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件小事刻骨铭心，似乎比演出的成功还要记忆深刻。有一次到山区演出，我们是吃“派饭”，即分派到各家各户吃饭，吃完饭交给农户两角钱和半斤粮票那种。
我去的那家是老两口和小两口，吃的主食是“包谷饭”（玉米渣饭），但炒青菜里还有几片腊肉，故而我吃得挺香。
吃完饭与户主聊天时，我偶然看见他家年轻的儿媳妇低头在灶前流泪。
我走上前耐心询问，劝了半天她才告诉我今天是街子天（赶集的日子），她想去赶街就向婆婆要了两角钱，可是婆婆说两角钱是买盐巴用的，说什么也不给她。我的心顿时被震撼，泪水也涌到了眼角。两角钱哪！新婚不久的儿媳妇为两角钱哭泣呀，我们的农民兄弟贫穷的到了何等地步！
我觉得直接拿钱给这家年轻的儿媳妇不妥当，便将随身带着的大约五块多整钱零票全掏出来，递到她婆婆的手里，诚恳地说：“大妈，让你儿媳妇去赶街吧。买盐巴的钱我出，这应当够了。”
老人家再三推辞，最后千恩万谢地收下了钱，还直说：“还是县里的干部好！还是共产党好！”
她家儿媳妇破涕为笑，听说我的家在北京，竟然笑着问了一句再次让我震惊的话：“大哥，你家北京那个天安门广场咯有我们村打麦场三个那么大？”
我哭笑不得，苦笑着问：“你到过昆明吗？”
她摇摇头：“没去过。县城也没去过。”
一阵悲凉袭上我心头，一种自责让我这北京人无地自容。我们在舞台上摇旗呐喊，我们放开喉咙歌唱革命，好像是忽略了自己身边最普通的贫穷与痛苦，似乎太过于把自己当成革命理想的鼓吹者了。在这个老婆婆和年轻儿媳妇面前，我真感到像当年鲁迅先生一样，自己是渺小的。
在这漫漫人生路上的陌路相逢，还没有来得及把微笑留给他们，风便把我们吹散了。或总有一丝牵挂、总有一点儿无语的遗憾留在心间。
至今我仍想问：高山顶上小村中那位婆婆和儿媳妇，你们过的可好？
再一件小事是关于一本书，一本在那种动乱年代里罕见的书。
大约在1970年下半年，我回北京探亲期间，偶然间在朋友家见到一本“内部读物”，书名是《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我非常好奇，便借来闲读，却不料翻开便不能释手，读罢夜不能眠。
这本书的作者是新谷明生、原田辛夫等几位日本左翼青年，都曾在苏联留过学，所记所录正是他们在苏联留学期间的见闻和感受。这本书的内容且不讲，光是看看各章节的小标题就能让当时所处年代的中国人义愤填膺。有几节的标题是这样的：“要住房，要汽车，不要老一辈”、“同志这个称呼正在消失”、“红场上的妓女”、“正经人被认为是笨蛋”、“贪污腐蚀着整个社会”、“忘掉了为人民服务和群众路线”、“新特权阶级的形成”、“屈从于和平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哎呀呀！苏联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列宁的故乡岂不是真的变了颜色？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几年之后我还特意买了一本收藏。
这本书发人深省，在狂热的动乱年代能给有思想的人以清醒。活在这个世上，总有一种朦胧的生活向往和感情寄托藏在我们的心底深处，冥冥之中我们总在寻求今生的幸福和来世的缘分。我绝不是先知先觉者，只是个有血肉之躯的当代青年，必须正视人生的道路。
仍记得学生时代写就的诗句：“十八岁不应是小草随风摆，十八岁顶天立地站起来。
人生的路像雷锋那样走，革命的历史由我们写下来！”总之，读过这本书，思想起了一些变化。我是“指导员”，我是写作者，我应当学会成熟地领悟生活。我们的祖国一定会进步，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更美好，因为国家敢于出版这类书就是正视了苏联变为修正主义的教训。
