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十语九中未必称奇，一语不中则愆尤骈集；十谋九成未必归功，一谋不成则訾议业兴。君子所以宁默毋躁，守拙无巧。
“译文”
即使十句话说对九句也未必有人称赞你，可你若说错一句话就会立刻受到指责；即使十次设计九次成功也未必有人会奖赏你，可只要有一次计划失败，埋怨责难之声就会纷纷而至。所以一个有修养的君子，宁可保持沉默寡言，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话都不随便说；尤其在做事方面，宁可显得笨拙一些，也绝对不能自作聪明。
“解说”
若是言行不谨慎的话，就会给身体的健康带来危害。“言出心声”，言语是用来表达心理活动的。言语不慎，既不能恰当地抒发心情又不能阐明心里愿望，却反而将心性引致偏颇。因为，言语是由心理活动对外界信息加工而成，它表达着心理对外在环境所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是保持心理平衡的重要条件。言语不慎，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心里的意图，也不能将心理意思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样，就使心理无法获得外界反馈的新信息，让心理不能及时地进行自我调整，这便打乱了心理活动的正常秩序而造成了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又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各生理功能。
“例解”
太史贞父卜卦
有位叫宏达先生的贤者，生性宽宏大量，为人忠信恭敬，淳朴淡泊，随和从容，不计好恶。但他始终有个疑团：天地万物都为一体，为什么世间有着千差万别呢？对真理掩埋，诡诈横行，百思而不得其解。为此某天他就去造访太史贞父。见面后，他对太史贞父说：“我有不少疑感，请先生为我卜上一卦。”
贞父就取出春草端正地坐着，又拂去几案上的微尘，摆上龟甲说：“你有什么要我效力呢？”
宏达先生说道：“在朝廷我是发愤力争，开成布公地直言不讳呢？还是委曲求全地亦步亦趋？是平易近人，磊落宽广，还是追名逐利，随波逐流？是隐名埋姓做好事，待人以诚，还是文过饰非？是正直不阿，是非分明，还是玩世不恭，或为虎谋皮？是像深水中的潜龙，还是像大雁任意舒展羽翅，翘首扬声？是麻木不仁地屈螃而生，还是慷慨激越地独树一帜？是聚敛家资，吞食山珍海味，衣着华美绮丽，成天沉溺于女色美姬，还是尽为强。晋升平元年（357），苻坚率兵潜入宫中逮捕了苻生，不久又杀掉了他。当了两年皇帝的苻生“临死犹饮酒数斗，昏醉无所知矣”。
心，居于深山之谷，饮于河畔，倚石而歇？是像老子那样清静无为，心存玄妙，还是如庄子那般洞悉变化之理，而放浪形骸？是像管仲那样不以小厚为耻，辅助建立霸业，还是像鲁仲连那样蔑视功名利禄？？？请问先生上述这一切，何是得，何是失，孰是吉，孰是凶？”
太史贞父说：“我听说真人不看相，贤者不占卜。像先生这样的人，道德好恶自在心中，今古之理了然于心。是以既可游冶于吕梁，沐浴在汤谷，又可邀游于南溟，何苦为人间的是非烦忧呢！”
宏达先生闻言还是想说些什么，顿了一会后却又不言了。
事理了然于胸，就能超然于物外。若是留恋于世俗生活，又怎能保全性命呢？
身心行正道 佐政致盛世
姚崇，本名元崇，曾改名元之。唐代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市南陕县）人。生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卒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先后在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任过宰相，并兼兵部尚书。姚崇吏事明敏，“以不贪为宝”，尤其是在玄宗时期，“以廉慎为师”，“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应变成务”，“首佐玄宗起中兴业”，协助玄宗革除了许多弊政，为开创开元盛世的局面，促使唐代进入鼎盛时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姚崇少年时期风流倜傥，重视气节。年龄渐长，益发好学。成年之后，初仕濮州（今山东鄄城北旧城）司仓。累迁夏官郎中。万岁通天元年（696 年），契丹攻陷河北数州，时军书纷集，姚崇“剖析若流，皆有条理”，被武则天看重，破格提拔为夏官侍郎，掌管全国的军政、军赋。不久，升为凤阁鸾台平章事（宰相）。
