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我，哑巴，小心被人看见，那可没脸见人啊。”
自从我跟她住在一起，二伯娘再不敢当着我的面骂人，因为只要我一瞪眼，她就会被吓得躲得远远的。
我放开了她，她理了理头发与衣服，然后自顾自的做自己的家务去了。
我冲完澡，关好每一道门，然后端着煤油灯进了卧室，她已经躺在了床上，跟以前一样，她背对着我，睡在床的最里面。这架床有三层檐子，上面雕刻着精美的图案，合上蚊帐，就像一间封闭的小屋一样，我不认识木材，但也知道这些材料坚硬厚实，任你在床上怎么动，它也不会发出声音，这是从绅粮家分来的浮财之一。
一直以来，我们两人都是各睡一头，各盖一床铺盖，睡觉的姿势都很规矩，从来没有在床上互相碰到的情况发生，而且我是一躺下就睡着，从来没有过什么想法，但今天却不同，她掩盖在薄毯下微曲的身体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吸引力。
我按照原来的方式躺下了，身上没有盖任何的东西，但却全身燥热，像喝了热酒一样，静又静不下来，翻身又怕引起了她的注意。以前，我老是觉得不太透气的屋子里有着一股霉味，但今天却不同，那是一种热烘烘却又带着淡淡的尿的味道，这味道真冲我的鼻子而来，而且还老往上升，不断地刺激着大脑，这样一来，我的身体的其它地方突然之间像是消失了，只剩下中间那一点热烈而又实在地突出着。
我终于坐了起来，借着月光望着她的身体，特别是突起的那个部分，她还是保持着原有的姿势，就像已经沉沉入睡了一般。我碰了碰她的脚，与往日不同的是，她的脚居然露在了外面，这是一双非常匀净小巧的脚，有着极轻微的汗味，但此时的汗味却有着扰着心襟的作用。我的眼光上移，薄毯把她的身体形状完全展现了出来，特别是腹部以下的位置。
我终于狠下心来，坐到床中间，把她的身体扳平了，她却像沉睡着一般，双眼紧闭，一点反应也没有，但听得出来，她的呼吸声已经变得越来越沉重。
这一夜接下来的时间里，她差不多在我的怀里哭了一个晚上，早上去上班，我看到她的双眼都红着，但是，很明显，她的精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虽然有些像难掩的喜悦，但我觉得，更准确有理解是在她已经有了一个可以倚靠的支柱后的自信。
在每次欢娱后，我都有想告诉她我不是哑巴，但是，我总是说不出口，这几十年来，我经常做着哑巴，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如何开口说话。
从此以后，我对她的孩子有了更多的关注，那四个孩子分别叫大妹、三妹、大母猪、小母猪，这些是他们的外号，为了好带，这里的风俗是都要给孩子，特别是儿子取一个非常怪、非常丑的小名，免得阎王爷一时喊顺了口，把孩子的命给勾去了。这是一个非常奇特，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家庭组成模式，加上我后来的两个孩子，六个兄弟姊妹，居然来自三个家庭，而这三个家庭居然有着承上启下的关系。真正让我惊讶的是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儿子的学名，虽然他现在像父亲一样对我，叫我幺爸儿，但我们确实没有一点血源关系。他叫曹伯林，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名字，在我搜肠刮肚想了好久后，终于知道了他就是我的爷爷。也就是说，我成了我父亲的爷爷，而我的爷爷成了我的儿子，这事幸好是好生在这样一个关系复杂的家庭里，否则，这将完全有悖于我们的伦理道德，所以，我打定主意，绝不能再让任何人知道我只是一个装出来的哑巴，包括龚淑珍，她既是我的曾祖母，又是我的老婆。这将是时空隧道自发明以后，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关系，所以国际上对时空穿梭实施全面控制也确实有其在伦理道德上的考虑。
不久，余志恒转业回来，成了村支部书记，而余正林也达到了服兵役的年龄，很快成了光荣的战士，花朝门“五虎将”也没有了用武之力，成天只能跟着家人在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虽然名义上说地主绅粮的家属要在贫苦家民的监督下劳动，但是，各家忙各家的，他们也没有什么花样好玩，自然也就不再有人对他们有特别的关注，所谓的斗争，也就变成了例行公事一般的走走过场，上面的人虽然并不满意，但也没什么好说的。
