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他们回国闹革命的差不多同时，38岁的光绪皇帝于1908年11月14日在被软禁的瀛台涵元宫死了。第二天，73岁的慈禧也在颐和园结束了她罪恶的一生。根据这个女人的懿旨，3岁的溥仪此前已被立为嗣皇帝。小小的溥仪是在奶妈王氏的抱持下登基的。据民间传说，那天，这位乳臭未干的皇帝一会儿要撒尿一会儿要喝水，第三次才在龙椅上坐定，却又被眼前的庄严气氛吓哭了。哭声弥漫着空旷的宫廷，王氏连哄带劝地说，快完了，快完了，事不过三。这句话竟不幸成了大清末代皇帝的谶言——果然在三年内完事。汪兆铭感言：“清政不修久矣，迩且以三岁小孩为帝，不亡何待！”溥仪登基后的许多日子，全国笼罩着哀痛的气氛，一月内禁止婚嫁，百日内不许奏乐。在极度的压抑中，民间幸灾乐祸的流言蜚语不胫而走不翼而飞：“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三年半。”“湖北反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大逆不道的是，新旧皇帝的名字也被百姓以谐音而派赠了外号：光绪者，“光输”，宣统者，“掀捅”也。
“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张之洞制台大人自1907年9月10日正式赴京任军机大臣，在他所效忠的皇帝皇太后死后不到一年也溘然仙逝。湖北的政局跟全国一样，不是小坏，而是大坏。这几年间像走马灯似地换总督，先是由湖北布政使李岷琛署理，1908年调来的赵尔巽没过多久又调任四川总督，陈夔龙接任不久又被调走，由满人瑞澂接任。“湖广五总督，实无一都督也。”如果不算有名无实的袁世凯、魏光焘、王士珍、段芝贵、段祺瑞，这位瑞澂大人可是末任湖广总督了。不管是哪位总督来，迎接他的都是此起彼伏的乱民事件，还有可能是给他下马威的党人行刺。
孙武卷土重来回到武汉不久，正届宣统元年。他属于武汉通，回家翌日就邀集亲友组织机关。共进会总机关初设汉口法租界长清里98号，并在武昌分水岭12号自己寓所、胭脂巷11号胡祖舜寓所、分水岭7号邓玉麟寓所、雄楚楼10号刘公寓所和刘玉堂的新大方栈、钟雨亭的汉昌里72号、吴肖韩的磨石街寓所等处先后设立机关和秘密联络点。此前，有共进会会员郑江灏在武汉主编《湖北日报》，设共进会通讯处于报社。
满怀豪情的孙武索性把原名孙葆仁换了，宣称自己是孙文的弟弟，以扩大革命影响。据汉阳人王保民1961年回忆：“一般人都不知道他的历史，以为是孙文的兄弟，说海外要带回侨兵数万来武汉助战。尤其是大汉报胡石庵鼓吹甚力，当时武汉革命的形势，为之一振。”“孙武用三面手法：一面联络会党，一面结合军学界同志，一面又身密、意密、口密（称其‘孙三密’），常常出入赌博场所，搞下层工作，以赌博作掩护。故武汉人士，只知孙尧卿是个赌博佬，而不知孙武是一个武汉的主动革命者。”
1909年2月5日是正月十五，汉口还沉浸在“年尾子”的气氛中，孙武过武昌去找到刚从沔阳过年回来的杨玉如。杨玉如在日本读的师范，回国教书。他请老朋友孙武在附近一家饭馆吃沔阳三蒸，举起酒杯说，年小月半大，我们哥俩今天就算团年了。孙武委托杨玉如以教师职业为掩护，负责共进会与各地联络之事。杨玉如很快找到在黄鹤楼道小学当先生的张振武，介绍他跟孙武会面。“首义三武”中的两位历史性地相遇了，一见投机。孙武邀请张振武到吴肖韩武昌磨石街寓所分机关或汉口长清里总机关做事，主持共进会理财部。“适有湖南浏阳布商刘肯堂、周海文（一说刘贤构、周海珊）贩布至汉口，焦达峰以乡谊关系，说之入会。二人以卖布所得捐充党费，而两机关赖以维持。”
共进会最初的重点是在活动会党。孙武有个重大收获是发展了黄申芗。黄申芗是大冶人，先祖为明朝武官，抗清战死，乡人遂改村名“黄若芬”以纪念之。黄申芗自幼有浓厚的汉族传统种族思想，年少就参加会党。进城投入新军第三十二标，又就读于张之洞创办的专为培养下级军官的陆军特别小学，成立种族研究会，后来还参加军队同盟会和群治学社，身上充满造反激情。面谒孙武于华景街后，黄申芗遂把手里的资本——种族研究会那八十多号人马归并于共进会，还利用假期回家乡发展会党。大冶者，大野也，民风强悍。著名的“红灯会”，有柯玉山、胡五、陈金山、金巴子、李云干等好汉三千余人闹过起义。黄申芗在那里设立参谋部，随时能号令会党发难。
