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4世纪中叶开始，欧洲大陆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为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在14世纪是人才辈出，群英荟萃：文学臣匠但丁和他的《神曲》；彼特拉克与他的诗歌、散文；薄伽丘和他的《十日谈》；乔托和他的绘画艺术；梅第奇家族的奇迹……艺术成就令人叹为观止。
一、但丁和他的《神曲》
但丁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同时也是欧洲由中世纪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时期的伟大文学巨匠。其代表作是《神曲》，这部作品同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文学作品之一。恩格斯这样评价这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诗人：“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公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由此可见，但丁对于世界历史和文学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但丁和他的《神曲》
但丁于1265年5月出生于佛罗伦萨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幼年丧母，他父亲也大约在他18岁那年去世了。尽管如此，但丁还是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的老师中，有位极有名的文学家拉丁尼。他从小喜欢读诗，学过拉丁文和古代文学，他特别崇拜古罗马的一位重要诗人维吉尔，以维吉尔为自己的精神领袖。维吉尔的作品《埃涅阿斯纪》主要是歌颂罗马祖先建国创业的丰功伟绩，被认为是文人创作的史诗中的最好作品。1302年，但丁被代表罗马教廷的反动势力放逐，开始了在意大利各地流浪的生活，最后客死拉韦纳。
但丁早期的作品是抒情诗集《新生》，还著有《论俗语》《论君主政体》等作品，《神曲》是他的代表作。
在但丁的一生中，他十分积极地献身于佛罗伦萨的政治活动，担任过佛罗伦萨的行政长官。后来，因为他反对教皇及其在佛罗伦萨的追随者，被教廷判没收全部家产，终生放逐。在此后的近20年里，但丁虽然也作过多次努力想重返故里，但都没有成功，最后还是客死他乡。长期的流亡生活使他增长了阅历，丰富了他的人生经验，使他有了更深刻的思想。但丁的许多作品都是是在流亡中写成的，尤其是那些有深远影响的，其中最为著名就是《神曲》。
《神曲》是一部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史诗，诗中讲的是诗人自己想象中的经历。全诗分《地狱》《炼狱》和《天堂》3部分，每部分由33首“歌”组成，还有全书的序曲，共计100首歌之多，约14000多行。
在《神曲》里，但丁用的是那个时期所特有的梦幻文学的形式，通过作者自叙式的描述讲他在1300年复活节前的星期五的黎明，在一座黑暗的森林里迷了路。黎明时分，他来到一座洒满阳光的小山脚下。他正要登山，却被3只张牙舞爪的野兽（豹、狮、狼，象征淫欲、强暴、贪婪），拦住了去路，情势十分危急。这时，伟大的古罗马时代的诗人维吉尔出现了，但丁青年时期所爱恋的对象俾德丽采嘱托他前来搭救但丁，然后带他游历了地狱和炼狱。
地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在狄斯城内，分成五层，分别收容一些犯饕餮罪者、好色之徒、异教徒的灵魂、贪婪挥霍者、生前动辄发怒的灵魂，这些人在这里受尽了各种煎熬。第二部分在狄斯城内，也分成三层，收容的都是罪孽深重的灵魂。第三部分是一个分成四层巨大的深井，其底部是个冰湖，凡生前有残杀亲人或各种背叛罪行的灵魂都给冻在湖里。
能够进入炼狱的，是那些生前的罪恶能够通过受罚而得到宽恕的灵魂。这里的刑罚不像地狱里的那样残酷，并且带有一种赎罪的性质，因此灵魂们比较乐于接受。炼狱山共分七级，分别洗净忿怒、怠慢、傲慢、嫉妒、贪财、贪食、贪色七种人类大罪。灵魂在洗去一种罪过的同时，也就上升了一级，如此可逐步升向山顶。山顶上是一座地上乐园。维吉尔把但丁带到这里后就离开了，之后但丁就由俾德丽采前来引导了。他们经过了构成天堂的九重天之后，终于到达了上帝的面前。这时但丁大彻大悟，他的思想已与上帝的意念融洽无间。整篇史诗至此也就宣告结束了。
