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人学校是北京海淀区的一所农民工子女学校。校长董庆云习惯性地瞅瞅校门口，有些失落，又有些无奈。“反正每到开学，总得少那么百八十人。有的回老家了，有的转学了。至于有没有人辍学，那就没办法统计了。”
距6月20日的小学毕业考还有两个月的时候，宁波市云龙镇的李媛媛含泪转到了离家更远的民办小学。她此前就读于一所公立小学——前徐小学。她的转学，只是因为校长的一句话——“外地生成绩好的可以留下来，成绩差的一律回老家。”
“我们在前徐小学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六年级，交了近5000块钱借读费，没想到最后被一脚踢了出来，没有毕业证，六年心血白费！”媛媛的爸爸跑到学校和校长大吵了一架。
五年级升六年级时，她的两个从四川来的同班同学刘静和王峰已遭遇类似情况回了老家。赵军、李喻相继被列入了清退名单。成绩差的外地生都在猜测下一个会是谁。
“我总觉得会轮到我。”4月份被最后一个列入清退名单的杨波说。得知消息后，她饿着肚子冥思苦想了一整天。五年级上学期她在四川巴中某小学里成绩还不错，“下学期转到这里后，我听不懂有的老师突然冒出的宁波方言，学习成绩时好时坏。”
从2004年9月起，国家在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实施“一费制”，即全面取消根深蒂固的针对外来生源的借读费，本地生、外地生一视同仁。
“不收借读费了，公家的学校会不会不让我们孩子读书了？”一位民工子弟家长还是担忧，“在外打工的，谁想交借读费啊？但交了借读费，心里好像踏实很多。”
教育部门正在酝酿改制。改制后，所有民办学校老师的工资和学校的日常开支都将从学生的培养费中支出，同时，原先的公办老师也将逐步由兼职代课老师取代，公办老师的去向是其他公办小学。而民办学校的学费是按照当地物价局核准的每个学生的“培养成本”收取的，并不在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之内。所以，改制等于为区镇两级政府同时减轻了财政负担。
这意味着，今后入学的外地孩子们，仍要为上学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国流动人口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人口达1982万，其中义务教育年龄段的孩子有9.3％处于失学辍学状态。
对于农民工子女就学的问题，新华社记者、中国青年报记者联合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和城里孩子享有同样的待遇”、“降低收费标准”，是农民工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两个最大愿望。
上学费用高，是农民工子女入学面临的第一大困难。但收费高，并不是农民工子女到公办学校上学难的惟一原因。
“城里孩子爱欺负人”，“城里孩子瞧不起我们”，这是农民工子女与城里孩子同坐一个教室的切实感受。从山东来到无锡，在一家公办学校就读的赵荣伟，说起城里同学对他的排斥和歧视，就忍不住伤心的泪水。
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导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急剧增加，这些农民工一般聚集居住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形成“城中村”一样的都市里的村庄。
2004年3月，由于父母双双务工在外，四川省富顺县某镇一个13岁的初一女生小英，在事先无人知情的情况下生下了一个孩子。
小英的父母4年前就到成都打工，两人一般都是过春节时才回家一趟。据小英父亲的堂兄刘某交代，从2003年3月起，他趁小英无人看护，利用给糖果和钱的方式多次诱奸小英。
据有关方面的统计，目前全国约有1000万左右15岁以下的“留守儿童”。类似小英这样的父母在外地打工的“留守儿童”在农村中小学生中普遍存在。仅小英所在的镇中学2700名学生中，就有1600名学生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长期由老人或亲戚代为照顾。
四川仁寿县教育部门对全县2000名打工者子女的学习成绩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有48％的孩子学习成绩为较差（每学期均有不及格科目），40％的学生成绩中等偏下。
由于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留守孩子”缺乏父母的关爱和培养，长辈的隔代教育往往收效甚微，而父母与“留守孩子”相聚较少，接触沟通层次浅，对孩子了解不够，即便家长对孩子身上的缺点略有所知，也因宠爱或愧疚而包容，久而久之，孩子心理上往往容易患上种种病症，学习成绩下降，道德品质下滑，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由于父母不在家，“留守孩子”缺乏家庭管护，他们年纪尚幼、思想单纯，自我保护能力还很差，很容易遭受意外伤害事件，各地时常发生“留守孩子”受到伤害的悲剧。
农村“留守孩子”的教育、成长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期一个独特的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关注、参与，齐抓共管。
