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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逃跑，但节节也跑不到哪儿去。她只是在附近的几个部队大院闲逛起来，而逛来逛去，其实也没什么好逛的。每个大院儿的格局都是一样的：半旧的红砖小楼，更旧的苏式小楼，楼体上缀满了爬山虎。操场的一边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另一边则矗立着一个毛主席。毛主席扬起一只手，正在指引方向，但这个手势对于节节来说，却有别的意味了——好像正在把她轰出去。他老人家仿佛在说：“去去去，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
节节便只好很沮丧地走开。她被通讯兵大院儿的毛主席轰到了工程兵，又被工程兵的毛主席轰到了铁道兵。
好在过了一会儿，操场上就热闹一点了。学校放了学，一些男孩抱着篮球跑到这里来。节节便百无聊赖地看着他们打篮球，而因为注意到节节在看，男孩们也打得格外卖力。他们故意孟浪大笑或相互骂粗话，夸张地模仿美国职业球员——上篮的时候吐着舌头，仿佛一条被人踢到天上的狗。那时候人人都爱迈克尔？乔丹。
再过了一会儿，操场西边的半边天就变成桔红的了。电线杆上，大喇叭传出了中气不足的军号声，催促人们到食堂去打饭。然后大人们就端着不锈钢和搪瓷的饭盆出了门。节节好像睡醒了一觉，从发呆的状态里缓过来，心情却也好一点了。她现在的情绪，是轻松中带着两分寂寥：“现在去哪儿呢？随便吧，就是回家也无所谓。”于是她便插着兜站起来，缓缓地往回走了。而她一走，球场上的男孩子登时也泄了气。他们为仅有的一位观众表演了一下午，到头来人家却一点表示也没有。他们的心情也暗淡了下来，随即感到了饿，只好拎着书包回家去了。扫兴的节节扫了一群人的兴。
然而通过这一天的逃跑，节节却摸索出了对付妈妈的办法。
回到家以后，妈妈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喋喋不休，但说来说去也只有一句“到底去哪儿了”，语气固然是焦躁的。看得出来，她很着急，很心慌。
节节则轻松而又含混地回答：“没去哪儿，就是随便逛逛。”她这时就像是故意在“逗”妈妈了——既让她放心又让她疑心，既在挑衅又让她抓不着把柄。这样一来，母女之间的对话形势就倒了个个儿，变成了节节占据主动权，反过来“调戏”她妈妈了。这就让节节高兴了起来。
于是节节的生活里就有了一个新内容：隔三差五地“逃跑”一下。只要妈妈再唠叨，再到学校“侦查”她，她立刻就决定逃跑——不管到哪儿去，好歹逛到晚饭时间，妈妈开始着急了再回家。
这个策略就把妈妈推到了两难的境地。从常理上来说，她应该更对节节加强监控，但从实际效果上来说，她却又不敢这么做。这期间，正好有一件事在剧团的家长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一个乐队指挥的孩子和父母闹了点儿矛盾，被锁在房间里关了两天，刚关的时候，他还在里面摔、打、绝食，两天之后，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打转弯，变成卑躬屈膝地认错了。父母大获全胜，自然志得意满，谁想却中了诡计——刚一解除封锁，那男孩就偷钱买了一张车票，离家出走了。一时间，乐队指挥两口子都快疯了，所有的大人也都跟着浮想联翩：绑架、凶杀、卷入犯罪团伙……直到过了半个月，这男孩才一身鱼腥气地从威海被抓了回来。这件事情让做父母的感叹：现在的孩子太了不得了，他们不仅是一群混蛋，而且还是一群头脑冷静、心思狡猾的混蛋。
