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在破案、察盗方面的许多事迹，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均有记载，甚至神化。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的《于中丞》一节中，就叙述了有关他的两个故事。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响。由于在黄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绩，于成龙又深为湖广巡抚张朝珍器重，再次被举“卓异”。
二是两次平定“东山之乱”。于成龙举“卓异”后，被调主持武昌府政务，并将擢武昌知府。恰在这时，“三藩之乱”爆发了。在吴三桂凌厉的攻势下，贵州、湖南望风披靡。同时吴三桂派许多湖北籍部将，特封官“札书”回籍策反，制造暴乱。
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县发现“伪札”，知县即以“通贼”罪名大肆滥捕，搞得人人自危。接受了“副将伪札”的该县曹家河人刘君孚父子乘机联络东山一带山寨发动暴乱。
由于于成龙在当地很有影响，被请出来收拾局面。他以“招抚”为方针，查清事件原委后，发出安民告示使绝大多数协从百姓归家，事态很快趋于缓和。随后，他又冒生命危险只身进入首先发难的刘君孚山寨中说服刘本人及300枪手（猎户）。10天之内，一场动乱顺利平息。这就是清官的巨大效应。我们可以试想，派去一个贪官的话恐怕结果正好相反！
八月，于成龙调任黄州知府，第二次暴乱又接踵而至。其时，潜入的奸细乘黄州府空虚，联络当地豪绅纷纷起事，声势与范围大大超过前次。面对险恶的形势，于成龙清醒地认识到黄州府的重要性，他力排众议，制定了决不放弃黄州、组织乡勇相机主动进剿的策略。调集各乡乡勇数千人在东山黄土坳一带，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暴乱分子展开激战。他身先士卒，危急关头置生死于度外，指挥战斗获得全胜，当场擒获暴乱首领何士荣。后又乘胜平定了其余叛乱。二十余天内又取得平乱的胜利，受到湖广总督蔡毓荣的高度褒奖。
于成龙让人难忘，主要在于异于常人的艰苦生活遇到灾荒的时候，他以糠代粮救济灾民。“要得清廉分数足，惟学于公食糠粥。”把仅剩供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事情做到这个分上，为民称颂就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了。康熙在紫禁城召见他，褒赞他“今时清官第一”，“制诗一章”并赐白银、御马“嘉其廉能”，任其为总制两江总督。
皇帝的品牌战略
1684年3月，康熙令于成龙巡视东海防务，于成龙扶病出巡，海上周折一个月，旧疾复发，于成龙数日不能进食，呕吐不止。4月18日晨，于成龙挣扎着爬起办公，幕僚看出他行将“出世”，纷纷跪下。于成龙交待自身后事：尸骨归故乡，丧事从简。只交待了这么两句，还想再说些什么，但已口僵不能言，端坐而逝，年67岁。
于成龙死后遗产：盐米数升，布被一床，袍服一件，靴带两条。江宁百姓罢市而哭，有些百姓甚至给于成龙烧纸钱，被其子廷冀阻挡。廷冀的意思很明白：老父阳世不贪一文，阴世也一样！
康熙帝破例亲为撰写碑文，这是对他廉洁刻苦一生的表彰。碑文为：“朕读周官六计廉吏，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吏道厥唯廉重哉。朕用是观臣僚，有真能廉者，则委以重寄，赐以殊恩，所以示人臣之标准也。”