总算过上了一段安宁的日子，人们开始对美好生活有了更加切合实际的向往，“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甚至也有人提出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口号。我曾经见过一张宣传画，那画上，一棵结满各种水果的怪树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面积，西瓜、苹果、梨子、香蕉、芒果……应有尽有，除了树枝各极少量地的树叶，全是果子，就像一个带有新鲜树叶与细枝的果盘，一大群红领巾仰头站在树下，围在一个穿白大褂的老科学家的身边。算我孤陋寡闻，我相信肯定还有很多的类似的宣传画，从这里，任何人都右以感受到大家对示来充满了信心。
所有专注的农民都得至了回报，除了交公粮外，家家都首次有了可以保证全家一年以上用度的粮食，望着那圆鼓鼓的囤包，底下一个大簸箕，上面由篾席一圈圈围起来的家庭粮仓，是人都会喜不自胜。绅粮家的儿女也已经长成，但是，却无法结到亲，儿子娶不到堂客，女儿也嫁不出去，虽然还是被称作孤儿寡母，但也还算有了些劳力，粮食也足以自足，地位的低下让他们一直都抬不起头来，不过，大家也不是那么介意，久而久之就习惯了，没人再对他们评头论足，反而时时有些同情之意表达出来。受至指责最多的反而是那曾经风光无限的“五虎将”，他们种的不管是粮食还是蔬菜，总是令对土地有着浓厚感情的那些老人们无法容忍，翻土全是“猫盖屎”，种子或者苗子下去总要比季节慢半拍，草长得比苗深，收获季节也总是粗枝大叶，粮食撒得到处都是，像是很富足的样子。这几个人最令人不满的是他们经常顺手牵羊，偷人家的包谷、红苕以及各种瓜类，因为大家都有些怕他们，所以只能指桑骂槐，不敢真正给他们难堪，有时，他们也会放出些狠话来，说总有一天，他们会有风光的时候，到那时，非得让某些拿脸给他们看的人好看。他们的家人倒是比较纯朴，成天忙着自己家里的事情，但是，因为没有了男人这根坚强的支柱，孩子也跟着父亲学，不务正业，担子就全落到了堂客们的肩上，他们相较其它堂客来说，忙了里又忙外，*劳的程度要大得多。不过，他们也有些办法，每次获得上面的补助，他们总会以各种的理由得到一些，他们倒是喜滋滋朝家里抱获得的物品，其他的人就在背地里骂，有胳膊有腿的人却吃了本该给老弱病残者的粮食，这一定会遭报应。
这几年的年成了非常好，风调雨顺是最简单的概括，事实上，哪怕你只是开荒得来的一小块田地，不管种上什么，它们都会像疯了一样，拼命地朝上长。月有阴晴圆缺，天有常行之道，几千几万年来，人能够繁衍至今，那就说明了天道并不杀人，而是在成就人，只要不受到人为的干扰，自然就能养活众多的人类。几十年后，社会上普遍将后来的灾祸归之于老天，其实，像我这样的过来人才能告诉你，人祸远大于天灾，精英之祸更能起到灭绝人性，扰乱天理的作用。
无为而治的理念是我们老祖宗在两三千年前就提出来，在后面的时间里，经过了历史的证明，就算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你一样可以见到，精英们无为时，社会复苏之快，是任何读书人所无法预料的。但是，无为而治要能实现，却又是那样的难，治只是结果，它只对百姓有利，对精英们来说，那只是无奈之中的附生物，如果“无为”，精英们的地位如何体现？精英们以什么来打倒对手，树立权威？如何来证明没有精英们的英明指导社会何来进步？精英们如何才能在百姓的置疑声中占据要职？因而无为而治那只是一种理想，永远都不可能长期实践，它只可能是精英们某个时期不得不采用的策略，对于他们来说，无为是相对的，有为才是绝对的。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它不是某个人的行为，而是几千年来凡是智商超群、胸怀高远者所必须接受的熏染，对于他们来说，有为真，无为假，我为真，他为假，上为真，下为假，取为真，舍为假，假为真，真为假……最终实现真假难辨，假的真，真的假，假事做真，比真还真，真民做假，比假还假，那就有幸成为一世枭雄。
越是正常，越是顺利的日子，真的就像白驹过隙一般，越是苦难，越是想要快快过去的日子，越是难以逾越，五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的最后一个孩子也出生了。我无法带给这个家庭太多的惊喜，但也却能让这个复杂得有些怪的家庭能够安稳，两个大人，六个孩子，地里面分之九十的活都由我承担着，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可能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能力极限，但对于我来说，一切都还好，只要不受干扰，再干上几年，把所有的孩子养大，让他们都能自立门户，那也不是什么奢望。