但丁的这部作品，同当时的其他作品一样，寓深意于字里行间。整个作品的主题思想时分鲜明，就是人们在经过了迷惘和苦难后，就会到达真理和至善的境界。在作品中但丁通过自己的叙述或通过与鬼魂谈话，讲述了中古时期文化领域内的各种成就，并表现了他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和评价，有史以来第一次表达了带有新时代特征的新思想和新世界观。在《神曲》中广泛而深刻地暴露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但丁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同时，他对作为西欧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并垄断了当时全部文化的教会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严厉地批判统治阶级的寡廉鲜耻以及对人民的残酷压榨；他否定神权统治和教会至上的观点，坚决反对教皇掌握世俗权力；他揭露教会的罪恶，谴责僧侣们的无耻勾当。不仅如此，他对新兴市民阶级的自私以及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弊端也作了一定的指责。
《神曲》中写的虽是来世，但反映的却都是现世的事物，这充分显示了但丁对于现世生活的兴趣和关心。他认为人应当克服惰性，追求荣誉；应当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为榜样，学习他们的伟大思想和坚强意志，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但丁在《神曲》中还反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提倡发展文化、追求知识、追求真理。他对古典文化也十分敬仰，并以维吉尔作为理性和哲学的化身，引导他游历地狱和炼狱。
然而，但丁毕竟还是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的思想也免不了带有某些旧时代的痕迹。神学观点，中世纪的道德观乃至世界观的种种矛盾，都在他的作品中有所流露。但丁在书中揭露了教会的腐败和堕落，却又不从根本上反对教会和宗教，还把信仰和神学置于理性和哲学之上。他认为，理性和哲学可以帮助人们辨认出邪恶的道路，要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必须依靠信仰和神学。此外，他在对待诗中人物的态度上也常有矛盾之处。
《神曲》中既写了人世的黑暗现实，也写了对未世的美好憧憬。这种既非纯粹的现实主义，又非纯粹的浪漫主义写法，是这部作品的一大特点。但丁观察细致，想象丰富，描写准确鲜明，比喻贴切生动。因此，尽管《神曲》中人物众多，场面千变万化，但诗人往往寥寥数笔，就把人物刻划得栩栩如生，把场景交待得清清楚楚，而所描绘的那些来世景象读来也颇有真实之感。但丁就是靠许许多多写得这样生动的细节，把自己的爱国热情、宗教感情、内心经验以古往今来的各种事物组织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神曲》不是用当时意大利作家们常用的拉丁语、法语或普罗旺斯语，而是用意大利人民常用的意大利俗语写的，这对于意大利文学语言以及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过重大的作用，并使得但丁超越了在他之前的一切意大利作家，成为第一位意大利民族的诗人。
二、彼特拉克
彼特拉克（1304—1374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代表，他的主要观点就是用人文主义观点研究古典文化的。他广泛搜集希腊、罗马的古籍抄本，然后勇于突破中世纪的神学观念，用新时代的眼光，把人和现实生活放在中心位置，诠释古典著作。他在古典文化方面的研究，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他自己的创作，都有着很深远的影响力。
彼特拉克与他的父亲
彼特拉克的父亲本是佛罗伦萨的一名律师，但是得罪了城中的富豪，于是驱逐出了佛罗伦萨城，迁居在阿雷佐。比特拉克从小就随父亲流亡法国，长大后攻读法学。在父亲逝世后他开始专心从事文学活动，并周游欧洲各国。他还曾经当过神甫，一度出入于教会和宫廷之间，对生活有着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体会，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知识。
彼特拉克从幼年时起，就对文学和修辞有着异常的喜好，特别是对古典作家的作品更是十分青睐，古罗马维吉尔的诗歌、西塞罗的讲演都强烈地吸引着他，他常常在油灯下如痴如醉地阅读，彻夜不眠。
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总是认为他是“不务正业”，要求他放弃文学和诗歌，好好当一名法学家。从1316年起，他曾被父亲先后送到法国的蒙特波利和意大利的波伦亚学习法律。1326年他父亲过世后，皮特拉克又回到了阿维农。在那里，他在无数不同事务所工作。作为一个学者和诗人，他很快就变得非常出名。1341年在罗马，他获得了诗人桂冠。作为一个大使他在欧洲旅游甚广，是一个多产的作者。旅行时他收集（古人的）手稿，这样做是为了重现古罗马和希腊作者的知识。他是这个活动一个主要的发动者。他说：“每一个我所重新发现的古代著名作者，都是上一代的一个新的罪证和又一个不光彩行为的证明。他们不仅不满足于自己的无耻的无所作为，还任由别人思想的硕果和祖先辛苦的劳作和缜密的观察写就的作品因为他们令人不堪容忍的忽视而消亡。”就这样，他创造了“黑暗世纪”的概念。
