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的财产有多少？有不同的版本，不同抄家的清单，有人估算大约有一千万两银子，有人估算两千万两银子，最高估算是两万万两银子。正因为和珅家产如此之富，民间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为人臣子，却贪占到和珅地步的恐怕不多，以和珅做官25年计算，八亿白银，每年和珅必须入库三千万之多，平均每天近账10万两！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一书里，用瀑布来形容民脂民膏向和珅的金库里倾泻的速度。和珅显然已经将贪变成了生存的本能，一个人在疯狂地聚敛、管理自己如此巨额财富的前提下，还能替天下苍生考虑吗？而且和珅贪占的规模，远远超过了自己所能享受的最高极限，他已经是为贪而贪了，甚至已经开始危及清朝的国势。
和珅的家人奴仆也富得惊人。他们凭借和珅的权势，疯狂敛财。据统计，和珅的家奴刘全有资产20余万两，他与另一个姓马的家奴，共有房产182间，金银古玩值368.6万两，至于衣物、器皿、洋货、皮张、绸缎、人参等总计值银155万两，另有土地600余顷，当铺千处，本金120万两。和珅宅中太监呼什图，抄其家时，现金10余万两，谷物11065石。奴仆暴富如此，和珅之富有，用所谓的富可敌国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
和珅作为乾隆的第一宠臣，兼任的职务达到数十项之多，就是凭借他正常的俸禄和皇帝的各种赏赐也就可以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他聚敛这么多的财富，如果按照正常的花销，就是几十代人也用不完，聚敛太多也没有用处，只会遭人妒恨。
这个道理，历史上贪图钱财的人都非常明白，他们可以在官场上呼风唤雨，专横跋扈，可以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他们的智商不可谓不高，但为什么对钱财方面却看不透，都有一种敛财癖呢？
权力对人的异化，和珅可以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极致。然而他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遏制皇权所带来的腐败的东西，就是皇权本身。为了明白这个道理，他亲自实践了皇权赐予他的腐败，又亲身做了这个道理的殉葬品。
红顶商人：变异的权力资本
中国最早鼓吹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韩非子认为君臣的关系就是一种互利性的交易，所谓“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但同时他也需要人来帮他经营和维护这些财富。臣子除了自身的知识和智慧，别无所长，他们要获得维护自身和家人生存的物质利益，必须与君主建立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必须用自己的智慧去换取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和利益。所以，君主和臣民只是一种单纯的互相利用的关系，相互之间毫无忠义可言。现代人分析认为，在封建社会存在着两种主要的价值原则，一种是“权本位”，还有一种是“钱本位”。
这里说的“权”，是特指宗法等级制度下的君权、族权等；“钱”则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交换关系的代表。“权”是第一位的，“钱”是第二位的，如果单纯的“权”和“钱”进行交易，“钱”是不堪一击的。封建君主一道命令，几代人积累的财富一下子就转移到国家或者说君主的手中。
血淋淋的教训使拥有财富的人知道了一个事实，没有“权力”保护的“钱”是危险的，通过“权力”来获得“钱”是轻而易举的。于是他们或者通过各种手段挤入国家权力圈内，通过掌握权力来攫取经济利益，或者在拥有财富之后，再用财富来交换权力，从而稳妥的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我们称之为“权钱交易”。
借权发迹的“奇才”
商人的价值，在于对社会各行业的需求建立起交换的平台，交际无疑是他们的看家本领，缺乏这种能力的商人是不可想象的。在具有这番能量的人群中也有高低雅俗之分。而提到最善于左右逢源之人，似乎是不能忽略红顶商人胡雪岩的。
胡雪岩，人们评价他是商界的奇才，是官场的帮闲，是黑社会的龙头，是重农轻商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杀出来的一匹黑马。此人出生于1823年，安徽绩溪人。年少丧父，家境贫寒，从小就在钱庄当学徒。也就因为出身贫穷，胡雪岩自小就明白：做事要靠朋友，助人就是助己。没有后代的钱庄主人在临终前以钱庄赠之，这是胡雪岩真正创业的开始。他渐渐学会如何与官场中人往来。
