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它在对外战争中取得了连绵的胜利，连续100多年保持进攻态势，疆土极度扩张，使朝鲜、漠北、西域的辽阔疆土相继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疆土直达咸海东岸。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空前高涨。除了这些人所共知的丰硕成果外，唐王朝的文明程度在当时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但如果没有贞观之治就没有唐王朝的绚丽多彩。
贞观是唐王朝第二任皇帝李世民的年号，从贞观元年（627年）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共有23年。而贞观之治是对李世民在这23年中，国家秩序稳定，社会生产发展较快，民族关系和谐，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盛世气象的誉称。
一、王朝创建者
唐太宗李世民于599年出生，是中国唐王朝的第二任皇帝，626年登上皇位，649年结束了他辉煌的一生。
唐太宗李世民
隋王朝统治末期，统治者的个人不良嗜好以及不断的对外战争导致国内起义、兵变接连发生，趁这个时机各个地方势力开始划分势力范围。隋王朝末期的农民起义大潮从611年开始，到617年隋王朝的覆灭已经毫无悬念，只是看最后到底谁能从群雄争霸中脱颖而出，成为新时代的开启者。617年，在山西地方的军政首脑（太原留守）李渊选择了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和一个最合适的地点，突然宣布加入争夺帝国控制权的斗争，李氏家族开始了创建霸业的艰苦过程，而当时起兵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他的儿子李世民当时只有18岁。
李家是属于关陇集团的门阀世家。李世民的曾祖父李虎是西魏和北周时期的八大柱国将军之一（相当于元帅军衔，并且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到隋王朝建立后，他的父亲李渊继承了唐国公的爵位，隋炀帝执政后被加封为太原留守。这个职位不仅拥有山西的地方军事民政财政大权，而且作为防范突厥的边防区，军事实力尤其强大，这为后来李氏的崛起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李世民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教育，而且同其他关陇门阀一样，从小军事技能熟练，军事素养极高。当李世民逐步走向成熟时，似乎上天有意为他准备的隋末动乱给了他淋漓尽致发挥才干的机会。
在向隋王朝的首都长安进攻的路途中，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李渊等人曾经有过后退的想法，不过在李世民的坚持下，最终在617年11月顺利占领隋王朝的都城长安。
618年，李渊将隋王朝推翻在地，建立了唐王朝，而功劳巨大的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在后来的争霸战争中，新生的唐王朝的主要对手，包括王世充、薛仁皋、刘武周、窦建德等势力，这些势力都是被李世民率军所平定的。李世民可以说是中国军事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他最常使用的战术是，开始时避免与敌军主力部队直接战斗，等到敌军出现疲倦和松懈下来时，迅速以己方优势部队进攻，出其不意地击败敌军主力部队。
在唐王朝建国初期的战役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战争是与河北窦建德、洛阳王世充的郑夏联盟的决战，在战争中李世民几次陷入敌军重兵的包围里，但他出色的军事素养加上一些运气，让他总是能够转危为安。
唐王朝到621年终于消灭了全国各主要割据势力，到624年基本上统一了全国。在这里面，李世民虽然没有全盘统筹规划，但他在统一战争中的贡献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多。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他也获得了军方的一致拥戴，隐隐有了问鼎太子的资格。而当时的太子李建成，因为一般都镇守长安或者是镇守李唐王室的起家地太原，从而失去了与军方的密切联系，面对在战争中威望不断升高的李世民，两者间因为争夺帝国继承者的争执最终演变为兄弟间的生死斗争。
626年，爆发了李唐建国以来的首次皇室巨变——玄武门之变，身为帝国继承人的太子李建成和皇室成员齐王李元吉被军事系统的拥戴者秦王李世民杀死，同时李世民要求他的父亲李渊退位。血腥的玄武门之变拉开了辉煌的“贞观之治”的序幕。李世民经历了隋末的社会大动乱，他以前代王朝亡国为警讯，接受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教训，以地主阶级的本身长远利益为基点，实行了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措施。李世民曾说：“水能浮起船，也能颠覆船，民众就像是水，君主就像是船。”为了统治的稳固，就不可以过于压榨民众。因此，他很注意收集各方面的意见，鼓励大臣直接提出意见，并时刻注意选拔品德与才华都很好的人才进入官僚体系，而且不计较身分，不分别亲疏。
在人才的整合上，首先是罢免了原来的贵族大臣裴寂等保守官僚，起用了大批代表庶族地主的人物，如魏征、刘洎、戴胄、李世责力、马周、张亮等人，他们大都是拥有高深知识修养，熟悉中国历代王朝兴亡的史实和封建时代思想家治国的规律，其中有些人更是参加过农民起义部队，对农民阶层的伟大力量深有体会，处理政务的时候会注意与实际情况相结合。
