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凤递上她请人代写的离婚申请“说”：我不是来看你的，我是来同你办离婚手续的。
蔡家儿子这才注意到大凤怀里的孩子，蔡家儿子比划着说：这是谁家的孩子？我们的儿子呢？
大凤号啕大哭起来，她“说”：你这个不争气的男人，你害得我们家破人亡了你知道吗？你现在不是我丈夫了，我已经有男人了。喏，看看吧，这就是我跟那男人生的孩子。我们还要生许多许多孩子，我们相亲相爱，比同你在一起过日子滋润得多了。
蔡家儿子气坏了，他说：你这个婊子，我在这里受苦，你却在家里偷汉养子。蔡家儿子做了一个恶狠狠的动作结束了他们夫妻五年来的第一次会见，他说：好吧，等我出来以后，我非杀了你们不可。
大凤擦了擦眼泪，对着她男人的背影叫着：你不敢，要是那样，你还会到这里来。
蔡家儿子不知她叫些什么，他回过头来，大凤说：要是那样，你会这样，喏。大凤作了一个砍头的动作，接着又唔唔哇哇地“说”：谁让你自己不争气的？你从小就不学好，那时候我什么也不懂，我只以为世上就只有你这样一个男人，我非嫁你不可。现在我懂得了，我吃亏太大了。大凤说着，又哭了起来。
然而顺子同大凤之间的关系丝毫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迹象，顺子仍然有意无意地躲避着大凤火辣辣的眼光。现在，连我也开始怀疑顺子在生理上是否真有什么毛病了。
有一次在老梅家喝酒时二林说：顺子，当着弟兄们的面，这里也没有外人，你讲你到底有没有毛病？
顺子不说话，显然，他对这样的问题早已失去了回答的兴趣。
你为什么总是躲着大凤？二林说，你以前说就是近不得来娣的身子我信，但大凤呢？你能讲你不喜欢大凤吗？总不该也近不得身子吧。
老梅似乎懂得顺子的心思，老梅说：大凤同蔡家儿子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你还有什么顾虑呢？
顺子不耐烦地将一杯酒一饮而尽，顺子说：你们都不要讲了，在那男人出来之前，我决不会碰大凤一下。
第二天我就去了县城中学，第二年暑假前，二林突然来了。二林是代表顺子来县城开一个什么会议来的。他把我拉到附近的一家小吃部，他要了几两酒，同时也给我要了一盘给我解馋的红烧肉。二林喝得满面红光，接着就兴奋地向我述说了大凤男人的事情。
由于那一次他能主动回到劳改队，他被提前解除劳教，并被安排在农场就业。但他请假说要回家看看，在回来之前，他特地在农场附近的铁匠铺买了一把刀子。
蔡振东回来的那天早上，老梅的妻子不顾死活地硬把大宝弄到她乡下的娘家去了。老梅也在暗中作了布置，他叮嘱明发在做事时务必要多一双眼睛，让二林时刻不要离顺子的左右。顺子却不当回事，那天顺子一早就挎着篮子出了门。他发现街道上的人都用一种奇怪的眼光远远地看着他，烟酒专卖处的王回子悄悄地靠近他说：顺子，你最好还是避一避，活命的抵不过拼命的。顺子笑了笑，他给王回子递过一支烟去。他在下街头叫了两担脆嘣嘣的硬柴，斫了一条猪腿，接着又买了两条鲤鱼和一瓶大曲酒。在往回走的路上，他碰到麻绳厂的厂长老贺。老贺朝他不怀好意地眨了眨眼说：听说蔡老爹的儿子今天要回来？顺子要招待他吗？
顺子仍只是笑了笑，给老贺递过一支烟去。
老贺探头朝他的篮子里看了看说：这家伙怕要吃荤呢，你买的菜够不够？
顺子将篮子朝老贺亮了亮，老贺伸头看了看，接着大笑着走了。
蔡振东是临近中午回到通镇的，他在自家门前转了转。临街的那间铺面里，迷离的光线下棉绒飞扬，几台轧花机在同时工作，巨大的噪声震得人耳鼓发木。他没有进屋，人们远远地看着他，像是在看一个稀罕的物件。我母亲终于走上前去说，去看看你可怜的父母吧，给老人家买几刀纸钱。人们开始围过来，人们说，这是振东吧，你知道你父母是怎么死的吧？知道就好。你要知道，你父亲的丧事是顺子替你办的，他替你行孝了。邻居的话像是提醒了他，他在门前的商店里买了几刀表纸和几挂小鞭，按照人们的指点，独自来到父母的坟山。父母的坟前矗立着高大的石碑，那石碑的右下方清晰地刻着：孝男蔡振东。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大凤的那个男人办的。那个男人替他做了他该做的一切，但是却夺走了他的妻子。他点了一支烟，在父母的坟前一直坐到日中时分。
