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王近山以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代兵团司令员身份，率领志愿军第十二军、第十五军、第六十军入朝作战，赶上了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众所周知，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志愿军在撤出战场时，遭到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反击，受到损失。其中，志愿军第六十军一八Ο师成建制失利。一八Ο师在朝鲜战场上的失利，受到了最高统帅的高度关注。一边对朝鲜战场上的仗如何打进行了战术调整，一边对失利的责任归属问题展开了调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的著名思想。开始把在前线的指挥员分别调回北京谈话。王近山是谈话的对象之一。
王近山接到彭德怀打来的“毛主席召见”的电话，第二天就从兵团驻地出发，心事重重地赶到北京，驻进了北京饭店。王近山住407房间，军事参谋武英住410房间。
王近山抵京的报告当天就报上去了。王近山坐立不安地等待“毛主席召见”。然而，王近山一等就是7天。
第7天，“毛办”来通知：夜12点到中南海主席办公室。前些日子是盼着早点被“召见”，现在真的要“召见”了，反而有些后怕了。这一个星期的等待，就像在朝鲜战争的“礼拜攻势”一样啊！王近山的思路被搅乱了，不知怎样向主席汇报，更不知汇报些什么好？
夜11时30分，按通知要求，王近山带上武英坐上了事先准备好的小车，前往中南海。很快，小车顺利地进入中南海，停到了一个很大的停车坪上。
值班军官走过来对王近山说：“首长，请稍等几分钟，主席的客人还没有走。”
王近山回到车上，刚落座，就看到很多外国人从主席的屋子里走出来。
这时，值班军官叫王近山和武英进去。武英犹豫不决地说，“王副司令，我还是不进去了吧，在这里等你！”王近山还未开口，值班军官的声音就传来了，“对不起，主席指示过，请你们二位一道进去。”
手里夹着一支香烟，正在踱着步，等他们。室内烟雾缭绕。王近山和武英向敬礼，王近山轻声地说，“主席好！”点点头，示意他们坐下，他自己也坐了下来。
“王近山同志，你把第五次战役的详细情况和一八Ο师受损失的原因先谈一下。”开门见山，不加寒暄，显然心里面是恼怒的。也是人，一个建制师交给你，你没有带好，还失利了，不发火，应该说已够大肚的了。
王近山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勉勉强强讲完了一八Ο师的情况，说了一句“一八Ο师受损我负主要责任”后，再也说不下去了。片刻寂静后，王近山求助似地说：“主席，汇报不到的地方，是不是请武英参谋补充一下？”
顾着吸烟，不露声色地点了点头。
武英开始汇报。当武英讲到“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在自隐里本来有机会围住美军一个建制团，王司令极力主张吃掉它，说吃掉这个美军团和一个法国营，毛主席会拍手叫好”时，点了点头。
武英继续讲：“还有，底下那些军长对这种运动战打法也都有看法，朝鲜半岛东西海岸线就那么窄，大兵团很难迂回分割敌人，再者说，敌人已摸透了我们的进攻能力，七天攻势之后；敌不****，我也自退。李奇微发明的那个所谓的‘磁性战术’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他学的就是主席在游击战争中的‘16字令’。敌人战术变了，我们不变，还是硬穿插，你追它一天，爬山越岭，敌人乘车一小时就脱离了；相反，我军退上一天，敌人一小时间就能追过你的前头。一八Ο师吃的就是这个亏！”
听到这里，把手中的烟蒂摁在烟灰缸里，转了转，一缕青丝绕绕升起。的面部表情明显有所缓和，说：“王近山同志，你这个参谋说得比你有条理，他在为司令员辩护哩。有关第五次战役和一八Ο师的情况，六十军的领导是否也是这么认识的？”
犀利的目光直逼王近山。
王近山赶快避开那灼热的目光，说：“六十军的干部对第二阶段战役指挥有不同意见，主要认为我指挥方面失误出的毛箔…”
毫不客气地打断王近山的话：“现在是调查研究，还不到做结论的时候，谁负什么责，调查完就会明确的，有责任推不掉，无责任也拉不上。现在，要把志司、兵团、军、师各级责任分别搞清楚才行。”
王近山再次语塞。