康熙说：如果大臣们都学于成龙，天下怎么会不太平？反观于成龙的一生，45岁才当了小小罗城县令，不畏权势，刚直不阿，嫉恶如仇，招来了不少贪官污吏的忌恨。在封建社会的政治环境下，于成龙为什么还能够大器晚成，官运亨通，走上两江总督的高位呢？
其一，康熙重视“典型引路”。于成龙在罗城肃匪盗、办教育，政绩显赫，美名远扬，七年后被提拔为四川合州知府。
廉名传到康熙那里，急于整治吏风的康熙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廉政典型，下决心把于成龙树为榜样，以正面典型的辐射力来促进吏风整治。于是于成龙很快被提拔为福建按察使，一年后又升为直隶巡抚，成为封疆大吏。
当时也有不少嫉恨于成龙的官僚权贵捏造事实告黑状，而康熙用人不疑，对于成龙体察民间疾苦，如实奏报灾情，恳请豁免钱粮，赈济灾民，康熙全部准奏，并亲自召见大加赞扬：“你是我朝清官第一，做到这一步着实不易。”
不仅如此，康熙还给于成龙以经济上的奖励：“知你家什凉薄，特赐白银一千两，朕亲乘马一匹，以示奖励。”康熙这一招十分高明。上述奖励措施落实后，康熙还觉得抓典型的力度不够，半年之后又下诏任命于成龙为两江总督。当时于成龙已65岁，年老体弱，仍不遗余力，革除积弊，百姓拍手称快。1684年于成龙67岁时积劳成疾，病逝于任上。康熙亲笔题词“高行清粹”，号召各级官员向他学习。
其二，于成龙重视“廉洁自律”。于成龙的廉政是实打实的，丝毫没有半点含糊。这是他升迁较快的基本条件。
在罗城当知县时，县衙只有茅屋三间，插棘为门，办公桌由土块垒成。百姓念其清苦，主动送来土特产，被他一概谢绝。他用自己的俸银救助了数百孤儿，怒斥上司派来索取物品的差役，对下属的馈赠一律拒绝。
如果说于成龙在罗城甘于清苦是由于财政困难的话，那么他在两江总督任上仍能自讨苦吃就更不容易了。两江是江南富庶之地，当时在这里当官绝对是个发财的好时机。然而在赴任时，他和儿子雇了一辆驴车，沿途不通知州县官员接待，自找车马店住宿，到任后当地官员都不知道。在两江他吃的仍是粗米青菜，一有空就到田间和农民一块劳动。他的几个儿子也很争气，从不以高干子弟自居。贪官污吏一听于成龙之名，个个敛声闭气，唯恐受到他的严厉惩罚而丢掉乌纱，因而江南官员“闻风改操。”
其实，皇帝并不真正喜欢清官，或者说，皇帝对清官的喜欢是因为人民喜欢他才喜欢。常言说：有道之主，不求清廉之吏。韩非子也认为，人性是恶的，群臣皆有狼虎之心。每一个皇帝再笨，也知道自己本能的恐惧是什么，那就是自己屁股底下的龙椅！天下与龙椅，皇帝首先选择的当是后者。
皇帝只是在贪风甚炽，影响政权的稳定性与合法性的时候，才反贪的。皇帝根本性的恐惧，除了臣有二心之外，还有就是百姓的造反之心。如果说百姓是皇帝的心病，那么清官便是帝王暂时用来缓解这块心病的祭品。说得不客气点儿，清官是帝王用来哄骗百姓的幌子。所以，皇帝对清官的喜欢是有限度的，海瑞就是一个例子。
清官是百姓心中的希望，使他们觉得这个社会还是有一点天理的；而皇帝则利用了百姓这一心理，树立清官样板，使他们不至于造反。
有一件事，最能说明于成龙这样的清官，在康熙这样的“明君”心中的真实地位。
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初九，康熙南巡至南京祭奠明朝皇陵。在南巡的前一年，康熙在南京召见于成龙，委任他去当江苏巡抚，要求他上任后每年要多交七百万石粮食。于成龙突然一惊，连忙说道：“主上明鉴，全国税收，江浙占了三分之二，百姓们苦于赋税过重，已是怨声载道。如今三藩平定，台湾光复，内忧外患，俱以消除，正该减税轻赋，与民休养。圣上下旨让臣加税加赋，臣不敢奉诏。”康熙看了他一眼说：“哎——你着什么急呢，朕是和你商量。要不是这件事难办，朕还不叫你去呢。五年之内，朕将在西域用兵，没有几千万石粮食，这个仗叫朕怎么去打？”
