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样的把戏还得继续耍弄下去。有时候，忽然一个或两个看守杀气腾腾地冲了进来，手里拿了一根麻绳，好像要干一番什么大事，不过东望望西望望。然后又走了。有时，我忽然发现在那小墙门后边放了两把铁锹，他们谈话中又故意露出一点消息，影影绰绰地说晚上要干掉什么人什么人……总之，就是要使你心惊胆战，时时都感到会发生突然事故。我的确担心过，等着他们动手，但有时又觉得可笑。他们到底要干啥呢？要干又不干！不过有时我很心寒。特别是每当夜晚，孤寂的一轮明月挂在中天，我独自倚门望着这荒凉的到处长着一层绿苔的庭院，凉风微微掠过我的长发，我会凄然地意识到：难道这里就是我的葬身之所吗？
六 徐恩曾的出现
这样又继续了好几天，慢慢地他们自己也有些疲倦，而我也麻木了。他们再怎样折磨我，我也无心再去注意。我只愁一日三餐的饭食真是难吃。米很糙，菜很差，每顿一点老韭菜。真正的牢饭可能会好吃点。没有零食，不吃又饿。有一壶粗茶。只有烟倒是好烟，看守都跟着抽，一天两听。我实在熬不过，清理了一下我的小皮包，里边还有四十来元钱。家里原来还有从良友图书公司刚拿到的二百元稿费，真可惜不知落在哪个混蛋手里了！我拿了伍角钱叫看守替我买板鸭。好大一盆呵！摆在桌子上，大家都吃得很香，谁也不客气，就算我请客了。早晨，我要他们为我买咸鸭蛋或者松花蛋，或者好点的咸菜。看守对这差使都愿意干。屋子里的空气随着和缓了许多，他们有时也同我说点闲话，没有再把我当成一个江洋大盗那么防范和那么严厉了。我讨厌他们，把他们这伙小人物当癞蛤蟆、小老鼠看待。我虽然不屑于同他们谈话，但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里又没有一本书、一张报，也没有任何可以混日子的东西。只有痴痴地坐在凳子上抽烟，或者躺在床上望天花板，或者用苍蝇拍打苍蝇，有时就蹲在院子里看蚂蚁来来去去搬家。我似乎还在等着，天天等，等着一个什么结果。现在才知道完全不需要等了，一切都任它自然发展吧。自从发现了可以买菜，慢慢又想到该买毛巾了，买肥皂、牙膏了。最后又发现我的旗袍已经不适宜，该换一件凉快衣服了。于是我叫他们替我买一点薄布，自己缝了一件简单的连衣裙，好像准备在这里长住下去的样子，实际我心中成天装着一盆火，只想找人发泄！本来嘛，别人吃官司总还有家里人可以送送牢饭吧，在堂堂国民政府的所在地，我却无缘无故地成了秘密死囚牢里的人，完全与世隔绝。我真像—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怀有一颗饿狼般的心，只想吃人！
这样又过了十来天，快到六月底了。一天，我正蹲在院子里用死苍蝇引蚂蚁出洞，看守煞有介事地对我说：“徐科长来看你了。”我一下没有听清，也没意识到这徐科长是何许人，只是仍然盯着院子里的砖地，继续玩着我的老玩艺儿。这时从小墙门的门外转进来一个穿长衫的人，干干净净，大约是个官吧。他看见我没有站起来，也没理他，便自个儿走进厅子，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看守走到我面前再次说：“徐科长看你来了。”他把徐科长三个字说得很重，但我还是不明白他的重要性，一个国民党的小小科长有什么了不起。但不管他是一个多么大的官，既然出面来找我，我还是应该理理他的。我便站起来走到八仙桌边，在他对面一张太师椅上坐下了。他还是像过去那些官员一样问我道：“生活怎么样？”我还是那么答：“现在是吃官司，说不上什么了！”到底是科长，他倒很会说，他道：“不要这样想嘛。我们这边也有你的朋友。彭学沛你还记得吗？他就很关心你。”我说：“胡也频曾在他办的报纸编过短时期的副刊，他们说不上是朋友。”他又另外起头解释：“有些人听说你到南京来了，以为我们钓到了一条大鱼，实际不然。就说你吧，你不过写几篇文章，暴露一点社会上的黑暗，这算什么呢？充其量我们把你的刊物封了就是。”我知道这指的是《北斗》杂志。他又放慢声调说道：“你又不是共产党员。”哼！真奇怪，他明明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汪盛荻就说过他一切都向国民党讲了，还对我说过：“你是一个共产党员，是赖不掉的。”这位科长现在反而把我开脱出来，这是耍的什么花招？这更加引起我的警惕，我自然装着无所动心的样子，不说话。他接着说：“你又不知道别的党员的住处，也不会帮助我们抓人，你对我们毫无用处。你也明白，我们并不是特别去抓你的，我们只是想去破坏共产党的机关，偶然碰着你的。只是，既然来了，却很难放。我们不怕有人说我们野蛮、残暴、绑票等等。什么蔡元培，宋庆龄，什么民权保障同盟，什么作家们，我们也都不在乎。我们只怕引起外国人的抗议，我们是在租界上抓你的。