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蜿蜒日夜流，烟波浩淼水光浮；十里红尘迷夏口，鹤楼卓立在江头；隔岸琴台古，鹦洲芳草绿。
晴川高阁几春秋，登临东望洪山塔，直欲参天势未休；多少英雄留胜迹，莫使古人笑吾俦。
清末民初流传的这首歌，唱尽了武汉的山川形胜和钟灵毓秀。这是一首很好的武汉市市歌，应该作为乡土教材永恒地传诵。这里的“鹦洲芳草‘绿’”要读武汉话的“楼”音，既押韵，更亲切。正如《洪湖赤卫队》里的歌曲要用天沔口音唱才更原汁原味。
这座城市就是这样，它既具先天铸就的山川形胜，又有天人参会的欣欣气象。其品格特征则“上善若水”，为“茫茫九派”汇流之“中国”。亚洲最大的河流长江和它最大的支流汉水交汇于此，仅此一点就足以称雄于世、傲然于世。因为得天独“中”，所以得天独厚。
清代顾祖禹曾说：“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这或许是从当时视野来评点天下，实际上，武汉的地位后来已然超乎于襄阳、荆州之总和。
总之，俯瞰或更大视野地阅读这座城市，尽管不能获得全方位的视角，但是仍可能隐隐感到：武汉这个地方注定要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不发生是不可能的，那将会于天道、地道、世道所不容。
纵观历史，武汉的城邑文明可以上溯到3500年前，其显赫之始却在近代，辛亥革命使它一举成名。武昌首义中飙出了一座举世瞩目的中国“黑马”城市——它敢为人先、不负使命，以震古铄金的枪炮声，摧毁了自秦迄清的“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结束了2130年之久的“皇权时代”，让民主共和的旗帜首次高飘在龟蛇二山，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城市如人，有故事，有浪漫，有梦想。如果说人生有几步至为关键、最值得回顾，那么武昌首义无疑是武汉人一生中所走的最伟大的一步，也是武汉史籍中最辉煌的一篇。
1.赤壁之战的通天大火照亮这里
还有一首沈心工作词、日本小山作之助作曲的《十八省地理历史》，在清末民初也很有名，它唱尽了关内十八行省的特点，其中11段、12段唱的是湖广两省：
溯湖北鄂王封址，继轨说孙权，赤壁一火盖世名，人物几更换。滠口铁轨汉口船，交通九省宽，黄鹤不归楼自在，胜迹古今传。
溯湖南纵横山脉，衡岳看巍然，湘资沅澧倾东北，洞庭湖水宽。秦郡汉国古长沙，汨罗吊屈原，艰难起义定中原，将军仔细看。
湖北湖南关系密切，元明和清初均属湖广行省，康熙三年才一分为二，各自设省，但仍归湖广总督管辖，民间简称“湖广”、“两湖”。曾有一首荆江分洪时期的歌唱道，“湖南那个湖北，好地方啊……湖广熟来，天下足啊……”将它们珠玉合璧。有一句谚语说，“江西的粮够全国吃一顿午饭，湖广的粮够全国吃一天。”长沙明初隶属“湖广承宣布政使司”等三司衙门，而这些衙门都设在武昌城里，故形成武汉比长沙要重大的概念。毛泽东1927年在武昌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时曾回到湖南，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有段话说得确切：“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过去汉口比长沙高一等这不假，湘人到汉口多少有点从县城进长沙的感觉。辛亥志士李六如在《六十年的变迁》里写道，湖南平江他家族的人常到汉口去买东西。季曙阶是在汉口茶栈里“吃洋务饭”的经纪商人。“其师黄杏村是禀生，在长沙住过岳麓书院，并到过汉口一趟。大家都说他是眼界宽、见过大场面的人。”湖南的学生有很多求学于武昌都司湖畔的两湖书院，那里置斋舍二百余间，调取湖北湖南秀才，任掌教和分教的皆为两省名士。除经济外两湖地区文化的相融相通还可以从唐人刘长卿的诗中读出：“汀洲无浪复无烟，楚客相思益渺然。汉口夕阳斜度鸟，洞庭秋水远连天。孤城北岭塞吹角，独戍临江夜泊船。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谪去古今怜。”