武则天称制时，重用酷吏，滥施刑威。酷吏周兴、来俊臣等，凶狠残暴，告密罗织，大兴冤狱。许多朝臣和李氏宗室被无辜杀死。因此，朝臣人人自危。甚至每次上朝前，都要与家人诀别，担心人命朝不夕保。姚崇苦心劝谏，终于说服武则天改变酷治，并于长安二年（702年）核查来俊臣等酷吏造成的冤假错案，为受害的官员“伸其枉滥”，“由是雪冤者甚众”。
长安四年（704年），姚崇为相王府长史兼春官尚书（礼部尚书），掌管国家典礼等事。时武则天的宠癰张易之在定州（今河北定县）私立寺庙。没有僧师，便从京师强迁十名大德高僧到定州。寺僧们对张易之的无理之举不满，向姚崇苦诉。姚崇下令停止迁移。张易之数次向姚崇请托，姚崇毫不惧其骄宠，坚决予以拒绝。结果姚崇遭张易之谗毁，被降为司仆卿，充任灵武道（今宁夏灵武西南）大总管。后又令姚崇为灵武道安抚使。
景云元年（710年）睿宗即位，起用姚崇。姚崇极力革除弊政。当时官僚机构臃肿，百官泛滥，铨官制度紊乱。特别是公主、后妃们，依势用事，大搞“斜封官”。所谓斜封官，就是皇帝受公主、后妃等的请谒，任意颁下敕书任命官员，用斜封交付中书省。她们的“无涯之请”、“以公器为私用”，目的是卖官利己，鬻法徇私，进而搞裙带关系，各树朋党，扰乱吏治，致使“政出多门”。任命官吏的政府机构形同虚设。庸碌之徒花钱就可以买到官。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官职设得太多，滥官充溢，当时，宰相、御史及员外官办公时连座位都没有，故时戏称为“三无坐处”。政府机构的工作难以正常开展，混乱状况亟待整治。姚崇联合宋瞡等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废”。睿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罢斜封官凡数千人”。同年，睿宗又以姚崇为兵部尚书，与宋瞡两人负责铨选文武官吏。他们不畏强御，对“嬖佞用事，选举混淆，无复纲纪”的混乱状况大力整治，杜绝向皇帝请谒讨官的各种途径，使吏治有所改善，出现了“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的清新局面。可惜好景不长，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太平公主挟持睿宗干预朝政，其时“宰相七人，五出其门”。她与诸王结为朋党，交构其间，危害政局。
开元元年（713年），初即皇位的玄宗召见了姚崇。姚崇针对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弊政，提出了著名的十项治国建议：反对滥施刑威，主张以仁义治理国家，安定社会；反对穷兵黩武，追求边功；不准宦官干扰朝政；不准皇亲国戚任台省官，废止那些靠后门上来的斜封、待阙、员外等官；执法应首先从皇亲、国戚、近臣开始，以示公平；废租庸调以外一切苛捐杂税；针对武则天造福先寺，唐中宗造圣善寺，玄宗之父睿宗造金仙观、玉真观，耗费百万巨资，涂炭百姓的惨重教训，提出禁止建筑道观佛寺；皇帝对臣下要以礼相待；皇上应经受得住臣下的批评、指责，要虚心纳谏，不要怕触犯自己的尊严；针对从汉代以来外戚干预朝政，危害国家政权的历史事实，提出要皇帝“永为殷鉴”，不要重蹈历史覆辙。
十项建议，成了玄宗开元时期的重要施政纲领。
姚崇为玄宗辅政，拨乱反正，大力整肃吏治，以任人唯贤、量材授职作为铨选官吏的主要标准。严格铨选制度，继续罢免以前的斜封官。对于用请托等不正当手段谋取官职的，不论是谁，姚崇都坚决予以制止。
开元二年（714年）二月，申王李成义向玄宗请托，要求把他府中的阎楚皀由录事（九品）破格提拔为参军（正七品），玄宗答应照顾。这是任人唯亲，违反官吏提拔程序的做法。对此，姚崇坚决反对。他和卢怀慎等上书，指出量材授官的权力应归属官吏任命部门，反对因亲故之恩就得以升官晋爵，覆前朝冗官泛滥之辙，扰乱国家法纪。姚崇的力争，使玄宗收回成命。自此，向皇帝请谒讨官的恶习，大为收敛。
