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在姑臧，那么就如有些论者所言，武威郡治始治武威，即今民勤县东北，而后才迁至姑臧，那么注文中的“西北”，倒可能是“东北” 之误。其次，如上所言，如果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姑臧县城已由西北二公里的锁阳城迁至今天的武威市，李贤注《后汉书》当应有所交代，不能光讲“故城” 而不讲“新址”。再说，不论姑臧县城是否东迁，匈奴求和亲，自然应该到武威郡治姑臧，李贤在这里专门注出武威郡故城，似乎姑臧县虽迁，但郡治仍在故城，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第三，《水经注》 征引王隐《晋书》 “凉州有龙形，故曰卧龙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本匈奴所筑也”。郦氏对此持肯定态度，即凉州城，也即姑臧城，最早是由匈奴所筑。所谓“故城”，当亦指此。说都野泽正源（即汉之谷水） 流经姑臧县故城西，亦未尝不可。第四，匈奴所筑盖臧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依汉里计，1里＝415.8米（王莽货布尺和铜解尺以及汉简常规尺寸），7里＝2910.6米，3里＝1247.4米，而今天的赵家磨锁阳城遗址，位于赵家磨村北200米，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20米，南北宽90米。墙垣皆毁，仅存后代庙址2处。城址曾出土有灰陶片和汉砖，确系汉代遗物。但从规模和形制上看，两者相差甚远，不可能是西汉之姑臧城。
第三种说法，姑臧故城始终就在今武威市城范围之内。这一说法最早见之于《西河旧事》。其后王隐 《晋书》、《水经注》、房玄龄等人所撰 《晋书·张轨传》、《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 以及清人王先谦的《汉书补注》 和《后汉书集解》 均认为，后世姑臧城是在匈奴盖臧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 的基础上整修而成，尤其是《嘉庆重修一统志》，将姑臧城由匈奴始筑、后经历代整修利用、一直到元代的建置沿革叙之甚详。今人梁新民《姑臧故城地理位置初探》[3]一文认为：东汉武威郡的官署遗址，前凉张氏“大城姑臧” 的一些重要遗址以及后凉吕光时修筑的罗什寺及罗什寺塔均在武威城内。隋末李轨割据武威，又在原城基础上增筑外城，直到洪武十年，都指挥濮英又将原城“增高三尺，周减三里许”。说明武威城一直是历史上的姑臧城，并未迁治，只是历代修建的范围大小不同而已。笔者赞同这一看法。
张掖
张掖县，前汉置，属武威郡，在今武威城南，后汉因之，曹魏废。由于相对于武威郡其他各县，张掖县设置时间较短，曹魏以后再未复置，因而早期史书有关张掖县的史实及沿革反映极少。后世一些史地著作中大都认为两汉时期的张掖县在武威城南，如乾隆《大清一统志》、王先谦 《后汉书集解》、钱坫等 《新斠注地理志集释》、汪士铎 《汉志释地略》 等。但问题在于在武威以南什么地方？说法不一：其一，在凉州以南二百里。《旧唐书·地理志》 所记河西节度使所辖军镇有“张掖守捉，在凉州南二里，管兵五百人”，校勘记曰：“《通鉴》 卷215注‘二里’ 作‘二百里’” 。《新唐书·地理志》 “凉州武威郡”下亦曰：“南二百里有张掖守捉。” 很明显 《旧唐书·地理志》 “二” 后脱一“百” 字。
《通典》 卷172云：“张掖郡守捉，东去理所五百里，管兵六千三百人，马千匹。” “三”恐为“五” 之误。而《元和郡县图志》 卷40亦云：“张掖守捉，东去理所五百里，管兵六千五百人，马一千匹”，校勘记云：此“五百里”，疑“五” 为“二” 之误，想把这两条记载与新、旧《唐书》 的记载一致起来。其实，从驻防地点及管领兵马数额看，张掖守捉在唐代数百年间似有大的变动，或因后来防守吐蕃的需要而曾迁徙过。与汉代张掖县无涉。
