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为恶而畏人知，恶中尤有善路；为善而急人知，善处即是恶根。“译文”
一个人做了坏事而怕人知道，可见这种人还有羞耻之心，也就是在恶性中还保留一些向善之心；一个人做了善事而急于让人知道，就证明他做善事只是为了贪图虚名和赞誉，那么在他做善事时，已种下了可怕的伪善祸根。
“解说”
一个人不能以养生为名来满足自己的私心。为自己的某种别有用心找理由，他就会鼓励自己去毫无顾忌地干，因为他的潜意识里所留下的记忆是“为了养生”这个概念，于是他很容易地把私心与养生行为混在一起，使他常常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判断，以为自己这样做完全是在养生，再怎么做对身体都是无害的，结果呢？将性命早早地拱手送给了病魔。试举一个例子说明，王某贪恋杯中之物，他偶而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饮酒的乐趣的文章，但是，他在没有弄清饮酒之乐的必备条件之下，就将别人的观点草草拿过来作为自己的理由，他老婆劝阻他少饮些酒，他却举出了理由来搪塞，时间一久，他就只依稀记得“饮酒有益”这四个字，放开肚皮牛饮，结果自己患了肝病，才知道他的错误做法。借养生之名来行私心，不但影响了心理健康，而且对生理也伤害重大。借养生之名来养生，由于他的心神不能专一，灌输给生命深层的信息也就不那么正确，这便引起人体各机能对指令的错误理解，导致其内部作出不适当的调整，必然造成病变。所以，我们必须真诚地对待养生，老老实实地按养生之道去实践。
对养生的实践不诚心，就是罪过的根源。
“例解”
廉者不受嗟来之食
春秋时代，有一年，齐国遭到严重的灾荒，国内许多老百姓都没有了粮食，只好四处逃荒。
有一个贵族在路上摆设了一些食物，等待饥民来到，把食物分给他们吃。有一个饥民用袖子遮住脸，拖着鞋子，昏昏沉沉地走了过来。这个贵族左手捧着食物，右手端着汤，大声说：“喂，来吃吧！”那个饿得昏昏沉沉的人放下袖子睁大眼睛，瞪着那个贵族，气愤地说：“我就是不肯吃这种带有侮辱性的‘喂，来吃吧！’的食物，才饿成这个样子的。”说完又用袖子遮着脸，向前走去。这个贵族听了，连忙上前道歉，可是那个饥民终于不吃而饿死了。
这个故事颂扬了那个有气节的饥民。不过，大家可以从反面来看问题，那个贵族不是诚心做好事，他的行为举止带着恶意。在行善时却不用真心，只是为了要达到某种目的，这是借行善为名来满足自己的私心，其性质本身就是不善的。由此我们想到，养生者若是借养生为名而掩盖某种私心，他这种行为与害生并没什么两样。一个人只有在他的行为动机明确时，他的行为也才能对自己有益。若是行善的动机是出于帮助别人，那么他就是真的在修养善心，否则，他便是包藏祸心。
明里有一套 暗中有一招
阎锡山是极端重视实力的。他深知权势必须以实力为基础。在他看来，没有实力，任凭你官位再高，也都是空的。因此，在他当上标统之后，头等大事，就是培植自己的实力。当时，原新军协统姚鸿发升任督练公所总办，协统一职尚未委任。姚鸿发曾向阎表示，他已与北京方面谈妥，只要阎出5000两银子，即可升任协统。这个提议无疑地曾使阎锡山心旌摇摇，因为他已商之于宝铨和梁善济，二人都支持他干，但他经过一番盘算后，却对姚表示“婉谢”。当时的 86标兵力约 2000人，包括步兵、炮兵、辎重车队，是一个有实力的作战单位。标统握有统一指挥、调度各营、队（连）的实权。阎先任该标教练官，后任标统，已经在标内培植了一批效忠于自己的势力。这是他兴基立业的资本，岂能轻易弃之。为了进一步掌握军队和提高军队的质量，阎还同姚鸿发、黄国梁共同策划了两项改造军队的措施。其一是以征兵代募兵。即逐年征召农村适龄青年入伍，逐步淘汰在营服役多年的老兵；其二是从两标内选拔优秀士兵，成立“模范队”。通过这两项措施，革命党人建立了起义的基本队伍。由于武昌起义爆发，这些老兵、什长们仍然留在部队，他们在太原起义中积极勇敢，成为起义胜利的重要因素。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当时，清廷在山西的军队，只有姚鸿发这一协装备较好。
