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绪家住的宅院也堪称大宅门，朱红的大门、迎门的雕花砖影壁、三进四合套院加后花园，显示出当年“粤海刘家”不凡的气势。
但是，如今可称是个“难民营”。刘府大门口支着大粥棚，锅里煮的粥热腾腾地冒着气，成群的身穿破衣烂衫的难民正排队端着盆或碗领粥呢。进到府内更是一片狼藉，头院各屋住的全是难民，甚至连走廊里也有难民打地铺在睡觉。院里跑着几个半光屁股的孩子，追打笑闹着倒是玩得挺开心。我奶奶和我父亲大概都没想到刘府竟然是这般模样，走进刘府大门时不但不见任何下人通报，反而差点被端着破碗朝外跑的几个难民撞了个跟头，幸亏我父亲及时扶了一把我奶奶。
进院后环顾四周，竟没有一个认识的人，我奶奶便问一位坐在走廊边上喂孩子吃奶的难民妇女：“请问一下，那刘家大奶奶在吗？”
那妇女回答：“大奶奶？不认识。”
又往前走了几步，我奶奶拦住一个头上系条脏白毛巾的男人：“这位大哥，你见到这府上的刘家大奶奶了么？”
那男人用陕北话回答：“在着呢。头晌还在哩。俺还跟她领过馍馍呢。”
我父亲挺着急，便大声问：“她现在在哪儿？”
忽见那男人伸手朝我奶奶身后一指：“俺说呢？来啦，俺家善人大奶奶又领人来哩！”
母子俩回头一看，只见杨木槿满脸风尘地领着一伙身背大包小包，蓬头垢发、衣衫褴褛的新灾民，正从大院门口往院里走来了。
我奶奶迎上前，叫声：“姐，你才回来呀！”
我父亲也叫：“大姨！”杨木槿见状，忙喊“木贞，来啦。等一下啊。”
回身叫，“哎，栓子，把这批人安排住下，就挤到西屋里吧。”
见有人过来安排，才对我奶奶说：“木贞，安儿，走，到我屋里坐会儿吧。”
杨木槿的住房在中院东厢，西厢房里住得也是难民了，不过住进中院的难民似乎要斯文一些，还有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廊下读书，所以中院没有前院那样混乱。
进屋前我奶奶又好奇地朝西厢那些人打量，杨木槿忙解释：“唉，住中院的不少是流亡的学生，家乡打起仗来，想到北京上学，一下又找不着地方，就凑合来我们家住呗。”说着，三个人进了屋。杨木槿夫妇的住房倒还干净，不过很像个佛堂了。
客厅里就摆设了三大士和观音等佛像，香炉、供果一应俱全。杨木槿进了屋，先朝各佛像礼拜一番，才说：“坐吧，我给你们泡茶。”
我奶奶便奇怪地问：“你们家的下人呢？怎么一个都没见着？”
杨木槿一边沏茶倒水，一边笑着回答：“都让你姐夫派到各个粥棚去啦。哎呀，人手还不够用呢！”
我奶奶坐下，接过她姐姐递过来的茶杯，不由地说：“姐，你和我姐夫积德行善是应该的。不过好像你们做得太那什么了吧？我看你这家都不像个家了！”
杨木槿仍是笑着回答：“顾不了那些了。难道看着这些逃难的人流落街头不管？就让他们活活饿死？你姐夫说了，军阀们作恶，咱们得行善，能救多少救多少。”
我父亲忍不住插了句话：“大姨，那你们怎么不想想救救我惠华表姐哟？”
杨木槿听了一楞，不解地问：“她？挺好的呀。现在不光帮她爸在孤儿学校上课，还跟我们一块儿念经供佛呢！”
我奶奶气恼地问：“姐姐呀，你就不想想，惠华她二十几啦？你想让她单崩儿到三十啊？”
我父亲也追问：“大姨，惠华表姐有什么心事你一点儿也不知道吗？”
杨木槿不恼反笑，平和地说：“你们别瞎操心啦！我的闺女我还不知道？这几年上门提亲的，有、人家儿也有挺不错的。可惠华一家也不答应，说宁愿守着我们二老，宁可跟着我们信佛。安儿，你大姨夫说了，惠华呀有佛缘哪！”
我父亲气愤地说：“你们根本不懂我表姐！她原来思想那么激进，她能看破红尘？”