武汉这座城市的成长非常特别，它由诸城特立到双城对峙再到三镇鼎立，最后合而为一，这在国内外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传说中的大禹是走进武汉的第一位英雄，大禹治水“西则岷蜀襄沔之众流聚焉。南则衡湘洞庭之巨浸汇焉”。其主要舞台在江汉之间，“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导水至于大别。”如果说大禹治水的中心地带和功成之处在江汉，这是一点也不夸张的，而汉阳的龟山（古大别山）可称作他事业的高峰。成书于周秦之际的《尚书·禹贡》最早记载了大禹“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过三巫，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清《日讲书经解义》等书记载：“禹先从嶓冢以浚其源，至于荆山、内方以旨其流，使由大别以入江而汉之源流治矣。”
——由汉水之“汉”，衍生出汉族之“汉”、汉朝之“汉”、汉字之“汉”及武汉之“汉”。乃至最后由“武汉”实现“灭满兴汉”，不能不说冥冥中有一种渊薮在里面。有人惊叹，汉水上游汉中与下游武汉分别为韩信和黄兴而设的两个“拜将台”，正好是中国帝王社会起止点的标志。一个是公元前206年的“亡秦”，一个是公元1911年的“亡清”，为将者“信”“兴”呼应（有点押韵），皆由汉江一水相连，其“吾将取而代之”的精神一脉相承。
禹的时代，武汉这一片从属于九州中的荆州。最早的城堡，并不在现在的中心城区，而是先后散落在远城区的黄陂盘龙城和新洲邾城等。作为商代南土，盘龙城在3500年前出现，是武汉城邑文明的端始。
当华夏族在黄河流域主宰沉浮时，楚人在长江流域的汉水中上游，“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披荆斩棘，不断开拓。春秋时楚武王、楚文王时期，鄂（武昌）进入楚国的范围。大约在公元前223年楚国灭亡前的东周，武汉周边地区先后有城邑十余座。屈原是中国第一位诗人也是第一个到达武汉的诗人，他抵达鄂渚（蛇山附近），登大坟（龟山）望郢，行吟泽（东湖）畔。屈原、宋玉的楚辞是楚文化发展的高峰，相应地产生了楚乐，如高山流水。知音传说是发生在武汉的最早的中国文人佳话，是中华民族元典《列子》、《吕氏春秋》记载的故事，因而是世界历史“轴心期”时代最具深邃意蕴的人类交流寓言。南北朝时期汉阳就有了琴台，延续至今。
汉高祖六年，沙羡县成为江夏郡下辖的14县之一，这是武汉地区首次正式设立行政建置。直到此时，这里仍地广人稀，相对沉寂。又过了若干年，“操自江陵将顺江东下，周瑜言于孙权，请得精兵数万，屯夏口。”（《夏口县志》）东汉末年三国时赤壁大战的通天大火把这里照亮，让武汉闪现在历史的视野。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一代词圣苏轼讴歌的周瑜，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是出现在武汉的一位军事英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令人何等神往。这个时候的武汉“以武而昌”，江北汉阳有卻月城，江南武昌有夏口城，双城对峙。孙吴先攻沙羡后克卻月，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会同刘蜀共同抗击曹魏，发生了著名的赤壁之战。
苏东坡本当把赤壁指示得十分明确，但是赤壁在何处后人竟有七种说法。蒲圻把地名改为赤壁市，有“武赤壁”之说，但是黄州“文赤壁”更有依据，近些年来江夏赤壁说又占上风。作为人类历史的活化石，金口赤矶山附近有众多与三国有关的地名：百人山、黄军浦、大军山、小军山、诸葛城、祭风台等，是有力的佐证。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已界定江夏赤矶山为赤壁大战发生地。