武英大胆插话，打破了冷场：“主席，来京之前我和刘有光主任参加过六十军团以上干部总结会议，韦杰军长和袁子钦政委都认为兵团把该军两个师分别配属十二军和十五军，所以造成自己无能力及时援救一八Ο师。”
重新点起了一支烟，目光从武英身上移向王近山：“王近山同志，刚才听你们汇报后，看来各级均有不同责任，而主要责任谁负，还得进一步调查，有人给我写信说是你右倾造成一八Ο师损失，看起来还不能马上做出个恰当的结论，你能把汇报的情况拿出充分证据来吗？”
“可以。”王近山回答。
武英补充道：“战役的两个阶段，我都记了阵中日记，敌情、我军部署，实战进行时间、地点和情况，都是准确的。”
站了起来，“那好，把这个日记拿来我看看再说。今天先谈到这里，外面还有人等着见我。”
王近山如释重负，和武英一起敬了个礼，退出办公室。
回北京饭店的路上，王近山往死里想，到底是谁写了“告状信”呢？
回到北京饭店住处，进房门前，王近山还是憋不住叫住武英：“武参谋，你分析一下，到底谁会写信给主席告我的状？”
一路上，两人都没有说话。武英此时的喉咙似乎粘膜浓，发出来的声音有点含糊不清：“我哪里知道。”
王近山不满地瞪了武英一眼：“你不知道才怪呢？连我想什么你都知道的一清二楚，三兵团还有什么事能瞒住你？算了，不谈这个，你明天快去快回。”
第二天一早，武英就从北京赶往朝鲜。
7天后，武英从朝鲜战场返回北京，带回了阵中日记和作战命令、敌情汇总等文件。当天向“毛办”报告，即得到通知晚11时，由武英单独送去，王近山不必去。
晚上11时，武英按时到达中南海。值班军官除了接走了武英手中的阵中日记等外，还通知武英：“毛主席请你再进去谈谈。”
这一下，武英傻眼了。什么都没有准备，谈什么呢，脑子里一片空白。紧张有余的武英，硬着头皮走进了住处。
坐在沙发上，一只手举着烟，另一着手示意武英坐下。武英胆怯地在靠门边的那张椅子上坐下来。
见了，说：“你不要与我保持这么大的距离嘛，我两个讲话还要扩音器喽！”
武英只好移了移，坐到离较近一点的椅子上。
一边翻手中的阵中日记，一边说：“你老实讲，你们王司令有没有右倾情绪？”
“没有。”武英不假犹豫地回答，“王副司令外号王疯子，打起仗来常常在第一线指挥。在朝鲜我军没有制空权，除了王副司令，没有谁敢在白天开车行动的。主席问一下彭总、刘邓首长和徐总就知道，他们对王副司令很了解，还有兵团下面军长师长们。现在看来，王副司令员倒是有轻敌思想，他从不把敌人放在眼里。”
“那好，我看完这些材料再通知王近山来，你告诉他，让他通知六十军、十二军、十五军的三个军长分期来北京，我要抓他们谈话，每周来一个军长就行了。他们到后马上向我报告，以便安排时间。另外通知三个军长，回北京后，不许见家属。”说完，吸了一口烟，示意武英可以回去了。
武英回到北京饭店，向王近山作了汇报。王近山说：“武参谋，你按主席的指示，直接打电话通知各军军长，按主席排定的顺序，先叫韦杰、然后曾绍山，最后秦基伟。通知时，把主席的要求告诉他们，这次回京是高度机密，不许见家属。”
确实，这次三位军长从朝鲜回北京，不仅是机密，而且可以说是绝密。因为，三位军长离开军里时，连军政治部主任都不知道。
韦杰是第一个到北京的。他住北京饭店二楼。韦杰顾不得擦把脸，直上四楼，奔向王近山房间。
“王副司令，主席召见，有什么精神？先透露点，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韦杰已顾不得上下级关系了，到了407房间门口，见房门没锁死，“嘭”的一声就推门进去，开口便说。
显见，此时的韦杰，心里面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没有谁比韦杰更怕见统帅部领导了。因为一八Ο师是他这个军长指挥的呀！
王近山在洗脸间刮胡须，一听声音，手上拿着刮刀，下巴涂着肥皂泡，走出来，苦笑着说道：“老韦啊老韦，主席那有什么精神，我哪知道？主席要单独见你们军长，一个一个谈，肯定还要侧面了解我。老韦，你可要实事求是啊！别像有的人告御状，说我右倾。”
“主席面前，我哪敢胡说呀！”韦杰顺口说道。
“正好，你来了，我就该躲一躲了。明天去邢台留守处，看看老婆孩子去。”王近山说着，朝洗脸间走去，“老韦，你先坐一会儿。我清理一下胡须，再和你坐坐。”
韦杰说：“你先忙你的，我明天再来！”
第二天，韦杰知道王近山真的去了邢台，只好去抓武英：“武参谋，先透露点风吧，主席和王副司令都谈了些什么？”
“还能谈什么，第五次战役，一八Ο师呗！”武英直白白地说。
“主席当时的精神状态怎么样？也就是态度，没朝王副司令发脾气吧？”韦杰谨慎地问。
武英开始不想说，但后来还是如实相告：“这个……，这个……，主席反正很不高兴。主席说了，要分清各级责任。”
