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最后又问袁盎，袁盎回答说：“吴、楚相互往来的书信说‘高祖封立刘氏子弟为王并有各自的分封土地，现在贼臣晁错擅自贬谪责罚诸侯，削夺诸侯的土地’。他们用造反的名义，共同向西进攻联合诛讨晁错，恢复了原来封地就会罢兵。现在的计策，只有斩杀晁错，派使者赦免吴、楚七国的罪过，恢复原来被削减的封地，那么就能够不必血染兵器而战事全部结束。”
袁盎这番话，实际上是为汉景帝寻找他一直没有找到的出兵借口。因为吴王刘濞起兵的信里面就说了，是因为皇帝身边有晁错这个奸臣，所以才会愤愤不平而起兵的。
现在，如果汉景帝主动饶恕七国起兵的罪过，并且杀掉晁错，那么吴王那个辛辛苦苦制造出来的借口也就失去作用了。这样一来，吴王反而骑虎难下，如果要是继续造反，正义的借口就在汉景帝的手中了。所以说，袁盎这一招十分高明。
汉景帝也不是不明白这一点，只是他不舍得杀掉晁错，但是现在袁盎都这么说，看来真的是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于是，汉景帝静默了很长一段时间，说：“只是真实的情况怎样呢，我不会因为爱一个人而拒绝天下的。”
袁盎说：“我愚蠢的计策没有能超出这个的了，希望陛下您认真地考虑考虑。”
袁盎为汉景帝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名义，而这一计划只需要牺牲晁错就可以。汉景帝当然舍不得晁错，因为晁错不但是他少年时代起的朋友，更是他为了加强统治而志同道合的战友。但是汉景帝知道，只有杀掉晁错，才能让吴王没有借口，抓不到任何把柄继续造反，也唯有这样，才能把叛乱势力一举清除。
决战不需要亲情
一般而言，在有矛盾的双方无法通过正常方式来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时，决战是最好的办法。决战的时候，只需要大家用实力互相比拼，不需要任何附加的东西，当然，也包括亲情。汉景帝和吴王刘濞虽然是叔侄，但是双方除了在开战之前还用亲情作为幌子互相敷衍之外，开战之后，就毫无亲情可言了，只有你死我活的较量。
汉景帝采纳了袁盎的计策，任命袁盎做了太常，吴王弟弟的儿子德侯做了宗正。袁盎秘密准备行装。十多天后，景帝派中尉召晁错，骗晁错乘车巡行东市，晁错穿着上朝的衣服在东市被杀。然后，汉景帝就派袁盎以侍奉宗庙的太常身份，德侯以辅助亲戚的宗正身份，按照袁盎的计策出使告知吴王。到了吴国，吴楚的军队已进攻梁国营垒了。宗正因有亲戚的关系，先进见吴王，谕告吴王跪拜接受诏令。吴王听说袁盎来了，也知道他要说服自己，笑着回答说：“我已经成为东帝，还跪拜谁呢？”遂不肯见袁盎，并把他扣留在军中，想胁迫袁盎做将军。袁盎不肯，吴王就派人包围守卫着袁盎，想杀掉他，袁盎得以趁夜色逃出，徒步离开，跑到梁王的军营，而后归朝报告。
吴王刘濞拒绝与皇帝和谈，是他失败的一个地方。他本来是制造出了一个起兵的名义，但是现在这个所谓的正义借口已经不存在了，他应该如何应付？他没有想过，只是想要速战速决。所以，他这一回合就在道义上落了下风。
周亚夫乘坐六匹马拉的传车，会师荥阳。到洛阳，看见剧孟，高兴地说：“七国反叛，吾乘传车到达这里，自己没有想到会安全抵达。还以为诸侯们已经得到了剧孟，剧孟现在没有起兵的举动。我又占据荥阳，荥阳以东没有值得忧虑的了。”剧孟是当时著名的地方豪强，诸侯们没有结交他，而让汉景帝这边的人得到了他，是吴王失败的第二个地方。
周亚夫的军队到达淮阳，他询问父亲绛侯从前的门客邓都尉说：“怎样才能拿出好的计策呢？”
门客说：“吴兵锐气正盛，和他交战很难取胜。楚兵浮躁，锐气不能保持长久。现在为将军提出一个计策，不如率军在东北的昌邑筑垒坚守，把梁国放弃给吴军，吴军一定会用全部精锐军队攻打梁。将军深挖沟高筑垒坚守，派轻装的军队断绝淮河泗水交汇处，阻塞吴军的粮道。吴梁之间因相持疲弊而且粮草耗尽，然后用保持强盛锐气的军队制服那些疲弊已极的军队，打败吴国是必然的。”