现在，农协被撤消了，正在筹备成立小组与大队，余志恒已经毫无悬念地成了大队的第一任书记，大队的名字叫做红星，取其对红色革命的向往之情。余正林也转业回来，很轻易地当上了大队长，而曹伯生虽然资格老，对大队有着很多的贡献，但因为没有参加革命的经历，更没有能加放组织之中，所以只能当大队的生产主任，负责管理与指导大队各生产队的生产。花朝门由合作社变成了生产队，农民全部成了社员，所有的土地与财产公有，生产队长先是曹仁德，但后来有人到大队多次吵闹，说有这样的队长那还不复辟，原来，曹仁德因为堂客的自作聪明，成份成了富农，自然就没有当生产队长的资格，最后就由杨广富夫代了他。杨广富是“五虎将”之一，对农业生产相对来说最为熟悉，他的父亲曾是当地很有名的农业好手，也有些祖传。杨广富好酒，爱骂人，但做起事来也不是那么离谱，能调得动人，虽然大家并不觉得是最好的人选，但也没有很强烈的反对意见。
班子搭建了起来，就开始了对未来的构想，大家觉得有必要将整个生产队的向个大院子进行整合，哪几个院子作为居住区，那几个院子作为养殖业基地，再哪个院子作为生产队的粮仓与生产工具存放地。这样一规划，各处的设施设备就得进行调整也增减，大兴土木是必然的，本生产队的标志，花朝门就被拆掉了，用于修建新的猪圈。望着那被拆下来摔成两段的巨大条石，我真为它们有些惋惜，但大家却不这样认为，倒是觉得有这么几块大条石，建那么几座猪圈就要省力得多，这也算是前人送给我们的一笔财产。院子的几处围墙也被拆掉了，原来完整的四合院，现在变得零散了，并与前几年外围发展起来的建筑混在一起，各家各户，都可以自立门户了，比起以前，要方便很多。本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全生产队的人都成为一个家庭，大家像过集体生活一样，吃在一个大锅，住在一个大院，但是，结果却是更加地强调了各门各户。这也使得人们对过去的回忆一下子全部丧失了，地主、绅粮、庄园，已经完全成为历史的遗迹，再也追不回来了。我知道，几十年后，很多地方开始恢复旧的建筑，但是，那种完全出自于经济目的的恢复，注定了只能是快餐式的假文化，起得快，丢得更快，全是一股风潮。
按照统一规划，我们的小院子将被辟为生产队的养猪场，可能会养上几十头猪，人就得为猪让地方。我们将家里的所有家具都搬到了曹家院子，除了那架床，因为那床实在太大，不好搬，又怕拆坏了。也不知什么原因，屋倒是空出来了，猪仔却一直都没有到位，所以每天晚上，我还是可以回家睡觉。孩子们与其他人在一起，玩得疯了，哪里还想得到自己的家，随便找个人家与同伴就一起睡了，或者干脆就找个柴房也行，都不讲究。收留孩子的人也不介意，因为大家都共产了，孩子共在一起，也没什么不妥，反正农村孩子，身体素质好，也没什么受凉、感冒这类事好担心。这就出现了奇特的现象，有的家长，一两个星期都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一面。当然，找人的最好时间就是吃饭时，只有这个时候，整个生产队的人都会集中在一个院子里，说是大伙食团，但人数实在太多，不可能有这样的大堂，很多人舀了饭菜，就蹲到院子里的各个角落，自顾自的吃着，任你吃多少，只有一个原则，准吃不准包，除非家里有病人不能到伙食团用餐，只能由家人带回去，这得由队长同意才行。
吃完饭后，大家就按照队长与组长的铺排，到各处去参加劳动，现在，土地已经全部归生产队所有，连某些人私自开出的荒也也得交出来，否则就是拖全生产队的后腿。
枯燥、繁重的生产劳动变成了快乐，大家有说有笑地来到地里，边做着活路边开着玩笑，年轻人的玩笑多，常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但老人们却总是冷眼看着，他们不敢说眼下的事情不正常，但从他们的表情来看，他们似乎已经觉得这样做并不是真正的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也能给人带来快乐，本来，生产中劳动者情绪好有利于创造力的发挥，但是，事实却是，太多的笑话，使得工作效率大打折扣，有的人甚至根本就无心劳作，而是把心思放到了东家长西家短的聊天上。如果有人责问他们为什么拄着锄把闲聊，那么，他们大可以堂而煌之地告诉别人，他们正在研究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或才交流昨晚学习的习德，这样，谁也不敢再说什么了。
这样的劳动，也对年轻人的热情有了极大的激励，因为以前单家独户，很难与其它女性有什么接触，现在好了，大家在一起劳动，打情骂俏简直就成了一种尚，让老年人摇头不已。在地里，真正能起到全劳力的，只有老年人，其他人都有着自己所乐意干的事情，集体还有着这么多的人，并不缺少他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