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聪实录稿》天聪六年（1632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唯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
可见皇太极有相当的自知之明，用辞十分谦卑。而崇祯毫不理会，对后金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他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他打任何交道。既不了解形势，又妄自尊大，并且还激怒了皇太极。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避开袁崇焕防守的东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后金军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袁崇焕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恶斗八小时，后金兵终于不支，败退十余里。
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在军事上并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贪图侥幸。他对部属说：“按照兵法，侥幸得胜，比打败仗还要不好”。袁崇焕其时因为急于救援，来的兵力较少，他想等到集结大规模兵力，再对后金兵进行彻底的反击，于是他调度部分兵力深入敌后骚扰后金兵，没有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本来这个战略是很正确的，皇太极这次孤军深入，已经犯了兵法大忌，按照袁崇焕的想法，完全有可能将后金部队一次性的击溃。要知道，后金根本无法承受一次这样的毁灭性打击。所以袁崇焕在等待最好的战机，等待勤王大部队的集结。
后金兵溃败之后，心中不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北京城的居民顾着自己身家性命，说袁崇焕不肯出战，别有用心。许多人说后金兵是他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崇祯看到袁崇焕迟迟不肯决战，又听到北京城外谣言四起，忧虑重重。加上皇太极恰到好处的一个“离间计”。崇祯终于把袁崇焕下狱了。
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军营，迫近北京永定门。崇祯催促袁崇焕手下大将满桂冒险求战，满桂不得以出兵，全军覆没。祖大寿本来率军营救京城，看到袁崇焕下狱，掉头冲出山海关北去，结果又被袁崇焕修书回兵，和后金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切断后金兵后路，逼迫后金兵退回辽东。
当时各地来加入北京勤王的部队很多。袁崇焕下狱，导致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从此，溃兵加入流寇，使得只会抢粮、不会打仗的饥民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流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长为明朝的威胁。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投降的事。袁崇焕既忠且能，可惜生不逢时，最后还落得凌迟处死。经历过袁崇焕的凌迟处死，以为无论谁投降后金都是可以理解的，想想以袁崇焕如此忠心耿耿，尚且是这样下场，何况其他人。
魏忠贤：忠奴，还是权阉
在古代政治中，有几种人是最被看不起的：阿谀奉承者、栽赃陷害者、昏庸无能者、不知廉耻者。这几类，实际上都是按照政治中的表现进行的归类，看不起这样的人，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他们缺乏了基本的道德，即便是普通人，也会被看不起，何况是做官的。
不过，除了这些按照政治表现的分类之外，还有一种因为身份而被看不起的人：宦官。
做宦官者，大多是出身低微的人，所以，在等级制度下，这些人本身就是被看不起的，加上做了宦官，就更加被歧视。可是奇怪的是，在历史上，宦官却往往成为一个时代的主角：东汉时代的十常侍、唐代的高力士、明朝的王振、魏忠贤，清朝的李莲英，都是名动一时的大宦官。而这些人里，在历史上最为著名也最为世人所知的，非魏忠贤莫属。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就是魏忠贤把持朝政，造成了明朝的政治腐败，迫害了大量有治国才能的贤能之士，对明朝灭亡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在人们的印象中，因为魏忠贤的暴戾、残忍，造成了明代后期严酷的特务政治，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恐怖时期。
这些，只是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大多数只是泛泛而论，可是，一个被世人轻视的宦官，真的能撑起大明帝国的局面吗？
充满意外的遭遇
魏忠贤的一生似乎充满了矛盾与意外。作为一个宦官，他实在太特殊：一般的宦官都是在幼年时由家人做主净身，而他是在已经娶妻生女的22岁，自阉入宫。他出身于贫寒之家，进宫前他甚至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排行第四，所以人们称他魏四。由于贫穷，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一个。
