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在知识界和广大青年中广交朋友，动员他们共同战斗，正确对待党和民盟的关系，在原则问题上始终按照党的要求办事，他和共产党员和睦相处，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和众多的革命先烈用鲜血灌铸了我们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体制的基石。闻一多所走过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又是壮丽辉煌的。为了追求真理，他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痛苦的磨炼，而一经接受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后，便坚定不移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争取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视死如归，勇往直前，百折不挠。
穆旦诗歌中三个常见的主题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和“残缺的我”，是穆旦在《合唱》、《出发》和《我》三首作品中的三句名诗，也是穆旦诗歌中三个常见的主题。现在，人们在讨论穆旦诗歌时通常作此归纳，特别是前两句，不少穆旦研究论文也喜欢以此为题。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正体现了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历史意识的浮现”的创作特点，体现了穆旦诗歌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深广的忧患意识。
“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是最具穆旦个性特点的核心主题，是穆旦“最能表现现代知识分子那种近乎冷酷的自觉性”的经典主题：即对自我、现实、历史乃至真理的拷问。因此，也可以看作是穆旦对人生和世界的整体性看法。
“残缺的我”正是穆旦对自我、现实、历史乃至真理进行拷问的结果。这个“残缺的我”既不同于郭沫若诗中的代表着昂扬的时代精神的“大我”，也不同于戴望舒笔下的仅仅代表颓废的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小我”，而表达了现代人无法确定自我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的精神困惑。
徐志摩拿错信，“误”娶陆小曼
徐志摩一生为四位女性所困：张幼仪、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徐与张系奉父命而结合，以仳离告终。与林相见恨晚，是一厢情愿。陆则是乘虚而入造成了事实夫妻。《不容青史尽成灰》作者刘绍唐认为，“仅有凌叔华本最有资格做徐的妻子、徐家媳妇的”。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侍奉左右。凌叔华是作为燕京大学学生代表去欢迎泰戈尔的，由此同时认识了徐志摩和后来成为其丈夫的陈西滢。据说泰戈尔曾对徐志摩说过，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据蒋复璁说，“泰戈尔为爱护志摩，曾暗中劝徽因嫁予志摩不果”。林徽因名花有主，奈何，徐志摩感到惘然。那时，北京欧美留学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会，蒋复璁也因徐志摩的关系参加了。后将聚餐会扩大为固定的新月社（非后来的新月社），由徐志摩主持，来客可带夫人。上世纪20年代社交公开已蔚然成风，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夫妇都入盟成为新月社的常客。而陆小曼的夫君王赓是个敬业、勤勉之士，不大热衷于游乐，但有欧美风度，每遇徐志摩请邀游乐之事，王赓往往说：“志摩，我忙，我不去，叫小曼陪你去玩吧！”徐志摩本是人见人爱的“大众朋友”。他双管齐下，与陆小曼、凌叔华同时交往并通信。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才貌很欣赏，他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惟一一次为人作序。他的处女诗集《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就是出自凌叔华的手笔。他们两人的通信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知道并认可的。徐志摩1925年3月赴欧前，将一只藏有记载他与林徽因、陆小曼关系的日记及文稿的“八宝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还戏言他出国若有不测，让凌资此为他写传，大有托后之诚，可见“交情非泛泛”可喻了。凌叔华也很豁达，在与徐志摩嘘寒问暖的同时，也与陈西滢音问不断。其间，当陆小曼活跃于徐志摩的视线后，徐志摩渐为陆小曼的艳丽、热情所融化。在那段时间内，徐志摩同时在两个女人中周旋，总给人以吃了碗里又惦着锅里的印象。喜剧，或曰悲剧也就缘此开场了。
