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0月31日，黄兴积劳成疾而逝世。孙中山闻讯后悲痛欲绝，第二天即发函海内外哀告黄兴逝世的消息。过去讣告多由死者亲属发布，而黄兴逝世的讣告则由孙中山单独署名发布。黄兴逝世后，章太炎书挽联曰：“无公（黄兴）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孙中山因何“让位”给袁世凯
1912年4月1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仅3个月的孙中山，自行解除了职务，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这是关系辛亥革命成败的重大事件。可孙中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妥协退让”还是“不可避免”呢？
有人认为，“让位”是孙中山的妥协退让，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当时，南京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从派系到政界，认为只有利用袁世凯于革命更有利，而西方列强又支持和扶植袁世凯，把他看作新的代理人。妥协，事实上已经成为潮流。革命党内大多主张妥协，中外反动派又勾结起来，一致夹攻孙中山，要他接受袁世凯的讲和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无力改变革命党的日益涣散状态，又不敢得罪帝国主义，只得步步退让。孙对袁虽也作过一些力所能及的斗争，但妥协潮流不可逆转，最终孙把政权拱手让出，使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孙后来自己也认识到这种妥协的错误，这说明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力量领导民主革命走向彻底胜利。
有人则认为，“让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归咎于孙中山个人的失策是不公允的。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十分软弱无力，它的核心力量——同盟会，在政治理论上非常幼稚，在组织上也松散庞杂；而地主阶级反动势力以及反对派的力量异常强大，虚伪狡猾、拥有实权的袁世凯成了反动势力的核心。孙中山的让位，就是在这样的阶级力量对比下酿成的。孙当选临时大总统之初，主张让位的空气就笼罩了革命党人。有的吹捧袁世凯，咒骂孙“有权利思想”；有的想依靠袁来推翻帝制；有的希望借袁之手，以达革命的目的。加上地主阶级反动势力在社会上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立宪派从内部施加压力，帝国主义也大造支持袁、反对孙的舆论，还图谋干涉。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孙中山除了“让位”已别无选择。
还有人认为，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席位，是由各种复杂因素所造成，帝国主义对袁的支持则是决定的因素。早在武昌起义前，袁就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势力。武昌起义后，袁的心腹控制了清的军政大权。帝国主义看中袁世凯，把他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对袁竭力支持，不仅促使载沣起用了他，还是袁取得临时大总统的最有力支柱。这是因为，自甲午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不断加剧，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政治派别——革命派和立宪派，害怕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帝国主义列强的态度，对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有很大的影响。
“南北议和”的过程，就是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的过程。这个“议和”，一开始就是袁世凯与朱尔典密商后，由英驻汉口总领事传话，向各省都督代表提出的。帝国主义不仅在整个议和过程中为袁密谋策划，还公开告诉革命党人，只有让袁当大总统方能得到他们的认可。为避免帝国主义的干涉，革命党人自然只有赶紧让袁世凯出来做总统，以便尽快结束战乱。这就是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的真正原因。
康、梁为何分道扬镳
1890年，刚满17岁的年轻举人梁启超拜师于布衣康有为门下，并且成为康最得意的学生。然而曾几何时，师徒断然绝交，最后竟发展至相互公开指斥。昔日相濡以沫、生死相依之师徒，何以竟分道扬镳、视若水火呢？这实在是近代史上令人惊诧的、极富戏剧性的事件，因此也就引起了人们的种种测度和研究。