你住的地方是租界，这事已经引起租界捕房的抗议，说我们侵犯了他们的‘治外法权’，我们不愿引起更多的麻烦，只得咬定不承认。现在的事态就是这样。”他一口气说了这样多，停住了，眼睛看着我，在观察我。我懂得了，这是比过去来过的所有人都要厉害得多的一个人，可能是我一生中还从未遇到过的对手，是一只笑面虎，是真正的敌人。我只死死地想着：“既然我什么都不在乎，死都不怕，笑面虎又能怎样呢？”笑面虎又微微带笑地说：“不放你是怕记者问你，你是怎么来南京的，那就让外国人抓到把柄了。假如你答应不见记者，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躲开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就方便多了。”停了停，又说：“彭学沛可以资助你出洋，他愿意送你六万元钱，供你出国……”他又停顿—下来，看着我。我不会为之所动，我清楚地答复他：“我不能拿彭学沛的钱，我们并非朋友，我们没有丝毫关系。你说什么出国，这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的，现在我也不愿出国。这就不必再谈了。”
对我的回答，笑面虎似乎早有所料，所以他沉住气，只静静地望着我。我当然不会收彭学沛的钱，也可以说是不会收他们的钱！他仍只静静地观察我。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我刚才说过，我们把你弄到南京来，实在是一个‘误会’。我们并没有想抓你。抓你不但对我们没有用处，而且引起了一些社会舆论。据说令堂已到上海，要向法院起诉。自然这不会有结果的。”
这倒是一个晴天霹雳。我母亲已到上海并向法院起诉，多好啊！这说明有人、有党在我母亲的身后。好妈妈！你起诉吧，向国民党要人，揭发他们！
笑面虎又非常关切地说：“怎么能让令堂宽心才好，你不是在这里平平安安地生活着吗？要不，你在报上登一个启事，说明你平安无事，只这一点就行。也许令堂正以为你已不在人世，或者是危在旦夕，这会使老人不安的。你看是否登一个简短的启事较好？”我答道：“我在这里，怎能向她保证平安无事呢？除非我得到完全的自由。”我心里想：我不会上当的。母亲也是一个坚强的人，任何艰险不幸，她经得起的。如果她真到了上海，这就更好，她的周围有比我更强有力的人们。她不孤独。
笑面虎又拐弯说：“你不肯登启事，就写封信给她也行，再寄点钱去，让老人家放心。过去你每月寄多少零用钱给她呢？我们可以替你寄去；作为你借的也可以。”
我答道：”她有钱，不需要我寄。”
母亲呵，她哪有什么钱呵！她正等我寄钱去，她正等我寄信去。年过半百的母亲已经熬过胡也频惨死的打击，这两年母亲给我来信，从不提胡也频。我猜想她完全明白胡也频的惨死。只是我们都不提。现在母亲又要承受我的灾难，为我担忧。她还能有多大力量？她还要抚育着麟儿，这个失去了父亲，又将失去母亲的孤儿！妈妈呵！请你原谅女儿吧，妈妈是很理解自己的女儿的。我宁让你们挨饿，也不能为你们的苟延残喘而接收这些狐群狗党的腥臭钱！
笑面虎不再笑了。也许有点不耐烦了，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后来他耐着性子又说道：“我想你可以写封信给她老人家，不管你说些什么，我们都可以把信寄去。或者你写几个字给什么朋友也行。你可以同他们通信的。”
我多么想给朋友们写信呀，想给叶圣陶，想给蔡元培写信，但是我自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停了一会，我说我可以写一封信给沈从文。他满口答应，还问我有什么别的要求。我说给我报纸书籍看，他答应了。冯达趁机会说要找医生，说我的腰腿都因为屋子潮湿痛得厉害，晚上睡不好；他也一门答应。他对屋子环顾了一下，大约认为没有什么再说的了，便站起身，装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与我告辞。自然不会握手，也没有点头，但也不便一下变脸，摆出法官的架子，因此显得有点尴尬。他站起身，抖抖衣服，昂头望望窗外的天。屋子外边的几个看守赶忙走进来，卑躬屈膝，哼哼唧唧。他甩一下衣袖往外走，我把脸朝里望着，没有站起来，也不在意那几个看守对我不满的颜色，他们可能觉得我这个人太不识相了。原来这个所谓徐科长便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徐恩曾。
七 谣言杀人
国民党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很快显示了他的存在和作用。表面上他似乎表示对我这个案件稍稍放松，不那么紧张，不过也不难看出这无非是兵家常说的欲擒故纵。他离开我的时候是悄无声息的，但他走后，囚房却热闹起来了。几个看守忙着打扫房间，把他们的床撤到小墙门外去了。三顿饭也都在外边那间厅里吃。满桌是菜，鸡、鸭、鱼、肉。陪我吃饭的那群牢头禁子都喜笑颜开。第二天，买来了蚊帐、枕巾、被单等等。第三天来了个医生，给了些阿司匹林。第四天拿来很多旧小说；还让我开单子，说买什么书都可以。一个看守悄悄对我说，“原来他们告诉我们说你能‘飞檐走壁’咧！”