在1336年4月26日，彼特拉克和他的兄弟以及另外两个同行者爬到了MontVentoux的山顶（1909米约6263英尺）。他记述了这次旅行，很久以后他把它写成一封信给他的朋友FrancescoDionigi。在那时，登山本身没有其他原因是不太寻常的。因此1336年4月26日被认为“阿尔卑斯主义”的诞辰日。他本人也被称为“阿尔卑斯主义之父”。
彼特拉克对生活和美丽的大自然充满着热爱之情，他反对中世纪教会长期以来宣扬的禁欲主义。他非常热爱四处游历，特别喜欢登高远眺，领略自然风光。他常和友人周游名山大川，饱览山光水色，寻访古代遗迹。这些行动在当时是很不合时宜和引人注目的。
彼特拉克在远离城市喧嚷的田园山庄中，在风景秀丽的地方，写下了很多著名的诗作。他描绘威尼斯港口五光十色的市井人情，斯佩西亚海湾静谧安宁的美景，那不勒斯城热烈悠深的传统气氛；他赞美纯真的爱情，他歌颂自己的祖国美丽的意大利。
彼特拉克还用拉丁语写了许多诗歌和散文。这些作品主要是歌颂人们的智慧和高贵，告诉人们可以追求尘世幸福，享受荣誉的权利，而且还向中世纪宣扬的神权说和禁欲主义提出挑战。他还认为，人的高贵并不决定于出身，而是决定于人的行为。著名的叙事诗《阿非利加》（写作始于1338年或1339年，但未完成）描写古罗马统帅西皮奥战胜汉尼拔的英雄事迹，歌颂罗马的伟大，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这部作品使他在1341年4月8日获得桂冠诗人的称号。彼特拉克成为名声响彻整个欧洲的著名作家。
彼特拉克去世
彼特拉克一生的创作十分丰富，著名的代表作有《歌集》《阿非利加》《意大利颂》等。
他的代表作为《歌集》，这是用意大利文写成的366首抒情诗。在这部著作里，彼脱拉克继承了传统的14行诗形式，使它达到了更完美的境地。《歌集》对以后的欧洲诗歌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相传为诗人于1327年见到美丽少女萝拉后陆续写下300多首十四行诗和1347年萝拉死后为表达哀思的一些抒情诗的结集，用意大利语写成，主要是爱情诗。彼特拉克跳出旧抒情诗的框框，以丰富多彩的色调，细致入微的笔触，描绘萝拉的形体之美，刻画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和内心活动。这些诗篇大胆歌颂爱情，表达对幸福的渴望，反映出人文主义者蔑视中世纪道德，热爱生活的世界观。彼特拉克的诗音韵优美，结构周密，常常借助自然景物来歌颂萝拉，传达细微的感情。他使十四行诗这一新诗体艺术上臻于完美。他的抒情诗，特别是十四行诗，为欧洲抒情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后人为此把他尊称为诗圣。《歌集》中的长诗《我的意大利》，是一首政治抒情诗。诗人谴责意大利的君主们利用外族雇佣军进行内战，让“豺狼与绵羊同居”，善良的人民蒙受灾难。他的其他政治抒情诗还对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彼特拉克的一些诗篇，也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反映了文艺复兴初期的人文主义者的矛盾。
《阿非利加》描述了第二次布匿战争。这首用拉丁文写的长诗，最终并没有完成。诗中赞扬了击败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的罗马将领西庇阿，实际上也是对伟大的意大利民族的赞美。中世纪的意大利，诸侯林立，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常遭法兰西、西班牙等国的侵扰。彼特拉克在《意大利颂》中，表达了他反对封建割据、渴望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他呼吁意大利，“挣脱你身上沉重的锁链”，争取统一和独立。100年后的意大利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还在自己的著作《君主论》的书尾抄录上彼特拉克的诗句，祈祷意大利早日实现统一：
美德，面对狂暴，拿起武器站了起来。
战争立刻就要结束，
因为在意大利民众的心中，
古代的勇气尚未泯灭。
1351年，彼特拉克拒绝了地位尊贵、收入丰厚的教皇秘书职务，为的是能为罗马人民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改革。
彼特拉克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不断地到处旅游，足迹遍及西欧各著名城市，结识了不少学者名流。他不惜金钱、不辞辛劳，收集拉丁文古代残稿，精心收藏希腊古代作品，对古罗马的遗物，诸如钱币、碑刻、雕像等都加以搜集收藏。他在挖掘古代文化上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晚年的彼特拉克在小村阿克瓦买下了一所房子。村中的人们常常看到这位老者房间的灯光亮到深夜。1374年7月间的一天，当人们走进他的小屋时，发现伏在桌前的彼特拉克已经去世，他的头还埋在古罗马著名诗人维吉尔的手稿中。