周亚夫同意了这位门客的建议，并且按照他的计策，坚守在昌邑南边，接着派轻装的军队断绝吴军粮道。
吴王刚发兵的时候，吴臣田禄伯做大将军。田禄伯说：“军队集结在一起西进，没有其他道路出奇兵，难于成功。我愿率领五万人，另外沿着长江、淮水而上，收聚淮南、长沙的军队，攻入武关，和大王会师，这也是一着奇计啊。”吴王太子规劝吴王说：“父王是以造反为旗号的，这样的军队是难以委托他人的，委托他人如果他也造反，该怎么办呢？而且拥有军队单独行动，许多其他的利害，不可能预先知道，徒然损害自己罢了。”吴王也就没有应允田禄伯的建议。
吴国一位年轻的桓将军对吴王说：“吴国大多是步兵，步兵适宜在险要地形作战；汉军多战车骑兵，战车骑兵适宜在平地作战。希望大王对途经的城邑不必攻下，径直放弃离开，迅速西进占领洛阳兵器库，吃敖仓粮食，依靠山河的险要来命令诸侯，即使不能入关，天下大局实际已经决定了。假如大王行进迟缓，滞留攻城，汉军的战车骑兵一到，冲入梁国楚国的郊野，事情也就失败了。”吴王征询年老将军们的意见，他们说：“这作为青年人推进争先的计还可以，他哪里能知道深远的计谋呢？”于是吴王没有采纳桓将军的计策。
周亚夫占据了主动地位，等待吴王军队走向绝境，而吴王刘濞则不听从手下人的计策，一意孤行，是吴王失败的第三个地方。
吴王专断地集中兵力亲自率领，还没渡过淮河，众多的宾客都被授予将军、校尉、侯、司马等职务，只有周丘没被任用。周丘是下邳人，逃亡到吴国，喜欢喝酒而且行为不端，吴王刘濞鄙薄他，所以才没任用。周丘拜见吴王，对吴王说：“我没有什么才能，所以大王您不赏识我，不任命我在军队中任职。我不敢要求率军打仗，只希望得到大王一个汉朝的符节，我一定能够报答大王。”吴王就给了他符节。周丘得到符节，连夜驱驰进入下邳。
下邳当时听说吴王反叛，都去守城。周丘到了客舍，召来下邳县令。县令刚一进门，周丘就让随从人员借用罪名斩杀了他。然后马上召集和他交好的富豪官吏告诉说：“吴王的军队即将杀到这里，到时候，杀下邳城里的人不过是吃顿饭的时间。现在先投降，家室一定能保全，有才能的人还可以封侯。”这些人出去后互相转告，下邳人全投降了。周丘一夜工夫得到三万人，派人报告吴王，就率领他的军队向北攻占城邑。等到城阳，军队已发展到十多万人，攻破城阳中尉的军队。这种直接通过强力而不是安抚来攻城拔寨的行为，让吴王虽然得到了一些胜利，但是却失掉了其他地方的民心，这是吴王失败的第四个地方。
吴王在以上四个地方都出现了失误，在下面的战斗中，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吴王渡过淮河，与楚王向西进军，在棘壁打败汉军，乘胜向前，锐气极盛。梁孝王害怕了，派六个将军攻打吴王，梁王的两个将军又被打败，士卒都逃回梁。梁王多次派使者向周亚夫报告情况并求援，周亚夫不答允。梁王觉得周亚夫是故意要让自己成为炮灰，就派使者在皇帝面前说周亚夫的坏话。
汉景帝于是就派人让周亚夫救援梁国。其实，汉景帝一方面是要铲除以吴王为首的反叛势力，另一方面是想趁机对那些暂时臣服的王侯势力也进行削弱。所以，梁王受到吴王军队的攻击，汉景帝是愿意看到他们自相残杀的，不过，碍于“亲情”的关系，汉景帝才象征性地询问周亚夫为何不帮助梁王。果然，周亚夫还是坚持对自己有利的计策不肯出兵。梁王无奈之下，派韩安国和张羽做将军，才能够稍微打败吴国的军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而梁王守住了自己的阵营，让吴王没有打开缺口继续进兵，这是汉朝最后胜利、吴王最后失败的一个关键。
吴国的军队想要西进，梁国据城坚守，吴军不敢到西边去，就跑到周亚夫驻军的地方，在下邑与周亚夫的军队相遇。吴军想与周亚夫作战，周亚夫坚守营垒，不肯交战。