我终于明白，万物轮回，缘起缘落，生活不是诗，而是人的脚印。
十八、在茫茫人海中，真正能相知相恋的人在生活旅途中相遇，那绝对不是偶然的事。真情总是由真诚换得，好姻缘就是命中注定。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我们心中蕴藏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是永恒的，永远温暖着我们饱经世态炎凉的心。
无论你怎么样远走天涯，绵绵的思念、深深的眷恋总不会远走，这才是人生百年最值得珍惜的情感。我不知道五百年前与我同舟共渡的人是谁，我却记得谁曾为真的爱情落下过第一滴泪……
“有女不嫁地质郎，一年四季守空房。好容易盼得郎归来，先得为郎洗衣裳。”
这几句曾经广为流传的民谣，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地质队员总是面临婚姻难题的真实写照。我学的是与勘探有关的专业，工作在野外队，目睹过我身边大量的婚姻悲剧，在野外工作期间根本就没有奢望过爱情。
被“批判”、被“劳动改造”的伤痛始终未能痊愈，文化大革命中社会极度动荡的头几年过去后，我在县文艺宣传队当上了指导员，生活紧张繁忙但内心相对平静，也尚未产生过恋爱的冲动。
我那几个仍在野外队工作的同学曾经跟我开玩笑：“你现在生活在美女堆儿里啦，赶紧号上一个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儿啊！”
我回答：“太忙啊，顾不上。”他们笑道：“忙什么呀？整天唱歌跳舞看大姑娘，神仙过的日子哟。”
他们真的不知道，那个年代的所谓专业文艺团体，号称是“工作队、战斗队、宣传队”，同样要按上级指示搞各种各样的政治学习、政治运动。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担任的几乎就是支部书记一样的指导员岗位，即是艺术总监又是政治主管，的确是面临许多新课题。
我们的宣传队实行“军事化”管理，强调“令行禁止”类的部队生活。
我们曾经到解放军某部进行过长达数月的军训，所有人都编入连队，我还担任过师直警通连副指导员。曾有部队干部试图追求我属下女演员，就遭到了我的制止，我怎么可能带头谈恋爱呢？
县委书记同志当面指示过我：“你要管好队伍，绝对不许搞老剧团那种污七八糟的烂事啊！”
所以我对这帮年轻小伙和姑娘们要求十分严格，在我的任内文艺宣传队没出过任何问题。当然，我也正当青春年华，在小县城算个“才子”了，我不主动肯定也有当地姑娘向我表达过爱意。
特别是一位担任中学教师的上海姑娘，热情大胆，在爱情上非常坦率。她曾多次写信、登门拜访，约我见面，表述衷肠。有时我都很难把持自己了，但是还是硬着心肠彻底拒绝了她的追求。指导员嘛，要给战士们作个好的榜样啊。
当真的爱情降临时刻，世界上的一切必将不复存在。在我领导的宣传队里，姑娘们个个都是经我亲自考试挑选才招收进来，虽然不说人人貌美如花，但的确都是小县城里的一流美女了。每天看着她们身穿练功服练功排戏，在别人眼里肯定是赏心悦目的享受。
我却不然，因为导演眼中关注的是艺术表现力，他们的一招一式一眼神一表情都应当符合剧本情节的需要。我真不是审美疲劳，因为我必须追求剧场效果、追求好评获奖，所以我眼中的美女们始终是一个舞台画面。总有天意，总有意外，一个姑娘还是让我心动了。
她名叫常娥，队里小伙子们说她的相貌也堪比月宫中的那个美人。她主要是舞蹈演员，也演小戏，也会点儿乐器。与众不同之处是这姑娘比较文静，相当低调，凡事与世无争。
我知道她出生于书香门第，文革初期父亲曾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惨遭批判，所以她的处世态度一定与此有关。在我的观察中，她属于大家闺秀式的女子。