有了这个前车之鉴，妈妈实在没法对节节的逃跑等闲视之——逃跑几个小时和千里迢迢地离家出走，这中间难道不是只有“量”的区别吗？只要把时间延长一些，把空间拓展一些，节节不也就变成那个离家出走的“混蛋”了吗？而作为一个漂亮的女孩，一旦真到了那个地步，其可能导致的后果，比男孩要惨烈得多啊——报纸的法制专栏上一天到晚都在说这种事。在我们这个国家，仿佛每天都有无数个小家碧玉摇身一变，就成为了发廊小姐、女流氓和哪个偏僻农村的孩儿他娘。在妈妈看来，节节的每次逃跑，都是一场人间悲剧的彩排，可恰因如此，她反倒不敢做出太激烈的反应了——就怕真有一天逼急了，假的也变成了真的，法制专栏就在她们家上演了。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火候太微妙了，分寸太难拿捏了。而在进退两难之中，大人的种种优势就都没了。
于是许多天的生活变成了这样：早上，妈妈还憋不住对节节指指摘摘，晚上却只好换上了一种“回来就好”的欣慰表情。她因为担心节节而唠叨，却因为唠叨而加剧了担心——担心唠叨的后果。
其中矛盾的心情，比投鼠忌器还难受。
妈妈的短处，却让节节抓了个正着。她进而感到可笑：自己可从来没真动过“离家出走”的心思。她才没有那么傻呢。她想做的，只是在跟妈妈的“较劲”中占得上风，从而证明猫可以抓老鼠，老鼠也可以戏弄猫——而她的确做到了，可见那部动画片讲的其实是大人与孩子的关系。
不过妈妈也不是完全没有对策，在和节节的对抗中，她迅速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援兵。这个援兵还不是节节她爸爸：一来因为他太忙，现在已经基本上变成了一个河北人，二来对于教育孩子这种事儿，妈妈也根本就没指望过他。
“一个做小买卖的怎么可能把孩子教好？”她学着院儿里那些“知识分子”的口气说。
可是能给她充当援兵的，却也不是什么体面角色。
那男孩自打刚一出现，就是一个可怜虫。多少年后，节节还能清楚地记得他那时的样子：看起来只有十三四岁，坐在一只体积比他身体还要大、上面印着“钾肥”二字的蛇皮袋上，瞪着剧团的大门口发呆。一眼就能看出来，到达这里之前，他已经赶了很久的路，没准有千里之远呢。他的“解放”鞋上还粘着不知哪块田里的泥土，脸上却罩着一层城里才有的脏东西——灰尘与尾气的混合物。一定有无数辆汽车对着他的脸放过屁，他也不知道躲一下。
节节撞见那男孩的时候，对方也看见了她。两个人的目光交汇了一下之后，男孩的眼睛就自动躲开了，垂下去了。这种情形，让节节想起了那些流氓学生的一个术语，叫做“照眼儿”。在大多数情况里，两个同龄人一“照”之下，强弱也就立现了；当然也有两个都是硬茬儿的时候，于是便会当街目光炯炯地“照”将起来，而且越“照”越近，越“照”越要看到对方灵魂深处里去。那架势，就好像两个眼科大夫正在互相进行诊断——很多不必要的群殴事件都是这么引起的。可见墨镜对于一个流氓来说是多么重要啊。
可以说，节节刚刚赢得了一次“照眼儿”遭遇战的胜利。这让她小小地欣喜了一下，因为从来只有男的和男的“照”，还没见过哪个女的把男的给“照”赢了的呢。可是这种欣喜却也没有维持多久——这么一个对手，纵然赢了又有什么好光荣的。
于是她的心情又飞快地沮丧了下去。何止沮丧，本来就是气不顺——她刚刚因为穿衣服的事和妈妈拌了嘴，正气冲冲地从家里跑出来，准备再失踪个一天半天呢。自然而然，节节的气就都转到那男孩身上去了。她又仔细地打量了他一个周身：头发那么乱，衣服那么老土，而且脏，居然还带着一个化肥袋子，居然还坐在袋子上；脸呢，更是一幅没长开的模样，鼻子和嘴巴都是扁平而细小的，眼睛倒是足够大，却不够黑，这种眼睛多少给人以呆傻的印象。