吴军粮草断绝，士兵饥饿，多次向周亚夫挑战没有结果，就夜里奔袭周亚夫的营垒，骚扰周亚夫大营的东南方。周亚夫见状，派人防备西北方，吴王的大军果然从西北方发动进攻。在周亚夫的部署之下，吴军大败，接下来，吴王的士兵大多饿死，有的叛逃溃散。
受到重创之后，吴王刘濞和他的部下几千人连夜逃走，渡过长江逃到丹阳，得到东越的保护。东越有军队大约一万多人，吴王又派人收容集中他手下的逃兵。汉景帝自然不会放虎归山，派人用丰厚的礼品和口头允诺诱惑东越王，东越王便暗中投靠了汉景帝，骗吴王去慰劳军队，趁机杀掉了吴王，然后迅速报知汉朝皇帝。吴王的儿子子华、子驹逃跑到了闽越。吴王丢下他的军队逃跑时，他的军队就溃散了，很多士兵向周亚夫和梁王投降。楚王刘戊兵败，自杀而亡。
当七国之乱已经进入尾声的时候，汉景帝颁布了一道诏书，说：“行善的人，上天会保佑他，赐给他幸福；作恶的人，上天会惩罚他，降灾给他。当年高祖皇帝亲自表扬功德，封立诸侯，孝文皇帝继承高祖的遗志，继续宽待亲王们的子孙，让他们成为汉朝的藩国，恩德与天地相匹配，光明与日月同光。吴王刘濞违背恩德违反道义，引诱天下逃亡的罪人，扰乱天下的钱币，称病不入京朝见二十多年，大臣多次呈请惩治刘濞的罪行，孝文皇帝宽恕他，希望他能改过从善。现在竟然与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盟约反叛，做出叛逆无道的事。他们发兵危害宗庙，残杀大臣和汉朝的使者，胁迫千万百姓，乱杀无辜，烧毁民舍，挖掘坟墓，极为暴虐。现在胶西王刘卬等更加大逆不道，烧毁宗庙，掠夺宗庙中皇室的器物，我甚为痛恨他们。将军们要攻击叛敌，深入敌军多杀敌人才是有功，捕捉到的官员要是俸禄在比三百石（汉代的官员品级，比三百石，相当于地方上的中级官员）以上的都杀死，不要释放。胆敢有议论诏书和不按诏书去做的，都处腰斩之刑。”
可以说，汉景帝取得了全面胜利之后，还能发出这样一道十分“情深义重”而且“义愤填膺”的制裁叛乱者——他们都是汉景帝自己的亲人——的诏书，确实了不起。汉景帝并没有要表示出斩草除根的意思，而是说，只要叛乱中罪大恶极的人得到处治，其他人并不一定要受到牵连。汉景帝的这个做法，是吴王所没有的一种气度，作为成功者，能够拿出气量来，这是汉景帝所拥有的而吴王所没有的一种姿态。
事实上，七国之乱的发动和平定，表面上看起来，是吴王刘濞和汉代皇帝之间的斗争，但是从汉代的发展来看，这是一个双方互相博弈、互相争夺的过程。一方面，是中央、皇帝加强集权；一方面，是王国、诸侯保护特权。这两种互相冲突的理念的斗争，就造成了七国之乱。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汉代中央集权加强的过程，这样就能知道，汉景帝与吴王刘濞之间的叔侄之争，既是二人性格决定的，又是历史发展造成的。
汉代推进中央集权化进程的背景是西汉初期广泛存在的分封制和诸侯王国，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化进程实质上也是分封制不断被改造、诸侯王国权力不断被限制的过程。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争取胜利，曾先后分封异姓功臣七人为王。刘邦称帝后，又逐个清除异姓王，并先后分封了九个同姓王。这样，汉帝国的版图以朝廷直辖十五郡为中心，形成了“诸侯比境，周匝三垂”的基本格局。汉初，一方面在部分地区推行由中央直接管理地方的郡县制，另一方面又在许多地区推行由中央间接控制地方的分封制和建立诸侯王国，造成了地方权力结构的复杂局面。郡县制体现的是中央对地方直接统辖和直接管理的关系，以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属于单一制的范畴。