河南省省会郑州，1000多名家庭贫困的农民工子女分别得到了200元的爱心帮助，这标志着以救助因家境贫困而无法上学的农民工子女为主题的“河南省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正式启动。
湖南省湘潭市规定：农民工子女到城区学校入学，持本地工商、税务或市场管委会有效证明即可，不再加收任何费用；农民工子女在入学、升学、收费、评优等方面与本地学生一视同仁。
然而，失学仍然是不少外来工子弟挥之不去的阴影。
学者秦晖指出：“在中国‘农民问题’的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尴尬：人们越是‘重农’，农民就越是倒霉。”
“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句老话如今应该反过来说了，“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
制度面前，诚信不再“守身如玉”
自1989年开始，我国实行大学收费制度，每学年学费已从最初的200元涨到了如今的4000～10000元，涨幅近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无疑给相关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压力。2003年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在北京，有64%的居民家庭认为目前的高校学费太高；对于一家供养一个大学生，33%认为很困难，37%认为勉强供得起，只有30%的家庭认为毫无困难。在居民收入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值的首都尚且如此，在我国西部和广大农村地区，情况则更为严峻。
就像那句公益广告中的口号“知识改变命运”所形容的，教育是一个社会阶层流动的基本途径，假如一个社会中优秀的寒门子弟通过接受教育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被阻碍，这无疑会严重损害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心。特别是近年来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中城镇生源比例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全国普遍已经占到大半以上，有些地方占到七八成，和国家总体人口结构恰恰相反，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失衡的严峻性。
于是一个口号提了出来——“不让一名大学生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学”。
怎样才能保障“不让一名大学生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学”？于是，一个经济名词提了出来——国家助学贷款。即由国家指定的商业银行面向在校的全日制高等学校(包括民办高校)中经济困难的本专科学生、第二学位学生、研究生发放的无需抵押的，在校期间政府给予全额贴息的个人信用贷款，目的是帮助普通高等学校的经济困难学生支付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以保障其顺利完成学业。
中国善于抓“工程”。为了显示其重要程度，中央又提出 “助学工程”。这项以“工程”命名的工程1999年先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沈阳、西安、南京等8个城市进行了试点；从2000年9月1日起，国家助学贷款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从理论上讲当前我国所有普通高等学校的贫困学生均能申办国家助学贷款。
国家助学贷款是由中央和省级政府共同推动的一种信用助学贷款，它由国家指定的商业银行负责发放，其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限贷款利率执行，其中50％的利息由各级财政予以补贴，其余50％由学生个人负担。目前一年期的助学贷款的利率是5.85％，这就是说，学生借一年期的贷款100元，只需支付不到3元的利息，在各种贷款中这是利息最低的。
尽管得到了媒体、学校、银行等相关方面的大力推动，助学贷款的发放规模依然和政策制定者及社会各界的期待相距甚远。
截止到2002年6月底，全国累计申请贷款的学生为112.5万人，而银行审批的贷款人数累计只有35.1万人，合同金额累计为30.0亿元，获贷人数占申请人数的比例依然很低，只有31.2％。也就是说，申请贷款的学生中有2/3左右未能获得贷款。
这个看似美好的“工程”实施不到5年便出现了问题——《中国新闻周刊》一则消息：全国目前已有100多所高校被列入暂停发放助学贷款的“黑名单”，北京高校无一幸免。
事实正是如此，2004年以来全国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发放普遍陷入僵局——
中国首都北京。据报道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中国人民大学3所大学学生还可以享受助学贷款，而每所大学贷款人数限制在100人，其余高校的国家助学贷款已经暂停。
广西一所师范院校开办助学贷款业务，银行去敲锣打鼓，电视台也拍了片子，最后却没有一个学生真正获得贷款。
贾志菊，川大外文系大三学生，“我父母都失业了，大二的时候，我就把助学贷款的申请交给学校，但1年多了也没得到申请下来的消息”，贾志菊贷款的申请金额是每年4000元，两年共计8000元。
