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信息学系统科学方法论研究，三个理论层次的研究方法论的形式和体系的确立系统科学方法论已成为信息研究和确立信息学的研究方法。系统科学方法论在用于研究信息学及其他学科中，自身也在证伪中发展、完善和创新着。已形成三个理论和应用层次：一是，哲学意义的系统科学方法论，这是作为普遍意义、指导理论研究的思想体系和认知方法论。如，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适用于普遍学科的认知方法论。二是，一般意义的信息系统方法论，它在具体的研究中能体现出研究对象的整体与部分，如耗散结构、协同论、突变论等，也是从认识及方法论的角度去关照研究对象，是分析与综合的一种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三是个别学科的具体信息研究方法，是在具体学科中应用信息科学的某一具体方法而开展的范畴性研究，以使某一学科得到多方面、多角度的理论关照，如，美学研究中接受美学理论的出现。
（三） 信息学研究及方法论与其他学科的联姻、交叉，进行新型、边缘学科的研究这种系统科学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交叉、联姻，开辟和发展了新的研究途径和领域，建立了新的学科范式。目前，在信息学的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两种研究视角和理论创新方式。
1． 由信息学研究及方法论去研究、关照传统学科的理论创新。这种研究的主体是传统学科，是采用新的信息科学去关照、探索，并在研究中创新传统学科。
2．在某一学科研究中，吸收和汲取信息系统科学方法论和信息新的理论研究成果，研究的主体是某种具体学科。这种研究往往是某一对象的研究中，会同时出现多种信息研究方法论及研究手段。
3．信息学研究及新学科的特点超越了传统的社会学方法、准则，社会事实不再是唯一的研究起点；建立起了“虚拟” 网络世界及超越物质时空的突变性时空理论。
超越了传统哲学思维的“线型” 方式，建立起了生物学的“非线型” 思维方式；研究对象呈现出“扁平”、立体、交叉的新格局，研究的主体在瞬间会换位为研究的对象。
超越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严格界限，突破了传统学科的界定和划分；新学科、交叉学科大量出现。
超越了知识体系及理论架构的范式稳定性，科学续进、范式革命已成为主潮；证伪理论P1→TT1 →EE→ P2已成为信息研究的研究逻辑；“科学始于问题” 已成为信息学理论探索路径的哲学出发点。
参考文献：
[1]N·维纳．控制论（二版） [M] //郝季仁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2]L·V·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应用 [M] //秋同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3]L·V·贝塔朗菲，A·拉威奥莱特．人的系统观 [M] //张志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4]A·F·C·汉肯．控制论与社会 [M] //程明译．西安：陕西科学出版社，1986．[5] 魏宏森．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6] 王雨田．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7]I·普里戈金．从存在到演化 [M] //曾庆宏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8]H·哈肯．关于协调学·自然界中的混沌和有序 [J] //郑玉玲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3，（1） ．[9]H·哈肯．信息与自组织 [M] //郭治安等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10] 金吾伦．跨学科研究引论 [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1]（美） 吉利斯．发展经济学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2] 袁志刚．知识经济导论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3] 于光远．经济学大词典 [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14] 乌家培．信息与经济 [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15] 余志和．信息时代纵横 [M] ．北京：京华出版社，1998．[16] 时文生．世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与前景 [J] ．情报学进展（1卷） ．[17] 刘昭东．信息工作理论与实践 [M]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18] 马费成．信息经济学 [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19] 倪波等．信息传播原理 [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20] 罗时进．信息学概论 [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21] 周光召．知识经济正在来临 [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22] 钟义信．信息与信息化——知识、方法、应用 [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23] 陈胜昌．知识经济专家谈 [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24] 李相超．全球“信息高速公路” ———跨世纪的宏伟工程 [M]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25] 郑英隆中外信息产业理论比较 [M] ．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26] 黄长着．面向21世纪的中国图书情报工作网络化研究报告 [R] //我国信息资源共享的战略分析．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在参考上述主要书籍及相关的信息类期刊、文献资料的同时，还参考、翻阅了综合、经济、信息、社会学类的统计年鉴及统计资料。）原载《情报资料工作》 2005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图书情报》 2005年第7期全文转载。
民生问题与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
———以甘肃省七家学术理论刊物为例
王旭东
一、何谓民生
民生是指国民（城乡居民） 的生活问题，孙中山先生曾将民生要素概括为衣、食、住、行四项，时代在发展，民生问题的要素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即使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民生四要素论，也是如此。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民生问题主要是衣、食之忧，现在绝大多数人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如何更好地解决住、行等问题，以及其他新的生活要求。近20多年来的发展实践表明，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市场经济更加凸现出教育作为民生之基、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收入分配作为民生之源、社会保障作为民生之安全网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1]。当然，其中所有国民均免除生存危机仍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低目标。
古人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人为本，必须关注民生。民生问题事关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和切身利益，事关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又是社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解决好民生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功。
我国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必须更加重视各种民生问题且需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新的发展时期，政府有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之义务，有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之责任；学者也有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之道义，有研究民生和提供解决民生问题方案之责任。舆情导向系统的作用有五个：引导作用、化解作用、慰藉作用、激励作用、批判作用；媒体导向系统是舆情导向系统的一个子系统[2]。作为知识生产机构的理论刊物，是媒体的一种，更有把握选题、发布交流、影响决策的社会责任。
二、甘肃理论刊物上的收入分配问题观点评述
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是2005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3]。甘肃省部分期刊对此给予较早的关注，刊发该类代表性文章18篇。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一个突出问题，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人对于改革前景的考虑，从以往关心自己能够获得什么为对自己将在进一步的改革进程中将失去什么的忧虑所取代。如何公正地分配改革代价，已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