孙武还跟京山人刘英接上了头。他们在日本就认识，刘英受共进会派遣带宋镇华回国协助孙武，按党人提供的地址找到孙武家中，两人摇着蒲扇相谈甚欢，喝尽了凉水又把一坛伏汁酒喝了个底朝天。最后身上的裤褂都被汗湿透，干脆脱了个光赤膊，来个“六月无君子”。刘英家本为京山富豪，较有美誉，襄河流域追随的人很多。他在永隆河开了一家“全盛美商店”，用作秘密机关和联络据点。店内还附设邮政信箱，派同志曾济宽掌理，接收海外鼓吹革命的书报函件。宣统二年京山举办自治，刘英认为是大好时机，主动到县府承担南乡主办人，更具号召力。京山一带是王匡王凤绿林好汉诞生之地，有造反传统，很快，刘英手中掌握的队伍猛增到3万多人。
至于汉口这个码头，孙武不会不知道“二刘”，一是他的柏泉乡党地皮大王刘歆生，一是青洪帮“刘大爷”刘玉堂。孙武前往拜见刘玉堂，发展他为共进会第一批会员，并将刘玉堂所属长江会党的某山某水某营一律改为中华山汉水光复堂，统一于共进会内。刘玉堂红黑两道，道道相通；三教九流，来得去得。因担任清廷侦探长，且善于结交，武汉文武衙门的巡捕侦探稽查等人，一有风声都告知他，他随时转告孙武，所以孙武消息灵通，未被官方逮捕过。刘玉堂还斥资在汉口招商局对面河街开设“新大方栈”，作为各省革命党人之秘密招待所，并对他们食宿舟车多作资助。由于其特殊社会身份，清方侦缉人员对他不能不有所忌惮。有时明知大方栈住有革命党人亦佯作不知。
1910年6月的一天，孙武等在另设的全省起义总机关汉口鸿顺里34号商议，把会党统一军队编制，襄阳、安陆、武汉、兴国、黄州的会党分设为第一二三四五镇，各归袁菊山、刘英、刘玉堂、黄申芗、彭汉遗率领。（据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载，“以黄申芗为第一镇统制、宋镇华为第二镇统制，其余三镇拟以彭、袁、刘等分统制。”）这种搞法跟唐才常、傅慈祥的自立军有些相似，反正是要把长江两岸闹得风生水起。
共进会拥有“五镇之众”，实力不可谓不雄厚。但是，由于会党散漫，盲目行动，潘鼎新所属焦逸仙部在湖南、刘英所属龚世英、刘伯奇部在襄河流域、黄申芗所属红灯会首领柯玉山部的暴动均告失败。汉口巡警道派警探多人密布罗网，伺机捕捉。于是，孙武下令五镇军队停止活动，自己避往广西。跟武汉初夏的雷阵雨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于是，共进会革命事业因之暂时停顿。”直到这年6月份，随着刘公、杨时杰等人的回国，才开始恢复活动。
21.共进会与文学社携起手来
文学社的成立，是1911年即辛亥年伊始武汉发生的第一件革命大事。第二件革命大事，就是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为这两个革命团体的联合起了一定作用的，还有个同盟会中部总会，三股或大或小的力量，就像三镇之组合而成为革命武汉、辛亥武汉。
花开三朵，单表一枝。再说说从低潮中重寻转机的同盟会中部总会。
同盟会中部总会与共进会的成立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源于对东京同盟会的不满，除了时间有先后，动机上一致，且都是湖广人主动精神之体现。湖北广济人居正又名觉生，他在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后在缅甸仰光任《光华日报》笔政，发表过许多反清文章。清廷驻仰光领事串通当地政府寻衅将其逮捕，此事引起震动。华侨纷纷营救，使居正的名声更大。居正获释后又到东京，与湖南帮谭人凤、宋教仁等谈及同盟会情况，知道章太炎、陶成章在东京成立了光复会总部，大有取代同盟会之势。1910年2月，孙文、黄兴策划的广州新军起义失败消息传来后，“时在东同志概灰心，党事已无人过问。宋钝初（教仁）亦拟避人避世，遁迹烟霞。”（谭人凤《石叟牌词》）同盟会出现相当的沉寂。
6月10日，孙文自檀香山秘密前来日本，随后黄兴和赵声也来了，这是同盟会最后阶段领导人的一次聚首。据说当时谭人凤要求改良会务，孙文表示同意。宋教仁发言时，孙文因对他一度支持章太炎、陶成章深为不满，激愤地说，同盟会已取消了，有本事尽可独树一帜。宋教仁问此话从何说起。孙文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怎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宋教仁、谭人凤一起反驳：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陶成章所持理由，东京亦无人附和，何得怪党人？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有关另设组织的事宜，孙文表示可容他日约各分会长再议。因日本政府只允许孙文作短暂停留，孙文这月24日就不辞而别。于是谭人凤等对孙文不满，认为“中山以总理资格，放弃责任，而又不自请辞职，同人不得已商议改组。非同盟会负中山，实中山负同盟会也。”