“没想到这么难，贷款申请已经递交了半年，仍没消息。”来自山东农民家庭的小李是广东某大学2003级研究生。他焦虑地说，家里负担不起高额的读研费用，但助学贷款仍无法落实，不得不天天在校外四处奔波，多方兼职。
自2003年9月份起，在国家助学贷款问题上，校方与银行一直“僵持”着。不仅新的申请未能获批，以往申请获批的助学贷款资金也未到位。
我国全日制本专科在校学生约575万人，其中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占20％。据中国社会调查所调查，当前大学生经费的主要来源为父母供给，占76％。接下来依次为民间借款、贷款和勤工捡学，比例分别为10％、8％、6％。可见，在对贫困生的“奖、减、免、助、贷”五项救助措施中，助学贷款已成为解决贫困大学生就学问题的主要办法。
疑问：何其故？答曰：乏诚信。难道仅仅是“20%”的诚信危机？
广东64所高校的23000多名困难大学生从国家助学贷款中受益，全省合同贷款总额高达3亿多元。部分省内高校违约率超过了20%。部分毕业生逾期不还贷，不仅严重地破坏了自己的诚信记录，还把“苦果”留给了正在大学校园求学的贫困师弟师妹。银行已经暂停了部分高校的助学贷款申请和发放。
西南某省2003年末毕业后进入还款期的人数为5859人，连续违约90日以上学生人数为792人，违约率为13.5%。北京、天津等地也有高校出现类似现象。
当前的舆论和媒体报道普遍将这一现象归咎为“大学生缺乏诚信”，几大商业银行由于“政府请客，银行买单”当了冤大头而受到普遍同情。十年寒窗得以进入高等院校深造的青年人就是这样没有责任心，而且忘恩负义吗？
2004年5月9日，《中国教育报》一篇不到200字的消息说，2003年贵州省累计发放贷款资金首次突破亿元，获得贷款学生人数占在校生的比例为13.29%，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更难能可贵的是很多学校实现了“零违约率”，全省实现了没有一所学校因“双20违约”(按照2003年8月央行通知，指违约贷款学生占应还款学生比例达20%和违约人数达20人以上)而被经办银行暂停办理放贷业务；也没有一例因违约引起银行起诉学生或学生起诉银行的案例发生。
原因归结于他们内部的约束机制上。那么，制度不完善又体现在哪里呢？
“比如说学生不还款，得到的处罚就是罚息，别人连本金都不还，谁还在乎罚息呢？” “这个制度本身就对违约的学生没有直接的约束力。在信用制度不健全的时候，发放以信用为基础的助学贷款，本身就操之过急”。银行方面的说法似乎很有道理。
学生需求量大，学校不想放弃，银行不好拒绝，也就是在这样的“博弈”中，各个学校都出台了自己的“土政策”，而作为银行、学生的“贷款红娘”，学校也被卷入了这场“还贷”的旋涡里。
各个高校都安排有专门的老师或者专门勤工俭学的学生负责催款，他们也“压力太大”。而不少学校则直接把催贷作为对学院老师考核的一个硬指标。
“助学贷款是靠学生自身信用来维系并保证还款的，但很多学生信用意识差，没有认识到还贷违约对个人声誉的长期不良影响。”华南师范大学学生处胡庭胜副处长认为，“这跟长期以来应试教育模式下对大学生品德塑造和诚信教育的重视不足有关。”
追根究底，原因又落到了教育上。
多年来致力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卢晓中教授也说，“有偿还能力，但违约不还贷，涉及个人的信用和品质问题。”但他认为造成这种结果不仅仅是高等教育一个环节的失误。
从纵向看，源自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教育大系统的诚信教育偏差和阶段衔接的不到位；从横向看，学校、社会和家庭之间并未形成塑造学生品德的合力，学校正面教育的效果也常常被负面的社会现实所抵消。
事实上，国人对“问题教育”的诘问，早已追溯到“人的教育”的缺失。2004年初，云南大学广西籍学生屠戮4名同窗的“马加爵事件”曝显于天下；继而，敏感于3亿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层面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文，敦促有司防止“各种消极因素”侵袭未成年人。
2004年6月初教育部发布数字称，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创历史之最，总计723万名，农村考生人数首次超过一半，占报名总人数的55%。
这个数字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几十年来，80%的农村孩子能够读上高中的多了起来，终于可以与20%的城里孩子在报考上平分秋色了；另一个信息告诉我们，考大学仍是农民孩子最好的出路。但是又有两个问题不容回避地摆到了我们面前：最终有多少农村孩子能考上大学？考上大学的农村孩子能否都上得起？
在中国，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这又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话题，这又是一个既容易又难于回答的棘手的难题。
有人估计，贫困生在高校的平均比例已达到25％。如果按此计算，全国在校大学生中，贫困生已达到300万人。300万贫困生走进大学校园，不单给学校，也给社会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何帮助他们度过人生的困难期？如何培养他们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如何使将来走出校园的他们和其他富裕同学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