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退休回京后的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着，但是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不断好转，我们身在各地儿女们的奋斗却渐渐出现了结果。
我二姐夫在服役30年之后戏剧性地转业，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和我二姐一起回到了北京，终于和在京子女团聚。
我的大妹妹嫁给北京一干部子女，在妹夫家协助和努力下也调回了北京。
大、二、三姐妹在京汇合，各家都有子女，我父母更是真正享受到了天伦之乐。1982年，我执笔创作的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被北京一家名气挺大的电影制片厂采用，召我进京修改后准备投入拍摄。
这大概是让我的老父亲欣喜若狂之事，因为毕竟有大儿子继承了我觉尔察氏的文墨祖传。记得我住进电影场招待所没几天，没想到我父亲就兴冲冲地赶来了，到我住的房间后父亲没细看剧本也没深谈几句话，就约我到楼下大院里走走。所谓楼下大院就是电影厂区，没走多远就是礼堂和几个摄影棚。
让我绝对没想到的是我父亲在离开电影界数十年之后，这家电影厂里竟然还有那么些人认识他。我们沿厂区大道溜达了一圈，先后大约有七、八个人曾与我父亲打招呼，姓啥名谁我统统不记得，只记得有两位是银幕上脸熟的老演员。
凡见到我父亲的熟人大抵都有点儿惊讶，大概都用一句话开头：“哎哟！老陈，你回来了？”
我父亲几乎不多客套，他很快就会指着我说：“这是我儿子，他写的剧本被电影厂采用了，可能很快就拍！”
那语言，那表情，充满了骄傲和自豪。我只是初学者，剧本只是习作，实在有些惭愧，只敢称呼声叔叔或阿姨便不再多言。
走到了厂门口，我埋怨父亲说：“爸，我写这东西成不成还难说，您干吗在人前头那么张扬啊？”
父亲很意外地看着我，沉默片刻才说：“成。我以后注意。你好好地改剧本吧，我回家了。”
我忙问：“你不吃饭了？咱吃完饭您再走吧。”父亲摆摆手，朝着厂大门走去，留给我一个似乎有点蹒跚的背影。当我多少算“混”进了几次电影界，当我略微知道了一些父亲过去遭遇，当我少许懂得了一点银幕后面也有黑暗时，我对那天那时那刻的言语举动追悔莫及。我无意间打击了父亲的自豪，而此生无法弥补。
父亲，儿子现在明白了，尽管我现在已经远离影视界，但儿子当年应当是您的骄傲！应当大言不惭，能写个剧本，能打进您当年失意的电影界，就是我觉尔察氏后辈不辱祖先的光荣。
我懂了，但是懂得太晚了，太迟了，没机会向父亲当面述说了……爸，儿跪求您在天之灵原谅儿子当年的无知。
九、陶渊明先生有辞曰：“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遵吾父之教诲，在老人家退休回北京之后，我细读了陶作《归去来兮辞》后，得到了一个让自己也感到震惊的结果：我应当回家！回北京！是的，为什么不呢？为什么要安于现状呢？为了我的年迈的父母，为了我是觉尔察氏的后人，我应当回家，应当回故乡北京。
在父亲退休后那一二年内，我曾疯狂地朝北京有关单位，乃至北京周边河北省的几个县相关部门投寄自荐信，希望他们体谅我无法照顾父母的困难，接收我从云南调到贵处。可叹，大多自荐如石沉大海，个别回复皆言我学历低、专业差不予接收。其实，我没有任何要求，让我干什么岗位都行，只想在父亲有生之年侍奉左右。
我未能在父亲有生之年侍奉左右以尽孝道，这是我终生无法弥补的大憾事。