我奶奶也说：“姐，你要真心疼惠华，还是别让她跟你们信佛，让她到外头找事去做吧，别窝在家里头啦。”
杨木槿当然听不懂此话中含义，依旧不在乎地说：“她呀，是诚心地跟着她爸做善事，轰都轰不走，还是随缘吧。”
我父亲再忍不住了，便大声地说：“大姨，你和姨父完全不知道，表姐这都不是真的，她在……在等一个人！”
杨木槿不相信，摇了下头说：“不像，我们粤海刘家的闺女，要嫁也是明媒正娶，她不是那种人。”
我奶奶也说不清楚此事根由，只能对她姐姐说：“家教肯定没的说。不过，姐呀，惠华倒是那种痴情的姑娘哟。”
我父亲赶紧补充：“等一百年，恐怕她也要等。”
杨木槿略有心动，想了想，坦然地回答：“由她去吧。眼下反正她有事情做，并且确实是真心在做。她爸说的对，慈悲总能救世，看破就是机缘啊！”
无奈，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慈悲并不能救乱世，看破也未必有机缘。粤海刘家因行善而破败，肯定在混乱的军阀混战年代中动荡的北京城积了大德，然而命运却给予刘家一个致命的打击。民国十六年初秋时分，我姨姥爷刘德绪带着二十三岁的儿子骑着马一路狂奔出西直门往西郊一带看望灾民。据说这些天由于西北几省干旱又有大批灾民流落到北京，他们衣食无着，倒卧（北京语即死于街面）无数。刘德绪心急如焚，准备将自家最后一处房产变卖，到燕山脚下开几个大粥厂，能救多少人救多少人，绝不能见死不救。
父子二人商议一番，决定先去调查实况，确定开粥厂的地点，并且实地了解新到灾民分布的具体区域。可能是他们驱马跑的太急了，也可能是连日里在四郊奔走马匹也累乏了，父子二人出西直门、过高梁桥，刚刚跑过“三碑子花园”没多远儿，我父亲表哥骑的马突然就前蹄歪倒、马匹倾斜翻倒了路边。我父亲的表哥被甩出了一丈开外，脑袋恰巧就撞到野路边的石块上，顿时血流如注、昏迷不醒。
那地方当时还是荒郊田野，出事地点附近只有几间农舍，刘德绪飞身下马抱住儿子竟然朝旷野大喊：“来人呐！救救我儿子啊！”
后来是拖了很久，才找到一辆农民的骡子车载上我父亲的表哥返回城里抢救的。当刘德绪亲手抱着儿子奔进那家德国人开的医院时，我父亲的表哥已经咽了气。尘埃落定，在抢救室里，刘德绪手扶着亲生儿子尚存体温的身体，目光变得呆滞，不讲一句话，不落一滴泪，呆呆地坐了半天……我的姨姥姥和我奶奶以及刘惠华、我父亲等一干亲属赶到医院时，在一片昏天黑地的哭喊声中刘德绪依然一动不动，仿佛老僧入定一般。我父亲表哥的丧事办得有些凄凉，尽管也是入土在粤海刘家的祖坟地内，却已因贫穷而是一切礼仪从简，丧期只有七天。
我父亲表哥的丧礼诸事，大都由他姐姐刘惠华操办的，其父刘德绪一改平日里风风火火的神态，整天在家中打坐不说一句话，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丧期结束，亡人入土后某个晚上，刘德绪将夫人、女儿叫到身边，说出一句惊天动地的话：“我们全家都皈依佛门吧。”
听到刘德绪此言，夫人杨木槿念声：“阿弥陀佛。”
一滴泪珠顿时顺着眼角淌下来，她忙闭目合掌，轻声地说：“儿子先走了。我没有牵挂，我愿入佛门。”
刘德绪应道：“善哉。我先已在广济寺拜了师傅，师傅赐法号为宗月，只是去寺里剃发受戒罢了。木槿，你已是万善寺居士，就到万善寺终身礼佛吧。惠华的名字原就是万善寺法师所赐与，跟你去万善寺吧。”
刘惠华一直是木然坐定，始终一言未发。
杨木槿见女儿神色不对，就问：“惠华，你愿意跟妈一块儿到万善寺出家么？”
刘惠华仍不语，只是泪水泉涌，表情凄凉。杨木槿就转脸问：“老爷，那咱们家现在这个宅院怎么办？”