1911年10月29日拂晓，山西太原起义拉开了帷幕，当革命军进攻抚署的战斗打响后，阎锡山立即集合队伍，宣称：一标（即 85 标）二营兵变，“我们不可作灭族的事，我们应该急速保护抚台衙门！”于是下令86标官兵把守巡抚衙门周围各街巷口，暗中却命队官张培梅攻打防守抚署后门的巡防队，看上去既似保卫抚署，又似配合起义。而他自己则带上少数亲随，躲进86标操场旁的树林里，一面下令余下的官兵一律不得外出，一面派人刺探85标进攻的消息。等到重要地点白旗高挂，起义肯定是胜利了，阎锡山才带着人马煞有介事地杀奔抚署而来。由此可见，此人对于革命起义，虽然参与策划，但确实不如对于填补起义后的权力真空更感兴趣、更积极。
太原起义成功了，为筹商大计，推举领导人，组织领导机构，阎锡山、温寿泉、张树帜、姚以价等，在谘议局举行了紧急集会，陆军督练公所总办姚鸿发、学界徐一清与警界贾英，也都应邀参加。当时，按照武昌起义的模式，据说是为了号召群众和慑伏清廷，革命的都督必得推戴当地地位最高、最有“声望”的人来担任。至于该人是否革命，那倒无关紧要。据此，阎首先主张举督练公所的总办姚鸿发出任山西军政府都督。理由是：第一，姚是阎锡山、黄国梁等一干人的顶头上司，以后办事方便。其实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阎、姚之间的关系之亲密，已远远超出上司和僚属的关系。姚如能当上都督，阎自不愁飞黄腾达。第二，姚的父亲是兵部侍郎，以后起义万一失败，有姚当都督，事情也好“缓和”。这一条，既暴露了阎把一只脚踩在另一只船上，心里才“稳当”的投机本色，又暗藏着他内心深处将来取代姚的精明打算。姚当然懂得这一招，焉能夹在两个对立的势力之间，变相充当山西军政府的人质？果然，姚顾虑他父亲在北京任职，如果自己任了山西都督，岂不把父母送到菜市口刑场去！就婉言谢绝了大家的要求，并建议另选贤能。那么，不言而喻，下一个“候选者”就轮到阎了。就地位而言，除去姚鸿发和已死的协统谭振德，以下掌握实权的就是标统黄国梁和阎锡山了。但黄一不是同盟会员，二不是山西本省人，起义时又在外地，尚未赶回，而阎既是同盟会的核心领导人物，又是晋北人，既有同盟会的支持，还有谘议局方面的支持。至于姚以价，虽然在起义中冲锋陷阵，立了大功，但他也不是同盟会员，地位又比阎低一级，而且又是晋南人，同盟会和籍隶晋北的议长梁善济都不会支持他。因此，阎在起义后当选都督的可能性，是“十拿九稳”的。
但是，在此关键时刻，阎决不掉以轻心。起义刚刚在早晨8点胜利结束，就在太原城睁开朦胧的睡眼，迎接胜利的曙光的时候，就在若干起义的将士们还没有来得及揩净身上的血迹的时候，阎却凭着他那异乎寻常的清醒头脑，布置自己身边的两名心腹将官张树帜和周玳到谘议局探听消息。只嘱咐“遇事要机智，行动要敏捷”，受命者心领神会，疾驰而去。
在谘议局正式选举都督的会场上，又是一番景象。那里是立宪派的天下。这些人虽然在起义炮火下噤若寒蝉，但在权位势力面前却是当仁不让。主持会场的议长梁善济企图用议员的声势压倒革命党人，在选举方法上力主票选。他拿着一叠红纸，拟作选票。但是，阎在会前的布置安排起了作用，他的两个亲信在梁善济讲解选举如何是大事，如何是民为邦本的时候，果然“机智、敏捷”地扭转了局面。那个绰号“猛张飞”的张树帜飞步窜上主席台，把乌黑锃亮的手枪往桌上用力一拍，并把梁挤到一旁，扯开噪门大声叫道：“选都督作么子要票选？我们军人不来这一套，要选就举手好了。”接着向台下大声号召说：“选阎标统做大都督，赞成的举手！”这时阎的盟兄弟周玳、张培梅等应声配合，丁零当啷地把会议室的大门紧紧一关，随即亮出了手枪，并齐声大喊：“选阎锡山做大都督，请大家一齐举手！”这时阎的其他盟兄弟们也一齐喊叫起来：“选阎锡山，选阎锡山做都督！”一些军官当然纷纷举手，一时震耳欲聋的“选阎锡山！”“选阎锡山！”的吼声和若干支手枪闪动的寒光凝成一片，窒息了整个会场。那些立宪派议员绅士老爷们，在惊愕中，相顾举手说：“选阎标统好，选阎标统好了。”