三、薄伽丘与《十日谈》
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年），意大利佛罗伦萨人，薄伽丘通晓希腊、罗马古代文学和中世纪意大利文学，是个博学的人文主义者。他是欧洲近代短篇小说之父，代表作为《十日谈》（1348—1358年）。
薄伽丘与《十日谈》
薄伽丘出身于佛罗伦萨的一个富裕的商户家庭，早年他自己也曾在那波利经商，对商人和市井生活时分熟悉，这为他后来创作《十日谈》打下坚实的生活基础。他喜爱写诗，歌颂他爱人，“为了女性，我曾写下上千首情诗”。但是无法超过彼特拉克（他的诗也是颂其爱人的），于是便要烧毁，转而改写《十日谈》，要用小说去歌颂女性了。他写《十日谈》时是很进步的，1340年回到佛罗伦萨后，他曾积极参加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的政治斗争，拥护共和政体，反对封建贵族势力。他歌颂爱情，咒骂僧侣，不过晚年思想变保守了。由于僧侣的威胁，他晚年打算烧掉它，皈依教会，还好彼特拉克劝阻了他。彼特拉克死后次年他在贫困和孤独中辞世，死后坟墓被教会挖去，墓碑也被扔掉，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拜伦游意大利时曾作诗为他鸣不平：“甚至他的坟墓也横遭挖掘，/听凭疯狗般的狂人的凌辱。/他竟不能和普通死者为伍。”
他曾翻译过荷马的作品，写过一些研究《神曲》的著作，著有《异教诸神谱系》和《但丁传》（1373年）等学术著作。
薄伽丘创作的主要文学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十日谈》、书信体小说《菲娅美达的哀歌》、传奇小说《菲洛柯洛》、牧歌式传奇《亚美托的女神们》、叙事长诗《菲洛特拉托》和《菲埃索拉的女神》等。其中，除代表作《十日谈》外，书信体小说《菲娅美达的哀歌》（1344年）的也是很有影响力的著名作品。作者摆脱了古典和神话题材的模式，开始描绘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小说用被抛弃的少妇菲亚美达自述的口吻，细细回忆当初幽会时的欢乐，恋人别有所爱后的痛苦，以及期望恋人回心转意的心情。文字细腻而深刻，被认为是欧洲最早的心理小说之一。
1348年，佛罗伦萨爆发了一场可怕的瘟疫。时时刻刻都有人在死亡，尸体不停地从城中运出。从3月到7月，大约有10万以上的人病死，昔日美丽繁华的佛罗伦萨城，变得坟场遍地，尸骨满野，惨不忍睹。这件事给当时的薄伽丘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为了记下人类这场灾难，他以这场瘟疫为背景，写下了一部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在当时，人们称《十日谈》为“人曲”，和但丁的《神曲》并称，更称为《神曲》的姊妹篇。
这个作品是以故事的形式出现的，有着很深的寓意。故事讲述的是在佛罗伦萨闹瘟疫期间的一个早晨，7个年轻而富有教养的美丽女子，与3个英俊而富有热烈激情的青年男子在教堂相遇了。7位女子中的3人是这几位男子的情人，剩下的几位和他们还有亲戚关系。他们便决心带着仆人，逃离佛罗伦萨这座被死亡的阴影包围的可怕城市。
于是他们约定，两天后一起到城外的一座山间小别墅里去躲避瘟疫。那里景色宜人，环境幽静，有翠绿的树木环绕，还有精致的壁画、曲折的走廊、悦目的花草和清澈的清泉，地窖里还藏着陈年的美酒。
这10位年轻人过着轻松而惬意的生活，每天不是唱歌弹琴，就是跳舞散步。在炎炎夏季里，他们坐在绿草茵茵的树荫下，大家商定每人每天讲一个优秀动听的故事，以此来愉快地度过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光，他们一共讲了10天，10天合计讲了100个故事，这些故事收在一个集子里面，这个集子就叫《十日谈》。
据薄伽丘讲，《十日谈》中的故事都是有理有据的。作品中描写和歌颂了现世生活，赞美爱情是才智的高尚的源泉，歌颂自由爱情的可贵，肯定人们的聪明才智等。作品也揭露封建帝王的残暴，基督教会的罪恶，教士修女的虚伪等等。薄伽丘是在佛罗伦萨长大的，他从小向往民主自由，对教会的黑暗统治表示不满，长大后，多次参加政治活动，反对封建专制。《十日谈》就是他反封建反教会的有力武器。《十日谈》写完后，薄伽丘受到封建势力的迫害和打击，时常被教会派来的人咒骂和威胁。他有一次愤怒之至，甚至想把所有的著作，包括《十日谈》全部烧毁，幸好他的好朋友——意大利著名的民主诗人彼特拉克苦苦相劝，《十日谈》才得以留存至今。《十日谈》具有十分独特的艺术特色。
首先它具有完整的“框形结构”。“框形结构”第一指它的大故事套小故事的连贯性。先写10个青年男女为了逃避佛罗伦萨的瘟疫结伴去郊居暂住，再写居住的环境，再写10个人一天的活动，上午玩，中午休息，下午才讲故事，讲故事前先选当天的“王”，由他（她）指定当天故事的主题及讲故事者的次序，再开始讲故事，当天晚上，再选次日的“王”，于是第二天的故事开始。这3男7女住了14天，讲了10天故事，第15天一齐回城，100个故事就用这样的方法联结起来，这就是大故事套小故事的连贯性。