刘德绪答：“我已签了文书，捐给慈善会，由慈善会管理。我入广济寺后，再做善事，要靠自己去化缘了。”
杨木槿说：“也对。断了凡根，专心礼佛，这才对得起为行善而死去的惠根啊。”
这时，刘惠华忽然说：“爸，妈，我愿意……出家。”
说完，失声痛哭，抽泣不已，双手掩面，再无言语。
杨木槿搂住女儿，将女儿的脸贴在自己胸前，疼爱地说：“惠华，妈不知道你有什么心事。都忘了吧！皈依佛门是大德大善，从此当个惠华法师吧。”
立秋，又逢立秋。新街口北大街我奶奶家租住的小院里，落英缤纷，秋意渐浓。我父亲坐在堂屋方桌前翻看一张当天的报纸，读着读着眉头就紧耸，甚至拍下桌子。小院门响，我父亲一抬头只见他的母亲神色不一般地匆匆进院。
我父亲起身迎上前，激动地说：“妈，你瞧哇，北京又要乱啦。这东北军打败了孙传芳，大军进占北京了。还有，那少帅张学良到了上海，还和宋美龄一块喝酒跳舞呢。国民革命，革它个乱七八糟啦！”
我奶奶几次想打断他的话，直忍着听完儿子的高论后才说：“别管它东北军西北军的啦！跟咱们没关系。走！快跟我去万善寺！”我父亲仍未理会，继续说道：“我们学生下午要讨论时局，我不去拜佛。”
我奶奶大声说：“拜什么佛呀！你表姐惠华今天受戒，出家当尼姑啦！”
我父亲如雷轰顶，大惊失色：“当尼姑？不！这怎么行？大姨她、她太不讲道理了吧？”
我奶奶拉他一把：“喊什么喊？走吧，去晚了赶不上受戒礼啦。”
钟声阵阵，佛乐声声，香烟缭绕，佛像增辉。
万善寺大殿中，已剃发受戒完毕的杨木槿、刘惠华母女跪在佛像前双目紧闭，一位本寺主持老尼正念着经文。我奶奶和我父亲匆匆迈步走进大殿时，被一位尼姑拦住，道一声：“施主，请止步。受戒礼后方可拜佛。”
我父亲说：“我找我惠华表姐。”尼姑道：“施主，请称惠华师哥。”我父亲一愣：“师哥？”
我奶奶说：“对。安儿，她们母女已入了佛门，今后你称呼大姨要叫师大爷，叫惠华得叫师哥了。”
我父亲不顾尼姑阻拦，探身叫了声：“惠华表姐，我来啦！”
跪在佛像前的惠华法师，身子微微一颤，念声：“阿弥陀佛。”
十三、
自打我父亲的姨夫、姨妈、表姐一起出家之后，我奶奶的心境很长一段时间变得有些沉重，平日里话也少了，甚至偶尔还会说我父亲话多了太腻烦。我父亲已经读高中了，懂事多了，便千方百计宽慰母亲。姨夫刘德绪煊赫一时的财富、地位和善举，转眼之间成为过眼云烟，几代官爵显赫的“粤海刘家”从此成为京都佳话或历史的传说，这样的巨大变故，怎能不令众多亲人们遗憾和纠葛？
所以，隔不了几天，我父亲便会主动向我奶奶建议：“咱们去看看我大姨--不，我师大爷和我惠华大师哥吧！”万善寺是离北京着名的护国寺不太远的一座尼姑庵，地处一条较为僻静的小胡同里，规模不算大，两进的院落，中间是供佛的大殿，其余均是经房和僧舍。从我奶奶租住的新街口北大街那个小院，走路到万善寺也就需20多分钟，故此我奶奶便经常带着我父亲到庙里探望自己的亲姐姐和外甥女儿。每次到了万善寺后，只要没赶上尼姑们打坐诵经时间，照例是我奶奶和她的姐姐款话，内容多是佛经中警世的道理吧。而我父亲和“大师哥”惠华便单独回到她的僧房，话题似乎并非都是入佛，依旧有点天南海北。初入佛门时的刘惠华年方二十六岁，虽然剃了头发，那股风韵天成的旗人姑娘的气质未改，依然是光艳照人。
开始那一两年，姐弟二人背着长辈时话儿特别多，我父亲也还不习惯叫表姐大师哥，曾问过：“表姐，你真的愿意出家么？你真的能在这灯青火冷的庙里待一辈子吗？”
刘惠华沉默，微蹙双眉想了半晌才回道：“安表弟，我阿玛一辈子信奉佛祖，我弟弟为行善付出了生命，你说我能有别的选择么？”
我父亲也说过：“那你的师范不是白读啦？”
