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植田达三决定由门司乘船去中国的，因为由那里偷渡到中国很方便。当时我和植田达三是由东京出发，先到的下关，再由下关乘联运船（客货混搭船）去门司，谁知我们在下关迷了路，到了门司的时候，最后一班去中国的轮船已经启航了，我和植田达三只得在一家小旅馆里住下了。
因为由门司偷渡方便，所以便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人：有为逃避追捕而准备偷渡到中国去的左翼人士和右翼的职业杀手，有因抢劫、盗窃也想偷渡到中国的罪犯这，也还有在国内混不下去，想到中国大陆重整旗鼓大干一场的日本浪人。当然这样的地方也少不了荷枪实弹的军人和贼眉鼠眼的密探，以及经常闯入旅馆进行临时检查的警察。
我和植田达三在小旅馆住下，简单地洗漱过后，便睡下了。第二天早晨，当我们收拾东西准备上船时，小旅馆里却突然乱成了一团。
“临时检查！”楼下响起喊声。
警察来了！
我和植田达三对看了一眼。我们的身上都携带着日本gongchandang写给中国gongchandang的介绍信，如果让警察搜出来，那麻烦可就大了，我们俩一时都不知该藏在哪里是好？因为即使贴身藏起来，如果受到怀疑，警察让你脱光衣服，那也一切全完了。
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了“砰”的一声枪响，接着便是“抓住他！”“别让他跑了！”的声嘶力竭地吼叫声，货物被提翻的噼里啪啦声，妇女刺耳的尖叫声，婴儿“哇哇”的哭声，整个旅馆乱成了一锅粥。
事情原来是警察要搜查一名杀手，杀手知道逃不过，就在警察将要近身的时候，杀手掏出了手枪，开枪将一名警察打倒在地，然后破窗而逃，警察们一窝蜂地跟着追了出去。我和植田达三趁这个机会逃离了小旅馆，登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
四天后，我们在上海登岸，按照预先的约定，中国的日共党员多田光信到港口和我们接了头，把我们带到了位于南京路和浙江路交叉处的东方旅社，旅舍有三十几个房间，它的前面是永安公司。在来旅馆的路上我本想向多田光信问些什么，但见他紧闭双唇，表情严肃，两眼警惕地梭巡着四周，好像在防备什么，我便没问。
“现在虽说是国共合作，但自从孙中山死了以后，形势变得十分复杂，在上海这个地方绝不能粗心大意。在这里国民党右派、英国、法国的特务，与日本右翼派遣的刺客、流氓混杂在一起，暗杀的事情经常发生，所以在这里要多加小心。”到了旅馆之后多田光信对我们说。
安顿完，多田光信说：“你们还没吃饭吧？走，我带你们去吃烧麦，这里的烧麦很好吃。”
吃完了烧麦，我们三个人又回到了旅馆，多田光信开始给我们介绍中国当前的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