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社会各界和舆论关注的焦点。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有利于逐步建立科学完善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本文选取2003－2006年上半年甘肃7种理论刊物，对该问题予以简要评述。
（一） 解决收入分配不公、不合理，加快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解决收入分配不公，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要的前提条件。中国社会当前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以及社会不同阶层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刘葆华认为，灰色分配是导致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反贫困，反腐败与经济增长都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硬道理[4]。改变当前收入分配不公的措施是：加快城市化发展的速度，缩小和遏止城乡差距，利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村和西部地区的投资，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加强政府宏观调控，限制和缩小行业差距，完善社会保险体系，保障社会低收入成员的生活。
周国良认为，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历来是经济学关注的焦点，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收入差距不仅在个体之间，而且还在群体之间逐步扩大。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既有政策性的合理因素，也有制度性、体制性、非法性的不合理、不合法因素[5]。
收入差距的拉大对国家政治的安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都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面对收入差距的拉大，政府要加强调节和治理力度，其基本原则是：“保障最低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诚然，适度的收入差距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增强经济效率。但是，过大的差距则会导致贫困、社会冲突、低收入者得不到发展与改善自己处境的公平机会等一系列妨碍整个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严重后果[6]。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化源于政府行为的“失控”，形成于政府行为的“扭曲”，而解决的途径也只能是政府行为的“规范” 和尽快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以法律手段为个人及经营主体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与此同时，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的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伏兰君分析了产生收入差距过大的因素，区分了哪些收入差距过大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甚至是非法的并将提高低收入者群体（主要是城镇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农村居民） 的收入水平，取缔非法收入（包括违法经营的“黑色经济” 非法收入，以权谋利的“权力经济” 非法收入），作为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两大重点，提出了一些对策思考[7]。
党的“十六大” 报告明确提出了要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朱智文、张存刚认为[8]，在收入分配上要尊重和保护不同所有制经济活动主体、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利益，既要确立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原则，又要确立对各种合法收入（包括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 进行保护的立法和机制，从而更充分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以加快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二） 消费需求与税收改革的关键消费需求不足是需求不足的主要方面
熊俊着重分析在大额刚性支出存在的情况下，收入差距过大是如何制约消费需求增长的[9]。主要结论是，收入差距过大会强化低收入群体的储蓄行为，使他们的消费倾向降低，同时扩大低收入群体，这使得该群体的行为、预期和情绪对中、高收入群体的影响加大。其次，中等收入群体的危机感增强，消费倾向降低。最后，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行为对高收入群体有“示范” 作用，同时，中、低收入者的不满情绪会使得许多高收入者有“隐富” 行为，从而使得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降低。对此应采取一系列标本兼治的对策。
周国良又认为，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理当承担起干预、调节收入公平分配的重任[10]，但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税收调节社会公平的再分配功能极其软弱，并且存在强化收入不均等的趋向，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现行税制的不合理、不规范、不健全以及征管措施的不到位所致。为了强化税收在收入公平分配中的作用，应尽快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及其征管措施。他又对收入分配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进行了系列研究，需求是刺激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没有需求长久持续的扩大，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1]。就我国目前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来看，扩大需求的关键是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的重点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制约我国当前居民消费需求扩张的原因，既有收入分配不公方面的问题，也有非收入分配因素的影响。鉴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努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与税收改革，使得二者之间协调发展。
为了使得我国经济与税收更好地协调发展，解决目前税制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国正在酝酿新一轮的税制改革。对于税收的研究，众学者集较多精力于税制改革的研究。黄华一另辟蹊径，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及SPSS软件对我国1952 年至2002 年51 年间的总税收与国民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12]。在此基础上，将我国税收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分析了三个阶段形成的制度原因。同时，模拟出了对现实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后两个阶段的非线性模型方程，检验结果优良，为进一步研究税收问题提供了模型支持。
李福安提出从按要素分配公平和按劳分配公平出发，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的同时应并重公平；从政府参与再分配的三大职能出发，在国民收入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同时应兼顾效率；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理论分析和实践考察出发，国民收入分配应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让效率在公平中不断提高，让公平在效率中更好地实现。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同时要注重公平、再分配同时要注重效率[13]。把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国民收入分配不以效率与公平谁先谁后，而以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似乎更为合理。让效率在注重公平中不断提高，让公平在注重效率中更好实现。
（三） 分配不公改革举措与和谐社会建设
贺宾认为发生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代价分配不公，引发了社会种种不良反应，累积成今日无法回避的社会矛盾，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14]。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改革代价的公平分配一方面应坚持机会均等的原则，以促进效率的增长；同时又应对那些为改革付出代价的社会群体做出补偿，以实现“矫正的正义”。这两个方面须统筹兼顾，均衡发展，为此，就需要国家和政府通过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改革代价分配机制，有效地协调由更深刻的利益格局调整所引发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