有对他说出身世真相,打碎了他心中圣洁的偶像,无异于杀了他一次。现在如果神父依然怀着“一颗破碎的、痛悔的心”在教会中苟且偷生,无异于再杀他一次。也就是说,牛虻已把自己的生和死同神父的进与退紧系在一起。神父并没有接受这种生死相许的爱,他选择了上帝,舍弃了儿子。牛虻是如何反应呢?

“我明白了,”牛虻木然柔顺地回答,“这不是你的错。”

当神父转身走出牢房,过了一会儿,他又突然惊跳起来:

“啊,我受不住啦!神父,回来!回来!”整整一夜,牛虻孤零零地躺在黑暗中,他哭了……

你的话很对,这的确是我生活中一段丑恶的纠葛。但是你得记住,一个男人不是每天都能遇到一个可以……可以爱恋的女人的,而我……我是一个曾经陷溺过的人。我害怕……我害怕黑暗。要谈牛虻的情感,不能绕过他对绮达的态度。绮达是匈牙利的吉普赛女郎,她是真心爱牛虻的,但牛虻不爱她,甚至在生病时,都不要她的看护,讨厌看到她。琼玛曾责备牛虻,既然厌恶,他就不该与她同居。牛虻回答:

有时我是不敢单独过夜的。我需要一件活的东西在我身边。我怕的是外在的黑暗,那会……不,不!并不是那种黑暗,外在的黑暗不过是一个只值六便士的玩具地狱罢了,我怕的是内在的黑暗。那儿并没有哭泣或咬牙的声音,只是寂寞……寂寞……

这一切对你都很神秘吧,是不是?你是不能理解的,可是幸亏你不懂。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尝试独自过下去,我是很可能会发狂的,所以如果你能够宽容,请你不要对我过分苛求责备吧。我到底不是你可能想象到的那种恶毒的野兽呀。

他还对琼玛说:

说实话,作为女性读者,我不能理解也难以接受他的解释,一个人怎么可以将另一个人仅仅作为驱除黑暗和寂寞的道具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牛虻是深爱琼玛的,这种爱使他不敢对她有任何造次,连情不自禁地吻了她的手,都要向她道歉,不愿她在感情上受到任何伤害。这样的情感,是那样的美,美得让人感动。而他对绮达的态度,虽然坦率,却坦率得残酷。对一个爱着自己同时又献身于自己的人,仅仅回报以坦率是不够的。要么,在接受她的身体的同时,接受她的情感;要么,在拒绝她的情感的同时,也别接受她的身体。一个人有权利以孤独、寂寞、害怕黑暗为由,要求另一个人只作为生活伴侣而不希冀爱吗?幸亏书中还有另外一些描写:当佛罗伦萨知识界和上层社会将绮达视同妓女而不齿的时候,他却把她介绍给大家,“就好像她是他的一个没有出嫁的姑妈”;当人们对绮达怒目相向时,他并未惶恐、恼怒,而是“眼光分明含着一种恶毒的得意神情”。他并不限制绮达的行为自由,当她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得到他的爱而另觅归宿时,他真心地希望她从此快乐。应该说,这是牛虻对绮达的尊重方式。可惜,他们并非一般朋友。其实,牛虻对绮达也并不像他所说的,只是借以摆脱黑暗和寂寞的物件,绮达离开后,他也是痛苦的。一方面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另一方面感到了无边的孤独,这或许能证明他对她也有过真情。我是如此困惑:如何评判牛虻对绮达的这种情感呢?197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撰《写在书前的话》说:“假若牛虻对待琼玛的折磨还隐蔽的话,那么对待吉普赛女郎绮达·莱尼就是赤裸裸的玩弄了。莱尼真心地爱着他,他却把她当作满足一时情欲的玩物,还制造出一套理论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是不能效法,而要批判的。”这种评价显然带有那个时代的“冷战思维”特征。也许,可从人性复杂的角度去解读牛虻对绮达的态度。正如他所说,一个男人并不是每天都可以遇到值得爱恋的女人的(相反亦然),那么,退而求其次找一个伴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都不算是个别现象。再说牛虻曾有过一次真情投入却又受到极大伤害,便再也不敢陷身于此,也不难理解。一个尝尽了寂寞和孤独的人,一个被黑暗包围的人,希望身边有个伴来缓解自己的心理压力,似也正常。但无视伙伴的感情需要,忘记了她不仅有血有肉,同时也有灵有性,怎么说也是牛虻性格上的一个弱点。或许,也因此,我反倒要赞叹作家在人物性格刻画上所达到的真实性和复杂性……