从1984秋季开始，父亲的身体状况便开始变得很差，精神更是不太好，这是令我们儿女非常担心的事。当年我恰好被领导认可调回北方担任所谓“作家”了，但是生活在距北京城区几十公里之外的一座小城，连一间像样的房子尚且没有，根本没条件将父母二老接到身边侍奉。但凡是父亲或母亲生病，我便急匆匆地从小城赶到北京“筒子楼”，看望或与姐姐一起带老人到医院诊治。尽管父亲是肝硬化症状，但是父亲依然要喝酒，我几乎是不忍心劝他戒酒，我明白可能饮酒时是老人唯一快乐的时光。
父亲很关心我的创作，经常打问我正在写什么准备写什么，还嘱咐我说：“写作是一件良心事，绝对不可以胡乱编造，更不能在政治上追求轰动。要踏踏实实地写人、写生活，凡是能传世的作品都是写作者真正的心血之作。”他在世最后一年，我在期刊杂志报纸等发表的所有大小文章，都会及时送给父亲阅读。
我还特意采访了一批当时的电影界风头人物，将发表后的专访稿交给父亲，因为我知道父亲心中总是挂念着电影事业的近况和发展。读我写的东西大概是父亲的晚年享受，因为他读之认真、批注之仔细超过了任何文学编辑。记得我到新疆塔北油田采访后写成一部中篇小说，题为《清明，又逢清明》，虽然人物写的是在油田打井勘探的技术人员，暗暗隐寓的却是年轻知识分子未被重视的现实。我父亲读后一针见血地对我讲：
“这篇写的很真实，有生活。那个叫瞿伟的年轻人，被美国人排挤咱不说，中国某些领导也不能正确认识有才华的年轻人，也在压制，这是论资排辈传统在作怪呀！”只有在这种交流时，父子的心灵是相通的，我不能侍奉左右的歉疚感才稍许淡化了一些。
能够经常持续引导指教我写作的长辈，还有六姑父谢添。我从云南调回北方当了所谓“作家”的前一年，谢添亲自执导成功地将老舍先生的名着、北京人艺的经典名剧《茶馆》搬上了银幕，并连获政府奖和“金鸡奖”。我当了“作家”，到六姑父家走动，与六姑父谈创作就是总爱先提我也钟爱的老舍先生的《茶馆》。
谢添曾认真地告诉过我：“拍《茶馆》是我自己选的难题。这部戏是中国话剧舞台上的精华作品，要把话剧变成电影就必须尽量向电影靠，要通过电影手法表现人物和时代背景，但是同时必须保留老舍先生话剧原着中的重场戏。这需要怎么办呢？我想了很久，最后的办法是：重场戏不变，但是突破舞台框框，力求电影化、生活化。”
故事影片《茶馆》上映后受到广泛好评，被人称为“有保存价值的艺术精品”，这证实了谢添导演非凡的功力，这更给我极为丰富的艺术启迪。六姑父谢添看过我发表的主要作品，他曾肯定地说：“在你熟悉的领域，你是有生活的，写的不错。但是你多年生活在自己所学的专业系统，对社会生活大面积的认识很不够，应当迅速补充。我们的脑子里面得有一个生活的仓库，仓库里存货越多，创作时才能得心应手。没有积累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作品就缺乏新意。”
这番话当然让我想起了电影界许多人都知道的谢添的创作思想，即“既要别人镜头中所无，又要广大观众心中所有。”此语说来简单，做起来恐怕全靠生活积累。
1986年拍摄公映的儿童故事片《小铃铛·续集》，是我和六姑父谢添唯一一部合作成功的影片，我虽然挂着“编剧”的名，实质上是我在长辈身边最难得的一次贴身学习机会。早在1964年拍摄完成的《小铃铛》曾是儿童影片的佳作，主演的童星都是享誉多年，策划拍摄续集是俗称的“炒冷饭”，开始时我真的没抱多大希望。
但是，六姑父谢添鼓励我说：“现在儿童片太少，好的更不多。当年看过我拍的《小铃铛》的人长大了，他们的孩子该看看小铃铛的变化了。只要跟上时代，注重儿童情趣，这个续集就肯定值得拍！”