我对她颇有好感，却又不可能表露。机缘全在偶然之间。我自幼喜欢读书，走到哪儿身边都带着一批心爱的读物，到文艺宣传队任职也不例外。有些藏书属于文革时期的“禁书”，我是轻易不外借的。某日，常娥来找我借书，我借给她的是一本我最喜欢的英国女作家哈代写的《德伯家的苔丝》，有没有其他用意一时说不清了。次日是个星期天，队员们大都回家或逛街去了，我随便在宣传队大院里巡视，就看见常娥所住的宿舍房间的门虚掩着。我敲门问：“有人吗？”门内“嗯”了一声。
我推门进屋，所见场面让我感动得终生难忘。我看见年轻的姑娘泪流满面，双手捧着《苔丝》仰起脸哽咽地对我说：“我真看得受不了了！苔丝太命苦也太痴情了。你说，这世界上有这样真的故事吗？”就在那一刻，我肯定地确认：我要娶她！我一定要娶这个理解爱情能为真爱而流泪的姑娘。
《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在身患癌症即将离世时，曾写下一封告别信，信中用真诚的语言告诉我们：“你不要等，今天就去行动。明天也许不会到来，而你一定后悔。后悔你那天没来得及微笑、拥抱、亲吻，后悔那天你太忙，未能及时向他说出最后的祝福……”
那时的我当然没读过马尔克斯，更不知道人家的书会轰动世界并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当年我的确有着和马公一样的想法，既然爱情来了就得及时行动。至今宣传队的老朋友聚会，都说我“拿几个苹果骗来一个漂亮媳妇”，以致成为典故、成为笑谈，但事实真的如此。
我与常娥相恋后，第一次登门拜望未来的岳父岳母，手里仅提几个苹果，并无重礼。那个年代云南没有苹果，苹果是我从北京带回来的，也算一番真心诚意。
我的岳父岳母都是“西南联大”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有很深的文学功底，并且通情达理。大概是出于“惜才”吧，二老一口应诺了我的求婚。我好歹也是一“干部”，并且在清规戒律森严的宣传队任职，虽不是党员结婚也得报县委批准。吉人天相，一路顺畅。
县委领导认为我已满二十七周岁符合我国“晚婚与计划生育”政策，批准成婚。1972年3月6日，我们的婚礼正式举行，没摆宴席，只有点糖果，但仪式是隆重的。出席我们婚礼的除了文艺宣传队同仁、野外队一伙朋友之外，县委书记、武装部长、政委等领导的到场颇显声色。
婚礼时共计收到《毛泽东选集》六套、毛主席半身塑像两座、毛主席像章九枚，还有暖壶四个，脸盆三个、铝质饭锅两个、床单枕巾一套……礼品都很有时代风采。婚房是暂借的一间平房，平房隔壁就是马圈。“马嘶声咽，马蹄声碎”也让我们的新婚别具特色。
结婚前夕，我曾拿着一张常娥“串联”时代在北京天安门前手捧《毛主席语录》的照片问她：“那年你刚好十八岁，第一次到北京，站在天安门前象是在沉思啊。那时候，你在想什么？”
她笑了，认真回忆一下才回答：“我想，这是首都，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我要成为一个北京人多好啊！”于是，我认真承诺：
“我要实现你的愿望。”
虽然往昔的壮丽常会被荆棘淹没，请别说普通人生活中就没有英雄的歌。
哪怕过去的岁月有时也迷离破碎，我相信凤凰涅盘时终会显出光辉本色。
我从不相信生活中会有什么奇迹，然而总有一些难以预料、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我们身边发生。
结婚之后，我进入了夫人常娥的生活领域，认识了一个常氏大家族，结识了我尊敬的长辈和相处亲密无间的一大批兄弟姐妹。当我们长期生活在一起以后，我惊讶地发现常家也是个经历不凡的云南旺族。我的岳父一辈共有兄妹七人，解放前兄妹七个各自走自己的人生道路，都应当算有所成就。
有的参加了国民党，在国军中任职，牺牲在北伐战争的“汀泗桥”战役中。
有的投身商业，自办本土公司，曾经一度是昆明城中响当当的引领潮流的大户。