李世民通过提升大批庶族地主进入最高统治集团，并通过发展科举制度和重修《氏族志》来压制士族地主势力，适应了庶族地主发展的历史大势。李世民还把前朝皇帝隋炀帝拒绝别人的劝告掩饰国家问题的事情作为警戒，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在他的政府中如刘洎、魏征、马周及岑文本等能直指国家和君主不足的大臣处处都是，他们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意见和批评，因此皇帝能够避免错误，及时纠正错误。
太宗选贤任能的规则，吸引了大量人才，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王朝时期的著名宰相，而虞世南更是一人身兼数职。李世民又进一步将中央政府的三省六部制严密规划了，规定三省最高官员，尚书省的尚书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共同行使宰相的职权。李世民还任命一些官员以“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作为宰相，参加政事堂的国务会议。宰相数目的增多，可以集中不同人的意见，避免一两个宰相权力过大。而且宰相的官衔不高，比较容易调换人选，李世民可以破格提拔一些庶族人士做宰相，形成中央政府机构中庶族地主占多数。
其次，以宽大简单的基本精神立法，选择执法官员时特别小心，执法上君主作为表率严格遵守法制，执法时要求全体民众一视同仁。重视地方官员的选拔，所以官员比较清廉。他还提倡节俭，将宫女释放，把鹰犬纵放，力求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实行低税轻役政策，发展生产。他坚持实行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休养生息，奖励农耕，使唐王朝的经济较快地恢复和发展起来。
李世民的民族政策是唐王朝最成功的地方。
贞观时期，唐王朝先后打败了北方的突厥和西面的吐谷浑、高昌国，既解决了长期以来中原的威胁，又拓展了国家领土。最重要的一点是李世民同少数民族的交往不仅仅是依靠帝国的军事力量。他用他广阔的胸怀接纳了众多少数民族，他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轻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他把文成公主嫁给当时还是蛮荒地带的吐蕃首领松赞干布，把弘化公主嫁给边疆的吐谷浑可汗，并且放心地任用少数民族出身的人，被各民族尊为“天可汗”。
唐王朝初期，对外交流频繁，出现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丝绸之路又一次成为了文明交流的纽带，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大概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华，而中国的文明传播利器——造纸术可能也是在这个时候西传。而受唐文明影响最大的是日本和朝鲜，日本的“大化改新”正是在“遣唐使”的影响下才有的。
李世民对历史的影响，主要为以下几点：
首先，在隋末乱世中崛起的各个地方势力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地方势力的背景，而且当时隋王朝统一中华的时间仅仅只有几十年，民众对大一统的国家还没有深刻的认同，国家有可能再次进入类似大分裂时期的长期分裂混战中，但李世民凭借超群的军事才能，使唐王朝仅仅用4年的时间就统一了中原地区，使动乱给中华文明的破坏大大减轻了。
其次，他在隋王朝的基础上，完善、发展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等制度。他出色的能力和广阔的胸怀，为大唐盛世打下了扎实的根基，而唐文明又通过日本、朝鲜在唐帝国的留学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
最后，唐太宗被公认为中国帝王的楷模，《贞观政要》等书籍详细地记载了他的言行，并流传下来成为后世执政者的教科书，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在中国以往所有的王朝开国皇帝中，只有李世民从小受过良好的系统教育。古代的中国高度集权缺乏民主和人权观念，当政者的素质往往对国家的命运有巨大影响。而李世民之所以能成就伟业，除了具备历史上的英明帝王所共有的优点外，李世民还有下面的几个独有优势。
首先，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心和浓厚的危机意识。
领导人物必须具备的第一个素质就是责任心，没有或者缺少责任心的统治者就算是才华无人可比，不是渎职就是滥用职权。中国历史上从不缺乏因为缺少责任心，而把先辈的江山玩垮了或玩丢了的帝王，他们的存在成为中华民族陷入周而复始的循环性动乱的因素之一。李世民的民族责任心可以说是非常重的。在他成为帝国皇帝以后，并没有像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权力人物一样自以为大功告成，可以放松一下，利用手中的职权尽情享受权力带来的奢华生活。相反，他比没登基前更加爱好管理国家，一心为国，每天的睡眠时间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场所与文武大臣讨论国务，裁决案件和处理国事，有时接连几个时辰也不肯停下来休息，以致常常忘了睡觉吃饭。
李世民浓厚的危机意识，来自于对曾经繁盛的隋王朝崩塌覆亡的警醒，他的眼睛不仅仅看到的是一个幅员辽阔，武力强大的强盛帝国；而是一个危机四伏随时可能被又一次农民起义掀翻的新生王朝。那个刚刚瓦解的曾经强盛无比的隋帝国突然的覆灭，使他不断地琢磨灭亡的原因，时刻提醒自己不要重蹈隋王朝的覆辙，谨慎而又勤劳地引导唐帝国走出坎坷，走向繁荣和辉煌。