刘惠华却正色言道：“不，没白读。进庙后我连续读了几卷经，我确实感到精神上充实了。安表弟，你可能还不懂，这佛经中学问深哪！”
还有一次，趁着聊得高兴，我父亲曾大胆探问：“表姐，你就真的完全忘了你那个读北大后南下投军姓张的阿哥了吗？”惠华无语。姐弟俩默对片刻，她抬起一双绢秀的手在胸前双掌并拢，声音哽咽地念到：“善哉，善哉。”
我奶奶很少到广济寺去，不知由于忌讳还是不便在与过去的姐夫叙家常，即便是偶尔进了广济寺见到了已改称“宗月法师”的姐夫，所谈之事不是理佛便是社会赈济，出庙前总要往功德钵内放进一点钱。这种变化了形态的亲情依然弥漫在姐夫和小姨子之间，只有看懂佛与缘的世人才能明白，这真是别一种隽永。宗月法师剃度出家前已经可称大居士，熟读佛经，践行佛理，道行甚高。
将近五十岁时正式投身佛门，在广济寺内绝非一般和尚可比，况且他对佛的认识和对善的实践在京城各寺也是独具一格。宗月法师常在晚上修持，研读经书，撰写心得，还作过不少禅味十足的律诗，经常苦读到深夜。宗月法师白天的活动不是在寺内打坐，而是四处奔走化缘，用所得微薄善款继续开粥厂、办义学、广赈济、多助人。据说他为了省钱省时间，每天只吃一顿素斋，身穿的僧服也是破旧不堪，甚至大冬天的还穿着补了补丁的单袍、单褂、单裤、单僧靴。据一位知名作家回忆：“徒弟们凑钱给他做了一条新棉裤，早上穿着出去，晚上回来时，却又变成破单裤。
一细问，原来半路上他把新棉裤脱给一位拉车的穷汉，把车夫的破单裤换在了自己的身上。问他为什么，他哈哈一笑，笑声还是那么洪亮和有气势。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知道多少佛学，便做多少，知道一点就做一点，是个彻底的言行一致者。”我相信，我姨姥爷正是这样一个人。多少年之后，我父亲和我在一起谈论起当年的宗月法师时，他曾郑重地告诉过我：“宗月年轻时是大善人，出了家之后是老北京最出名的大法师。”
转眼就到了1928年，我父亲即将要考大学了。就在那年的深秋，我奶奶居住的小院里落英缤纷，正当我父亲坐在饭桌前香甜的大口吃着我奶奶亲手做的炸酱面时，小院里突然闯进一位不速之客。顺便应当说一下，我奶奶做的炸酱面是一绝，那可不是京城小面馆卖的所谓“北京炸酱面”能比得了的。说绝就绝在炸酱上，选肉、选料、用油、火候非常讲究，即京语“干炸儿”的做法。
酱好了，菜码儿也得搭配合适，这才叫炸酱面。所以，当这位不速之客不请自来推门进院时，我父亲正手拿一瓣蒜，嘴里嚼着面呢。而我奶奶坐在饭桌旁没动筷儿，只是幸福地看着我父亲大饱朵颐。就在这一刻，院门吱妞一声，几声皮靴响，一声洪亮地：“二姨！”我奶奶、我父亲抬头一看，院内站着一位身着着国军军装的年轻军官，似乎并不认识。只见那年轻军官“啪”地举起右手朝我奶奶行了个军礼，同时说：“您老好！”
我奶奶站起身，疑疑惑惑地问道：“这位军爷，您是--”
年轻军官微微一笑，跨前一步拉住我奶奶的手，热情地说：“二姨，您忘了？那年我和惠华从天安门回来，不是一块儿到您府上歇歇喝水的吗？我南下从军之前，还在您家住过一晚上呢！我叫张中华，祖籍吉林张家屯子，你记的吗？”
转脸指着我父亲问：“这是安表弟吧？嗬！都长成大小伙子啦。”
一切恍如隔日，记忆顿时泉涌。我奶奶、我父亲都惊愕得呆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一时无话。
那年轻军官见状，不解地问：“二姨，安表弟，你们都好吧？”
我奶奶这才醒过神儿来，忙应道：“好，好。安儿，快给你张大哥沏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