有些学者认为，梁启超受外界影响很大。梁在湖南办时务学堂时，与谭嗣同、夏曾佑在一起，每天总要大吵一两场，“十次有九次”被对方屈服，表明他受夏、谭等人影响很大。又如果听了黄公度、严幼陵的“教不可保”之说以后，便渐渐改变了先前的保教态度。
又有一些学者指出，康、梁对形势的理解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差异颇大。关于辛亥革命，康有为以清遗臣自居，以复辟为己任，对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一贯抱敌视态度。而梁启超则不那么顽固，从日本回国后即宣称：“于国体则承认现在之事实，于政体则求贯彻将来之理想。”关于护国之役，康、梁都反对袁世凯称帝，但康之反袁是为达到虚君立宪目的，而梁之反袁是为保全共和政体。有人劝梁顾及师生之情，梁表示：“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同为国家罪
人。”致使康、梁完全处在对立地位，“师弟成仇，康氏至诋梁为枭獍”。
也有学者认为，康、梁的政治思想颇有不同。一种意见认为，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并无异于康有为的理论和主张。另一种意见认为，戊戌变法前，康、梁的变法思想就有不一致之处，如梁给陈宝箴上书中，将民权、绅权并重，把民智、绅智、官智并列，而康有为则只注重君权作用。至于戊戌时期，有学者认为，康锐意于官制改革，梁注重民主启蒙；康始终坚持君民共主，梁一度主张民主革命；康反对地方自立，梁主张地方自立；康热衷“托古改制”，梁不满“托古改制”；康喜言保教之说，梁腹诽保教之说。总的说来，梁的思想比康激进。
还有学者注意分析了康、梁学术思想歧异对于二人分道扬镳的影响。早在1894年，梁在学术方面已与康有分歧，梁自述：“启超治伪经考，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
还有的学者考察了康、梁的个人性格等特点，指出：康年长，阅历丰富，比较老成；梁年轻，阅历浅，容易激动。特别是康的思想在戊戌之前已自成体系，而梁则无体系。梁自称“流质善变”，“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因而一变再变。而康却不变，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
有学者指出，康、梁从携手到分裂，也体现了历史的必然，他们的思想分歧不只是师徒个人意见的分歧，而且也是改良派内部思想分歧的表现。可见，康、梁之间的恩怨深深打着时代的印记，有着错综复杂的政治原因。
段祺瑞因何反对袁世凯称帝
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声浪中，人们记住了孙中山、蔡锷的名字，却忘记了另一个名字，那就是段祺瑞——袁世凯最得力的部下。按常理，孙中山、蔡锷的选择人们能接受，而段祺瑞的选择人们往往不大容易理解。因为段是袁世凯的铁杆。
说起来，段祺瑞和袁世凯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1896年，袁世凯奉命到天津小站督练新军，一天，他发现少了一个人，那就是段祺瑞，他连忙问道：“段祺瑞呢？段祺瑞怎么没来？”一旁的唐绍仪告诉他，段回家完婚去了，但已经发电报催他尽快来报到。段回家之前并不知道被调往小站协助袁世凯练兵。接到电报后颇为难，一边是人生大事，一边是军令如山。
正在为难之际，忽然接到袁世凯电报，一是说婚姻大事可先办，去小站之事可延几日；二是贺喜，并有银票一张，作为贺礼。段办完婚事，赶回小站，袁世凯率领一批将官，亲自迎接，并邀段同上一辆车回到军营。几天后，段祺瑞在一家饭店举行婚宴，招待小站同僚。婚宴结束后，饭店老板告诉段祺瑞：“袁大人已经吩咐了，所有花销全记在他的名下。”从此，段对袁世凯忠心耿耿，成为袁世凯的左膀右臂。
可左膀右臂并不等于心腹，对心腹交代的事情，左膀右臂并不一定知道。就像袁世凯要当皇帝，外面传得沸沸扬扬，段一开始还为之辩护。后来，段的叔叔问他：“老头子有此意思，你看法如何？”“万万使不得！”段祺瑞毫不犹豫地说：“此种事必遭天下人反对。”他还就传闻问过袁世凯，但袁矢口否认。
等帝制活动逐渐公开时，段祺瑞基于当年的知遇之恩，依然苦口相劝：“总统，祺瑞自小站跟随总统，鞍前马后，将近20年，总统知遇之恩，祺瑞没齿难忘。如今国势危殆，倘有变动，后果不堪设想。祺瑞无知，赤诚可鉴，望大总统三思。”袁世凯也装作推心置腹的样子说：“芝泉，你是我的老部下，难道还不了解我吗？我可以告诉你，皇帝我绝不做的。如今我这个大总统与皇帝有什么不同，如为儿孙计则更不可。克定是个残废，其他几个也都无此才能。你尽可放心，不要胡思乱想。”段祺瑞一片忠心，袁世凯却在考虑由谁来接替他任陆军总长。
袁世凯要当皇帝一时走火入魔，段还是要劝阻，别人怕他遭嫉恨，就劝他别去，他说：“个人进退得失事小，国家安危事大。”他不能眼见袁自取灭亡而不顾。
段祺瑞的虔诚被袁世凯认为是背叛。人有了不满，总会被人看出。段也不是一般人，哪能一点火候看不出来。于是，在1915年5月31日，段祺瑞称病请假，袁世凯正愁没有借口赶他，他一请假，袁世凯赶忙答应，假期一满，袁世凯就把段祺瑞的职务给撸了。袁世凯登基他也没去参加，在公馆里对自己的亲信徐树铮慨叹：“项城作孽啊！”
