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播下的悲情与神话
2003年9月18日，一个消息几乎将来蓉寻女的四川达州农民马列击瘫在成都街头：2003年考中四川农业大学都江堰校区的女儿马荣渠根本没到学校报到；反而带着父母的7500元血汗钱跑到千里之外的山东烟台搞起了自认“钱”途无量的所谓“网络营销”。
马列家住在达州渠县农村，19岁的女儿马荣渠2003年高考被四川农业大学录取。9月4日，他把女儿送上火车，并把辛苦积攒的7500元钱给她作学费。然而一个月过去了，马荣渠一直没给家里打过电话，放心不下的马列赶到学校一问，马荣渠根本就没有报到注册！
经多方打听，马列终于从一同考入四川农大的马荣渠高中同学处获悉，几天前，马曾经与其联系过，并留下了两个联系方式。 “我现在在烟台搞‘网络营销’，比上大学有前途，你不要担心……”“爸爸，我对不起你，但是我真的不想上学了，因为这会给家里带来很重的经济负担。”说着便匆匆挂断了电话。
张大嘴巴的马列做梦也没想到，女儿会放弃上大学的机会而远走他乡。女儿与其堂兄马雄在一起做“网络营销”，已经交了2900元的“入会费”。无论马列怎样劝，马荣渠都倔犟地拒绝回成都读书，还叫父亲回家等自己的“好消息”。听到这里，马列眼中满是绝望。
让马列担心的是，马荣渠的姑父12天前才被所谓的“网络营销”从烟台吓得跑回成都。
在马荣渠的身后，是一个强大的针对大学生的传销组织，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组织的头目竟是一位只上过初中的农民。
“我不知道事情会搞得这么大，你觉得我会判多少年？有期，无期，还是死刑？”2004年6月24日，在山城重庆一看守所里，穿着黄色囚衣的秦永军哭丧着脸看着采访他的《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两位记者，颤声问道。
事情确实“搞大了”。从2003年9月到2004年3月，短短半年间，秦永军和他的下线诱骗全国各地2000多名大学生到重庆搞传销，被骗者不乏北大、清华、西安交大等名牌大学的高才生。
2004年6月1日，总理温家宝对此案亲笔批示：“要严厉打击非法传销活动。学校要采取措施防止学生受骗参与传销活动。”此后，副总理吴仪、公安部长周永康等中央高层相继对案件作出批示。
秦永军，38岁，是河南省项城市孙店镇解堂村人，初中文化。他何以令2000多名大学生身陷传销泥潭欲罢不能？
在看守所里，秦永军看着手铐上的反光喃喃自语：“我是个农民，文化太低，我没料到事业会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多大学生会过来。”
为了凑齐3350元入会费，湖南某校大三女生黎平有生以来第一次欺骗父母，说要交2000元学费。在农村的父亲二话不说，3天之内就把钱汇过来了。被解救后她才得知，家里是把她曾放牧了7年的两头老黄牛卖了才凑到这笔钱的。
“那时我真的太蠢了。在那些没有自由的日子，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不能思考的动物”，被解救回后的黎平几个月来开始救赎式的生活，她说为了还债她没有时间午睡，每天做三四份兼职，还要准备错过了的英语四级考试。
黎平是被自己最好的朋友、大学同学余平（化名）骗到重庆渝北的。余在电话中说有一份好工作让黎平惊喜，但到了渝北后却让她去听课。
第一天培训老师告诉她“成功学”，“成功学——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然后是在一间小屋里做游戏，要求每个人上台演讲，唱歌，相互称呼“老总”。还有是求婚游戏，异性间相互求婚，直到对方同意为止，“目的是消除害羞和不自信，又很刺激。”
在这样的环境中，黎平很快就沉浸在一种“追求成功”的狂热中。此后的几天，每天不停地学习直销理念、制度、心态，称“直销”是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给予中国年轻人的第四大机遇。其主体课程是：分配方案、影响成功的因素、“企业文化新理念”、从业应有的心态等。讲课内容非常有蛊惑性，比如“穷人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野心”等。
一个月之后，“讲师”鼓动黎平用3350元买欧丽曼产品，“这是投资啊，几个月后就可以返本赚钱”，随后一些自称月薪过万的大学生“经理”们出来现身说法，说当初自己也是如何犹豫，投资后知道选择是如何正确。作为崔平上线的余平，趁机使她“投资”了那3350元。
传销显然是钻了大学教育的一些空当，这也是诱使一些大学生投身传销的客观原因。
像秦永军这样的文化程度低下的传销分子之所以能得逞，和大学生所处的外部环境也不无关系。渝北2000多的大学生传销人员中，90%左右的是正规高校的本科生。“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因为想找工作或者是为了减轻交学费压力而被骗入传销团队的。”
“参与传销的大部分大学生有着一夜暴富、出人头地的梦想，传销的洗脑课恰好抓住了大学生的这个心理弱点。”
在教育暴利面前，这些大学生去冒险挣大钱，到头来却身陷囹圄，血本无归。
“乱”字背后的子丑寅卯
截至2003年，全国共发现教育乱收费问题2566个，清理取消违规收费项目累计361项，1095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出现在教育部，在教育部官员眼中，这是一次异乎寻常的行动。