一边打量，节节一边扩而大之地想：怎么满街的人就没有一个看起来顺眼的。其实哪里看到满街人了，路上的自行车和行人来来往往的，她一直盯着的却只有这男孩。
再于是，她又生出来一种想欺负人的冲动。她这么大年纪的孩子，碰到比自己小、比自己羸弱的家伙，多少都会有点这种心理。偏偏这男孩看起来又是如此之小、如此之羸弱。不欺负一下，简直都是对不起他。
节节便响亮地吆喝道：“那孩子，你过来。”她故意学着流氓学生的口吻，就差在“你”后面加个“丫”了。
没想到那男孩还真听话，含混地“哎”了一声，瘦屁股便离开了蛇皮袋。失去了压力的袋子，形状却没发生多大的变化。而他拖拖沓沓地跑过来时，倒让节节不知如何是好了：一般的“孩子”碰到这种情况，脸上本应该是一片惊恐啊，眼前这家伙呢，却是一片纯然的喜形于色，嘴巴咧得还那么单纯，简直像两岁小孩见了妈。
到底是自己的“大姐大”装得不像呢，还是这男孩天生有点傻？反正北京街头混子的那一套，一下就失效了。于是节节再开口时，就彻底索然无味了：
“你坐大门口干嘛呢？成心影响交通吧？”
那男孩则认真地回答她：“我不是来影响交通的。我是来找工作的。”口音一听就是南方的，到底是南方哪儿却又分辨不出来了。总之不是杭州、南京这些体面地方吧。
而“找工作”的说法，又让节节忍不住比了比对方的个头。还不如她高呢，充其量一米六五。而他到底是十三四岁呢，还是十五六岁，抑或只有十一二岁？连年龄都是一团随和——怎么说都行。
节节问他：“你要找什么工作？弹棉花还是卖化肥？”
“不不。”男孩继续认真地说，“这里是剧团嘛，我可以做一个美……美术工作者。”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而眼前这傻小子就最讲认真。已经认真到了连讽刺都听不出来的地步。节节摇摇头：欺负都欺负不出什么乐趣来。
她还怀疑自己碰上了一个精神错乱的家伙。剧团虽然衰败了，但好歹也是个剧团，隔三差五地就会有一些奇异的“艺术爱好者”找上门来。以前她还见过一个胡子拉碴的老大爷，说话却是女腔，还捻着个兰花指：“请问团长在哪儿——你们这儿缺林黛玉吗？”
“幸亏您没想当演员。”她翻了个白眼，决定不理男孩了。她想起来，自己今天的主要任务不是逃跑吗？还是专心致志地逃跑吧。
节节便掉转身去，快步走开了。但和男孩的对话却让她的心情罩上了一层失落，逃跑都逃得没意思了。刚开始，她还支楞着肩膀，脸上恢复了“悲愤而坚强”的表情，可还没走完半条街，步子就软了下来。今天真没劲，她承认失败似的想。然后她又把这点感慨扩而大之，感到整个生活都没劲了。
但这时，她又恍惚发现背后有一个人影。具体地说不是人，而是一只大袋子，袋子上隐约写着两个大黑字。不会是“钾肥”吧？节节想着，回过头去，果然看见了“钾肥”。“钾肥”下面自然是那男孩的脸了。他把袋子扛在肩膀上，如此负重之下，却还能一团和气地笑。
这家伙居然在跟着自己呢——他打算干什么？节节自然不会害怕，但也莫名其妙起来。她便站住，叉着腰，对“钾肥”喊：“你有病吧？”
“我没病。”那男孩的口气仍旧是无比认真的，“我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事儿。”
“打听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也跟我没关系。”节节说，“你想找工作到剧团里面找去啊，我又不是团长。”
“我早上已经进去过了，他们把我轰出来了。只有你跟我说了两句话，当然要找你打听了。”
这是什么逻辑。要是有条狗朝你叫两声，你也要去找狗打听吗？节节的鼻子都快被气歪了。她对那男孩说：“你脑子里进水了吧？”
“没进水。”男孩说，“我也不是让你帮我找工作，我只是想打听一个人，找到这个人，他会帮我……”