分封制体现的是中央对地方间接统辖和间接管理的关系，以地方分权为主要特征，属于复合制的范畴。汉初，诸侯王国的地域大于中央辖郡，地位高于中央辖郡，这表明汉初地方的基本性质是分封制为主郡县制为辅或者复合制为主单一制为辅的地方分权制。这就是汉代推进中央集权化进程的历史背景。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西汉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曾采取过一系列改造分封制和削弱诸侯王权力的措施，如剪除异姓王、分封同姓王、“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平定吴楚七国之乱、颁布“推恩令”等。这些措施，人所周知，耳熟能详，就不再重复，这里只想从诸侯王国政区性质变化这一侧面来谈西汉推进中央集权化的历史进程。
西汉诸侯王国政区性质的变化过程大约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在汉高祖初年分封异姓王时期，诸侯王国是一种高度自治的政区实体。诸侯王在本封国内具有完整的行政权，可以任免几乎所有的王国官员。王国向中央承担的义务似乎只有定期朝贡和不定期提供兵役。这一时期，在中央权力结构方面，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君主专制政体。在地方权力及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则是地方分权的分封制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结合而以地方分权为主。
在汉高祖分封同姓王至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以前，诸侯王国是一种基本自治的政区实体。诸侯王在封国内具有不完全的行政权，可以任免大多数王国官员。这一时期中央虽然采取过“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策，某些封国的实力遭到削弱，但依然存在强大的封国，诸侯王国的总体实力依然如初。因此这一时期汉代的政体性质基本类同前一时期。当然，中央集权因素具有某些量的增加。
在吴楚七国之乱以后至汉武帝前期，诸侯王国是一种有限自治的政区实体。诸侯王在本封国内只有部分决策权，可以任免部分级别较低的王国官员。这一时期，在地方权力及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比重基本是平分秋色。地方分权为主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汉武帝后期以后，诸侯王国完全失去了行政权。诸侯王“官职皆朝廷为署，不得自置”，官员的任免权完全被剥夺。“诸侯唯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诸侯王之号除了仅表示政治身份和获取经济利益外，已不再具有其他政治意义。从此，诸侯王国的自治实体色彩消失殆尽，尽管形式上仍与郡县制并存，但体现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的性质完全变成了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封国只是地方政区制度的一个特殊形式而已。至此，西汉王朝完成了推进中央集权化进程的历史任务，实现了地方政体由复合制向单一制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