魏忠贤的自阉入宫，后人看来是个十分荒谬的事情。一次赌博输光之后，他躲进街上的酒馆里，被别人找出来，当街一顿痛打，差点儿丢了性命。在声声逼债声中，魏四情急之下说出了：“我进宫当太监还你还不行吗！”当时在场的人只不过把这当成慌不择言，谁也没想到魏四过后真的自阉了。
这句情急之下的话无疑反映了魏忠贤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支撑这一时冲动的，是他对自己生存境况、前途命运或多或少的思考。由于家底太薄，靠自己的辛苦发家致富对他来说只能是痴心妄想，何况他知道自己根本吃不了那个辛苦，而出外闯荡在户籍管理异常严格的大明社会也基本没有可能。他整日酗酒赌博何尝不能解释为对生活的绝望和怨愤呢？在这种情况下，扔进这个深潭中的任何一根稻草在他眼里都有可能变成一条船。
然而，这个决心不是说下就能下的。对一个正常人来说，这个选择之艰难不言而喻。可是，不当太监，难道一辈子就这样穷困潦倒，在别人的白眼中混下去吗？这样活着，简直就是受罪。
具有赌徒性格的魏四，用了比别人短得多的时间就作出了这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经过重重的困难，他终于找到了门路，用家里把女儿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的钱，赶上了万历十七年最后一次挑选。在所有待选的人里，他成了唯一一个入选者。进了宫，魏四被换了个新名字，叫“李进忠”。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早起时倒前宫的马桶，其余时间则无所事事。
从哪个角度也看不出这个人日后会成为左右大明帝国的风云人物。在宫中飞黄腾达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识文断字，二是富于心机，三是有强烈的野心。而这三条魏忠贤无一具备。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进宫多年，依然大字不识一个。说到心机，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憨”。待人热情，真诚，合群，敢作敢当，经常被那些奸滑的太监耍弄，得了一个“傻子”的外号。至于野心，他更是绝缘。他进宫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丰衣足食，最多是一家人衣食不愁而已。
然而，历史就是如此偶然。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为命运赌博而进入了深宫的十几年后，钻营到了一个伙食管理员的位置，而这个位置，阴差阳错，是在东宫太子身边。
即使如此，李进忠的前途仍然看不到什么光明。因为太子在当时看起来地位相当不稳。万历皇帝一直不喜欢这位太子，总想以自己喜欢的第三子取而代之。由于皇帝的厌恶，太子在宫中没什么地位，连皇帝身边的太监都可以随便欺负他。
然而，李进忠的与众不同之处在这个时候开始体现出来了。李进忠对太子身边的王才人与小皇孙，有一种出于本性的狗一样的忠诚与依恋。他不管他们有没有前途，既然是他的主子，就无条件地忠心耿耿。王才人一高兴，就让他恢复了本姓，改名叫魏进忠。
由于太子被人冷落，这位皇长孙自然就更加没人重视。按理，作为龙子龙孙应该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可是万历皇帝从来也没有关心过此事，直到成年，这位皇长孙也没有读过书，认识的几个字还都是身边的太监们没事时教的。
十分自然，这个后来成为明熹宗的孩子“不好静坐读书”，而是好动，爱热闹，喜欢兴高采烈地嬉戏，玩起来没完没了，不知道节制。他喜武，爱看锣鼓喧天的武戏，也爱自己舞刀弄枪，更喜欢骑马射猎。少年时，他又对木匠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显示出了杰出的工艺天赋。在他骑马射箭或者运刀如风的时候，总有一个身躯高大的人跟在他身边，那就是魏进忠。常年的耳鬓厮磨，这一老一小之间形成了一种亦主亦仆、亦亲亦友的关系。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皇帝驾崩，战战兢兢地做了多年太子的朱常洛终于登基，成了明光宗。谁都没想到的是，明光宗登基才一个月，就因为纵欲过度，一命呜呼了。一转眼，昨天还在宫里流着鼻涕四处乱跑的长子朱由校变成了天子。
皇权光环的受益者
因为意外而登基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实在是没有做好处理朝政的准备，不但因为他年纪尚小，而且这个孩子对政治还十分厌恶，在他看来，那些繁文缛节远不如在后宫玩耍有趣。繁重的政务对他来说，无异于一种桎梏。
他急需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来替他处理这些“麻烦”，好让他一心一意回后宫玩耍。这一重任，顺理成章地落到了老太监魏进忠的身上。这个目不识丁的太监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职责是替皇帝批复奏折，自此，魏进忠一手掌控了明朝的皇权。天启二年（1622年），熹宗赐魏进忠名为“忠贤”，更是表示出对魏忠贤无以复加的信任和宠爱。
在机会面前，魏忠贤表现了他果断敢为的本色。面对司礼监秉笔的任命，他虽然一字不识，但他有他的办法：他让别人替他讲解奏折，把艰深的古文翻译成浅显的白话，然后，他发号施令，再让人把他的命令翻译成文言，用朱笔书写在奏折上。
可惜，对于大权在握的魏忠贤来说，他的经历太过苍白。而且，他缺乏起码的文化素养，又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处理政务难题时常常别出心裁，甚至错误百出。