应该谈谈蒙泰尼里了。我不得不说,无论初读《牛虻》,还是重读,我对主教都抱以同情。只不过,当初自己对此同情持质疑态度,不敢将它说出来,现在可以坦率直白了。

《牛虻》自1950年被汉译出版,本土语境在相当长时期,对蒙泰尼里的分析和评价几乎是一个调子,皆说他虚伪、阴险、残酷,是鹰犬,说他不惜杀死儿子也要维护他所属的阶级。可读小说本身,似乎看不出作者对他有如此憎恶。相反,无论描写蒙泰尼里的外表、行为,还是刻画他的心理,都隐含着作者对人物的品质的基本认同和对他命运的深切同情。

小说一再写到主教慈爱的目光,圆润、响亮、音色像银子般纯净的声音,在画家眼中他那张脸更是庄严。作者还写他举止优雅和他的百科全书般的学识。总之,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他由神学院院长升任一个地区的主教再升任红衣主教,同时又是牛虻的生父这一双重身份,无疑是充分展示其内心世界的艺术平台。他的所有痛苦、忧郁,他道貌岸然的外表所包裹的那颗“破碎的、痛悔的心”,都由这种尴尬身份的设定而来。过去,一直有个声音在告诫读者,不要被蒙泰尼里虚假的亲子之情、伪善的外表所迷惑,实际上他是统治阶级的帮凶……而今,当我从少女转为人母,再来体会蒙泰尼里在情境中的内心滋味,就不由得多了同情,少了谴责;多了体悟,少了迷糊。

蒙泰尼里爱亚瑟吗?爱,是真挚、深沉的爱。小说写他“慈爱地瞥视着那个俯在文稿上的黑发油油的脑袋”,“当他与亚瑟说话时,语调中老是含着一种抚爱”,他以结伴同游瑞士的方式尽力缓释亚瑟丧母的苦闷,都反映出他对亚瑟的父爱。这种爱没有虚伪。父爱方式千差万别,蒙泰尼里对亚瑟的爱是有教养有品位的那种,包括他对亚瑟参与大学生政治活动的担心和劝阻,都是出自于爱。

也许,会有读者像十九岁时的亚瑟一样,认为蒙泰尼里隐瞒了父子关系,就是欺骗、虚伪,进而认为,作为天主教教士,一个在别人眼里私生活严肃、纯净得无可挑剔的神职人员,竟有私生子,只能说是道德败坏的伪君子!对这个问题,一个成年人如果不自诩为纯洁无瑕的圣徒,如果能设身处地地从蒙泰尼里的角度去想,大概就不难有另一种思路。一个天主教神父有私生子,当然不光彩。蒙泰尼里与亚瑟的母亲葛兰第斯如何有私情,如何被发觉,如何向葛兰第斯的丈夫忏悔并立下文书,保证以后再也不来往,小说是作为暗线处理的。不过,通过琼玛对玛梯尼说的话,又可了解到葛兰第斯是个天使般的善良女人,她与蒙泰尼里的私情,应是两个外表和精神都极其相配的人两情相悦的结果。无奈,他们一个是天主教教士,一个是天主教教徒,无论从宗教还是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们都犯有罪孽。为此,葛兰第斯在痛苦、屈辱和忧郁中度生,而蒙泰尼里一面痛悔,一面又忍受着牵挂情人的煎熬,当他听亚瑟谈起母亲生病及病逝的情况,便“低低地垂着头,右手紧紧抓住了凳子的边缘”,“脸上怕人得惨白”。两个有情人,本该获得人们“终成眷属”的祝福,但因为彼此的身份,竟使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无疑是一出悲剧。悲剧主人公是应该被同情的,而不是被鞭挞的。至于蒙泰尼里一直没向亚瑟告白真相,也不宜做过多的指责。不仅其身份不允许他真实表白,从亚瑟的心理承受能力与前途考虑,也不允许他说出隐私。他也是人,而非神。