第二《十日谈》每篇有“题要”和“引子”。“题要”是先写出故事梗概，作者说读者可先看“题要”，如果不合口味，可以跳过去看下面另一个故事。讲故事人讲故事前又有“开场白”，或议论一个问题，或点明故事主题，这些都是引子，把故事引进来。讲故事而篇篇有“题要”，有“引子”，这又形成《十日谈》的一个特色。
《十日谈》内容之一
第三个特色是短小精悍。100个故事中最短者千字左右，万字以下的约87篇。也不是越短的越好，一两千字的，两三千字的，占了不少篇幅，往往不像小说，无什么情节，只是一些机智的对话、笑话。有50个左右的故事是写得又紧凑又有喜剧性主次人物又栩栩如生的，这50个故事大都在5000字上下，称得上短小精悍，长故事多半是写外国的、历史的、民间传说的，多半是每一天第十个故事，最长者15000字（第八天故事七），而那50个故事都是写佛罗伦萨的现实生活的。
《十日谈》第四个艺术特色是它的10天故事主题的分类分明。这是由当天的“王”规定的，第一天不限主题，第二天的主题是“逢凶化吉”，第三天是“如愿以偿”，第四天是“结局不幸的恋爱”，第五天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第六天是“急中生智”，第七天是妻子欺骗丈夫的故事，第八天是男女相互捉弄的故事，第九天不限主题，第十天是恋爱方面或其他方面可歌可泣的行为。三男七女的大故事下面套100个故事，100个故事各有主题统帅，所以小说的“框形结构”很有特色。《十日谈》第二个艺术特色是纯粹讲故事。“人家怎样说，我就怎样写下来”（跋）。“只是平铺直叙，不敢有丝毫卖弄”，故事要“完整”。
《十日谈》第五个艺术特色是用意大利文写成，用散文写成。它冲破了拉丁文的束缚，冲破了韵文的束缚。“这些故事我是用不登大雅之堂的佛罗伦萨方言写成的，而且写的还是散文。”。
《十日谈》具有跨国的巨大影响，到18世纪，至少有意、法、英、德20种以上的仿作，。它除了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仿作太多，束缚住西方短篇小说四五百年的发展，直到19世纪浪漫主义短篇小说起来才摆脱。
四、“欧洲近代绘画之父”乔托
乔托（1267—1337年）的全名为乔托·迪邦多内，他出生在佛罗伦萨北方山区韦斯比亚诺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少年时期，乔托为了打发时间，无聊的时候会将自己放牧的山羊画在石头上。有一天，佛罗伦萨大画家契马布埃经过村道发现了他的才能，于是说服了他的父母，将他收为自己的徒弟。后来，乔托的技艺很快超过了老师。乔托青年时代居罗马，从师过罗马画派领袖彼得·卡瓦里尼，曾为圣彼得柱廊大厅做过大量的镶嵌艺术品；36岁移居帕多瓦城，在那里创作了著名的阿雷纳教堂耶稣故事壁画，几乎所有画面，都贯穿着统一的蓝色天空色彩，在下面塑造出一排富有寓意性的人物形象——仁慈、智慧、贪婪、背叛、固执、暴政等。据说诗人但丁正于此时被教会永远逐出佛罗伦萨，流落到帕多瓦，乔托热情地接待了他。意大利的权贵们千方百计争着这位佛罗伦萨大师为他们服务，而乔托从不违背自己意愿，我行我素，在全国漫游，他到处留下自己的艺术种子，推动着人文主义艺术的发展。乔托最后的20年是在佛罗伦萨度过的，在他67岁高龄时，“大师乔托”被佛罗伦萨市政厅指定领导建造大教堂独立式钟楼，单是遗憾的是他生前只建造起一层，后面的工程由弗朗切斯科·塔兰蒂完成，当今仍与圣玛利亚大教堂并列堪称佛罗伦萨最优秀的古建筑。
欧洲近代绘画之父——乔托
乔托绘画的创新之处在于发明了一套理论，可以直观地看待自然然后再现客观现实的绘画实验方法，使绘画艺术逐渐进入科学时代。他所塑造的宗教人物犹如雕像般的浑厚，个个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人情味的世俗男女，而不像是中世纪的那些灵魂式的图像；在画面艺术处理方面，力求在平面上再现立体空间的效果，空间具有空气感和深度感，画中形象具有体积感和量感；在人物安排上，善于突出主体形象，具有视觉的吸引力，这种艺术处理的方法，成为后来欧洲绘画的典范。乔托被公认是使西方美术摆脱中世纪美术程式的第一人，成为开创写实画风的鼻祖，被称赞为欧洲近代绘画之父。
五、梅第奇家族：文艺复兴的铸造者
梅第奇家族，是13世纪到17世纪时期佛罗伦萨的一个拥有强大势力的家族。曾经有3个教皇在这个家族里诞生，还有诸多的佛罗伦萨的统治者，这个家族也成为了法国皇族的最新成员。最初这个家族只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家族，他们通过银行业务积累起最初的力量。梅第奇银行是欧洲最兴旺和最受尊敬的银行之一。以此为基础，家族开始在佛罗伦萨获取政治力量，并且以后将势力扩张到了意大利和欧洲，逐渐将梅第奇家族这个名字变成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家族。这个家族最著名的代表就是科西莫·梅第奇和洛伦佐·梅第奇。
统治佛罗伦萨的科西莫·梅第奇