后来，叔叔劝段祺瑞说：“老头子向来器重你，可你在帝制问题上却一直顶牛，他怎能不生气呢？何况，总统、皇帝还不是一回事，你何必太认真？”段祺瑞却皱着眉说：“那可不是一回事。项城做总统，见面只要敬礼、拉拉手就可以了，如果做了皇帝，见他就得磕头，话也得跪着说。我最恨这种长子变矮子的把戏。”他还说：“我不是为个人计较，老头子对我个人怎样，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恢复帝制，必将弄出大乱子来！如果真心为总统好，就应直言相劝，切不可推波助澜。”
事情就总是这样阴差阳错，真正忠诚的人，却常常忠而见疑；而把他往绝路上引的，却总是受到重用。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恰恰是对袁世凯忠诚和负责的表现。可惜袁世凯不但不领情，反倒想算计他，真是让人叹气。
开国元勋蒋翊武之死
蒋翊武（1885—1913），字伯夔，湖南澧州（今湖南澧县）人。著名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开国元勋。
1903年毕业于县立高等小学，入常德师范学堂。
1904年秋，协助宋教仁集结革命力量，谋响应长沙起义。失败后被开除学籍，从此矢志革命，与刘复基等奔走于沅江一带，联络会党，组织机关于常德祗园寺，以图再举。1906年入中国公学就读。加入中国同盟会。助杨卓霖创力《竞业旬报》，鼓吹革命。1909年秋，至武昌，任《商务报》编辑。为策动新军，投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充正目，先后加入革命团体群治学社、振武学社。
1911年1月，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蒋翊武被推举为社长。9月，文学社与共进会召开联合大会，被推为军事总指挥。10月9日，汉口机关部失事，党人名册、印信被查抄，起义计划暴露，形势十分危急。是日，恰逢蒋从岳阳防地赶回武昌，毅然决定当晚起义，发布命令。此时，军警四处搜捕党人，起义总指挥部被破获，刘复基、彭楚藩等被捕，蒋乘间逃逸，潜匿新沟以待。10日，武昌起义，全城光复。12日，赶回武昌，任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兼联络使，奔走于武昌、汉口之间。提议扩充军民，组建两支义勇军，保卫汉口、汉阳。旋补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11月27日，汉阳失守，黄兴离汉，被推为战时总司令部监军，后接任护理总司令，负责指挥。不久，被排挤去职，改任北军驻汉招抚使。
1912年6月，为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维护民主共和，增强革命力量，将文学社并入同盟会。嗣任国民党参议、汉口交通部部长。袁命其为军事顾问，授勋二位、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他坚辞不受。12月，主办《民心报》，“扬孙黄，抑袁黎”。
1913年“宋案”发，7月，回湖南参加“二次革命”，任鄂豫招抚使，驻防岳阳，欲取荆襄，捣武汉，进窥河南。失败后，遭通缉。8月29日南行至广西全州府兴安县境，为巡防统领秦步衢所捕，械送桂林。黎元洪闻讯，即电袁世凯请予“迅诛”，袁遂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就地枪决”。9月9日，作《遗书》及《绝命诗》四首，英勇就义于桂林丽泽门外。
二次革命失败后，蒋翊武被北军（即袁的政府军）桂林镇守使陈炳焜捕获。当时在湖北的黎元洪得到这个消息，立即电告袁世凯：“不予迅诛，终为后患。”黎元洪这个人的阴险由此可见。虽然“蒋翊武”曾经拥戴过他，但黎元洪明白，蒋这个人只爱共和，反对专制，最终是个动乱分子的坯子。袁世凯当时有些焦头烂额，正要拉拢黎元洪，瞌睡找枕头，于是立即电告陈炳焜：“就地枪决。”
陈炳焜把袁世凯的电报拿给蒋翊武，意思是领导让干的，身不由己啊！第二天，陈炳焜设盛宴款待，酒足饭饱，蒋翊武坐上陈炳焜的官轿，陈炳焜在一旁恭陪，同赴桂林丽泽门外的刑场。出官署的时候，卫兵举枪敬礼，蒋翊武亦举手答礼（蒋此时为中将军衔）。到了刑场，蒋翊武向在场观众做最后演讲。演讲结束，“遂端坐红毯上，从容就义焉”。
这段历史细节的绝妙之处就在于行刑者与被行刑之人，竟是如此地和谐友爱，古今中外不能说绝无仅有，但绝对是一段“佳话”。
1916年，蒋翊武归葬长沙岳麓山。1921年，孙中山督师桂林，亲往凭吊并立碑纪念，题书“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
“老佛爷”遗体曾三次入棺
慈禧不仅在生前有许多奇特的经历，而且在死后还有更令人难以置信的遭遇：她的遗体在长达76年的时间里，先后三次殓入同一口棺内。
第一次入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二日未正三刻，慈禧走完了她74年的人生路程，撒手人寰。当天下午4时30分，掌仪司首领太监用鹅黄吉祥轿将慈禧的遗体从西苑仪銮殿抬出，5时15分到皇极殿，放在回床上。第二天上午8时5分，在隆裕皇太后和瑾妃的敬视下，将慈禧的遗体殓入了棺内。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初四日巳时，慈禧的梓宫葬入菩陀峪清东陵地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