由于新、旧《唐书》 的这一记载，后世一些史家都把两汉张掖县同唐代张掖守捉联系起来。清人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 “张掖” 条下曰：“唐书地理志，凉州南二百里有张掖守捉，盖因旧县为名”。似乎两汉张掖县与唐代张掖守捉在一个地方。王先谦《汉书补注》、安维峻《甘肃全省新通志》 卷13《古迹》 “张掖废县” 条也都原文因袭。其二，即今武威市张义堡。《中国历史地图集》 和《中国历史地名辞典》[4]持此说。其三，在武威县以北洪祥滩。王宗维《汉代河西四郡始设年代考》 以及《秦汉之际河西的民族及其分布》[5]二文认为：“今武威县西北与永昌县交界处的洪祥滩，汉代墓葬建筑遗址很多，这里有个地名叫张义，据云是因张义沟得名，大概这就是汉代张掖县的遗址。” 不难看出，不论是南二百里张掖守捉之说，还是今武威县张义堡之说，抑或武威以北洪祥滩之说，都是从后世地名发音上来联想，缺乏直接根据。以上诸说，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 一书辨之甚详。同时李书根据“居延里程简” 中“偦次到小张掖六十里” 的记载，考定汉代偦次县故城在今古浪县土门镇西三公里处的王家小庄附近。由此六十汉里（即今25公里） 的张掖废县应为今武威王景寨故城。这一看法，把过去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但考之“悬泉里程简” 的记述，仍不尽相合。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把“居延里程简”[6]
引述如下：
长安至茂陵七十里
茂陵至茯置卅五里
茯置至好止七十五里
好止至義置七十五里
月氏至乌氏五十里
乌氏至泾阳五十里
泾阳至平林置六十里
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
媪围至居延置九十里
居延置至 裹九十里
裹至蹅次九十里
偦次至小张掖六十里
删丹至日勒八十里
日勒至钧著置五十里
钧著置至屋蘭五十里
屋蘭至氐池五十里 [7]
四栏简文分别记述了从长安到河西张掖郡氐池县的四段路程。其中第三栏记述的是由汉代媪围到武威郡张掖县的一段里程。看得出来，所记里程的行走路线与“悬泉里程简”
第一栏所记述的路线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从今天的靖远哈思堡渡河进入今景泰县境，绕过县境寿鹿山东麓，经古浪大景、土门一线进人今武威境内。而后者则是翻越乌鞘岭，经天祝、古浪到今武威境内。两条线殊途同归，均在汉张掖县会合。从“悬泉里程简” 第一栏反映的情况看，其行走路线基本为今天兰新铁路和312国道的走向。依此方向，“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即今28公里。因而汉张掖县城的具体位置应在今武威市南谢河乡武家寨子一带。这里地处黄羊河（汉谷水上游） 东岸，土地平衍，地势辽阔，比靠近汉塞的王景寨设县条件要好。而且就交通而论，不管是靖远一线，还是乌鞘岭一线在这里会合，地理条件亦更为适中。符合“居延里程简” “偦次距小张掖六十里” （25公里） 和“悬泉里程简” “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 （28公里） 的记载。从姑臧到小张掖的里程要比小张掖到偦次的里程远。如果王景寨故城为汉张掖废县，它与姑臧县的距离反近于其与偦次县的距离。再说，从乌鞘岭一线到姑臧，如果绕道王景寨就显得迂回。相反，由靖远一带到姑臧，尤其是从偦次（即今古浪土门镇以西） 到今谢河武家寨子，却比较便捷。因而笔者认为，两汉张掖县故城应在今武威市南谢河乡武家寨子一带。这里西距韩佐乡五坝山汉墓12公里，1984年在五坝山3号汉墓出木犊有云：“张掖西乡定武里田升宁今归黄过所无留难也故为□□□”[8]，说明这里是汉代张掖县的西乡。由五坝山隔杂木河西望，就是著名的磨嘴子汉墓群。1959－1972年先后四次在此清理发掘汉墓72座，出土陶器、木器、漆器、丝织品等许多珍贵文物。其中469枚“仪礼简”、王杖十简和25枚“王杖诏令简”，很可能就是汉代张掖县境的遗物。