据说梅第奇家族的祖先原本是托斯卡纳的农民，之后以经营工商业发家。到13世纪，已经成为佛罗伦萨的贵族，并参加了佛罗伦萨政府。1378年，该家族的萨尔韦斯特罗当选为佛罗伦萨市政委员会主席，使这个家族得到了暂时的兴盛，单是很快在1381年民选政府垮台后，就被逐出了佛罗伦萨。乔瓦尼·梅第奇使梅第奇家族重新兴盛，他的银行赚得巨额利润，成为佛罗伦萨的首富。其长子科西莫·梅第奇曾代表梅第奇银行接管教皇的财政。1433年，由于对卢卡的战争失败，科西莫被判流放10年，但次年即被新的长老会议召回，他依靠民众支持，驱逐阿尔毕齐家族。1434年，科西莫在佛罗伦萨建立起僭主政治，成为佛罗伦萨的无冕之主。1469年科西莫之孙洛伦佐执政期间，教皇西克斯图斯策划在大教堂作复活节弥撒时将其弟朱利亚诺杀害。洛伦佐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得到支持，挫败教皇的阴谋，并迫使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一世屈服，维护了佛罗伦萨的地位。此后洛伦佐成立了自己的御用机构——七十人会议，代替旧的百人团。使政府得到真正的稳定。1494年，法国入侵佛罗伦萨，在洛伦佐之后继位的皮埃罗被逐，1512年，皮埃罗之子洛伦佐依靠西班牙军队的支持，恢复在佛罗伦萨的统治。1527年该家族再次被逐，但3年后即在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保护下重返佛罗伦萨。1532年佛罗伦萨成为公国。1567年，大公的称号被赋予在了该家族的科西莫身上，两年后科西莫建立托斯卡纳大公国，时称科西莫一世。佛罗伦萨成为公国首府，共和国逐渐变得名存实亡。至1737年梅第奇家族才结束了对佛罗伦萨的统治，此后为洛林家族的法兰西斯所推翻并接管。
文艺复兴的铸造者梅第奇家族
梅第奇家族十分重视文化，在民间搜集大批图书及手稿，收藏在一所名叫柏拉图学园的别墅中，类似于今天的图书馆，对公众开放。而且当时的佛罗伦萨有罗致米开朗琪罗等著名艺术家，在这些人的帮助和鼓励下，佛罗伦萨成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诗歌、绘画、建筑、雕刻、音乐均有极大成就，哲学、历史、政治理论等的研究在意大利各邦之内名列前茅。
从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在欧洲发生了最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这是一场思想文化界人士用创新的思维力图恢复作为欧洲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的古代希腊、罗马的高度繁荣和高度完美的古典文化艺术的运动。它最初的发源地是在北部意大利半岛上除威尼斯以外最富庶的城市——“花之都”佛罗伦萨，这个城市经由商业的拓展、工业的组织、财政家的经营，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十分领先。在该城中，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的大萧条后在废墟上兴起并称雄佛罗伦萨百年的家族——梅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佛罗伦萨自14世纪起就成为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作为“文艺复兴的摇篮”是当之无愧的。文艺复兴，这场大的文化变革与历史发展必然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任何历史发展关键阶段，都需要出现具体的历史推动力。而在佛罗伦萨，这个推动力就是以科西莫·梅第奇为主要代表的梅第奇家族。“佛罗伦萨，也类似雅典……它的历史可以扼要归结为梅第奇家族的历史。”
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妇女
佛罗伦萨有着居全欧之冠的纺织业，在1300年佛罗伦萨在纺织方面已达到大量的投资、原料、机械，由中心供应、劳工系统分配，以及资本家控制生产的资本主义阶段。这就使它的工业得到了很好的组织，提供了大量的产品。为了销售产品，佛罗伦萨鼓励商人与地中海所有港市，以及远达布鲁日的大西洋岸保持贸易关系。意大利、埃及、君士坦丁堡、波斯、印度、中国等地都设有领事，已保护并促进佛罗伦萨贸易。比萨被征服作为佛罗伦萨贸易出海的必要通路，热那亚商船则受雇载运货物。其毛织工业在欧亚各国市场上跃居显著地位。和佛罗伦萨厂商竞争的外国产品，在商人、财政家所组政府的保护关税政策下，一一被打出佛罗伦萨市场。为了供应工、商以及其他各业的经费，佛罗伦萨的银行家族——主要的有斯特罗齐、梅第奇等——将他们存户的积蓄投入到各个行业之中。