李世民执政10多年后，唐帝国已经成为当时已知世界无与伦比的超级强国，它的富庶和繁荣连上帝都要嫉妒。一般来说，在这个时候他该知足了，可他没有，他所要的不仅是现在的繁荣和辉煌，还有他的帝国漫长而艰巨的未来道路，并为帝国的未来不断打下扎实的路基而继续不停歇地努力。
李世民与贞观盛世
其次，他实行的是磊落的执政风范。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遵从的是法家的观点，这种观点要求皇帝不可以与大臣过分亲密，不然就会丧失威严。所以有很多统治者都经常用诡计来驭使部属，而部属也就上行下效用诡计蒙蔽首脑。李世民是中国历代王朝中真正把诚实执政做到实处的唯一的一个人，他在执政期间对官员以诚相待，官员也恪尽职守。
李世民有一个明智的政策，就是：皇帝的命令没有相关事务大臣的签字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没有哪个统治者主动限制自己的权力，只有李世民例外。
另外，李世民爱才如命，有容人之量。
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兴旺强盛，除了最高统治者要具备一流的素质外，还必须有大量的人才来执行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人才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已成为众所周知的道理，因为人才决定国家的前途。但不是所有的统治者都能重视人才的，一般都是占半数以上的执政者漠视甚至仇视人才。只有那些胸怀宽阔，能够清楚认识到人才的重要并能宽容人才且不害怕人才超越自己的出色政治家才能真正利用人才。
李世民爱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魏征的任用。魏征曾经是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的智囊团成员，两兄弟在争夺帝国继承权的斗争中，魏征曾经不止一次地劝李建成先发制人把李世民杀了，当李建成犹豫不决的时候，魏征气愤难耐，并对李建成说，如果不先把李世民杀了，后悔的是自己。
一般来说李世民应该恨他恨到骨髓里了。在李世民夺得皇位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李世民会把魏征杀掉泄愤或把他作为替罪羊杀掉，但谁也没料到李世民对魏征的最大惩罚竟然是任命他为帝国宰相，还把女儿嫁入他家。这个戏剧性结局的果实就是：魏征为唐帝国的强盛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李世民的贞观王朝可谓人才济济，文有十八学士等人；武有李靖等军事天才和冲阵猛将。可李世民还是经常感到人才不够用。
最后，李世民具有高度自制能力，对人性的弱点有深刻的认识。
人是从动物进化成为人，在人的思想上还残留了一些动物的痕迹，这使得人有人性的一面和兽性的一面。人类文明的最大成果就是最大限度地宏扬人性和最大可能地克服兽性。人性和一个人地位的高低有很大的联系，地位极低和极高的人身上兽性都很容易成长，前者会滥用职权恣情纵欲；后者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中国因为皇权的至高无上，所以基本上没有限制，绝对的权力导致了绝对的腐化。所以没有绝大的自制力的人是难以承载皇权给人带来的诱惑的。
人类的兽性也叫做人性的弱点，通常表现为爱听好话。几乎所有的人都爱听好话，而权力人物尤其喜欢听好话。中国历史上的亡国君主，只有极少数是被强大的敌人打败的，大部分是被身边的甜言蜜语打倒的。只有极少数的睿智人物才能够不被好话误导，李世民就是其中一人，他意识到大部分的好话都是别有意图的，因此对好话特别警惕。
大臣犯颜向太宗李世民进谏
二、强盛时代
李世民的智慧和人格魅力使他周围人才济济。凌烟阁24功臣文武兼备，是李世民对人才感召力、吸引力的生动写照。“贞观之治”是史学界毫无异议的王朝盛世，全国每年被判死刑的人数达到最低记录，一个繁荣开明的辽阔帝国从此开始蒸蒸日上，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的强盛势态。在当时的世界上，堪与唐帝国相比的，只有中东的阿拉伯帝国。
贞观王朝的强盛也是中国其他王朝无法比拟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对外战争不断取得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的进攻态势，领土极度扩张，朝鲜、漠北、西域的辽阔土地先后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边疆直抵咸海。除了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丰硕成果外，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在当时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
（一）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非常良好，达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地步。贞观四年（630年），唐帝国判处死刑的犯人只有29人。贞观六年（632年），死刑犯增到290人。这一年的年关时候，李世民暂时释放了这些犯人，让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自己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
