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班级“法治”管理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治理班级本身，从我们长远的教育目的来看，它是让学生通过这种形式受到真正的民主启蒙教育。正如陶行知在《创造的儿童教育》中所说：“在民主生活中学民主。专制生活中可以培养奴才和奴隶，但不能培养人民做主人。民主生活并非杂乱得没有纪律，人民只可以在民主的自觉纪律中学习做主人翁。”
可见，李镇西（陶行知又何尝不是）的这种“法治”思想是值得提倡的，从小处说，它能使班级走上健康正常的轨道，能使班级最大限度地解放出来。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能从小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和民主意识，为中国的文明发展打下基础。
培养班干部的自治能力
班干部的培养，是通过学生自我管理，达到学生自我教育的有效途径。班干部自治能力的培养，已越来越引起教师，特别是班主任的重视。不过，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决不仅仅是为了减轻教师的工作量，而是应将之作为学生自我教育的有效形式。
因此，我们在培养班干部时，不要仅仅满足于让学生独立组织几次活动或主持几次会议，而应着眼于让班干部通过实际工作，培养集体责任感和进取精神，使学生自己发现自己的能力，从而认识自我，表现自我，让自己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增强对生活的自信心。同时，使学生之间展开平等的道德、纪律教育，并锻炼他们的组织、管理、演说等等能力。
在这方面，李镇西同样是很有“一手”的，他在《做最好的班主任》一书中曾讲过这样一件事：
在第二届未来班组建班委会时，我先让同学们选出了他们自己满意的正副班长，然后我宣布由两位班长自己确定任命班委。由于刚进初中，大家还不熟悉，这无疑给两位班长出了一道难题。因此我决定发动大家自荐，以培养更多人的奉献精神。于是，我以布什竞选总统时穿着印有“请选我当总统”字样的背心长跑宣传、罗马尼亚的中学生如何参加学校管理等为例，教育大家：一个人从小就应有自信心、进取心和为公众、为社会尽职献身的精神，这绝不是出风头和骄傲，而是高尚、正直和勇敢的体现。果然，放学后，三十多位同学涌到班长那里报名。两位班长为了照顾众多的报名者，决定一个委员设两名，整个班委任期两个月，“第二梯队”、“第三梯队”随时准备接替“不称职的班委”。这既是对未任命者的安慰，又是对新干部的鞭策。13人组成的班委，可谓“机构臃肿”，但是为了争取连任，干部们不得不挖空心思地没事找事干，于是生活委员杨伟昭的“红领巾银行”成立了，宣传委员沈建的小报《鸣蝉》出版了，劳动委员潘芳奕的卫生管理条令订出来了，文娱委员罗梦琴的“五线谱讲座”也开始了……总之，新干部的荣誉感和少年儿童的自我表现欲望促使工作的主动性、创造性产生了。
要使班干部担负起教育同学、维持纪律的重任。我从不要求小干部给我汇报某同学的坏表现（以免造成同学与学生干部的对立），我对小干部们说：“如果同学不守纪律，你们应设法帮助、制止他。动辄告状，是推卸责任的表现。”这样，班干部不得不去思考工作方法。上学期第二十二周的一天自习课，我来到教室，往日的喧闹竟被鸦雀无声所代替，进去一看，同学们静静地在自习，但有两个学生流着泪站在座位旁。无疑，学生干部用罚站的方式镇住了课堂纪律，这在教师看来，是不足取的方法，但是对学生来说，这却是他们自己管教自己的一个大胆创举。我们可以设想，久而久之，不仅是学生干部，就是全班同学也将会意识到，良好的课堂纪律靠我们自己创造。
上述案例中，李镇西的做法确实让人大开眼界。
如果我们的学生都具备了这种献身精神和进取精神，那么，他们会自觉乐意地去组织每一次班级活动，维持班上的好风气，想方设法帮助后进同学，这样，班干部工作热情的源泉，就由兴趣、表现欲上升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了。如果教师善于培养并保持、发展这种责任感，那么，它将会由对一个班集体发展的关注升华到对一个社会、整个祖国的责任感，这才是我们培养学生自治能力的根本目的。
班主任犯规，与学生同罚——班规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法治国家来说，制定一套科学严谨的法律法规并非难事，难的是对法律法规一丝不苟的执行，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念的严格实施，这也是当前中国在走向法制化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同样，对于班级管理来说，制定一套“合情合理合法”的班规也并不难，难的是对班规不折不扣的执行，以及“班规面前人人平等”理念的实施，尤其是对班主任犯规的处理。在这方面，李镇西以其一向的民主作风同样为我们作出了表率。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李镇西在《做最好的班主任》一书中对此问题的自述：
1999年4月12日，我回到了离开半个月之久的学校。
升旗仪式结束后，班长胡夏融递给我一个纸包：“李老师，您走了以后，我按有关规定在班上搞了一次对您的评议，请同学们对您投了一次信任投票。这是结果。”