梁善济在从人为选举乱嚷乱叫的时候，从后门离开会场。张树帜更不客气，俨然以大会主席身分宣布：“全体通过！”张培梅也接着喊了几声，阎当选大都督就算全体通过了。阎这时又站起来，假装客气了一番。随后又选出起义作战最卖力的温寿泉为副都督。这一场真武装假民意戏剧式的选举才算告成，开始了阎锡山对山西长达38年的统治。
山西太原起义后，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就急命北洋军第6 镇统制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带兵入晋，镇压革命。但是，清政府却不晓得，吴禄贞早已是一个秘密的革命党人，主动与阎锡山结成燕晋联军。吴被刺死，燕晋联军功败垂成，山西的革命形势也随之逆转。原来，在太原起义后的第3天（11月1日）受命组阁的北洋军阀大头子袁世凯派人杀吴禄贞后，于14日从汉口前线到北京受命组阁。次日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统率北洋精锐第3镇统制曹锟部及武卫军卫汝贤部进攻山西。阎军离开太原。1912年2月7日下令动身返省，把“北伐”改为“南征”，叫作“回攻太原”。
为了建立和巩固一统天下的袁氏王朝，逐步消灭南方革命党人的实力，袁世凯认为必须把地处北京肘腋的山西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在上海和谈过程中，北方代表借口都督逃走，革命政权已不存在，而且起义之初就有掳掠行为，拒不承认晋军是起义军、山西是起义省份，力图取消山西的革命地位。因此，袁世凯在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的次日——1912年2月16日，就以大总统名义发电报给正在返省途中的阎锡山，命令他就地待命，不准擅自行动。
这一个意外，对于正在兴高采烈地抵达忻州的阎锡山，不啻晴天霹雳。其实，袁这道命令，并没有法律上的效力。因为这时孙中山仍然在位，袁并未接任。况且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即使他已就任临时大总统，他的命令也得有内阁同意，才能生效；更何况阎打着“收复”太原的幌子，既然要从清政府手中“收复”太原，谁妨碍“收复”就该反对谁，对袁的这道伪令满可以置之不理。但是，这却不是阎的逻辑。阎是凭着他精明练达的商人本能，以政治行情的起落为标准来衡量事物、决定行止的。按照这种逻辑，他宁可得罪孙中山，也决不违抗行市正在“看涨”的袁。就他来说，什么法律条文，什么精神道义，都比不上现实的权力和实力。因此，他只好呆在忻州，不越雷池一步，又不能把消息传出去。阎的盟兄弟用尽脑子想办法，但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昼夜愁眉苦脸。幸赖黄国梁把军队安排得有条不紊，撑持着这个都督行署的门面。阎也一刻没有停止争取早日赶回太原、重登都督宝座的活动。阎是同时通过以下三条渠道进行活动的：
一是通过孙中山和黄兴在南京、上海力争承认山西的革命起义省份。阎在太原光复之初，就派了南桂馨赴陕求援。南化装取道晋南，到了陕西，得知那里也自顾不暇，无力相助，于是又转道武昌去见黎元洪，黎也无力援晋，便又备文介绍南到上海，谒见了刚由海外归来的孙中山先生。当天，南就随孙到了南京。孙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南向他报告了山西的革命起义功劳。听说袁世凯不承认山西为革命省份，南又谒见孙力争。孙毅然表示：宁可和议决裂，也不能不承认山西、陕西两省的革命同志。胡汉民、黄兴也为山西问题极力争辩。此外，阎还在2月下旬召集革命党人王用宾等到忻州开会，决定以省议会的名义，分别电请孙和袁，要求让阎返回太原并复职。
通过革命党人在南北和谈中为山西争取合法地位，挫败袁攫取山西军政大权的阴谋，这是阎争取回任、保位的第一条公开的渠道，是一条“明修”的“栈道”。