鸾鸟
鸾鸟，《后汉书》 李贤注：读日雚爵。即“鸛雀”。前汉置县，属武威郡，后汉因，曹魏时废。鸾鸟县究治何处？后世史家大致亦有三种说法：一是武威西北说；二是永昌西南说；三是武威以南说。
武威西北说，最早见于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该书卷40“神乌县” 下记曰：
“本汉鸾鸟县，张天锡改置武兴县，后废。武德三年，又于城内置神乌县，与姑臧分理，神乌理西，姑臧理东”。考前凉张氏武兴县，《大清一统志》 “武兴故城” 条下曰：“晋永嘉五年，张轨以秦雍流人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统武兴、大城、焉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监等县。” 可见，前凉武兴县和武兴郡都在武威西北。《旧唐书·地理志》：
“神乌，汉鸾鸟县，属武威郡。后魏废。总章元年，复于汉武威城置武威县[9]。
神龙元年改为神乌。于汉鸾鸟古城置嘉麟县。” 《新唐书·地理志》：“神乌，武德三年置，贞观元年省。总章元年复置，日武威，神龙元年复故名。嘉麟，神龙二年于故汉鸾鸟县城置，景龙元年省，先天二年复置。” 这里就发生了如下错误：（1） 从词义上讲，神乌既鸾鸟。既然唐有神乌县，自然就是汉代鸾鸟县的延续。（2） 唐初虽将神乌置于武威城内，与姑臧各治东西，但于神龙二年（7肠年） 唐又在武威西北置嘉麟县，那么嘉麟县所在就成了汉代鸾鸟县之所在。可见汉鸾鸟县具体位置在唐宋人著作中就已搞混乱了，以致在一些清人的著作中也沿袭了这一错误。王先谦《汉书补注》 在“鸾鸟” 下注曰：“宋祁曰，鸟，邵本作乌。段玉裁曰，宋有神乌县，乌是也。先谦曰，旧唐志、元和志皆作神鸟县，段说未审。后书桓纪注，鸾音雚。段熲传注，鸟音爵。旧唐志鸾鸟读曰鸛雀，唐于此置嘉麟县。
若作乌，不能读为爵也。续志后汉因。” 汪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 亦曰：“鸾鸟，段曰宋有神乌县，乌是也。” 显然，他们已经完全把汉之鸾鸟和唐之神乌当作一回事了。注意的焦点已不是鸾鸟县治究在何处，而是“鸟” 与“乌” 的是与非了。其实，汉代鸾鸟县在曹魏时已废，时隔四百多年后，唐置神乌县，在时间和空间上绝非汉代之鸾鸟。两者除词义上相通外，再找不出其他的必然联系，正如《嘉庆重修一统志》 所言：“按元和志，唐神乌本汉鸾鸟县，张天锡改置武兴县。旧唐志，鸾鸟县后魏废。神龙二年于故城置嘉麟县。今考武兴嘉麟皆在今县西北，恐皆误。”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 将汉之鸾鸟指为今永昌县水源乡北地村以北的沙城子古城，该古城俗名“古城关”，基本位于武威城北，略偏西10度左右。北靠汉塞2公里多，塞外茫茫戈壁。古城与汉塞之间隔以西沟林场用以防风固沙，二十年前古城周围还是一片荒芜，近些年城外城内被农民辟为耕地，打井灌溉，城址破坏严重。笔者近些年多次去城址考察，从散布遗物看，确系汉唐故城，但从地理位置看，绝非汉代鸾鸟县城。
永昌西南说，最早发端于《读史方舆纪要》。其云：“鸾鸟城在（永昌） 卫西南……属凉州。” 陶保廉《辛卯侍行记》 因其说。乾隆、嘉庆两部《永昌县志》 又加以引申，指出“依鸾鸟山故名，上房寨子即其遗址”。今编《永昌县地名资料》 以及新修《永昌县志》 亦载：“鸾鸟县城遗址位于大河坝村上房寨子（今西大河水库西侧高地上）。距今县城约七十公里。1968年修建西大河水库时发现，1981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旧说相沿，几成定论。实则亦为望文生义之臆说，并无确凿根据。今日西大河水库西侧遗址东距番和、骊靬遗址尚有相当距离，距今县城一百多公里，正如李并成先生所说：“武威郡在东，张掖郡在西，鸾鸟县属武威郡，其位置不可能在张掖郡所辖的番和县以西。”[l0]