中午，大凤烧了一桌好菜，又一一搬到顺子的屋里。那天下午，两个男人就是在通镇人复杂的心态中度过了一下午漫长的时光。傍晚时分，从顺子的屋里传来一阵叮叮咚咚的三弦声，那三弦声欢快激烈，时而如溪水奔涌，时而又似暴雨倾盆，终于，顺子的房门打开了，蔡家的儿子向堵在门口看热闹的通镇人抱一抱拳，连夜乘末班轮离开了通镇。
谁也不清楚这两个男人在那间小屋里谈话的内容，当二林他们再三追问其详时，顺子只说了一句话，顺子说：我和大凤商量好了，今年春节就办了那事。
顺子和大凤的婚礼在悄悄地准备着。顺子让人将蔡老爹的那一片房屋重新翻修了一遍，中间仍是一堵院墙，院墙内种上花草。老梅说，顺子是想让大凤高兴，大凤喜欢花呀草呀什么的，她闲下来没事可以侍弄那些东西。老梅特地到南京去了一趟，购回几床丝绸被面以及洋绒枕巾之类。
1964年的通镇已经开始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由于江轮的改道，通镇作为历史上水陆码头的鼎盛局面已不复再现。有一天镇里派人来找顺子商量，说要将镇里的另一家大集体企业麻绳厂同顺子的棉花加工厂合而为一，名字叫“通镇棉麻加工厂”，从而受镇政府统一领导。对镇里的这一合并方案，顺子厂里的工人们几乎一边倒地持反对意见，都说镇里的意思是明显的，因为那家麻绳厂一直不景气，这不是叫吃大户吗？顺子吃不准，所以来找我父亲。
我父亲对顺子在人生得意之后能重新走进我们的屋子很觉感动，我父亲说，这是你顺子人生中的一次机会。于是父亲向顺子讲了当年大军渡江之后他迅速关闭刚刚办起的木匠铺的一段故事。顺子是明白人，他沉吟片刻向我父亲抱一抱拳说：我心里有数了。顺子走后，我父亲说：顺子不会听取我的意见的，因为他太年轻。
顺子果然太年轻，他到底没有听取我父亲的意见，他太在乎他的棉花加工厂了。这件事一直拖到1964年的年底，在四清运动中，顺子的事情终于发作了。我父亲的预言得到了可怕的印证，顺子在通镇办了几年的棉花加工厂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而被查封了。判了十年刑期的顺子被关押到白湖农场，而一同受到牵连的还有镇里的几位领导，他们被认为严重地丧失立场，竟然让一个来路不明的家伙在眼皮子底下办起了地下黑工厂。人们很自然地将他与几年前闹驴子狼的事件联系起来，顺子终于成了一个神秘而可怕的阶级敌人。
我听到这个消息，是在学校里举行的一次对一个同学的批判会上，就在那天早上，这个同学将一只吃空了的包子皮随手扔到猪食桶里。他被当作学生中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典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成为学校阶级教育的活教材。当突然到来的二林将顺子的事情告诉我之后，我好半天说不出话来。那天中午我和二林就那样一言不发地蹲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足足有一个多小时。
我没有问大凤的情况，我实在怕听到有关这个不幸女人的任何消息。
