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庄在《某先生八十寿序》（某先生即钱谦益）中，对钱之中道委蛇表示理解，“贼之名不必讳，”更是说得坦荡直率，毫无心虚或有意宽慰之意；况以归如此梗直之人，必不会假言以媚权贵。在《祭钱牧斋先生文》中，归悲的是钱“遇之穷，以见嫉，不逢，丧志终”，而非其变节仕清，坏了名节大义，为士人不耻。
归庄与当朝官员的交往也似乎较为平常，在《送叶子吉太守北上序》、《博士张先生升任送行诗序》、《送张耐庵先生之任太仓序》、《天长司论张先生六十寿序》（张为一人）中，归对他们的政绩往往有赞许之言并提出建议。值得注意的是，在《送张耐庵先生之任太仓序》中，归庄说“今日江南州县之官，皆不可为，唯儒官可为。”下文又说，“先生诚引而进之，崇奖其学，振作其气，鼓舞其才。”（此张先生一直为学官）可见，他认为故明之人，尤其是为官者，应以学术传承为己任。而此种思想与顾炎武所说的亡国与亡天下又颇为接近。在归的《吴梅村先生六十寿序》中，归庄的祝寿词也是以吴的“推扬先道，下交晚进者”为中心的。此又可为一例。
另外，归庄晚年曾因印刻自己曾祖父文集之事四处奔走，在吴梅村的荐引下求助御史季沧华。季“以富贵骄人，自矜于圣，乃至戏虐，”归遂“拂衣径出”。归开始并未因季的仕清而不愿求助于他，后来与季的冲突也只是因为季“以富贵骄人，自矜于圣，乃至戏虐，”而并非他的气节有什么问题。
种种事实表明，当时的遗民对仕清者并无明显不满之言、责备之意。一贯的道德准则似乎比变节与否重要的多。
此外，当时遗民后代仕清已极为普遍，甚至还获得赞许。遗民中不乏仕清者，再算上接受清政府给予的褒奖、称号者，如果以纯粹的变节标准衡量的话，恐怕清白者寥寥无几。而且，遗民对朝廷的态度也有了很大转变。归庄在《天长司论张先生六十寿序》时说，“今国家方留意人才，下至吏员杂流，亦得量才擢用，况科贡正遵，坐难于破格之举乎？”可见他对清的官员选拔政策较为肯定，夷蛮等字眼已不复出现。
诸多方面都表明，当时仕清者的处境并不如今人想象或者他们中某些人所言的艰难。
多元生存环境下的遗民
明清易代的复杂环境下，士人行为极其复杂。尤其是久被关注的名遗民们，他们或与新朝故国有密切之关系，或曾涉入仕途，或为某学派领袖。其言行的纯洁性，反映士真实生存状态的准确性都值得斟酌，一些简单问题可能被复杂化，真实的状态可能被异化。加上那些别有用心，欲借题发挥的人和以抵御世风流弊为己任，出自善心的人，当时的士人气节和道德标准遂被越抬越高。其实，中国自古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这也不足为奇。
如果承认了当时士人生存选择的多样化，就必然要涉及到遗民对当时人们为生存而采取的不同方式，比如投降、自杀、出家、隐居等方式的看法。当时的遗民，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苛刻，事实上，他们非常的宽容。
当时大儒黄宗羲说“亡国之戚，何代无之……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是故种瓜卖卜，呼天抢地，纵酒祈死，穴垣通饮馔者，皆过而失中者也。”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又说“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士之分止于不仕，士之责在于保天下，时人的责任观、价值观于此可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易代也可看成是士人价值观的消解与重建的过程。对当时的士人而言，国亡、家亡、民族危亡，明清之际一系列的震荡，冲击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价值目标——行道、立功，士大夫阶层基本道德要求忠、义、仁、孝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从国破家亡的伤痛、愤恨，到期待复明，投入复明的积极行动，最后到大局已定，众多的士大夫将何去何从？痛定思痛，当冲动的感情渐渐淡去，理智浮出的时候，士以道自任的责任感突显了。大多数的士并没有一死了之，或仅在痛与恨中了却此生，而是选择了积极的生存。他们努力走出价值困境，重构价值体系，为自己的生存作出合理诠释。于是，逃禅，仕清，隐居，游历……各种新旧形象应运而生，士群体发生了剧烈的分化。
一类人走向了虚无，他们完全否定了过去的价值目标，将儒家的立功、载道看成空。他们虽不真心向佛，但却彻底遁入空门，不问人间事。这些人的价值目标没有了，遂不追求任何价值。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就丧失了自我的价值。
另一类人或因无法承受现实的打击，或因深陷于旧的价值体系，于之坍塌时不愿或无力重构新的，终于绝望，以至殉明。他们选择了软弱与逃避。
于是，历史将使命交予了第三类人——价值体系的建构者。承担当世之务是他们的共识。他们将义愤转为责任，勇于探索新的体系，在这点上，无论是安居乡野者、托身佛门者、于外漂泊者，还是变节者，都有其宝贵的价值。在建构与创造中，第三种人扩大了士的生存空间、选择可能，增大了士群体的多样性和生命力。