一切都如我的长辈所预言，这部续集并非“冷饭”，而是有鲜明时代感的儿童快餐，因为公映期过后连续几年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都将其列为六一儿童节必播的影片之一呢。我曾短暂几年混入电影圈，在北影、长影、上影、青影、儿影等若干家电影制片厂应约修改过剧本，所成甚微，但阅历倍增。
我所写过的发表过的电影剧本，几乎都受到过长辈谢添的指教，虽然成事在天，但我至今不悔。六姑父谢添在我写第一个电影剧本时，曾特意倒书“闻鸡起舞”四字赠我以示勉励，可叹晚辈我后来几乎是不敢再与影视沾边儿，最后连个所谓“作家”也主动辞了。愧也！
在我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我做了一件心中不忍但又不得不为的事，那就是恳求甚至是“逼迫”着我父亲留下一点回忆式的文字。尽管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提笔写字也有些吃力，其实他是愿意回忆往事，也愿意为儿孙辈记录八旗子弟觉尔察氏家族在大时代变迁中那些或苦或甜的经历。对于身为长子的我这是幸事，对于从事文墨生涯多年的父亲也并非难事，只是体力不支罢了。
为了动员父亲坚持写下去，我曾对他立下个宏愿：“爸，将来我一定要写一部绝不瞎编的长篇小说，通过我们家族几代人在中国社会大变化过程中的亲身经历，展示八旗子弟绝不是纨绔子弟，应当有自己的民族性格与民族风采。”
父亲听后很感动，也很尽力地写，可惜毕竟是经历坎坷的风烛残年，感情再丰沛也无法挽留生命了。1985年初冬，父亲一度陷入昏迷，住进了我家“筒子楼”附近的工人医院抢救。父亲病危那几天，我放弃了一切创作计划，我的姐妹兄弟们也纷纷从各地赶回北京，全家终于在最特殊情况下“大团圆”了。
在最后那一天，父亲曾经清醒了一阵，明白地告诉我们：“回家！不住在这儿，我要回家！”
众儿女忍住眼泪宽慰他：“爸，没事儿的，打完点滴咱们就回家。”当夜，父亲又昏迷不醒了一阵，弥留之际我在病床前，只见父亲嘴唇微动在说什么话。
我把耳朵凑到父亲嘴边，终于听清了父亲反复地在说两个字：“扳、指。扳……指……”
听此言，尚未回答，我的心中已是翻江倒海，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那只翠绿翠绿的祖传扳指此时一定在父亲眼前，扳指所代表的千钧之重肯定压在父亲心上，而被一个时代粉碎了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复生。
那一刻，我哽咽着违心地俯在父亲耳边说：“爸，放心吧，扳指在呢，在我手上，我会传给您大孙子的！”
我的话刚刚落音，我父亲本来是微合着的双眼突然睁开了，目光闪烁着一种异样的兴奋光彩。只是一刹那，父亲的眼睛便永远地闭上了，我分明见到一滴泪水顺着他的眼角流向枕边……
“驾鹤西去蓬莱境，
无限憾意留世间。
儿孙虽无回天力，
愿以清白慰祖传。”
我当天在悲痛中写下的四句小诗，难说文采，但的确记载了我正白旗下觉尔察氏崇志一脉众多儿孙的真实心情。我的心境极乱，思绪纷杂，甚至不知道应当如何料理父亲的后事。我的母亲反而分外镇定，亲自指挥着儿女们给父亲换上了事先准备的寿服，穿上圆口布鞋，还将我父亲生前最喜爱的一支钢笔握到了他的手中。
临到将父亲的遗体推到停尸间时，我母亲对我们说：“按老律儿，停七天。”
回到我母亲居住的“筒子楼”，全家老小挤坐在一起，我的妹妹仍在哭泣，母亲就说：“胜利，你是大儿子，你爸的坟地选在哪儿，你做主吧。”
没什么考虑，我立刻就说出了这样三个字：“八宝山。”