1968年我下放到县城郊区的一个生产队里插队落户。第二年我被抽到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担任手风琴伴奏。在这个宣传队里，有一个高干的女儿总是要拉着我单独排练。我在同她接触过一段时间后，就开始烦她，因为她时时刻刻都要让我们意识到她的凡同寻常的家庭背景。但是这个甘愿下嫁的女人在受到我的冷遇之后却又改变策略千方百计地巴结我，经常对我施以各种小恩小惠。这一年的端午节，她突然悄悄送我一只丝线粽子，那丝线粽子下坠着一只五彩绣球。我说，没想到你的手艺还很不错。她说我可没有这样的本事，是我们家一个保姆做的。我的头脑一阵激灵，我说：你家的保姆是一个哑子吗？而且她还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她睁大着一对金鱼样的眼睛可爱地瞪着我说：你怎么知道的？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说：你能带我去看看那个哑子吗？
高干的女儿非常激动，但是她说：可惜她在一年前死去了。
这更激起我要弄个清楚明白的愿望，第二天，我随她来到这个高干的家。在这个家里，我看到了那把熟悉的蟒皮三弦，它被随意地丢在一个堆满灰尘的角落里。我拾起这把三弦，仔细地揩擦着它身上的灰尘。我的耳畔突然就响起那熟悉而带有浓烈乡愁的三弦声。
高干的女儿告诉我说，这个哑巴在她们家干了很多年，与她们一家人都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要不是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她还会一直在她们家干的。高干被打倒后，大凤不得不去采石厂拉板车，但是她和她的儿子大宝被允许一直还住在这当权派的家里。有一次，天已经黑尽了，还不见大凤回来，第二天终于得知，大凤在拉着板车下一个坡道时，因体力不支，被疯狂下滑的板车撞倒在地。这家里人说，大凤死得很惨，事后人们说，这个哑巴太要强了，她拉的板车，比一般男人还要重。直到这时人们才发觉，这个哑巴的肚子里已怀有四个月左右的身孕。
在这家人向我诉说这些的时候，来娣的儿子大宝正在院子里同邻居的一群孩子玩一种“斗鸡”的游戏。小家伙们单腿跳跃着，另一只腿则用手抱定攻击着对方，他们不停地叫着：轰！轰！轰！大宝知道我在看他，所以他显得特别卖力，他不时地抹一把鼻涕，每轰倒一个对手，就回头炫耀地看一下我。我看着这个孩子，却怎么看都像我的朋友顺子。
此后的几年里，我对弹棉花的声音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每当走到哪个村巷，当弹匠那悠长而沉闷的弹花声顺着风声送入我的耳畔时，我总是禁不住加快步伐要去看个究竟。然而不等我走近，我又会自觉地退出那条巷子。与此同时，顺子的三弦声又会不自觉地在空中飘浮而来。
1974年，我在下放多年之后，被招工到一家农机厂当钳工。有一天我母亲带信来说，顺子回来了，说是想见见我。我听到这消息十分高兴，立刻请假回到通镇。我母亲事先告诉我说，你看到顺子不要吃惊，他现在双眼失明，完全就是一个瞎子。
母亲说，顺子在劳改农场一直是在犯人组织的文工团里弹三弦，所以他基本没有吃什么大苦。就在他即将刑满释放的时候，所在的农场突然失火。为了救火，顺子被烧残了，从此失去了两只眼睛。
我听到这消息后整整失眠了一个晚上，我想起那个在太湖的岸边写下《梅花三弄》的瞎子阿炳，我不知道这首著名的乐曲是否真成了穿凿两个不同时代人物命运的宿命符。
我去看顺子时，顺子正在调理他的三弦。听到我的脚步声，顺子两只黑洞洞的眼睛直直地向着我的方向，顺子说：狗伢，是你吗？我的声音哽咽了，我说：顺子哥，是我。顺子说：你能陪我去接大宝吗？他现在该上中学了。
我看着顺子那满头早白的头发，千言万语，一时真不知从何说起。顺子说：狗伢你愿意听我弹一段三弦吗？这十年里我的三弦水平可大有长进了。于是，他弹起那只琴扭上挂着一只丝线粽子的老式三弦，开始沉浸在《梅花三弄》的情境里。在久远而深沉的乐曲声中，我仿佛真的看到大凤回来了，大凤的臂上挎着篮子，一副大阿福样的身子倚傍在门框上，大凤的脸上一脸的灿烂。
2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