据各种资料记载，胡雪岩的第一笔买卖就是在“权力”上进行投资。据说胡雪岩20岁左右的时候，遇见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名叫王有龄。王有龄很有才华，也很有抱负，有机会做官，但是缺少进京的盘缠和做官的“本钱”。胡雪岩虽然和他并不相熟，但二话没说，立即私下借用了钱庄的500两银子送给了王有龄。这样一来，他虽因此失业了，但却为自己铺就了锦绣前程。
王有龄科举成名，再经过各方打点，由粮台升任杭州知府，再升任浙江巡抚，成为封疆大吏。做了官后的王有龄感其恩德，视其为生死之交。此后，王有龄更是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为他这位杭城商绅频频开绿灯，使他逐渐有机会在官场、漕帮和外商买办之间层层投靠，以连环计网罗社会各方面力量以图大业。得势的胡雪岩也利用王有龄在官场上的发达，开设了钱庄、当铺、药铺，经营丝、茶，从而迅速暴富。
清政府晚期财力匮乏，无力筹集和支付巨大的战争费用，只能靠官员自己想办法解决。而官员又只能与商人达成协议，由官员用权力来保护商人的“特定经营”，商人向官员提供必要的战争费用。
胡雪岩正是靠着战争而发家的，早期他靠王有龄发迹，王有龄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战死之后，胡雪岩又与德馨、左宗棠等大员往来亲密，他在军中运筹财政，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当然也少不了中饱私囊、大发横财。
具有社会深层体验的他混迹于勾栏、赌场，太平军攻杭州时，他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米接济清军。这时的他手段很灵活，不仅经营丝茶生意，还收姬纳妾邀友逛青楼喝花酒，为妓女赎身而后转送于高官。在左宗棠担任浙江巡抚期间，曾委任胡雪岩为总管，主持全省的钱粮军饷，阜康钱庄遂获利颇丰，京城内外诸公大都以之为外库，寄存尚且无算。
左宗堂是官场中人，但是也有发展民族经济的强烈愿望，恰恰胡雪岩既是理论家又是实践家，他为左宗棠开办企业，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船政局，购买外商的机器、军火，邀聘有经验的外国技术人员。左宗棠自然不会亏待他，给了他获得大量回佣的机会。
已跻身于江浙大贾之列的胡雪岩开始操纵当地商业，在丝、茶出口专营方面垄断。《一叶轩漫笔》记载：“左文襄公西征，转输军食，深资其力，师捷后膺卓荐。观察盛时，理财之大名著，富可敌国，资产半天下。当事借用外债千数百万。西人得其一言以为重。”胡雪岩成功的秘诀在于官商勾结。他的阴暗面与封建专制政体相生相成。
他处世极为圆滑，高帽不离手，随时奉上；马屁不离口，随时拍上。他善于寻找专制制度的漏洞，利用漏洞大发横财。他善于发现大小官员的弱点，针对弱点准确出击。他用金银开道，打通各路神仙，然后用公款作为私人资本开钱庄，财源滚滚而来。
据说胡雪岩开设钱庄，其分店渐渐拓展到20多处，遍布于大江南北，富名震乎内外。这时胡雪岩已经拥有2000万两资金和万亩田地。官商寄存在他那的钱财，动辄巨万，更加壮大了他的声势。
江浙丝茧在清代一向是出口的主要产品，由外商把持经营，中国商人无人能够和他们竞争，胡雪岩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国外不能控制。由此可见，清王朝的财政紊乱到了何等程度。
“红顶商人”的兴衰史
人们将胡雪岩称之为“红顶商人”，是因为胡雪岩由于供应左宗棠的西征军需有功，左宗棠向清政府请赏，胡雪岩被封为四品大员。朝廷赏赐的官爵，与官场大员王有龄、左宗棠等不同寻常的关系，这就是胡雪岩能够成功的筹码。
胡雪岩的成功，实际上就是一场典型的“权本位”与“钱本位”的合作。胡雪岩有通过获得官商勾结经营和正当经营两种选择，拥有权力的官员有支持和阻挠的选择，有无“保护伞”，对当时胡雪岩的商业王国的成败至关重要。
胡雪岩有官府这把保护伞，清政府的大小官员支持他，这样，胡雪岩的经营成功，清政府及其大小官员也从中获益。假定与之接触的官员不予支持，胡雪岩可以寻找别的官员，通过左宗棠这棵大树来实现自己的目的。那么对于从中作梗的官吏来说，这是得不偿失的。没有保护伞，官员支持就师出无名，也就不会热心，胡的商业经营就不会那么顺利，不可能获得高额垄断利益，相应回报给官吏的“回扣”也就少了。如果官员不支持，胡的经营或许小打小闹，兴许一败涂地，官吏也得不到多少甚至任何好处。
正是因为在封建社会，商人和官员都知道权力永远是第一性的，钱财只是权力的附属品，合则两利，分则两害，所以商人不遗余力的去巴结官员，在官员身上进行投资。而拥有权力的官员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他们不能够公开直接的将自己的权力转化为钱财，因此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代理人”的方法与商人进行一笔笔权钱交易。
中药在当时对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看中这块市场的胡雪岩筹设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后于杭州涌金门外购买10多亩地建成药厂。他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其商品登上市场立即就成为名牌。