“过去都是部里负责人前去汇报工作。”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官员对此颇有感慨，“可见中央政府对教育乱收费问题的重视程度。”
据新华社消息，吴官正此行是就治理教育乱收费问题进行调研。调研后吴官正强调，对那些仍然我行我素、违反规定乱收费的行为严肃查处。
此时，一场力度空前的整顿教育乱收费的风暴正在全国范围内席卷。
《南方周末》2003年7月10日报道，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同一所高校同一专业同一年级的同学”，每年的学杂费却相差几千元，该学院99级汉语言文学专业7个班级：6、7两班为2300元，4、5两班则为5000元，而1、2、3三个班高达万元以上。
北京广播学院信息工程学院2003届毕业生田平（化名）希望留在京城，却必须向校方“捐资助学”1万元整（此捐款标准，是学校院长办公会议集体讨论决定的，而且好几年来一直都是这样执行的），实际上这笔“捐款”是田平从家里拿的，录用他的北京某公司根本就不知道学校向他这样的毕业生收钱的事。不过，虽然并不是用人单位交的钱，但收据上一律写的是用人单位而非交钱学生的名字。
2003年7月初，西华师大向毕业生收取“就业指导费”。此费分为两种：毕业后档案留在四川省内的，交300元，而工作签在外省，档案需调离四川的，交500元；且除档案打回原籍的同学不需交纳外，其余同学不管是否找到工作，都必须交纳此费，否则学校扣留档案。
西华师大2003届毕业生共3434人，仅此一项，校方收入已近百万元。
令西华师大学生不堪重负的是学校另一笔收费——“学位英语考试”（校四级费）。这项收费针对未通过大学英语国家四级考试的同学，具体数额为：50－54分1200元，40－49分1500元，30－39分1800元，30分以下2800元。而在西华师大，国家四级英语的通过率并不高。上千元的费用令不少学生不得不忍痛放弃，有的甚至因此影响就业。
……
“高校收费，千元已少，万元才好。见寒门学子，通知书到，举家上下，泪水滔滔。爱心募捐，慈善钞票，全凭天公吉星照。哪知晓，靠他人恩典，心如刀绞。
收费如此之高，引无数家长竞折腰。惜报纸杂志，成版报道；电视广播，热烈探讨；中央文件，纪检监察，无奈道高魔更高。俱往矣，数当今学子，另有高招。”
这首描写高校收费的“沁园春”词，从一个侧面再现了乱收费的情况。
中国西部一个名叫“胡家棚村”盛传这样一个定律：大学生所占比例越高，这个村的经济排名便越靠后；一户人家的孩子书读得越“高”，这户人家的经济状况也就越不济。村支书将这一现象定义为“经济与教育的反比原理”。
在这里的一些父母，竟羡慕人家生了个蠢儿子。其理由是“不用花钱让他读书，挣的钱就用来做房子，全家都高兴”。可偏偏自己生的孩子太聪明时，就会一门心思从小学读到大学，家里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孩子身上，做父母的忙了一辈子，自己住的还是一下雨就四处渗水的土坯屋，还欠了一大笔债；好不容易盼着儿子大学毕业了，又怕找不到好工作，又得借钱“找路子”；等到工作稳定了，他们又该为孩子那个“城里的家庭”操心了；结果，留在农村的爹妈还是得自己挣钱还债，越想越划不来。还是那些“蠢孩子”的父母有福气。
一番“蠢儿逻辑”半是调侃，半是辛酸。如今，农村的大学生毕竟还是极少数，所以做父母的就是砸锅卖铁也要送孩子上学，可到将来，能砸的都砸了，能卖的都卖了，再出了大学生，又来砸谁的锅，卖谁的铁？倘若有一天，农民们真的觉得“不划算”了，他们还会坚持将这条路走下去吗？
人们不得不承认，教育乱收费已经成为一个“顽症”。“顽症”之“顽”主要在于病因复杂。其背后凸现出的实际是利益问题，政府、教育部门、学校都各有利益。
据教育专家分析，教育乱收费无法根治，学生总成为“唐僧肉”，主要原因有四——
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统计表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为4.1％（1998年的统计），我国是3.19％，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就更大。我国要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还需再投入800亿～1000亿元人民币。同时，近年来全国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的增长幅度跟不上教育发展的需要，其增长部分大多被人员工资挤占掉了，学校的公用经费增加幅度很小，有些农村中小学的公用经费甚至为零。这一巨大的经费缺口就成了许多基层政府和部门乱收费的由头和借口。
政府财政投入不足。2001年之前，“农村教育农民办”，农民群众为农村义务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2001年后中央提出义务教育政府办，以县为主、分级管理的政策，但一些地方领导仍习惯于向农民伸手。少数地方政府领导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建机场、修高速公路，花再多钱也在所不惜，而对周期长、见效慢的教育事业则不予重视，就连上级政府为填补义务教育经费不足而划拨的财政转移经费都敢挪用。