第二年九月，290个囚犯没有一个逃跑的，全部回来了。那时的中国官僚体系清正廉明，官员忠于职守，不公平的现象比较少，所以民众心里没有多少怨气。生活得到保障的民众不会为了生存而犯罪，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端，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非常低了。
（二）开放的国度
唐帝国是当时已知世界最文明最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就像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是世界性的大都会。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前往唐帝国。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为中国人为荣（这使人想起今日美国的绿卡）。不仅在唐帝国的首都长安有外国侨民，全国各地都有外国人在当地定居，特别是新兴的商业都市，像广州的西方侨民就有20多万人。
贞观王朝是一个开放的王朝，中国人出境和外国人入境都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这充分说明了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文明富强的国度。贞观王朝的国民，对外国侨民既不奉迎也不歧视，一副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在中国的外国人就像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利，不但可以经商，还可以从政。来自日本和阿拉伯帝国的不少侨民就在中国政府担任过官职，有的甚至担任过部长级高级职位。
唐帝国除了有很多的外国移民外，还有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先进文明，单单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有7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更是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也正是依靠这些日本留学生，日本开始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从国家制度，到民众的服饰风俗，都仿效当时的大唐帝国，使当时还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人突然跨越了1000年。
（三）清廉王朝
现在贪污现象很多，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贪污是人类社会的不治之症。当从英美等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回来的留学生向他们的亲朋好友陈述这些国家基本上没有了贪污时，大多数人认为他是在胡说八道。贪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地球上就有一些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不仅是美英等现代化强国，就连主要由华人组成的新加坡也基本上消灭了贪污。
当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了贪污，而是说贪污行为在整个政府体系中属于极个别的现象，而且贪污的数目一般不会超过此人一年的薪水，基本上不会有人连续作案三年以上。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基本上消灭了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贞观王朝时期，皇帝身先示范，政府官员一心办公，贪污渎职和滥用职权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最重要的是这一切不是靠用残酷的刑罚来警告贪污，而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
（四）分权制度的初步尝试
中国封建官僚体制的主要特点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而中央又由皇帝一人为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灵活性，很容易出现暴政。
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由中书省草拟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通常，宰相们先要在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上报皇帝批准，然后由中书省使用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前，都要送到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签名。诏书缺少这种签名的副署，按照法律来说是不能颁布的。只有门下省签名同意后的诏书才能成为国家正式法令，再让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流程很像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这是中国政治智慧的高度体现。