但是，阎决不是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死脑筋”，他从来不把赌注仅仅押在一个点子上。阎也决不是那种“道不同不相与谋”的道学君子。为了谋取现实利益的需要，在他面前没有什么不能跨过的界限或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他还要打通第二、第三两条渠道，而且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这两条渠道上。
二是通过孔庚游说黎元洪。孔庚与黎有同乡之谊。当时黎号称武昌起义的元勋，当了湖北军政府的都督，“扼重兵坐镇上海，颇为各省所倚恃”。孔庚在黎面前大讲所谓“春秋大义”：“国君出，不离境，不得以失位论。”黎称是。为阎的复位也有所帮助。
三是，对阎来说是最重要的、也是他最费力气修筑的一条秘密通道，就是直接打通袁的关系，把“后门”走到袁的鼻子底下。阎认为光靠前面两条通道，还怕不牢靠，甚至搞不好，还会起反作用。因此，他挖空心思，殚精竭虑，终于物色到了一位堪当中介的最佳人选。此人姓董名崇仁，山西定襄人，祖上两三代都在北京皇宫包揽工程，家大业大，他自幼经常出入宫廷，同一些太监头儿王爷长史多有深交。袁做直隶总督时，极力拉拢有内廷关系的人作他的耳目，因此，曾与董拜过把子。董倚财仗势，还捐了个候补道的头衔，这些阎早就知道。阎认为，要打通袁的门路，非此人不可。于是就派人卑词厚礼，来到定襄，专请董崇仁到忻州会晤。阎盛情款待，大加奉承，恳请他代向袁疏通。董在厚礼、乡情、外加高帽子的作用下，无可推辞，便一口答应，马上进京。阎还特派孔庚等随董进京，谒见袁。董到了北京见到袁，确实替阎说了不少好话，对于让阎仍然担任山西都督的事，起了转圜的作用。袁这时因孙、黄与自己一再电报商榷争论，对山西的地位问题坚持不放，感到棘手，再加上从山西来人的态度中可以看出，阎输诚通款，为什么自己不送个人情呢？将之收为己用。因此，便把山西陇为起义省份，1912 年3 月间发布命令，正式任命阎为山西都督。阎疑黄与黎暗中勾结，对己不利，更忍无可忍，决计趁此机会，马上逐黄离晋。他一面以“黄国梁独断军事，虽无叛逆事实，实已迹近骄横，军阎赶走黄后，第二步是寻找借口，解除了董崇仁的军职。董的晋南镇守使之职，原本是阎为向袁送人情而特请袁任命的。董握有一个混成团的兵力，掌握晋南的军事实权。阎认为袁一死，董对他再无用处，便借故撤除了董的职务，另委任他的亲信张培梅担任。
阎的第三步是采用军事强制的办法，迫令孔庚交出兵权。晋北镇守使孔庚，也辖有一混成团，驻晋北重镇大同。孔在阎出走包头时，虽出过大力，但因孔曾通电反对袁称帝，与当时阎附袁和拥袁称帝唱对台戏，早就对孔心怀不满。这时他为掌握晋北军事实权，用强制办法，迫使孔交出军权。之后，先后委其亲信赵戴文和张树帜代理并出任晋北镇守使。此外，阎在金永逃离山西后，将金永的旧部丰羽鹏、孙祥麟的警备队改编，任其亲信南桂馨为警备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这样一来，阎便将山西的军权完全集中到了他个人的手里。
阎收回军权后，“得陇望蜀”，又设法夺取山西的行政大权，为他长期统治山西打基础。阎自1912年出任都督后，一直想由自己兼掌民政权，因此极力主张地方分权与军民合法。但山西省的民政长官却统由北京政府任命，先后由李盛铎、周渤、谷如墉、张瑞玑、赵渊、陈钰、孙发绪等人担任。直至袁死后，阎仍只任山西督军，兼握民政权的打算不能如愿。段祺瑞上台后，掌握山西行政权的是北洋政府任命的省长沈铭昌。阎为把山西的行政大权夺到手，竟唆使所谓的民意机关省议会，为他炮制提案反对沈担任省长。结果，在阎的打击下，沈被迫离晋。沈铭昌走后，北洋政府又任孙发绪为山西省长。阎因省长职务仍没有弄到手，又决定借故赶走孙发绪。当时，适逢督军团会议的一个电文中，载有不利于孙的材料。阎便加以利用，对孙进行攻击。1917年 6月，仅干了几个月省长的孙发绪，在阎的打击下，也只好离职而去。阎这时已操纵了省议会的多数议员，并得到省议长杜上化的全力支持。因此，在他赶走孙发绪后，便以“护理”的名义，擅刻印信，自兼了山西省长。