1910年7月，在东京的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开会，由宋教仁、谭人凤主持。大家的共同情绪是：“孙总理只注重广东，对长江各省一点也不注重，华侨所捐的钱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去，别处的活动一个钱也不肯给，现在我们要自己商筹一个办法去进行。”一致主张组织中部同盟会。宋教仁提出“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大家认为“下策太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还是以取中策为好”。以长江流域为革命进行地点。方针既定，随后谭人凤到香港和黄兴等人协商成立同盟会中部事宜。黄兴别无意见，只说须有款项方可。胡汉民则表示反对。谭人凤愤然说：“汝等以同盟会名义，掣骗华侨巨款，设一事务所，住几个闲散人，办一机关报，吹几句牛皮，遂算本事冲天，而敢藐视一切耶？”其时赵声已先期返港，劝谭人凤说：“各行其是，理他何为？”最后黄兴同意由同盟会中部在长江流域联络当地力量，在广州起义成功时作响应，还拨给谭人凤二千元活动经费。宋教仁、谭人凤等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开会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与会者29人中没有湖北人，湖南籍、浙江籍各有7人。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和《宣言》，表现了对原同盟会进行大事改组和改造的倾向。声称“本会由中国同盟会会员之表同意者组织而成”，“凡中国同盟会会员依本会法律入会者，皆为本会会员”。并和共进会一样抛弃了“平均地权”的纲领，声称“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还试图对同盟会以往的失败作出总结，认为其原因在于“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同盟会中部“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总机关设于上海，各省设分部，总理一职则虚位以待。同时一改同盟会组织的某些弊端，特别规定“会员皆一律平等”，表示要在机关内部实行“合议”制，防止“专制”独断，要求加强团结，消除“省界”观念。在起义策略上，同盟会以往的做法是“惟挟金钱主义，临时召募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持批评态度，表示要“培元气，养实力”，不轻于发难。8月2日第二次会议公推谭人凤为总干事长，各省分会负责人均已确定，居正虽未到会仍被推为湖北分会负责人。至于总会经费问题，早已采纳邹代藩的建议，把湖南新化的锑矿专卖权出售给日本，由张斗枢、邹永成回国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组织广惠矿务公司。
在东京同盟会总部长期涣散的情况下，同盟会中部总会在国内的成立，客观上适应了当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正在高涨的需要。不过，由于它比共进会文学社的成立较晚，距武昌首义仅两个月，且总部设在上海，并没有置身革命潮流的漩涡中，所起的作用不甚重要。
居正在回老家过了元宵节后到了汉口。在俄租界宝善里广惠公司，居正看到黄兴的来信：“吾党举事，须先取得河岸交通线，以便输入武器。现钦廉虽失败，而广州大有可为，不久发动。望兄在武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响应。”明确了居正在武汉的地位和任务，就是代表同盟会在武汉主持一切。居正很快找到曾同船去日本留学的沔阳人杨时杰，并通过他约来共进会的孙武和杨玉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