佛罗伦萨的纺织品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时代背景下，梅第奇家族将资金大量投注在商贸、纺织、银行等行业。他们的企业不仅仅涉及银行（梅第奇控制着欧洲最大的银行企业），更有广大的农场的经营，丝、毛织品的制造，和涉及俄国、苏格兰、西班牙、回教和基督教世界的各种贸易。他们的商行专门从事从东方输入香料、杏仁、糖等体积小、价值高的货物，再和其他物品一起卖到20余个欧洲港口，此种贸易使得梅第奇得到了很高的商业利润，因而为他们的银行业提供了充足的本金。从39岁开始科西莫接掌家族的商行的企业，一方面他在佛罗伦萨捐资修建教堂，与教皇、那不勒斯的安茹王朝建立了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则同土耳其、苏丹进行商业贸易。
15世纪中期，佛罗伦萨的经济之繁荣十分引人注目：广大的商业和金融网、善于经营的专门人才、大量的工场作坊、众多勤劳的居民。这一切就给文艺复兴提供了很坚实的物质基础——大量的金钱，可以用来买下古典再生所需的书稿，以及投资在教育和文化上，如米开朗琪罗八岁时就受到梅第奇的培养，伽利略为了将全部精力放在科学研究上不得不靠与梅第奇家族的良好关系来维持生计，用以投入到公共事业中去，用以修建画廊、美术馆，用以建造华美的宫殿、庄严的教堂、繁华的街道，这些都使得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欧洲的很多行业都有同业公会的组织，诸如银行家、商人、制造商、专业人员、技术工人等。在佛罗伦萨有7种行业属于大公会：羊毛制造商、衣物制造商、丝织品制造商、金融家、皮毛商人、医生及药剂师、以及法官、商人、公证人合组的公会。佛罗伦萨的其余14个公会属于小行业：面包师、衣商、木匠等。选民是某一公会的会员。大公会的会员在政治上形成肥民，其余人口构成小民。掌握了政权的中产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权利，更改组织。城市领主与绅士构成的领袖团由8个领主或公会领袖组成，产生方式是将合格的名单放入袋中，抽签决定。他们轮流举出一位“标准执法人”为执行长。8位领袖中，4位来自大公会，而大公会在成年男子中其实只占极少数。而所谓“人民”只包括21个公会的会员而已。群众议会从公会会员中选出，职权有限，只能应领袖团之召开会，在领袖们表决之前表示肯定或否定。领袖们偶尔也在韦基奥宫塔上鸣钟示众，召集所有选民到领袖团方型集会场开会。这种大会通常选出一个改革会，在一定的期间内赋予极高的权力，以后再休会。这种组织有明显的不足：任期短，组织本身经常改变，这样就极易引起富有家族与党派之间为控制政府而起冲突的政治，但是，就是这种作为佛罗伦萨政治的基本内容的党派的争执，不仅提高了生活和思想的热度，还使敌对的家族不只竞求权势，也争相作为艺术的赞助人。
梅第奇家族中有影响的人物：奇里西莫·梅第奇是群众议会的议员；阿伟拉多·梅第奇以大胆的商业和明智的掌理建立了家族的财富，在1314年被选为标准执法人；萨尔韦斯特·梅第奇，1378年的标准执法人，因为赞助贫民反叛而使梅家大受欢迎；乔瓦尼·梅第奇大商人和银行家，1421年的标准执法人，他也是梅第奇家族财富的主要奠基人。他们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且，他们在很长时间里是佛罗伦萨的统治者。
科西莫以平静的技巧掌理全部商行的业务，还有余力从事政治。他是十人战争议会的一员，领导佛罗伦萨战胜卢卡，而且以银行家身份大量贷款给政府，支援战争。他受欢迎的程度激起了其他巨头的嫉妒，并由此于1433年被流放十年。他在威尼斯住了10年，他的谦和与财富赢得了不少朋友。不久威尼斯政府运用它的影响力使科西莫获召返国。1434年选出的领袖团也偏向于他，取消放逐的命令；科西莫凯旋，他的敌人匆匆逃走。议会任命一个改革会，并给它极高的权力，科西莫服务了三任，由此建立起对佛罗伦萨的统治，并由其子皮耶罗和其孙洛伦佐相继当政。“梅第奇统治的建立标志着佛罗伦萨历史上一个更为稳定阶段的开始”。科西莫运用口才和金钱，使得他的党徒留任官职，直到他死为止。他对强大家族的贷款使他赢得或迫得了他们的支持；他送给教会的礼物使他得到热心的帮助；空前未有的慷慨公共福利使市民甘愿受他统治。如果大家必须在偏向富人的阿必齐家族和偏向中等阶级与穷人的梅第奇家族之间作一选择，实在没有犹豫的必要。科西莫为自己也为家族赢得了荣誉与民心。
科西莫以精明的中庸之道运用权力熟练的驾驭着佛罗伦萨的治国之术。他以滑动的本金征款代替固定的所得税。在科西莫统治期的前20年，这项征款共计487.5万佛币。人民微笑赞许，因为知道这笔征款将用于佛罗伦萨的行政与装饰，而科西莫自己也献出了一大笔钱从事公共事务和私人慈善。他努力不懈的工作到75岁；精心安排自己的财产和国家事务。英王爱德华四世向他大量借款，科西莫不计较以往爱德华三世的背信，慷慨应允；英王便以钱币和政治的支持报答他。博洛尼亚主教托马索，基金耗竭向他求助，科西莫慷然供应；托马索日后即位为教皇尼古拉五世，科西莫便得到了所有教会财产的管理权。
科西莫的外交政策致力于和平组织。他在一连串毁灭性的冲突中得到权力，深感到实际或者酝酿中的战争都会阻碍贸易的进行。他实现了米兰和佛罗伦萨联合对抗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的双方势力平衡的而使得任何一方都不敢轻启战端的平衡政策，并由洛伦佐继续奉行，使意大利享有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与秩序，使城市富足，使早期的文艺复兴运动得到财政上的支持。
