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秋，我被分配到大连二十七初级中学工作，这所学校是1958年建立的。当时一同分配的大学生共有七名，分别来自吉林师大、辽宁大学、辽宁师范学院，只有我和教生物的一名女老师是锦师的。新教师的到来，给这所没有名气的初中增添了活力。
学校领导考虑新毕业的大学生没有工作经验，第一年都没让当班主任，只作任课教师。我被分在初一，教一年十班、十一班两个班的语文课。当时一年级共十三个班，加上二、三年级，语文组有教师近二十名，是个大组。组长是一名自学成才的“学究”，对古诗文、生僻字、历史典故很有研究，平时深藏不露；副组长是“辽大”的老毕业生，爱讲话，讲课类似说评书，是位挺豁达的人；组里还有一位是中师毕业的，是1958年建校初从小学跟班上来的，能说会道，能写诗歌，自恃“有才”，藐视比他学历高的人，平时工作比较另类，常常是组里不点名批评的对象；还有一名是大专毕业，是教师团支部书记，学雷锋积极分子，党的积极分子，是组内举足轻重的人物。我简要介绍这几种类型的人，是想说我第一年工作的环境。
刚从大学毕业，论知识，教那一本薄薄的课本我没什么压力。论备课，我还是提纲式（我在领导岗位的讲话稿也是如此），我不会写详案，更主要的是觉得不得劲、不实用，我不会照本宣科。但讲课从大学生的角度出发，与初一学生有点不对口。譬如有一次年级组长（就是那位团支部书记）听完我的课后说：“你在课堂上讲‘尔虞我诈’，学生可能听不懂，要从初一学生的实际出发，平时好好备课。”弦外之音，是借“尔虞我诈”点我备课没下功夫，有些脱离学生的实际。其实这对任何一名新教师来说都是难免的，至于让我细致备课我就不太会了。我只本着一条宗旨，按教学大纲要求，让初一学生通过字、词、句来理解文章的内容，让学生懂得字、词、句在一篇文章中的作用；同时也必须懂得如何运用这些字、词、句表达自己的思想，写出一篇文章，这就是所谓的遣词造句的能力。有的语文教师是按“教学参考书”的提示，把一篇文章分析得头头是道、津津有味，但学生离开老师自己该如何去分析一篇文章呢？不少语文老师只作“课堂表演”，不教学生规律；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不少语文老师自己并不会写文章，如果写也只是注重玩弄辞藻，如何准确地遣词造句直抒胸臆，往往就欠功夫了。所以，这样的老师教学生的语文课是少慢差废。我对“说”与“写”有自己的见解，或者说我自身这方面的能力较强，所以教起课来，不像其他新教师跟在老教师的屁股后亦步亦趋。我是一个有自己见解的人，似乎小时候就带有这个特点（从前面的章节中可以看出）。
那个时候，我还没结婚，住在学校四楼的集体宿舍里，对象在另外一所学校工作，在家里住。这样，晚上的时间比较充裕，但我基本上不搞备课和批改之类的东西，该干的活八小时之内我就完成了。音美组有位年纪比我大好几岁的音乐教师没对象，没事在办公室里拉二胡，我挺愿意听，也想学一学，于是晚上没事就到他的办公室坐坐、听听、问问，抽空还自己练习拉拉。我现在还能拉几曲，功底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组内住宿老师看我晚上不在组内备课，还学拉二胡，告诉了大组长。有一天，大组长像无意中把话茬赶到备课上似的，挺神秘地告诉我，晚上应坐在办公室里看教案，暗示我，有的教师反映我这个新教师不够虚心……如果是现在，当然不是个问题，下班的时间愿意怎么支配时间是个人的事，但那时不行，要求的是为党工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这种气氛下，我只好装作备课的样子，不敢再干别的了，就这么教了半年课。
期末考试采取的方式是每位教师出一道题，由大组长拍板，决定取舍。考完试，卷子是密封装订的，每位教师批一道题，然后由组长核各班平均分。当时初一的七名语文教师，除我一名是新教师外，其余的至少有三年教龄，我有些忐忑，一搞班级平均分，这十三个班其实就是排队，也就是给语文老师排队。当时我分析，就我底儿薄，不但教学经验没法与老教师比，功夫也没下到，我有些后悔自己没有下苦功，不能给领导和同事一个好印象。十三个班一算平均分，你猜结果如何？我真的没想到我教的两个班分别名列第二、第三。结果一出来，真叫大喜过望，我原来认为不当倒第一、第二就不错了，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名列各位老教师的前面呢？我自己纳闷，老教师们也纳闷，但谁也没有讲，只是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后来听说，年级组长还到我教的两个班做了一点调查，看我事先是不是漏了题。笑话，我只有出一道题的权力，我上哪去弄题漏题呢？
感悟
新教师初来乍到，备课还不认真，考试排队竟然把老教师甩在后头，真的有点不可思议。如果我教的班名次再往前串一位，列第一、第二，我相信这肯定是教育史上的典型案例！后来我分析就是我抓住了语文学科教学“说”与“写”这两大项目和二者相互关系的一点规律的结果。工作半年后，学校领导竟提拔我为语文组副组长，哪有工作半年就当业务副组长的呢？但在27中就出现在我的身上，我当然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