小说对蒙泰尼里作为教士的虚伪性的描写是有限的,而对他作为普通人的真诚性的描写,则很容易让读者产生同情与宽容。比如,当琼玛说到十三年前,她为误打亚瑟耳光、造成其自杀而痛苦自责时,蒙泰尼里曾去看她,并对她说:

我的孩子,你安心吧。杀他的人是我,不是你。我欺骗了他,他发觉了。

当时琼玛并不知道亚瑟与蒙泰尼里的血缘关系,更不知亚瑟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及其留给蒙泰尼里的信,因此,蒙泰尼里对她说这样的话,极需勇气和真诚,不仅是为了宽慰琼玛,更是表达自己难以明言的忏悔。追悔之心一直伴随他的后半生,他将亚瑟十三年前写的字条一直揣在怀里。小说有这一场面:牛虻扮作一个曾杀死亲生儿子的老年香客,在公众场合向蒙泰尼里挑战。当蒙泰尼里说“只要一个人肯真诚悔罪,那就没有一桩事情是没有希望的”,并邀牛虻晚上到他那儿去的时候,书中写道:

“难道主教大人能够接见一个杀死亲生儿子的罪人吗?”

这句问话几乎含有挑战的语气,以致蒙泰尼里不由得往后退缩,好像受到一阵冷风似的颤抖起来。

“无论你犯过什么罪,上帝都不允许我诅咒你!”他庄严地说,“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大家都同样有罪的:我们的所谓正直,只不过是一些肮脏的破布罢了。如果你肯来,我愿接见你,正如我祷告上帝也有一天会接见我一样。”

牛虻伸出两只手,带着一种突然的热情迸发的姿势。

“听着!”他说,“所有你们这些基督徒大家都听着:如果一个人曾经杀死他的独生儿子,杀死那个曾经爱他,信他,而且是他的肉中肉,骨中骨的儿子;如果他曾经用谎言和欺骗引诱他的儿子落进了死亡的陷阱,你想那个人在人间或天国还能有什么希望吗?我也曾在上帝和人的面前忏悔过我的罪行,我也曾忍受过别人加到我身上的刑罚,他们已经把我放出来了。但是,什么时候上帝才肯说‘这已经够了’呢?怎样的祝福才能够解除上帝对我灵魂的诅咒?怎样的宽恕才能够撤销我所犯的罪行呢?”

接着,是死一般的沉寂,大家都注视着蒙泰尼里,只见他胸口的十字架不住地在那儿一起一落。

末了,他抬起头来,举起一只不大稳定的手开始祝福。

“上帝是仁慈的。”他说,“把你的负担放到他的神座前去吧;因为《圣经》上写着:你不该蔑视一颗破碎的、痛悔的心。”

你能简单地将蒙泰尼里此时对牛虻说的话解读为装模作样的表演吗?恐怕不能。当他听到牛虻挑战性的问话时,像受了风寒似的颤抖,说明他尚未堕落成冷血动物,在他内心那个因自己的罪孽导致爱子投水的伤口并未结痂,每有触动就会流血、疼痛、颤抖。当他说“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大家都同样有罪”,他在心中是将自己也列入罪人之列的。他说:“我们的所谓正直,只不过是一些肮脏的破布罢了”,未尝不是对自己的嘲弄。当他最后用《圣经》语录“你不该蔑视一颗破碎的、痛悔的心”来结束祝福,我更愿将此话理解为他对迎头抨击的乞求式抵挡,他是在用这些话说服、安慰自己。上帝的仁慈,或死后到上帝那里去悔罪,是他为自己那颗不安宁的心寻找的归宿。他对牛虻说的那些话,在不明内情的旁观者看来,是怀有慈悲心对罪人的循循善诱,引他走近上帝;对知情者来说,则句句饱含其生命体验,句句都是对自己所犯罪孽的隐晦表达,又句句在为自己寻找缓解内心苦痛的依据,像落水者在竭力寻找救命稻草一样。当一个罪人,不曾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也不是心中一片坦然,只要人不知,便当己未为;没有矢口否认也没有装糊涂、扮天真,而是时而憋不住地想说出真相(如对琼玛说是自己杀死了亚瑟),时而又隐晦地泄露内心的痛悔(如对老年香客说的话),那他就不是十恶不赦的魔鬼,他还值得同情。我甚至想,就像《红楼梦》里的王熙凤、薛宝钗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一样,蒙泰尼里是宗教文化的牺牲品。他的悲剧,就在于人性不仅没有泯灭,甚至还很丰富,但同时又背负宗教戒律的桎梏,很难挣脱。也因此,其悲剧不仅在于道貌岸然的教士必须隐瞒有私生子,也不仅在于其身份使他两次“杀死”亲生子,更主要的是,他的心灵陷入了精神与感情的分裂。其精神支柱是上帝及其在人间的代理机构教会,而其感情又与常人别无二致,这就逼迫其心灵始终处于被撕扯、啃啮的状态,成了“一颗破碎的、痛悔的心”。