自从当上司礼监秉笔，魏忠贤耳边听到的，都是对他的颂扬；眼前看见的，都是谄媚的笑脸。一步登天的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的机会，每次出行，随从多达万人，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大臣的出行有他的派头大。
在穿着上，他也要千方百计显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平时他经常穿龙袍，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客观地说，魏忠贤并没有僭越之意，只是唯恐别人不知道他的“高贵”。
然而，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原因不在于魏忠贤的水平太低，也不在于魏忠贤掌权与否，而在于魏忠贤的身份。明朝祖制，太监不可干政。所以，即便魏忠贤的才能经天纬地，也不能由他来代天子理政。因此，在魏氏掌权之后，各种反对的奏疏就一上再上。
天启二年（1622年），刚刚踏入官场的新科状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折，指责皇帝没有真正承担起治国大任。文震孟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不过就是一具傀儡，被人操纵。魏忠贤见了奏折大怒，立刻下旨，要对文震孟廷杖八十。然而，由于朝臣们坚决反对，大力救护，文震孟被免除了廷杖，仅被贬谪外调而已。
通过这一回合，魏忠贤第一次明确认识到，朝廷上下有一股反对自己的巨大势力。这仅仅是个开始，后来，此类奏疏越来越多，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攻击魏忠贤。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东林党人的代表，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历数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这一上疏实际上成了东林党人向魏忠贤发起总攻的动员号令。六、七、八月，弹劾魏氏的奏折蜂拥而至，竟多达七十余章。
见到这些铺天盖地的奏折，魏忠贤心中惶惶无主。毕竟他也知道，太监干政，历代以来都是大忌。他立刻找到了客氏，一起到皇帝面前去乞求庇护。在魏忠贤和客氏“日夜哭诉”之后，天启皇帝坚定地站在了魏忠贤一边，维护魏忠贤的权威。皇帝的庇护就像护身符，刀箭不伤。对于这一发现，魏忠贤惊喜不已。
可笑的干政春秋
掌权之初，除了皇帝的信任之外，魏忠贤在朝中并没有政治基础，所有人都对他的能力和合法性表示怀疑。在东林党人向魏忠贤发起攻击之初，满朝大臣都拭目以待。东林党人一次次无功而返，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魏忠贤的地位不可动摇，因此，许多政治嗅觉敏锐的人立刻转变风向，果断地向魏忠贤靠拢。很短的时间内，一批大臣就聚拢在魏忠贤身边。
魏忠贤在组织自己的集团时，大认干儿义孙，这样他才能对这些人放心使用。对他的“儿孙”们，他真的尽心尽力地照顾“栽培”，只要投奔他，他就立刻给予回报，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很快，他就向东林党人发起了进攻。
大义凛然的东林党人其实不堪一击。魏忠贤在他的谋士指使下，寻找各种借口，对东林党人进行弹劾，然后再以皇帝名义加以罢免。东林党人好面子，有的时候，不用魏氏罢免，遭到弹劾的大臣自己就提出了辞职。数月之间，东林党人就已被清除殆尽。对那些曾经指责他统治不合法、能力低下、出身卑贱的人，魏忠贤报复起来残酷无比。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都被他百般折磨而死。杨涟死前，经受了多次惨绝人寰的毒刑，死时被铁钉贯脑，身无完肉。
魏氏干政后，人们很快发现魏忠贤有个近乎病态的爱好：爱讲排场，爱听恭维，无论多么过分的吹捧他都能欣然接受。于是恭维魏忠贤就成了朝中大小官员的一条升官捷径。从天启五年（1625年）开始，朝臣们对魏忠贤的赞颂越来越多，很快变得铺天盖地。朝廷也因为魏氏的一桩桩大功不断地对其加以封赏。魏忠贤先被称为“千岁”，后被称为“九千岁”，再后来居然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爷爷”，离“万岁”只有一步之遥了。
但是，在意识最深处，魏忠贤一刻也无法忘记自己出身的卑微，每天都在怀疑自己的能力，坐在这至高的权位上，他其实无时无刻不是忐忑不安。登上权力顶峰之后，最让他迷醉的，不是锦衣玉食，高官显位，而是别人对他能力的肯定。别人的恭维一次次让他确信自己果然不凡。
有一次，他的心腹不小心说了一句“外官诌哄老爷”，竟引得他冷笑：“原来天下人都是诌哄虚誉我。”并且因此数日称疾不起。仆人一句不小心的话竟然就打破了魏忠贤的心理平衡，由此可见魏忠贤是何等的色厉内荏。为了保持自己的自信，魏忠贤采取了两种策略，一种是继续听取恭维，一种是全力镇压反对者。
由于他意识到了自己统治的不合法性，意识到了社会上的巨大反对力量，所以魏忠贤把特务组织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是为了在全社会制造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让所有的人都不敢乱说乱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用无孔不入的侦察手段深挖潜在的政敌，防患于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