而这第三种人，就是生活在弱势群体中的遗民，他们虽然不与新王朝合作，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悄悄地改变着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进而改变着这个社会。
降将：走投无路的选择
人们常说投降清朝的吴三桂是千古汉奸，但人们很少知道吴三桂的舅舅——袁崇焕手下的大将祖大寿也投降了清朝；人们往往只知道他们投降清朝是“卖身求荣”，却很少知道他们投降之前的生活如何艰难；人们也许只知道清朝用高官厚禄引诱这些将领，却很少知道祖大寿曾经有过“假投降”的经历，而且在他后来真正归降的时候，皇太极还原谅了他当初的耍诈。
诈降的名将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领八旗军第一次入关，围困北京，用反间计让袁崇焕受冤而死，但袁崇焕制定的“守坚城，用大炮”一策，却被继承下来。崇祯年（1631年），明朝丢失沈阳后，便在大凌河修筑围城，并在此城中集中了明朝的精锐部队，皇太极立即带兵围住大凌河城，蒙古各部落也率兵来会。城内明兵三万多人，由祖大寿率领，皇太极吸取宁远战败的教训，决定只围不攻，迫使其粮尽援绝而投降。
兵力布置如下：正黄旗在城北面之西侧，镶黄旗在北面之东侧，正蓝旗在正南，镶蓝旗在南面之西侧，一蒙古旗在南面之东侧，正白旗在东面之北侧，镶白旗在正东，正红旗在西面之北侧，另一蒙古旗在正西，镶红旗在西面之南侧。蒙古各部贝勒率本部兵马填堵各个旗之间的缝隙。
大凌河城顿时成了铁桶一般，水泄不通，风雨不透。八旗军城外连挖四圈壕沟，深七尺，壕沟之间建起垛墙，高一丈有余，营盘45座，方圆50华里。皇太极高卧城南山冈，把大炮安放在通往锦州的大道上，堵截明朝援军。
祖大寿惊呆了，叹曰：“逆奴围凌，连挖四壕，弯曲难行，器具全备，计最狡矣！”
起初，祖大寿还派出小股部队试探突围，都给打了回去，后来皇太极把后金兵伪装成明朝援兵，引祖大寿出城，祖大寿不知是计，中了埋伏，连吃几次大亏，于是城门紧闭，再也不敢出来，开始时，明朝还派了不少援兵，都让皇太极给击败，损失了三十多员战将，此后再也不敢派兵增援。
围困了两个月，城内粮食告罄，马无草料，大批倒毙，兵士杀战马充饥，百姓更惨，成百上千的饿死，食死尸，拿人骨当柴火，“炊骨析骸，古所没有”。最后杀工役而食，后又杀兵丁而食。军粮已尽，唯大官还剩米一两升。
皇太极让明朝的降将们给祖大寿写信，劝其投降，并保证决不屠城，一律加以收养，于是祖大寿决定投降，先派自己的儿子祖可法到后金营中做人质，然后劝说身边诸将投降，只有副将何可纲坚决反对，于是祖大寿将其逮捕，让两名士兵架出城外，当着金兵将领的面斩首，何可纲面不改色，含笑而死。
当晚，祖大寿亲自到达皇太极大帐，行抱见礼，接受了一大堆赏赐，二人盟誓。祖大寿假意请求回去，助皇太极智取锦州，得到同意后，却一去不返，其子侄均留质于后金也在所不顾了，但皇太极未予加害。
随后，后金兵班师，八旗将士满载战利品和俘虏，将大凌河城完全摧毁，仅剩城基，化为一片废墟，此役消灭了明朝的精锐，得到了张存仁等大批明将，祖可法、张存仁后来还被任命为清朝的都察院参政。
心悦诚服：从诈降到归顺
祖大寿逃去十余年后，仍坚守锦州。崇祯十四（1641年），清太宗皇太极决定夺取锦州。此前，在天启七年，他也曾发兵攻打锦州和宁远，为努尔哈赤宁远之败雪耻，但被袁崇焕粉碎。此次再攻，皇太极采取新的措施，先将城东、北、西三面的粮食全部抢割完毕，扫荡锦州外围的明军台哨，彻底孤立锦州守军，断绝明军一切出入，在锦州城四面各设八营，绕营挖一圈深壕，再挖长壕，将四面各营贯通。
祖大寿手下的明军，一半是辽人，另一半是蒙古人，城内粮食充足，锦州城墙高大。但蒙古将士首先动摇，他们驻守在外城，看到清军阵营严整，都很吃惊，有的在城墙上向下面的清军巡逻哨兵喊话：“你们围困有何用处？我城中积粮可支二三年，即使围困，岂可得锦州？”清军士兵回答：“不管二三年，你们即使有四年之粮，到第五年，还吃什么？”
蒙古士兵听了此话，知清军志在必得，十分惊恐。于是蒙古将领诺木齐、吴巴什等密谋降清，他们偷偷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取得联系，约定夜里行动。此事被祖大寿侦知，准备逮捕吴巴什等，还没动手，已被吴巴什等发觉，蒙古兵迅速行动，在城内对祖大寿发动攻击，激战声震城外。
济尔哈朗、多铎闻听，立即赶到城下接应，蒙古兵从城上放下绳子，两白旗清军迅速攀城而上，外城很快被占领，祖大寿退守内城，蒙古将士自都司、守备以下官员八十六人，男女家小六千二百一十一人全部投降清军，撤离到义州安置。
这个好消息飞报盛京，清太宗大喜，派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率所部汉军增援锦州外围，明朝则派镇压李自成有功的总督洪承畴率十三万兵马来救锦州，皇太极立刻亲赴前线，率三千精锐昼夜不停的赶奔锦州，路上行军太急，鼻子流血不止，他就用一个碗接着，连续奔行六天，抵达松山，掘壕沟，断明军粮道，派武英郡王阿齐格攻塔山，夺得明朝储备的粮食十二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