阎自己宣称“护理”山西省长，既不名正言顺，也不踏实放心。因此，特派南桂馨到北京，通过国务总理段的亲信罗仲芳（陆军部军需司长，段在小站时的旧属）向段活动，又派与内务总长汤化龙（清朝进士出身）有裙带关系的贾景德到京，请汤从中为力。袁死后，阎多方接近段，拜段为师，受到段的青睐和扶植。“府院之争”时，阎拥段参战；张勋复辟时，和段站在一起，声讨张勋。所以段对他兼省长，表示支持。总统府虽迟迟未予表态，然以段实力在握，且有汤作内线，黎最后也只好同意阎兼省长，终于在1917年9月3日被北洋政府正式任命为山西省长，得以实兼山西行政首长之职。从此，阎既是握有山西军事实权的督军，又是握有山西行政实权的省长，终于将一省的军权行政权集于一身。这就为他大力强化军政实力，奠定了不可缺少的权力基础。
人如此，国家纪纲，尚复何在”为辞，电请北京政府撤销黄的职务；一面于夜间派宪兵包围了黄的住宅，禁止与外人接触。在阎的威胁下，黄只好离开山西，到北京另谋职务。黄离晋后，阎便将黄所任旅长一职，委任素以无能著称的孙繁靇代理。
“原文”
天之机缄不测，抑而伸，伸而抑，皆是播弄英雄，颠倒豪杰处。君子是逆来顺受，居安思危，天亦无听用其伎俩矣。
“译文”
上天的奥秘变幻莫测，有时使人先陷于窘境而后再春风得意，有时先让人一番得意而后再受挫折，这都是上天有意捉弄自命为英雄豪杰的人。因此，有才德的君子，当不如意时要适应环境，遇到逆横事件也应一笑置之，在平安时要想到危难，这样，就连上天也无法施展他捉弄人的巧计了。
“解说”
老天生就一双翻云覆雨手。千百年来，人们都一直是靠天吃饭。庄稼收成要靠天，求一个风调雨顺；事业成败要靠天，“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的一生富贵也全掌握在老天手里。但老天有一特点，只将好处给予有准备之人。有一人落水，飞机去了，轮船去了，最后还漂去了一块木板，他都不要，要靠上帝，结果淹死了，见了上帝，抱怨上帝见死不救，上帝说我给了你三次机会，你都不要，我能怎么办？所以说，一个人既要畏天命，也要为人事。
“例解”
不思长远治 草头王失败
公元前209年7月，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在陈州（今河南淮阳）建立了张楚政权。此后，陈胜企图广占地盘，建立中原王国。基于这个思想，陈胜便分兵出击，略地廓城。然而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一支十万余人的义军就被秦军各个击破。周文、吴广、田臧、李归、邓说、蔡赐、张贺等重要将领，有的战死，有的自杀有的被谋杀。陈胜也在失败时被叛徒庄贾杀害。
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在陈州建立了张楚政权。陈胜企图分兵略地，广扩地盘，扩张成中原王国。其行动部署是：由吴广指挥诸将西攻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古荥镇），准备入关。后因荥阳未能迅速攻下，又派周文率军迂回荥阳、洛阳地区，直取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派宋留率兵攻南阳，趋武关；以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率军三千攻取原赵国之地；派邓宗攻取九江郡（郡治在今安徽寿县，辖苏北、皖北和江西地区）；派周文攻取原魏国地区（今河南东北部和山西西南部）；派召平攻取广陵。成六路出击之势。
此时，秦朝三四十万主力军扼守长城一带防备匈奴，守卫咸阳的部队只有五万人。各郡县慑于起义军的声势，各自为守。秦将章邯征得秦二世同意，赦免了骊山一大批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