利益驱动。全国中小学生总量达1.8亿之多，既是受教育群体又是最稳定的消费群体，因此社会上一些部门把学生作为消费的争夺对象，不断推销商品。在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基层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当地政府就通过学生这一稳定的渠道来征收各种费用，甚至连超计划生育罚款、集资修路款也都摊到了学生的头上。
教育资金被截留、挪用。北京一位中学校长坦言，在教育投入上，教师工资、学校运转以及必需的建设，都需要资金支持。但这些钱常常在某些方面卡了壳。有时候，甚至连学杂费此类专项收入也被有些单位和部门挤占挪用了。
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走过10年历程，2003年终于要从暴风骤雨。
2003年，注定将成为中国教育的整治年。8月29日，教育部公布了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查处的乱收费典型案件——
2002年秋季开学以来，江西省上栗县金山中学以补课和早晚辅导需发放教师劳务费为由，要求初三学生家长“捐款”3.82万元，全部发放给补课教师；还以“住宿班”为名，要求部分家长“捐款”1.7万元。以上两项违规收费金额达5.52万元。
2003年秋季开学前，河南省鹤壁市第十七中学向部分初一新生收取补课费600元，共106人，计63600元。
2002年10月，上海市普陀区江宁学校在小学入学招生阶段收取部分择校生赞助费139.2万元。上海市联合检查组要求该校将此赞助费全部上缴区教育行政部门封存，但学校擅自决定将其全部使用完，主要用于学校内部自身建设。
在2002年秋季至2003年春季开学时，山西省乡宁县光华中学自立收费项目，向学生收取复习费6160元；收取“中考复习跟踪测试试卷费”6625元，两项共计12785元。
2003年春季开学前，岳阳县西塘镇、三荷乡在中小学校收费过程中，分别向每名学生搭车收取农业税和危房改造费。西塘镇向学生搭车收取农业税18.98万元，危房改造费13.3万元；三荷乡向学生搭车收费收取农业税26.2万元，危房改造费13.52万元。
2002年秋季开学期间，广东省潮阳市26个镇（街道）中有20个镇（街道）采取将征收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社会抚养费、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敬老院费、保安费等税费，与中小学生入学注册挂钩，强行要求学生家长先交清各种费用，再凭村（居委会）证明或已交清费用的票据到学校办理入学注册等方式，共违规收费4830.80万元。
2002年，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规定将学校的杂费统筹25％，全县共统筹210万元，用于发放教师工资和弥补财政不足。
2003年春季开学前，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政府向所在地天城镇各中小学在校生每人收取集资费100元和筹资费90元，共272.18万元。两项收费由学校收取后进入县财政专户，统收统支，主要用于支付“普九”欠债和补发教师工资。
——这是一个“乱”字下掩盖的众多“标本案例”！
2003年初，教育乱收费与医疗、公安系统行业作风问题一起，被列为全国三大纠风重点。自是年8月以来，这个问题更是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03年整顿行动始于2月，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治理教育乱收费被确定为全国纠风专项治理的三大重点之一；3月，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谈到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时，强调要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首先要有效治理教育乱收费；5月，教育部会同国务院纠风办等六部门建立了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并要求各地在秋季开学时，中小学缴费必须全面实行“一费制”，公办高中招收择校生实行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的“三限”政策。
进入6月，整顿行动进一步升温。6月26日，国务院七部委联合召开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国务委员陈至立在会上要求各地要把治理教育乱收费作为“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8月份，整顿风暴达到白热化。14日，教育部就治理乱收费工作召开视频会议，要求各地打好“八、九两个月攻坚战”，确保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教育部部长周济在讲话中几乎把话说到了尽头：“哪个学校出现乱收费，要撤校长的职务！”不单如此，哪个地方出现乱收费，还要追究直接主管领导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