对于蒙泰尼里最终同意杀死牛虻的情节,以往的评论都认为这是他的反动本性的彻底暴露,其残酷于此得到了充分表现。过去读《牛虻》至此,我对蒙泰尼里的做法也很不解,如今重读,我更想从人性角度去揣摩其心态。

蒙泰尼里最后到狱中去探望牛虻时的对话写得极具张力,颇能表现父子二人的各自性格。牛虻对蒙泰尼里的超出血缘关系的爱,在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蒙泰尼里的亲子之爱和他忠诚于上帝、依附于宗教以及他的虚荣、懦弱也在此得到了充分展示。蒙泰尼里一定要杀牛虻吗?不。他要求牛虻放弃信仰、脱离组织,向当局投降吗?如果说十三年前,他是有此愿望的,但此时已不抱幻想。他所以要去牢房,是想实地考察这个犯人是否真像上校说的那样已成恶魔。他强烈反对上校对犯人施加的所有的刑罚和镣铐,事实上,他一直无条件地反对军事法庭对牛虻处以极刑。只是当上校警告如果不杀牛虻,就会发生新的劫狱,会酿成大血案,许多无辜者将会因此丧命,他才警觉到责任的重大。于是他对牛虻说了下面几段话:

“如果为了你一个人真会有暴动和流血的危险,那我这样反对上校就担当着极重大的责任;我相信他说的话至少有几分是确实的。另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他的判断可能是由于对你个人的仇恨,不免有几分歪曲的地方;而且可能他把危险过分夸张了。刚才我看到这种可耻的野蛮行为,就觉得这一可能性更大。”

“如果赞成他开军事法庭,我就杀了你;如果不赞成,我就冒着杀害无辜人民的危险。我认真考虑过,尽心竭力想在这可怕的两难情况里选择一条路。现在我终于下了决心。”

“列瓦雷士先生,我并不是以红衣主教,或普通牧师,或审判官的身份到你这儿来的,我只是以普通人的身份来访问另一个普通人。我并不要你对我说,你是否知道上校所担心的劫狱计划。我很明白,即使你知道那些计划,也是你的秘密,绝不肯告诉我。但是我得请求你替我设身处地想一想。我已经老了,无疑地,不会有多少日子好活了。我希望带着一双不曾染过血的手到坟墓里去。”

“我一生竭力反对高压手段和残酷行为,不论在哪儿碰到这种事情我都一样反对。我一直不赞成死刑,无论它采取什么方式。前任教皇在位的日子,我曾经屡次对特种军事法庭提出激烈抗议,为了这个我才失去圣父的欢心。请你至少相信我,我这些都是真话。现在呢,我处在一个两难的局面里面了……”

我想他的这些话是真诚的,没有用假惺惺的慈善进行欺骗。假如他生性残酷,一个即将被处死的人如何看待自己似乎无关紧要,魔鬼会奢望别人到上帝那里为自己说好话吗?关键仍在于责任。作为一个教徒,他一贯地反对暴力和高压,更不能允许由于自己的优柔寡断,酿成危及全城的流血事件、导致无辜的生命被剥夺,这也是情理中的事。而当他知道在押犯就是自己的儿子,当牛虻要求他在他所信仰的主和自己之间作出选择,并要求他和自己一起逃生时,他并非毫不犹疑地选择了上帝,而是在亲情与信仰间徘徊。难舍的亲子之情和不容动摇的信仰已将他逼到绝境,他痛苦地呼号:“你要把我的心撕成两半吗?亚瑟!亚瑟!你要逼我发疯吗?”他最终想到的办法是:可以帮助牛虻跟他的朋友取得联络,甚至可以布置好让他逃走,等到他安全了,自己就到山里去横死或是服安眠药结束残生。应该说,这已是对他所信仰的上帝的背叛了。虽然这是一种有限的背叛,并准备用自己的死来向上帝谢罪。对蒙泰尼里来说,这确实是残酷的精神刑罚。在遭受这种刑罚的折磨时,其选择实际上是向亲子之爱倾斜的。无奈,牛虻宁死也不愿与上帝分享蒙泰尼里,用他的话来说,是不接受“上帝的唾余”。父子俩对宗教的分歧难以弥合,最后,蒙泰尼里作出了残忍的决定,亚瑟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尽管在感情上我很难接受一个父亲再次杀死失而复得的亲生儿子,但在理智上,我却愿意将之理解成他是出于保护更多的无辜生命不遭伤害,或更准确地说,是出于对上帝负责的考虑。这种考虑无疑包含着残酷。但能说蒙泰尼里的最终选择暴露了他的反动残忍吗?似乎也不能。连牛虻都木然柔顺地说:“这不是你的错。”谁之错呢?这个问题很不容易回答,却值得深思。