其实，对鸾鸟县具体位置最早亦最可靠的说法是武威以南说。《后汉书·段熲传》 云：
“永康元年 （167），当煎诸种复反，合四千余人，欲攻武威，段熲追击于鸾鸟，大破之，杀其渠帅，斩首三千余级，西羌于此弭定。” 李贤注曰：“鸟音爵，县名，属武威郡，故城在今凉州昌松县北也。” 嗣后的《大清一统志》、钱坫等的《新斠注地理志集释》、汪士铎的《汉志释地略》 以及今人编写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 亦持此说。这一说法，基本确定了汉代鸾鸟县的大体方位，但具体位置还有待研究。
《汉书·西羌传》 有一段记载：“建光元年（121年） ……麻奴等又败武威、张掖郡兵于令居，因协将先零、沈氏诸种四千余户，缘山西走，寇武威。（马） 贤追到鸾鸟，招引之，诸种降者数千，麻奴南还湟中。” 这里，羌豪麻奴等在令居大败武威、张掖郡兵，准备北寇武威，汉将马贤追击之。麻奴等人的路线是“缘山西走”，而马贤则追击之鸾鸟而“招引之”，可见，鸾鸟的具体位置在祁连山余脉乌鞘岭的北面。这是最早反映鸾鸟县具体位置的信息。
“悬泉里程简” “仓松去鸾鸟六十五里，鸾鸟去小张掖六十里”，提供了这三县的相对位置。
上文我们把汉张掖县的具体位置确定在今武威市南谢河乡的武家寨子。汉鸾鸟县又当在武家寨子之南六十汉里（即25公里）。这里正南偏西10度左右25公里处为武威市中路乡，属山间地带，不仅由北至南进人此地要经过黄羊河峡谷地带，交通不便且与汉代仓松县不在交通线上，因而汉之鸾鸟县在此处的可能性极小。武家寨子以南偏东30度，正是古浪县北面的小桥堡一带，这里李并成考定为汉代苍松之所在。其实，按“悬泉里程简” 的记载，这里当是鸾鸟县而不应是仓松县，汉之鸾鸟县舍此再无他求。
苍松汉代苍松县的具体位置，比较接近的说法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 和陈澧的《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前者云：“苍松县，在（庄浪） 卫西。汉县，属武威郡。后汉作仓松，晋因之。太和二年，凉张天锡击李俨于陇西，分遣前军向金城，自将屯苍松是也。志云，张氏置昌松郡，后凉吕光因郭磨之俄，改为东张掖郡。后魏复置昌松郡。后周郡废为昌松县，隋开皇初改县曰永世，后复曰昌松，属凉州。大业三年，李轨据河西，薛举遣将常仲兴击之，战于昌松，仲兴败没。唐亦曰昌松县，仍属凉州，乾元以后陷于吐蕃。宋时夏人置洪州于此，元废。” 后者云：“（苍松） 今甘肃古浪县安远堡，水出县南境山，北流至于县北境，出边汇为一小池。” 考诸“悬泉里程简”，鸾鸟县在今古浪以北小桥堡一带，那么，距小桥堡以南六十五汉里（即27公里），当在今天祝安远镇一带。《汉书·地埋志》载：“苍松，南山，松陕水所出也，北流揟次人海。” 古松陕水即今古浪河。南有二源，一源自安远堡以南的乌鞘岭大柳树沟，一源自安远堡西南的青河，二源在安远堡西北相会，北流七公里，又有源于东南毛毛山的龙沟河在扎头村来会，再北流经古浪峡。唯安远镇一带四周多山，地势高亢，相对走廊各县，自然条件较差。1962年天祝藏族自治县设置于此，80年代迁至华藏寺。两汉苍松县，何由设置于此，尚待进一步探讨。
乾隆 《甘肃通志》、《嘉庆重修一统志》、《辛卯侍行记》、《新斠注地理志集释》、《汉志释地略》 以及《甘肃通志稿》、《重修古浪县志》、张澎《凉州府志备考》 都将汉之苍松指为古浪县西，盖相互因袭，未加细审。古浪县地处峡口地带，西翻数座大山20公里方为武威市张义、中路等山间谷地。张义、中路如上所论，交通不便，不处在中西交通线上。张义以东至古浪以西，山势陡峻，地理条件远不如安远镇一带平缓。至于《元和郡县图志》 谓“昌松县，本汉苍松县，属武威郡。后凉置昌松郡，县属焉。隋开皇三年改昌松为永年县，后以重名，复为昌松。苍松故城，在县东北十里。” 度之悬泉里程简，这“东北二里” 之说，更是无法印证。
显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