正是以科西莫为代表的梅第奇家族，凭借对政治的良好的驾驭能力和政治上的优势，以及本身的坚实的经济实力，一方面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增强了经济上的优势，同时也赢得了公众乃至国际的支持。正因为梅第奇家族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使得他们有能力出面保护定居于佛罗伦萨的艺术家，使这些最容易受伤害的艺术家没有了安全问题，这就使许多才智之士获得多方面的帮助：舒适的生活，优越的创作机会和条件，高层的社会交往，以及对作品推许揄扬等等。“罗马教廷和各地贵族府第已经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其保护文艺的政策有利于新型知识分子的成长，这样使科学文化领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科西莫曾说过：“应该把这些有特殊天才的人们作为天上的神仙对待，而不应该把他们看成是驮畜。”
科西莫对于文学、学术、哲学、艺术的关心不下于财富和权力。他曾贡献出自己的机智和财产、宫殿以招待佛罗伦萨会议（1439年）的代表。而那些前来讨论东西基督教重聚的希腊教士与学者对于希腊文学的知识远非任何佛罗伦萨人所可比拟；部分学者在佛罗伦萨讲演，城中的精英纷纷前去受教。
科西莫是具有良好教育、良好风格的人；他精通拉丁文，略通希那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他识趣宽广，他也拥有高度艺术鉴赏能力，能发掘人才，识别精品，投资有水准的艺术家，他能同时欣赏安杰利科的虔诚和绘画，利比动人的粗鄙，米开罗佐的建筑的节制力量的异教柏拉图主义，皮克和菲其洛的神秘柏拉图主义；这些人都领受过他的慷慨。他将带到佛罗伦萨教导年轻人古希腊语言和文学，他自己也向菲其洛学习希腊、罗马古典作品达12年之久。他花费大部分财产收集古典教本，所以他船上最昂贵的货品往往是希腊或亚历山大城运来的书稿。尼科利因为买古典书籍而破产，科西莫便为他在梅第奇银行开了一个无限制的户头，直到他死为止。他雇了45个抄写员，在热心的书商领导下，誊写那些无法买到的书稿。这些“珍贵的小东西”都放在圣·马克修院、菲索勒寺院或自己的图书馆的房间中。尼科利去世的时候（1436年），他留下800本书稿，价值6000佛币。还有不少债务，指定16个受托人决定藏书的处理方式，科西莫自愿代偿债务，要求支配藏书。协议达成，科西莫将这些藏书分存圣·马克图书馆和他自己的图书馆中。这些书都免费开放给教师、学生使用。
科西莫为尼科利在银行开个了无限制户头
科西莫的后代：“尊贵的”洛伦佐，来奥十世和克里门特七世。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在赞助学问和艺术方面，梅第奇家族的确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一家，他们为佛罗伦萨和文艺复兴做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贡献。
关于财富的获得与使用的问题，是在佛罗伦萨的上层社会道德伦理观中产生激烈矛盾的问题。基督教历来对富人不认同，这种传统的对富人的排斥的态度和观点在教士的说教以及在敬神祈祷文和神学家的著作中都是经常出现的。为了弥和这个信仰与实际、言和行之间的鸿沟而作的种种努力，构成了佛罗伦萨历史上、实际上也是整个欧洲晚期中世纪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主题。对于生活在一个物质的实际和其精神理想尖锐冲突的社会，每一个佛罗伦萨人，总感到有些难过和愧疚。对此的解决有两方面：或者承认有罪而寻求赎罪之机，或者否认它而重新评价财富的问题。公开而坦率的认罪的例证，见之于14世纪的商人们。神学家们对高利贷收入的合法与非合法区别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却在人们心中播下了怀疑的阴影，而这些疑虑始终未见消散。对罪过的默认时常通过向慈善事业或宗教集团大量布施的方式表现出来。维斯帕西安略·达·比斯梯西曾记述：梅第奇“深为其财富有一部分来自不正当的（亦即非法的）利得而痛心。”而科西莫决定重修圣·马克修院也是这些深感内疚的人所做的许多类似事例之一。而且，在梅第奇家族没有正式官衔的那一百年中，赞助的确是梅第奇家族政治中的一个主要的手段。人们总是指望“他们提供具有影响力的支持以促进某人的利益”，而他们也十分乐意帮助那些可能被争取到他们阵营里来的人，而且，人们不断赞扬他们对事业的慷慨赞助。虽然“洛伦佐有时肯定会觉得，他的家族享受的无限度慷慨的声望是一种负担。可是，他的职位又恰恰是建立在这种名望之上。”由此可见，梅第奇家族赞助艺术事业是十分有必要的。
有罪过的人在忏悔
佛罗伦萨在梅第奇家族柯西莫统治时期，以及后来的洛伦佐统治时期（1469—1492年），出现了奇迹般的空前的经济和文化繁荣，成为黑暗的中世纪欧洲的一盏明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