1924年八九月间，徐志摩由印度回国，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同时迭接凌叔华、陆小曼两封信，某日“晨间申如七叔往看志摩，王受庆（即王赓）亦同时往候。徐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希望他与叔华联姻，故见申如七叔到来，即说：叔华有信。在枕边将信交与父阅。王受庆跟着同看。徐志摩看受庆脸色大变，于是往枕边一看，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小曼的信，他知闯了祸了，因为小曼写得情意绵绵，无怪王受庆脸色变了，赶快起来，将叔华的来信送与父亲，将小曼的信取回。王受庆信已看完，出门走了”（蒋复璁：《徐志摩先生轶事》，台湾《传记文学》第四十五卷第六期）。序幕一拉开，以后的故事逼得角色们将剧情发展下去，很快便进入了高潮。数日后，陆小曼应徐志摩前信私约到上海，先住在蒋百里家中。王赓当众责询小曼给徐志摩写信一事。“双方各不相让，大吵一场，卒致离婚。”据蒋复璁说，他当时亲睹这一切，曾劝王赓接走陆小曼，“用意在调虎离山，庶几志摩与王太太减少往还”。大出所料，以离婚告结。陆小曼与王赓离婚后回北京，某日打电话给徐志摩，恰蒋复璁在徐志摩处闲话。小曼邀大家去她寓所茶叙。徐志摩约蒋复璁一道去。蒋未去。自此，徐、陆的关系急转直上，“不久就结婚了”。谁也难否认，这封“阴错阳差”的信把徐、陆逼到墙角，他们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做出惟一的抉择。后来，徐志摩亲口对蒋复璁说：“看信这一件事是‘阴错阳差’，他总认为王受庆与陆小曼离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责任。”徐志摩也无愧男子汉，敢做敢当，他娶了陆小曼。王赓倒不愧是磊落的君子。“阴错阳差”事件后，徐志摩赴欧避风头。王赓到南京任职。陆小曼留居北京母家，王赓还托胡适、张歆海“更得招呼她点”。更有趣的是1926年10月，徐、陆结婚，给王赓发一喜帖，王赓竟还送一份礼品，不失君子之风。
闻一多脚皮教子
闻一多教子方法别出心裁，堪称一绝。据曾经跟闻一多一起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采风的马学良回忆：“那时每天记录完毕以后，回到宿营地，稻草铺在地上，闻一多老叫我同他在一起整理文献。我们点着蜡烛，整理完才睡觉。他总是支着一只脚，挑脚上的水泡。挑完了，他把挑下来的脚皮，用一个小袋子装好。”从水泡上挑下的脚皮可谓登不得大雅之堂，一般人避之而惟恐不及，可为什么闻先生却视之如宝呢？后来，马学良才知道闻一多这些脚皮的用处：等到它们集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就将其寄给自己的孩子，目的是让孩子们记住闻先生所受的苦。作为一个父亲，闻一多没有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万贯家财，然而，满袋的脚皮，满腔的父爱，是后代们一世都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原配夫人”与“妙龄姬人”
1944年，闻一多给华罗庚刻印一方，边款为：“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这里，不乏印章材质的介绍，又有刻石功用的说明。对照之中，战争的创伤，百姓的遭遇，同胞的深情，教授的厚谊，便由隐而显，跃然纸上了。铭仅短短四十字，五句同韵，方音相押，以谐写庄，俗雅并呈，在轻松合拍的诗语中凸现出闻一多先生作为一代真豪杰、伟丈夫敢憎有爱、重情济人的高尚人品。
闻一多先生在写作大量振聋发聩的新诗之余，对篆刻艺术也钟情有加。1927年夏，在致饶孟侃的信中，他以幽默风趣、轻松活泼的比喻，表达了自己对篆刻艺术的热爱之情。信文如下：
绘画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亮能笼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
信虽不长，而文义晓畅，展示出自己的从艺轨迹和情感变化。长句短句相佑，整句与散句结合，明喻暗喻借喻兼用，拟人对偶婉辞共使，辞虽约而意工，文虽谐而脱俗。真难得忧患交织、拍案而起的民主战士闻一多对篆刻艺术有这样一番令人忍俊不禁的妙辞褒赏。
3．中国当代诗三首
朦胧诗派
朦胧诗派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作为一个创作群体，“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朦胧诗”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一是揭露黑暗和社会批判，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朦胧诗”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
跫音
跫音即足音。最早见于宋范成大《留游子明》一诗。
留游子明
宋·范成大
得得跫音喜，匆匆笑口开。
牢愁攻易破，归梦挽难回。
我已疏茶碗，君今减酒杯。
不知乘兴棹，更得几回来。
春帷
“春帷”引申自李白的“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罗帷即罗帐。
春思
唐·李白
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
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
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
此外，包含“罗帷”一词的还有以下作品：
双燕双飞绕画梁，罗帏翠被郁金香。——唐卢照邻《长安古意》
绣被五更香睡好，罗帏不觉纱窗晓。——《京本通俗小说·西山一窟鬼》
这云似我罗帏数重。——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第四折
昨夜罗帏，银烛花明蟢子飞。——清龚自珍《减字木兰花》
归人
1．回归家园的人。出自陶渊明的《和刘柴桑》中的“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
和刘柴桑
东晋·陶渊明
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
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