如果说赤壁大战是古代在武汉附近发生的最著名的战争，武昌首义则是中国最具影响的战争，也是第一场革命战争。
2.谁说此地“自古不帝都”
“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开篇之词，曾刻在龟山鲁肃墓旁的一棵树上，为一缕斜阳所照耀。武汉三镇与东汉三国似乎总有某种联系。
对武汉三镇地图百看不厌，看来看去忽然发现，如果南北颠倒地看，武昌、汉口和汉阳的分布跟北魏、西蜀和东吴的方位大相吻合。且从特质上分析，武昌颇像曹魏，大气，占有天时；汉口尤像刘蜀，人多，具有人气；汉阳则更像孙吴，有山有水，拥有地利。武汉三镇各据一方，岂不跟三国割据有惟妙的相似？“三”这个概念，可能对武汉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
沙羡县是武汉历史上最早的县邑，有研究者根据汉水南至沙羡入江，认为其县治就在今天的汉口，（一说沙羡县治在今天的金口镇）。终两汉四百多年，沙羡县一直建有城廓，故沙羡城是武汉中心城区建城之始。东汉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都在武汉留下了遗迹，如祢衡的鹦鹉洲、鲁肃的龟山墓、白马洲、关羽的洗马口、卓刀泉、刘备的郊天台、孙权的吴主寺、曹操的彤云阁，等等。魏黄初年，孙权把统治中心从夏口上游的公安迁到下游的鄂城为国都并改名武昌。公元266年，吴主孙皓已迁都至武昌。陆凯在武昌上疏孙皓时，引用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劝其从武昌还都建业（南京）。当然，那时的武昌是指鄂城或武昌县。魏蜀吴三方各自占据湖北，三国的临界点就在夏口（现武昌），司马懿曾称这一带为长江之“心喉”，争夺鏖战最剧。这是武汉开始跻身中华重镇之列的标志。
天时地利人和的武汉三镇上演着旷日持久的“三城演义”。双城对峙的出现是武汉第一次发展的鼎盛期。在沙羡城之后出现的江北卻月城在龟山北麓，城因如卻月而名；江南夏口城在蛇山西头，因对着夏水（汉水）入江口，故名夏口，后来武昌城门汉阳门的由来也沿此例。这样的城市格局持续了漫长的岁月。至唐代中期，武昌成为区域性行政、军事中心的地位大为增强，一代名噪史籍之宰相、曾任武昌军节度使的牛僧孺重建武昌砖城，并决定把汉阳汉川两县划属武昌管辖，这是大江两岸的行政建制首次合而为一。
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鄂王岳飞在武昌设大本营达七年之久，府衙设司门口。他三次从此出师北伐，后被十二道金牌强令班师武昌。岳飞对武昌感情很深，作于武昌的另一首《满江红》末句道，“骑黄鹤，却归来，再续汉阳游。”岳飞屈死后，武汉人作诗惋悼：“自古忠臣帝王疑，全忠全义不全尸。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并建全国第一座岳鄂王庙于蛇山，岁岁祭祀，还立“岳王府”石碑。800年后，武昌民众把岳武穆遗像重树起来，以发扬民族精神，激励抗日斗志。应该说，岳飞的英雄形象世代感召着武汉人，后来出现的汉口还有一条岳飞街。
南宋时期，武昌上升为长江三大城市之一，陆游曾认为武昌，“虽钱塘（杭州）、建康（南京）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冶铁、制瓷、造船业非常发达。武昌洪山的无影塔，为南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年）兴福寺遗物，为武汉现存最老的地面建筑。至元代，武昌早已超越江陵、襄阳成为政治中心，设湖广行省治所。湖广行省的管辖范围包括湖北湖南广西全部和广东贵州的一部分，是全国最大的行省。元世祖封子脱欢为镇南王，后泰定帝封其子宽彻普化于武昌，设立元代封国——威顺王国。如今蛇山黄鹤楼前的孔明灯即胜象宝塔，一般人认为它是建于至正三年（1343年）的陵墓建筑（《广阳杂记》：“大元至正中威顺王太子建”），但并没有墓葬特点。1955年修长江大桥拆除它时，在现场没有发现葬具及遗葬遗物，仅从塔底清出一件石幢和密封铜瓶。瓶底刻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岁在甲戌九月乙卯谨志”，瓶腹有文：“如来宝塔，奉安舍利；国宁民康，永承佛庇。”基本认定它是西藏佛教密宗佛塔“喇嘛塔”。