“什么人？”节节禁不住问。
“许胜利。”
“许胜利是谁？”
“许胜利是……”
“等等。”节节忽然想起来，许胜利不就是剧团的灯光嘛。想当年她懵懵懂懂地撞到舞台上，唱了半首“小城故事多”，还是那位叔叔给她打的追光呢。再以后，爸爸借用革命的舞台贩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时候，人家也捧过场的。能给这些不靠谱的事情敲边鼓，可见许胜利也是个不靠谱的家伙。她的脑袋里浮现出那个灯光师的模样：也是瘦而小的身材，也是极端含糊的脸部轮廓——和这男孩倒真有几分相像。
“你是许胜利的什么人？”节节想起什么似的问。
男孩自豪地宣布：“许胜利是我爸！”
后来节节想起那天的偶遇，总有一种荒诞感：一个离家出走的女孩，却把一个千里寻父的男孩领回了家。离家出走是假装的，千里寻父却是认真的。她带着那个巨大的“钾肥”袋子，无可奈何地去敲许胜利的门，可是许胜利却恰到好处地不在家。她又想起来，这个许胜利还是个著名的酒鬼，剧团有演出的时候，就闹出过“座山雕扬手打灭三盏灯，杨子荣扬手脱了靶”的笑话，现在大家集体赋闲了，更是不知道成天去哪儿买醉了。
于是他们只好又去了小饭馆和小卖部。节节气急败坏地问：那个中年酒鬼他在哪里在哪里？卖酒的人则幸灾乐祸地回答，他刚离去刚离去——“二锅头”的空酒瓶里，还留着他的回音。
没有办法，节节只好把男孩带回了自己家。开门之后，妈妈先是欣喜地说：“咦，今天回来得倒早。”然后又对着“钾肥”愣了一下：“怎么又带回来一个？”
“这是许胜利的儿子，你给他洗洗吧。”节节对妈妈挥挥手说。跑了这么一圈，她也累了。
卫生间便传来了哗啦哗啦的声音。这么勤快地执行任务，妈妈一定是在讨好自己吧——或者是对“这么快就回来”的奖励？倒奖励到那个土包子头上去了。节节趴在床上，心里又生出一些鄙视来。既鄙视妈妈也鄙视那男孩。
而妈妈一边刷洗那孩子，一边还在问些没头脑的问题：“你是许胜利的亲儿子吗？”见到生人就兴奋，也是她这种无事可做的“艺术家”的一大特点。也不管见到的人值不值得她兴奋。
偏那孩子对这种问题也是一派认真。水龙头底下传出断断续续地说明：“那肯定是。我们那也有人问过这种问题。但在一九八○年的上半年，我妈的确从湖南来过北京，她说她一住就是一个多月……”
原来这家伙是湖南人。再一打听，离常德也不远的。妈妈这就为自己的兴奋找到了借口：“哎呀，咱们还是老乡呢，我也是湖南人，不过特别小就参军了……”
这两个人越聊越热络，倒把节节扔在一边了，这又让她有些不忿。她想到卫生间去看看那男孩落汤鸡似的狼狈样，但又赌气似地不肯“屈尊纡贵”。好在过了二十分钟，妈妈就把她的老乡带到节节面前，展示性地说：“瞧，咯吱咯吱洗干净，还是挺帅的。”
节节便斜着眼瞅了男孩一眼。妈妈说得倒也不是全无道理，这家伙称得上眉清目秀，尤其把脸清爽一番之后，更显得眼睛大。只不过清秀还是那种没长开的清秀，整个儿脸仍然是模糊的；而且虽然洗掉了灰尘露出了白，那白也是营养不良的苍白，底下仍然是一团菜色。节节固执己见地想，还是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德性嘛。
再看到那男孩逐渐自在起来的神色，她就更不满意了——才冲了冲脑袋，就舒服得直叹气了，这叫多大出息啊？
但随后，节节又从这男孩身上看出几分可怜来。她又有点感慨：这孩子一望而知，就不是个野性子，在老家的时候一定也是规规矩矩、干干净净的。他千里迢迢地受了那么多苦赶过来，投奔一个酒鬼，会不会是无处可去了呢？如果再找不到许胜利，这家伙就和一个孤儿一样了吧。
于是她的心陡然软了，叹了口气说：“那咱们再到派出所看看吧。你爸喝多了经常直接被送到那儿去的。”