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
荒塗无归人，时时见废墟。
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
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
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
栖栖世中事，岁月共相疏。
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
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唐·刘长卿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2．指死人。出自李白的《拟古》其九：“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
《拟古》其九
唐·李白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
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
月兔空捣药，扶桑已成薪。
白骨寂无言，青松岂知春。
前后更叹息，浮荣安足珍。
有情人终成眷属
“有情人终成眷属”出自《西厢记》。
中国人都喜欢大团圆结局，古人创作也是这样，一部作品能够成功，要不就用惊世骇俗的大悲之作，唤起读者的共鸣与反叛；要不就构建美丽的童话，让美好的愿望滋润人们的心田。《红楼梦》属于前者的典范，而后一类作品泛滥，要成功，则必定是开山之作。《西厢记》就是这样一部讲述“有情人终成眷属”故事的作品，这句经典的祝福也是出自这部戏曲。
《西厢记》简介：故事发生在唐代，书生张珙在普救寺邂逅已故崔相国之女莺莺，发生爱情。时河桥守将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强索莺莺为妻，崔夫人当众许愿：有退得贼兵者以莺莺许之，张珙驰函好友白马将军杜确发兵解围。然崔夫人嫌张贫寒而赖婚，张珙相思成疾，莺莺在侍婢红娘撮合下，夜奔西厢探慰张珙，事为崔夫人发觉，拷问红娘，红娘据实以告。夫人不得已而将莺莺许配张珙，但又借口不招白衣女婿，迫张上京赶考，莺莺与张珙满怀离愁而别。莺莺空守西厢，思君心切，和红娘一道耐心苦等。张生终于中了状元，衣锦荣归，和莺莺团圆。
花中君子——“莲花”
莲花的宗教象征
莲是最常用来作为宗教和哲学象征的植物。过去5千年来，莲分别代表过神圣、女性的美丽纯洁、复活、高雅和太阳。
印度教：
一位印度古代诗人用古梵文描写他的爱人道：“卿眼如莲苞，手如莲花，譬如莲藕。”在婆罗门教的神话中，创造之神据说是在毗湿奴入定时，从其肚脐中生出的莲花中钻出来的。居住在印度次大陆中部的比罗尔族在解释世界起源时也有相似的说法：“最初，天下皆水，有莲生出水面。是时巨神居于阴间，经莲茎出至水上，以莲花为座。”
已知的最早与莲有关的艺术品，也是把莲与神结合在一起的，是一尊头上戴着莲花的裸体女神像，在印度的恒河流域出土，是公元前3000年的遗物。文献中有关印度莲花女神的记载，最早见于印度的吠陀文献，说莲神生于莲花，站在莲花上，戴着莲花的花环。
佛教：
在佛教问世后，佛教徒也采取了以莲花为佛教的主要象征。据说后来成为佛祖的悉达多太子出世后，立刻下地走了七步，步步生莲。所以莲就成了他诞生的象征。从公元一世纪左右开始，佛祖的塑像便已常常是在莲台上的坐像了，他的坐姿，或为莲花坐或为吉祥坐，成为佛教僧人打坐时的典型坐法。按照大日经的解释：“左足先著右上，右足次著左上，名为莲花坐；单足著右上，名为吉祥坐。”
佛教徒相信莲能反应修行程度，认为高僧诚心念佛，则西方七宝池中即生莲花一朵，若能精进，则其花渐大，倘或退惰，则其花萎落。又相信：“诸天人民以至蜎飞蠕动之类，往生阿弥陀佛刹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生。”
莲花的文学象征
莲与文化关系最深的是中国，在中国莲花被崇为君子，自古以来，中国人便喜爱这种植物，认为它是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的象征，因此诗人有“莲生淤泥中，不与泥同调”之赞，莲花也因此被誉为“花之君子”。
《群芳谱》中说：“凡物先华而后实，独此华实齐生。百节疏通，万窍玲珑，亭亭物华，出于淤泥而不染，花中之君子也。”后有周敦颐的《爱莲说》，把莲和各种类型的人物联系起来，“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影响深远。《本草纲目》说：“夫莲生卑污，而洁白自若；南柔而实坚，居下而有节。孔窍玲珑，纱纶内隐，生于嫩弱，而发为茎叶花实；又复生芽，以续生生之脉。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矣！”在中国文学里，与莲有关的诗词歌赋，不计其数。莲花也被赋予了许多不同的名字，最常见的有荷、芙蕖、菡萏等。
中国画以荷花作为夏天的标志，在中国的瓷器、地毯和戏服上也常绘有荷花。荷花盛开是丰收的预兆，也是夏天有代表性的美丽景色。北京故宫附近的北海公园本来是御花园，园中有人工湖，湖面大部分为莲叶所覆，莲叶有时候高出水面将近两米，开着千万朵清雅芳香的花。莲叶下可以行驶小船。
在民俗中，中国有许多与莲有关的话语，莲有一蒂二花者称“并蒂莲”，以象征男女好合，夫妻恩爱。喜联常有“比翼鸟永栖常青树，并蒂花久开勤俭家”等等。又如藕断丝连，用于指男女虽然分手，但情意未绝。莲谐音“廉”（洁）、“连”（生），民俗有“一品清廉”，“连生贵子”等谐音取意。
又如金莲，据说在公元五世纪，南齐东昏候“凿金为莲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因而后人称美人之步为莲步，又称女子之纤足为金莲。
《红楼梦》里的柳絮词
如梦令
史湘云
岂是绣绒残吐？卷起半帘香雾。纤手自拈来，空使鹃啼燕妒。且住，且住！莫放春光别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