明万历元年（1573年）姚宏谟在《重修晴川阁记》中，第一次把武昌府城和汉阳府城合称为“武汉”，有“武汉之胜迹”句。明朝中叶汉口悄然崛起，约200年后成为天下四聚和四大名镇之一。清初的《大清一统志》中说，它“往来要道，居民填溢，商贾辐辏，为楚中第一繁盛处”。与武昌、汉阳形成鼎立之势。“武汉”之称自然开始包括汉口了。
有一种说法是武汉“自古不帝都”。武汉作为战乱水患频仍之地，确实不具洛阳、南京等地之帝都之相。但是，仍有几个短暂的朝代和政权曾在此设立都城。陈武帝永定三年（公元559年），萧庄在郢州称帝。郢州城是东晋刘宋王朝时在东吴夏口城的基础上筑建，这最早的城垣至今还有遗迹。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南方红巾军徐寿辉的天完政权定都汉阳并营建宫室，其遗址汉阳公园内现有红巾湖。不久，沔阳人陈友谅改天完为大汉，以武昌为中心，与北方红巾军朱元璋争夺天下。至元十四年，继位于武昌的陈友谅幼子陈理出降，大汉政权终告结束。
“东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继元世祖忽必烈之后，明太祖朱元璋是到过武汉的第一位皇帝。他驻跸武昌，奇袭汉阳门，后曾在陈友谅墓前发“人修天定”之叹。朱元璋立第六子朱桢为楚王驻藩武昌。翌年开始，江夏侯周德兴按“王城”的规模和形制，用长达10年的时间，将唐、宋、元以来的鄂州城，增拓改建成一座内筑夯土、外砌砖石的大型城池，把蛇山装进了武昌城里。有专家估算，明代所建的武昌城垣大约使用了两亿块城砖。在武昌蛇山南麓还建了楚王府，这城中之城延续260余年，跟清王朝存在的时间差不多。继“大顺帝”李自成之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张献忠进攻武汉，楚王府守兵大开保安门和文昌门投降。大西政权以湖广会城为京城，这是武汉曾作为封建“帝都”的最后一次。
担任过孙文政治顾问的宫崎滔天日记中写道：早在1897年，孙文就开始设想未来中国的定都及大都城建设。提出：“仆常持一都四京（五大镇）之说：武汉（都）、西京（重庆）、东京（江宁）、南京（广州）、北京（顺天）。”孙文设想的“五大镇”特别首选武汉为都城，是对当时中国大都城战略布局的一种深思熟虑。持这种意见的不乏其人。1898年9月，康有为在《请设新京折》中写道：“武昌扼江汉之汇流，为全国之中地，人民辐辏，远近适均，出海而争，进退皆宜，比于北方长安、河洛之塞，南方金陵、临安之偏，较为胜地，今营新都，武汉似可。”宋教仁、章太炎等都是力主过在武汉建都的。
“我父王晏了驾龙归海口，在汉阳建了都名扬九州。”有关唐朝李旦建都汉阳的墓表戏唱词广为人知，且汉阳有太子湖，但李旦此人不足为信。如果算上100年前武昌首义革命军成立檄令全国的军政府、1926年国民政府由广州迁移武汉、抗战期间武汉亦当过战时首都，以及解放后毛泽东40多次到武汉——他在北京以外呆得最久的地方，武汉的“准帝都”地位似乎是不容置辩的。
3.张之洞使汉口成为近代“深圳”
如果说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大清国在世界上处于整体弱势，当时国内尚存生机的城市，可以上海、天津、汉口为“三个代表”，它们是晚清中国现代工商业城市的三鼎足。而汉口大有“驾乎津门，直追沪上”之势，日益显示其在全国的翘楚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