这时，我写了一封信，是给沈从文的。在信里，拜托他在我死后请他看在也频的面上，照顾我的母亲和也频的孩子。这封信只是为了表明，我对国民党从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我将视死如归。为什么我写给沈从文呢？因为那时在我认识的故人中，只有他给人的印象是属于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一个派系的。以当时的社会地位，只有他不会因为我给他写信而受到连累。我更希望，也只需要从他那里透露出一点信息：让朋友们和同志们知道，我现在南京，我准备作最后的牺牲。自然，徐恩曾也要从我信的内容来了解我的内心思想，他怎么会把这封信真发出去呢。全国解放后，见到沈从文，他压根儿没有提到这封信，只说当时他无从打听我的消息。
此后一个时期，他们没有来打扰，表面上我是安静在这里“闲住”，实际上他们却变着手法卑鄙地施展新的刺激，制造新的恐怖。
我开了一张我需要的书单，有旧的古典小说，也有新的杂志，都买了一些。但很不全，零零星星，自然是经过他们严格选择的。报纸也是这样，我找不到任何我想知道的消息，连可以供我捉摸的新闻都没有，可是，过了一阵，我看到夹在几本杂志中的一本《社会新闻》。这是国民党办的刊物，中间有一篇很长的文章，是谈我的历史的。文章的作者，叫丁默村，从文章看，自然又是一个叛徒。他说他是常德人，认识我母亲，知道我的家庭，他对我肆意造谣诬蔑，把我写得很不堪。看到这种肮脏的文字，真是怒火中烧，恨不能把这个什么丁默村痛打一顿。但这时，我能找谁算账呢？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公正呢？不久以后，又在一张包书用的报纸上读到一篇完全是造谣、写得很长、很详细的关于我的新闻。这份报纸我记得清清楚楚是《商报》。《商报》与我有什么关系！ 自然又是那些人有意这样作的。此文造谣说我被捕后不单是自首了，而且与来捕我的叛徒、特务马绍武同居；后来马绍武受到共产党的制裁，死于上海三马路他的相好的一个妓女门外，说这一暗杀案件也同我有关。还说我现在又怎样怎样，把我形容成一个无耻的、下贱的女人。国民党用大刀机关枪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土和革命青年，现在他们又要用卑劣恶毒的谣言从精神上来杀害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妇女，一个在社会上有声誉的革命女作家，这些恶毒卑劣的鬼把戏显然是有人幕后操纵制造的。这时那几个看守更加掀风鼓浪，把马绍武被杀的事，向我大肆渲染，而且还经常讲一点其他的暗杀故事。原来这伙人都是双手鲜血淋淋的杀人犯，他们是以杀人为职业的刽子手。他们有意把我住处的空气弄得阴森恐怖，充满阴谋和杀机。
我成天摆着一副麻木的毫无感觉的样子，好像是一无所知，无所用心，无动于衷。我极力压制自己，勉强写字、看书、玩扑克。一到夜晚，只剩下我同冯达的时候，我就骂他，用最刻薄的语言，希望激怒他。但冯达只是赌咒、自己骂自己，他承认犯了罪，连累了别人，是一个不可饶恕的人。但他死不承认他自首。他分辩自己没有一点点要自首的念头。他恨自己太愚蠢，轻信了敌人的谎言。他去看那两个记者的时候，被敌人扭住了，盘问了，他竭力分辩，也无法脱身。他们说你既然是一个普通人，那你总有妻室，总有家，总要到你的家看看，证明你不是共产党，与共产党也没有关系，就没有事了，就立即放你。他盘算已经超过了我们约定的归家时间。我一定早已离家走避，而且家里任何可疑的东西都没有，不会出事，所以说了住家的地址。他实在没有想到我尚未出走，还在家里。而且连潘梓年也等在我们家里。他痛恨他在无知中犯了罪，并且说无论如何不能再犯罪。他赌咒说他没讲出其他任何同志的地址。他诉说他现在活着的意义只是为了向我表白，帮助我能脱离这险恶的囚宁，让我能回到党内去。
我是不原谅他的，但那时我认为他讲的是真话。在我看得见的地方，他的确没有供出别的同志的住址，也没有写自首书。我想，只要他不是存心为敌人做事，不再陷害我和别的同志，假如他真能给我一星半点帮助，我是可以忍耐一下的。而且敌人明明知道我们的关系，在那种环境里，虽然我曾几次提出要和他分居，但那些掌握我的生命的人，只是置之不理，我无法和他分开。我同冯达有时还要争吵，但无法做到完全决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