也有人很早便献身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加入云南地下党组织，担任我“边纵”某部的领导，出生入死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多年……好像这一切在过去的时代里都很正常，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及后辈此后的命运一定有所不同。特别是我夫人的祖父，老人家曾在“云南王”龙云手下任职，恐怕多少也为云南和平解放做过一点贡献。
我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前夕，老人家对共产党不理解便躲回了保山老家避难，做出了不恰当的选择。据说老人家的有些朋友解放后在昆明当上了“政协委员”，而他却顶着“大地主”的帽子贫困老死于故乡。我岳父、岳母的经历更为奇特，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他们便追求进步，一起加入了共产党下属组织“民青”，可此后的发展结局却大有不同。
我的岳母自大学毕业后便担任教员，勤勤恳恳教书育人，解放后更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执教至六十三岁退休，又被校方挽留再教书八年才离开学生和课堂。
老人家可谓“桃李满天下”，并且获得“离休干部”的殊荣。而我的岳父年轻时报国心更切，在抗日战争中毅然投笔从戎，在援华美军“飞虎队”中担任翻译，一直艰苦奋战在云南某机场，结交了一大批美军“飞虎队”的老兵。
抗战经历令人难忘，我岳父生前所写的回忆录曾刊载于云南省作协主办的文学期刊《大西南文学》。
在老人家生前，有一批参加过中国抗战的美国“飞虎队”老兵到昆明寻旧，年迈的岳父曾坐着轮椅赶去与他们见面，曾一度激动的不能自禁。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很重名节，而某些执政于地方的官员似乎一点儿也不懂。
某地政府组织对同时“参加革命”的我的岳父、岳母未能给予同等待遇，给岳母“离休”而让岳父“退休”，这让老人家离开人世之际也未能释怀。至今我仍感到遗憾。
文学作品总爱矫揉造作，故作传奇，其实只有我们生命中一些本质的东西才能创造出真正的奇迹。
2010年秋，我和夫人常娥随同在昆明居住的近二十名常家兄弟姐妹开着五六辆车，浩浩荡荡地奔赴滇西保山市祭扫常氏祖墓。令我不得不称奇的事就出现在此次祭祖之旅中，事后的浮想至今未绝。在常氏曾祖常老前辈的墓碑上，赫然读到：“诰授宣武都尉”这样的名衔。在清代官职中，宣武都尉乃一省之军事主官，从四品，也是封疆大员了。
在一幅祖传的我夫人曾祖的骑马戎装画像的画楣上，我又读到了由某文人知县撰写的颂诗。诗中赞道：“据鞍顾盼，矍铄是翁。
保卫桑梓，曾耀武功。名登史牍，秩晋守戎。鹰扬继节，声望愈隆。翁未欲仕，世仰高风。敬志短谱，景慕无穷！”诗画均写于已酉年，当是公元1909年。
仔细研读，我被自己的联想惊呆了。据史查，我满族正白旗下觉尔察一族，辛亥革命之后随汉姓者常姓亦为众。莫非常氏家族也是我八旗子弟？我的推断是有依据的，除了觉尔察氏族谱之外，在光绪一朝能在西南边疆任四品官者，恐怕应是八旗子弟。我的内弟常戎，是当下活跃于影视界的电影明星，以“警察”、“硬汉”形象着称。
相聚饮酒时我对常戎说：“很可能你也是我八旗子弟呀！如果我的长篇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拍摄时你可得首当其冲哟！”
在兄弟姐妹中，常戎绝不是“硬汉”，很细致很柔情。
听完我的话，这位电影明星笑着说：“如果真是八旗子弟，那我也感到荣幸。”
云南保山常氏，是否为满族后裔，我没有确证。当然，我但愿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