没想到真让节节说对了，他们果然在派出所找到了许胜利。这天许胜利也许心情不太好，也许心情太好，总之大清早的干掉了一瓶多二锅头，然后就在街上载歌载舞起来。正舞得尽兴，碰到了剧团的团长。团长正为没有演出而发愁，却看到这家伙在大搞无照演出，不免怒火中烧，呵斥了一句：“不准在这儿丢人！”
许胜利也是个好脾气，立刻说：“那就回家丢去。”然后就东倒西歪地回了家。可是掏出钥匙在锁里捅了半个钟头，门也不开，再一着急，咯吱一声，钥匙断了。正在懊恼之际，门里却冲出一个大婶儿来。大婶儿极度紧张地说：“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许胜利这才意识到，可能走错门了。他喃喃地提醒自己：“对啊对啊，我家里是没有女人的……”
这么一说，大婶儿就更害怕了。这种大婶儿一害怕，就会捂住自己的胸：“没有女人你就到这儿来吗？你他娘的把我看成什么了？”
许胜利呢，他的注意力又转到钥匙上去了。他举起半截钥匙感叹道：“我把我的那什么捅进去，却被你的那什么夹断啦。”
这下大婶儿就真的按捺不住了。这种大婶儿一旦按捺不住，就会像消防车一样鸣叫起来。于是整个儿楼道都听到了喊声：“大白天的耍流氓啦！”
当节节和那男孩赶到派出所的时候，许胜利的酒已经醒了一半。他急扯白脸地对警察解释说：“真是误会真是误会——我插进去的是钥匙，被夹断的也是钥匙。”
节节的心情却好了很多：找到许胜利，就意味着可以甩掉那个尾巴了。她喜气洋洋地指着流氓嫌疑犯，对那男孩说：“就是他，你看是不是你爸？”
“父子”两人却都愣了神。看到一个被打成了熊猫眼的爸爸，儿子固然是惶惑的；而许胜利也像白痴一样眨巴着眼睛，瞪着那男孩：“儿子？你怎么会是我的儿子？”
男孩喘了两口气，才恢复了认真的口气，说：“你是剧团的许胜利吗？”
“是呀——你是谁？”
男孩却放心地点点头：“我确实是你的儿子啊。”
许胜利则挠着脑袋说：“真的吗？”
不要说节节了，就连在场的别的人都莫名其妙了。那个大婶儿又愤怒地指责道：“喝得连儿子都不认识了，还有这样的爹。”
许胜利却被突发性的变故搞得烦躁起来，他对大婶儿摆摆手：“滚一边儿去，我他妈耍流氓也不找你啊。”
然后他也换上了极其认真的表情，凑近另一张极其认真的脸，两个认真的人互相研究起来。其实从表情来判断，节节已经相信他们的确是父子了：都是那种彻头彻尾的单纯和心无旁骛——简直像两个把自己幻想成精神病医生的智障，正在琢磨对方“到底病在哪儿了”。
研究了一会儿，许胜利又开始提问题了。在节节看来，那就像两个智障在对暗号：
问：“你妈叫什么？”
答：“你老婆叫严桂芳。”
问：“你姥爷是村长吗？”
答：“是支书，早死了。”
问：“你家窗户底下还撂着一个水缸？”
答：“水缸盖上刻着两只鲤鱼。”
……
一问一答，配合默契。良久，许胜利忽然叹了口气说：“真是我儿子。”
然后他又问：“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我妈说让你给我找工作。”
“我他娘的真是欠你们的。”
见到血缘关系确认无误，警察就走过来，递给那男孩一张表：“签个字把你爸领回去吧。”
男孩一笔一画地写着自己名字的时候，节节才知道了他叫许洋。在北京，这只是一个平庸的名字，即不俗也不雅，而考虑到这家伙的尊荣，也算难能可贵的了。她本以为他会叫“许富贵”或者“许旺财”呢。
从派出所往回走的路上，许洋对节节解释起自己的名字来：“我妈说，当年我爸就是觉得她太土了，所以才不要她。她吃了土的亏，所以就管我叫洋了。”
本质上和“旺财”还是没有区别。许洋的名字是节节见过最“土”的“洋”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