胡夏融所说的“有关规定”，是指《班规》第44条：“每月全班以无记名形式对班主任工作进行一次信任投票，信任票未获半数，罚独自扫教室一次；连续两次未获半数，由班委向校长写投诉信。”
学生们是根据胡夏融提的四个问题对我进行评议的：（1）你是否给李老师投信任票？（2）你认为本学期以来，李老师的工作有什么值得肯定的改进？（3）你认为李老师最应该保持的优点有哪些？（4）你认为现在李老师还存在哪些需要改正的缺点？
结果，全班59个学生中，有57个人投了信任票。
学生们认为我本学期工作中值得肯定的改进有：“在多媒体教室上语文课”、“进一步减轻了语文学习的负担”、“让同学上台讲语文课”、“进一步放手让班委管理班级”等等。
学生们认为我最应该保持的优点有“很民主”、“十分幽默”、“对同学平等一视同仁”、“不轻易批评同学”、“语文课很有吸引力”、“不歧视差生”、“对同学很亲切和蔼、很少对同学发火”等等。
学生们给我提的意见和希望有：“不要让我们和家长一起开家长会”、“不要经常出差”、“有时上课站姿不正”、“有时错批评同学”、“有一次下课拖堂没有受罚”、“不要点名批评同学”、“和我们一起玩的时候比以前少了”等等。
第一节正好是我的语文课，在上课之前，我用了几分钟的时间谈同学们对我的评议。我首先感谢同学们对我的信任，特别感谢那两位没有给我投信任票的同学，因为他们提醒了我，我的工作还没有让所有同学满意。然后，我就同学们给我提的意见诚恳表态：“我无条件接受同学们的批评，努力改正缺点，进一步改进工作！”
由于这堂课我就学生对我的评议多讲了几分钟，所以教学时间就特别紧，以致下课铃响起时，我还没讲完，于是我不得不拖了几分钟的堂。
刚一下课，刘星岑同学就走过来说：“李老师，你拖堂了！”
我一愣，正想表示歉意，但脑子里突然转了个弯，说道：“是的，我拖堂了。但是郭晓君同学没有追究我。”
我这里所说的“郭晓君”，是按《班规》分工专门负责监督我的一个女同学。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不错，按《班规》上的规定，我拖堂是应该受罚；但是，追究我的应该是郭晓君而不是刘星岑。刘星岑的认真和勇敢无疑是值得赞赏的，如果我听从了她的批评并接受惩罚，虽然也会让同学们感动，但这只能助长郭晓君的“玩忽职守”--以后，她很可能会更加掉以轻心：我对李老师的监督严格不严格关系不大，反正有同学们帮我监督李老师。而其他学生对我的监督往往是偶然的（比如今天的刘星岑）。这样一来，造成了执“法”过程中的漏洞，而《班规》上所规定的对班主任的民主监督便极容易成为一纸空文！所以，我现在不想对刘星岑认错并受罚，因为我想给以后的教育埋下伏笔。
刘星岑听了我的话，好像马上就去找郭晓君了，不知当时郭晓君的态度如何，反正我一直没有受罚。
两周以后的一次班会上，我和学生们定期对《班规》上的班务分工进行评议。学生们对工作负责、执“法”严明的同学提出了褒扬，对不大负责的同学也提出了批评。但在被批评的人中没有郭晓君。
于是，我发言了：“我认为，有一个玩忽职守的同学应该受到批评，她就是郭晓君！”
我谈到了前次我拖堂的事：“我当时的确拖堂了，但郭晓君同学为什么没有按《班规》罚我呢？可能是因为她胆小，不敢惩罚我；可能是因为她粗心，没有发现我犯这个错误；可能是因为她对李老师很信任，认为李老师严于律己因而不会犯错误；也可能是因为她工作不负责任，即使知道了我拖堂也懒得管；还可能是因为她想维护我的‘威信’而袒护我……不管是哪一种原因，我们都不应该原谅！所以，我正是想以我的‘不认错’给她一个教训，也给全班学生一个提醒：班主任是靠不住的；唯有民主监督，才是最可靠的！”
……
没过多久，我上课又未按时下课。这次，郭晓君同学毫不客气地走上来对我说：“李老师，你拖堂三分零十六秒！对不起，我将按《班规》罚你。”
李镇西的这段经历启示我们，任何人违犯班规都应该受罚--包括班主任。这样的班级管理才是真正民主的，这样的班主任才是真正民主的班主任。
当然，有些班主任也不免担心，这样做会不会降低自身的威信呢？
当然不会！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加里宁曾经说过：“教师的世界观，他的品行、他的生活，他对每一现象的态度，都这样或那样地影响着全体学生，所以一个教师必须时刻检点自己，他应该感到，他的一举一动都处在最严格的监督之下，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也没有受着这样严格的监督，孩子们的几十双眼睛都盯着他，须知天地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孩子们的眼睛更加精细，更加敏捷。”
的确如此。
我国古代教育家同样很早就重视“身教重于言教”，所以在班规的制定和执行上，班主任一定要有像李镇西那样的意识，要认识到班规不光是针对学生的，也同样是针对教师的。当教师以身作则去维护、遵守班规时，就给了学生最好的教育，就是在告诉学生们，只要是班级的一员，就必须遵循班级法规。而且教师这样做，不仅不会降低自己的威信，反而会增强教师的人格魅力，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也有利于其他工作的开展。
总之，制定班规很重要，但是执行更重要，所以在我们执行班规时，理当像李镇西那样遵守民主和平等的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