说实话，墓地的事我从来没有想过，总觉得这种事离我们还十分遥远。脑海里却有个印象，据说开国元勋之类大人物都葬在八宝山，既然我家位于东直门外的祖坟已经被国家平了，我父亲就应当葬到八宝山。至于八宝山革命公墓是按一定级别才能入葬的，至于八宝山恰恰还有个供老百姓使用的人民公墓，当时我统统不知道，只觉得那儿肯定是北京的风水宝地。经过几番奔走后我才终于知道，中国老百姓死后下葬的墓地是租的，一般租期是二十年。那就“租”个墓地吧。八宝山！
尽管没有什么“治丧委员会”，甚至父亲去世后连个发“讣告”的主管单位也没有，但是我坚持在八宝山人民公墓租了个“告别厅”，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参加告别仪式的没有任何单位的领导，只有我们的亲属，地位最高者当属我母亲和同是满族的六姑姑杨雪明了。
经过整容后的父亲躺在鲜花环绕的棺中，手中握着那支没写出任何着名作品的钢笔，静静地再没有一丝语言。
作为“丧种”，作为长子，作为觉尔察氏我辈的掌门人，我正对棺木站立着，我觉得应当讲一点什么。
轻轻的哀乐响起时，我只喊了一声：“爸！”
接着身不由己地扑通一下双膝跪倒在地，额头伏到了地面。随后，站在我身旁、身后的姐姐、弟弟、妹妹、我太太和儿女、我的侄儿、外甥、外甥女等数十人忽拉拉跪倒了一片，顿时哭声震天。六姑姑和六姑父扶着我母亲站立着，也是抽泣不止。不再有什么语言了，哭声代表了一切孝敬和思念。
不错，作为觉尔察氏的家族传人，过去时代的风光早已是历史陈迹，父亲生前从未怨天尤人。但是，在东北受尽十余年困苦日子后，我父亲回到北京没住上一天带卫生间的房子、没享受一次全家真正团圆的天伦之乐，甚至在他身后可以说没有任何可称“遗产”的财物，这才是真正的清贫。
这是儿女们的大不孝，这是人间的悲剧。父亲的葬礼中，是我生平第一次下跪。我发誓，此后绝不再向任何人下跪！
2003年12月，我再一次来到八宝山人民公墓，出席我六姑父谢添的葬礼。自2000年起，谢老已经开始经常住院，患有多种综合性疾病，医院曾三次发出病危通知书，但老人始终乐观顽强地活着。
我是在新闻中得知噩耗的，新闻记载：“2003年12月13日上午6时10分，中国老一辈着名导演、表演艺术家谢添，于北京积水潭医院逝世，享年八十九岁。”
我是得到六姑姑杨雪明的电话通知，赶到八宝山送别长辈恩师谢添老人的。
谢老生前留有遗嘱，大意是离世后不要举行任何仪式，不给大家添麻烦。所以尽管老人在广大观众中享有崇高声誉，但按老人意愿葬礼没有声张，出席者只有亲属及电影界领导、朋友等百余人。
我二姐慧媛与六姑姑杨雪明又均身为北京广济寺佛门居士，所以我二姐到场后主要陪同在姑姑身边。而我与太太跟影界领导、名人们不熟，在与六姑姑杨雪明、表弟谢刚等表示慰问后，给谢老献过鲜花便默默地悼念这位令人敬佩的长者。突然，音乐响起，不是哀乐，而是萨克斯吹奏的《回家》。
这耳熟能详的旋律顿时让我震撼，因为我立刻想到我父亲临终前最清醒的语言正是“回家”这个意愿。静静地端详我六姑父谢添熟睡般的脸庞，耳边响着肯尼·基动人肺腑的曲调，我心中浮起的是我父亲生前最喜爱陶渊明的名篇《归去来兮辞》。
陶辞云：“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千年之后，沧海桑田，陶渊明的话依然是让我醍醐灌顶、如雷灌耳。
回家！回家吧！田园快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回去？既然你心灵总被物质役使，为什么遭遇坎坷后只会独自伤悲？回家去吧！假如你醒悟过去的失误无法挽回，那么一定要坚信未来的岁月可以补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