这位被赐予有资格在紫禁城骑马殊荣的晚清唯一红顶商人找专家配制出400多个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精制成药后便于患者携带和服用。正赶上战争频繁而疫病肆虐，“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便有机会耳熟能详。为了牌子不倒，他特地亲书“戒欺”字匾，告诫药厂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药厂所用药材都直接在产地选购，自设养鹿园的胡庆余堂成为当时国内最大规模的国药号，饮誉中外。
成功后的胡雪岩乐善好施，汪康年的《庄谐选录》记载：“当其受知湘阴相国，主持善后诸事，始则设粥厂，设难民局，设义烈遗阡，继而设善堂，设义塾，设医局，修复名胜寺院，凡养生送死赈财恤穷之政，无不备举，朝廷有大军旅，各省有大灾荒，皆捐巨万金不少吝，以是屡拜乐善好施之嘉奖，由布政使衔候选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赠及三代如其官。”但这种散钱财做善事，只是暴发户们的惯常举动，他们企图用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创造自上而下的舆论保障，同时为自己的不义之财多一分心理安慰。这事实上还是一种权钱的交易，因为他乐善好施所支出的财物大部分还是落入官吏的囊中。这样胡雪岩加速向官场靠拢，他的财产更成倍增加。
当时的他已经膨胀了，由于交际能力强，商界和官场的上层人物都很给他面子。往往一夕之间，他就神奇地获利百万，被人称为“财神”。令人遗憾的是，商事达于鼎盛的他开始了腐化的生活。这时他在商海里也遭遇了危机，亏耗1000万两资金使他的商业周转不灵。就在这个危机时刻，“坏事传千里”，各地官僚竞相提存款，群起敲诈勒索，以至于胡氏各地商号均告倒闭。
胡雪岩最终还是破产了。破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挥霍无度、看不清国际形势、不能引进现代化的生产和管理等。但是最主要还是失去了后台，胡雪岩后期依靠的是左宗棠一派，从而得罪了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他们认为“排左必先除胡”，将胡雪岩视为挤垮左宗堂的关键。这位靠着权力资本而发家的红顶商人，身不由己地深陷于官场斗争中。左宗棠死后，他便成了官场瓜分的牺牲品。终其一生，可谓成也官，败也官。
胡庆余堂破产易主后，变卖家产的这位红顶商人遭到清廷的革职查抄，因为各种原因被治罪。此事告诉人们，交际总是在有价值的环境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当前提缺失的时候，其能量往往失灵，这恰恰是善于交际者所不能够忽略的。
胡雪岩的成功不是通过正常的途径获得的，他的失败也不是简单的自身经营的失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拥有权力的官员无论怎样对待商人，他们都是受益者。中国封建社会从形成到发展最后到灭亡，商人的地位一直是很低的。战国时期管仲把齐民分为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可见商人从一开始就是最没有地位的阶层。
中国历来就是一以个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国家，“重农抑商”是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所以商人的地位在整个封建社会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而长期由儒家思想统治的中国官场奉行的是“学而优则仕”，官员从骨子里是轻视商人的，但拥有的权力的官吏又有一种榨取商人财富的狂热欲望。历代王朝对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都实行垄断经营，这使封建经济成为一个权力和财富混杂的怪胎，为权力和财富合作博弈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特权经济必然带来特权商人，胡雪岩的兴起，既说明封建经济是一种在权力滋生下来的怪物，又表明中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商人阶级，商人不过是官僚的依附者。他们的商业活动必须在专制体制下运作，而不可能诞生现代意义的公平竞争，也不可能有商业的真正兴旺。胡雪岩的败亡，说明在封建社会中依托于权力而获得的财富最终会被权力的贪欲而吞噬。胡雪岩所处的社会是一个没有“法”的社会，因此他的财产自然也没有“法”来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