现在,可以来讨论《牛虻》最撩人深思的是什么了。

小说中有一段牛虻与琼玛关于革命目标和手段的对话。

牛虻认为:“当革命到来的时候,你以为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想《牛虻》内容简介

《牛虻》作者简介

这本书既是慷慨动人的革命书籍,又是高雅纯正的文学名著,充满了深刻人情人性的艺术感染力。在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土地最广的苏联,“牛虻”拥有着无数的崇拜者。主人公牛虻,是上流社会的叛逆,年轻时经历过几番刻骨铭心的感情苦难。他曾因无知而铸成大错。他最爱的姑娘,给予他惨痛的心灵伤害;他尊敬的生父,却是凶残的政敌!然而他义无反顾地追求真理,抛弃了爱情与生命——为意大利的独立与自由。牛虻,成为青年人心中“坚强”的化身!小说围绕牛虻、恋人琼玛以及性格复杂的蒙泰尼里主教展开,线条简明而又波澜起伏、惊心动魄,显示了作者激越的感情世界和浓厚的艺术功力。

艾捷尔·丽莲·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 1864-1960),1864年生于爱尔兰科克市,1960年7月27日死于纽约。伏尼契原姓蒲尔,父亲乔治· 尔是 数学家。她早年丧父,随母由爱尔兰迁居伦敦。1882蒲年,她得到亲友的一笔遗赠,只身前往德国求学 1885年毕业于柏林音,乐学院 其间曾在柏林大学听讲斯拉夫学课程。伏尼契还创作了其他,一些作品,其中有小说《杰克·雷蒙》(1901)带有自传性的小说、《奥利芙·雷瑟姆》(1904)叙述“牛虻”离家出走后十三年的经历、的《中断了的友谊》(1910)。这些小说都愤怒地揭示了教会中某些人的丑恶面貌。伏尼契晚年迁居美国纽约,苏联文学界人士曾到她纽约的寓所访问,并为她放映根据小说《牛虻》改编的电影。1960年,女作家伏尼契死于纽约寓所。

那时候的民众不应该习惯于暴力吗?战争就是战争啊。”

琼玛则认为:“如果你也跟我一样的想,用暴力胁迫政府,本身并不是一个目标,而只是达到目标的一种手段;又想到我们真正需要改革

小辞典

有一本薄薄的小书,我是在中学语文教材的引领下寻来看的,那就是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以下简称《绞刑架》)。被收入教材的是其中第三章《二六七号牢房》。记得当年看到这篇课文的第一句话“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是七步”时,心里充满好奇:写这句话的人为什么要用脚步丈量房子的大小呢?

当时收入教材的《二六七号牢房》是经过删节的,只保留关于难友之间的真挚友谊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描写。与作者同囚于此的慈爱的“老爸爸”,和作者苏醒后两天就被押往别处的善良的卡瑞尔,都让人感动。文章最后有一段关于歌唱和太阳的礼赞:

二六七号牢房在歌唱。我一生都在歌唱,我不知道现在当生命就快结束而我活得特别顽强的时候,为什么该停止歌唱。至于老爸爸贝舍克呢?啊,真想不到,他也是非常爱好歌唱的。他没有音乐的听觉,没有音调的记忆力,也没有嗓音,但他用一种善良而忠诚的热爱爱着歌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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