于成龙紧盯着问了一句：“臣斗胆敢问圣上，在西部用兵之事，是圣躬独断呢，还是听了明珠、索额图他们的主意？”一听这话，康熙的脸色“刷”的变了：“于成龙，你应该知道，在这些大事上，朕从来不听别人的话。上书房的几个人岂能左右了朕？”
于成龙并没有被吓住：“圣上，臣以为，五年内在西域用兵之事，断然不可。如此连年用兵，国库空虚，民徭加重，让百姓怎么活下去，如果因此而引起全国不宁，又将何以善后？”
康熙面对于成龙义正词严的质问，也十分强硬地回答说：“哼，你以为朕没想到这一点吗？如今，噶尔丹在西域作乱，罗刹国又虎视东北。广阔西域，生灵涂炭，百姓纷纷向关内逃难，朕贵为天子，难道能视而不见吗？若拖延下去，有朝一日，闹到朕的御辇、令旨都出不了嘉峪关，那后世将如何看朕这个皇帝？又怎样评价你们这班‘清官’呢？”
这话问得突然也问得很有分量，于成龙正不知如何回答，康熙又说话了：“所以为了一统中华版图，为了不让西北百姓再受煎熬，朕才破格提升你，要你去担此重任。因为你是清官，加赋加税，百姓虽有怨言，还不至于造反，换个贪官去，就不行。当然，朕也知道，你一上任就增加赋税，百姓们也会骂你的。可是，你身为朝廷大臣，不能只看到自己治下的百姓，还要看到西北千万受苦受难，颠沛流离的黎民。你不能只管富庶的江南，还要想到辽阔的西北大地。这才是大臣风度呢！”
听到这里，干成龙出了一身冷汗：“皇上教训得对。臣目光短浅，不识大体，求圣上宽恕。臣勉受圣命，尽力而为之。”
康熙见到于成龙让步，就逼进了一步：“不，不能尽力而为，而是一定要办好。告诉你，忠臣、清官，朝里能选出不少来。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这是古之明训，能做到这点并不难。但朕需要的是‘明’臣，懂吗？‘明’臣，识大体、顾大局，为国分忧，为君父分忧，不计较自己的得失，不怕自己吃亏这才是明臣，这才是大丈夫呢！”
康熙不理会于成龙，继续说了下去：“于成龙，你和郭琇一样，都是忠臣、净臣，这一点，朕从不怀疑你们。但你们俩有一个大毛病，就是心地偏狭、好名、好胜，总想保自己的名声，总想胜过别人，这就不好。做大臣的，心地宽一点儿，看得远一点儿，多存仁恕之心，多讲点慎独之道，还是很要紧的。好了，朕知道，你会想明白的！”
已经不需要什么解释和评论了，原来，清官不过是一个品牌，而于成龙，也不过是暂时充当这一品牌的“代言人”而已。
惩贪还是养廉：无奈的选择
君臣之间的博弈，有时候不是一下子就能达成一致，到达最佳平衡状态的，而是要经过一个反复的过程，才能最终稳定下来。
清朝围绕着官员的贪污问题，就进行了将近一百多年的君臣博弈，博弈的一方，是想要让自己生活好起来但收入太低的官员，而另一方，就是想让官员恪尽职守、奉公守法的皇帝。
惩贪体制与官员对策
清朝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工资制度，官吏的俸禄也定得非常低。一个一品大员一年才180两银子的工资，只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按照惯例，官员的部分幕僚，随从的报酬和部分办公费是要在年俸中开支的，所以官员们依靠的俸禄无法过上舒适的生活，低级官员更连养家糊口都困难。不仅如此，由于军事行动频繁，国家的军费开支浩大，朝廷还不断要“减俸”，地方存留的公费也一律上交，上级部门还以各种名义向下级摊派甚至直截了当要下面“设法”，以致各级行政机构连办公费都没有。
奢侈的生活加上衙门办公的费用，使各级官员和衙门都纷纷开辟财源。管盐的吃官盐与私盐的差价，管税的吃银子的火耗，管水的每年在水利工程上刮一层油。至于带兵的，更有“穷文富武”给予佐证他们的富裕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