（五）高度发达的商业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此比其他人低很多。这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难以取得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不歧视商业，还为商业发展提供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眼光独到。在贞观政府的倡导下，贞观时期的商业经济有了快速的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明州、福州、交州、广州以外，内陆的有扬州、益州（成都）、洪州（江西南昌）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开通了东西方物质文明的桥梁，但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体现了它的最高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西域有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包括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因此丝稠之路上的商旅络绎不绝，大量商品在东西方世界不断循环，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没有贞观大治，就没有唐代的繁荣，也就没有光辉灿烂的汉唐文化，贞观王朝不愧是中国一个令人骄傲的时代。
欧麦尔一世即位之后发动了阿拉伯历史上空前的大征服运动，这些征服运动打垮了拜占庭帝国，改变了旧大陆三分之一居民的信仰，也永久性地改变了中古时代诸文明的地理分布。
欧麦尔一世，他的全名为欧麦尔·伊本·哈塔卜，来自古莱氏部落哈希姆族，是穆罕默德的同族人，生于麦加，是有名望的贵族商人。他起初反对伊斯兰教，后来却成为穆罕默德最忠实的信徒，是早期就追随穆罕默德左右的重要人物之一。欧麦尔意志坚定，与穆罕默德共同经历了“出走麦地那”、“壕沟之战”等重要考验，经常可以在战役的关键时刻扭转局势。第一任哈里发（哈里发，意为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伊斯兰教国家政教合一的领袖）阿布·伯克尔被称为穆罕默德的两大辅弼之一，欧麦尔一世则是另外一位。
阿布·伯克尔
632年穆罕默德去世之后，在欧麦尔强有力的支持下，同属哈希姆族的阿布·伯克尔击败了其他势力的挑战，成为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在位期间对欧麦尔尽心培植，欧麦尔成为众人心目中理所当然的继任哈里发的人选。634年阿布·伯克尔去世后，欧麦尔顺利当选为第二任哈里发。这两次权力的平稳交接，维护了阿拉伯内部的团结，为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欧麦尔一世即位之后发动了阿拉伯历史上空前的大征服运动，这些征服运动打垮了拜占庭帝国，改变了旧大陆三分之一居民的信仰，也永久性地改变了中古时代诸文明的地理分布。
635年，阿拉伯人分两路对拜占庭和波斯帝国展开了全面进攻。东路大军在号称“真主之剑”的哈立德将军的率领下，穿过了人迹罕至的叙利亚沙漠，在雅穆克河畔一举摧毁了拜占庭5万大军，占据了叙利亚首府大马士革。在雅穆克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阿拉伯人的斗志。
叙利亚本身是富庶的膏腴之地，同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此向东可以进军波斯，向北可以进军中亚。占领叙利亚以后，阿拉伯人乘胜挥师东进，由赛尔德担任东征总司令，衰弱腐朽的萨珊波斯帝国不堪一击，致使阿拉伯人一路畅通无阻。
赛尔德总司令
637年，在卡迪西亚战役中大败波斯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占领了伊拉克。随即挥师进入伊朗高原，深入到波斯腹地。642年，尼哈温战役中将最后的波斯大军主力消灭，具有1200多年文明的波斯帝国从此覆灭。
另一方面，由阿慕尔率领的西路大军，也是战果丰硕。640年攻入附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埃及，641年攻陷了亚历山大港，642年占领了开罗，将号称“拜占庭帝国的粮仓”的埃及收归阿拉伯人所有。
欧麦尔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一方面的原因是冷兵器时代下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传统优势，另一方面拜占庭和波斯两大帝国当时正在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双方都耗尽了人力、财力、物力，在对付阿拉伯人的时候便免不了有些力不从心。另外，欧麦尔一世个人出色的领导能力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欧麦尔一世，阿拉伯人能否将如此大规模的扩张进行得如此顺利还很难说。欧麦尔可以说是天才的统帅，总是能在恰当的时刻做出恰当的决策，在他的英明统帅下，一大批杰出的军事统帅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如哈立德、赛尔德、阿慕尔等，成为帝国扩张的中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