召见韦杰的过程最为神秘。接到“毛办”通知后，武英做主，安排王近山的座车送韦杰。王近山的车几次出入中南海，手续简单多了，不需要多少时间就“通关”了。但没有想到，韦杰进中南海办手续没用多少时间，而谈话却整整用了一夜时间呢！至于谈了些什么，因韦杰守口如瓶，至今仍是一个谜。
谁都想解开这个谜。
一宿未睡的武英，是最先想解开这个谜的人。他见天快亮时，韦杰回来了。于是，他连忙迎了上去，关切地问：“韦军长，同主席谈得怎么样？主席批评你没有？”
韦杰笑了笑，没有开口。
武英发现，此时的韦杰，精神抖擞，两眼炯炯，没有像一宿没睡的样子，心情格外的好。武英心想，自一八Ο师失利后，韦杰一直沉默不语，心事重重，今天是滋润了什么样的阳光雨露了？！
武英又追问了一句：“韦军长，今天你年轻了许多哦！是不是主席……”
韦杰打断武英的话，说：“主席没表扬！”
武英见韦杰不愿多谈，只好不再问下去。准备回房间休息。这时，韦杰忽然唤住武英，问：“武参谋，我在朝鲜当着你的面发过什么牢骚，讲过什么怪话吗？”
武英一愣，不知此话从何谈起：“韦军长，你怎么问起这个来呢？”
“主席问我，有没有当着你的面发牢骚，我想了半天，回答主席，我从来没有当着武英说过怪话，主席就没再问下去。”韦杰说。
韦杰单独受到接见后，跟在他后面的曾绍山和秦基伟也先后到了北京。觉得没有必要再一个一个谈了，就同时召见了曾绍山和秦基伟。没有想到，同样问了韦杰一样的问题，“有没有当着武英的面发牢骚”。
秦基伟和曾绍山“心虚”，在面前只好乖乖地承认了，并认了错。秦、曾回来后，抓武英“算账”，武英才恍然大悟，原来武英想起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前，在那间独立草房中，他和曾绍山、秦基伟两位军长闲聊时的情景。武英忙表白：“秦军长，你可别冤枉我，我跟主席只是说，有的军长、师长对战术打法有些意见，可从没说你们二位军长发牢骚啊！”
秦基伟一怔，苦笑道：“这么说，是我和老曾不打自招了？”原来，他们俩是说过一些“换统帅”的牢骚话，在那儿又不敢否认，只好当场向认了错。
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六十军一七九师和一八一师分别配属给了秦基伟的十五军和曾绍山的十二军。秦基伟和曾绍山自然也成了“召见”谈话对象。
秦基伟和曾绍山谈话之后，又找刘伯承、、徐向前等作了大量调查，并与回国的彭德怀和志愿军参谋长解方了解情况。至此，的调查告一段落。“毛办”通知王近山，“主席在香山别墅会见”他。
这一次会见与上一次召见，除了地点不同外，气氛也不同了。
王近山带着武英走进在香山别墅的客厅，看到含笑脉脉，请他们坐下，随手拿起武英呈送的阵中日记递给王近山，说：“这些我全看完了，仍然交还给你这位司令员。”接着，点起一支烟。慢悠悠地说：“王近山啊，一八Ο师受损失的问题，现已全部查明，主要责任并不在你，望你放下包袱，继续打好以后的仗。我给彭德怀和韦杰都讲过，一八Ο师那个师长必须撤职，今后不能让他带兵作战。你是个常胜将军，我早就知道，但不能轻敌和骄傲。啊，你这个兵团司令员，对今后的作战方针，可以提些建议。”
数月来，王近山心头上的那块沉重石头，一下子落了下去，顿时觉得浑身轻松起来，不由感激地说：“还是主席英明，分清了是非，我一定不辜负主席的期望，以后的仗一定打好，主席，您就听好消息吧！”
表态后的王近山，与前些日晋见最高统帅大有不可同日而语，他重新变得思路灵活，伶牙俐齿：“主席，我认为在朝鲜我军应采取以阵地作为依托，局部反击的歼灭战，不打则已，要打就吃掉敌人一块，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联合国军’要赖在朝鲜，咱就跟他耗，看谁耗得过谁！”
听后高兴地眯细了眼角。说：“很好，我们想到一起了。怎样巩固阵地，你想过没有？”
王近山趁机谈了构筑山洞工事，集小胜为大胜的战法。
大悦，脸膛放光。他重新燃起一支烟，从沙发上站起来，在室内踱着步子，“王近山啊，你真不愧是我军的优秀军事人才，名副其实的一员战将，我和三兵团的三个军长都谈过，他们也提过类似建议，但都没你这么深刻。回朝鲜你向彭德怀同志汇报一下，我正在考虑改变对美军作战的总方针。今天就谈到这里，我等你的好消息。”
后来，王近山给带来了好消息：1952年10月，“联合国军”发起了所谓的“金化攻势”，王近山指挥十五军、十二军在上甘岭奋战43天，歼敌6万余人。著名的上甘岭战役载入了史册，还拍成了电影，影响了一代人。如今，许多人仍不知道，直接指挥上甘岭战役的最高部队首长就是王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