当时，佛教盛行。公主、外戚争相出钱建造寺院，大量度人为僧尼，劳动力流入寺院，破坏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矛盾。姚崇上书玄宗，指陈佛教弊害，并劝谏玄宗禁止妄度。玄宗听取了姚崇的意见，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使一万两千多人脱掉袈沙，还俗为民。后又规定“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禁百官家毋得与僧、尼、道士往还”。“禁人间铸佛、写经。”
开元二年初，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仗恃李业是皇戚，侵暴百姓。御史弹奏了王仙童的罪行。李业为舅父开脱，向玄宗说情。玄宗想要宽释王仙童。姚崇据理力争，说服玄宗，使王仙童得到了应有的惩治，“由是贵戚束手”。
开元三年（715年），山东（时指崤山以东，大致包括今河南、河北、山东等地）连续三年发生蝗灾，灾情严重。当时百姓迷信，眼看着蝗虫漫天横飞，吃掉一片片禾苗，束手无策，只知烧香膜拜，禳祭蝗虫。姚崇主张捕杀蝗虫。但朝议纷纷：皆以驱蝗为不便，或以为蝗众多，除不可尽。当朝的另一位宰相卢怀慎劝阻姚崇不要管这事，搞不好要招祸。他说：“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议咸以为非。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今犹可复，请公思之。”姚崇不同意卢怀慎的说法，认为“今蝗虫极盛，驱除可得，若其纵食，所在皆空。山东百姓，岂宜饿杀！”坚决主张劝民捕蝗。玄宗也怀疑捕蝗能否进行，姚崇就上书说服：“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姚崇把一切责任都揽于自身：“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玄宗于是指令由姚崇负责灭蝗。但是，有些地方官员对捕蝗意义认识不清，朝廷派往各州县的督察大员受到阻挠，汴州刺史以“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刘聪时既除不得，为害更深”为借口，拒绝御史的督察，不肯应命。姚崇牒报其曰：“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饥馑，将何自安？幸勿迟回，自招悔吝。”排除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后，捕蝗开展起来了。姚崇还设计具体的捕灭蝗虫的措施：“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捕蝗的结果证明，仅汴州（今开封县）“行焚瘗之法，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其他地区“蝗因之渐止息”，“由是连岁蝗灾，不致大饥。”
姚崇领导的这次捕蝗，减轻了蝗灾之地的灾情，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姚崇也因此受到后人的充分肯定和赞扬。明李贽在《史纲评要》中称他为“救时宰相”。
开元前期，姚崇身居宰相要职，但他并没有自己的专门宅第，全家人住在离朝廷很偏远的地方。他上朝处理政事后往往不能回家。只得就近住在一个叫罔极寺的寺院里。有一次，姚崇得了疟疾，只好叫家人到罔极寺来照料他。在寺里，他还带病协助源乾曜处理政务。“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问崇”。源乾曜和姚崇接触较多，对于姚崇严于律己、勤俭的生活作风深感佩服。他奏请玄宗让姚崇搬进四方馆（属中书省）住，玄宗当即批准。但姚崇感到四方馆豪华又藏有公文，不便住进去，坚决谢绝。玄宗感动地说：“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
早在开元二年，玄宗令魏知古任吏部尚书往东都负责考选取士。姚崇的两个儿子在东都任职，依恃姚崇有德于魏知古，招权请托。玄宗知晓此事后，一次装作不经意地问姚崇：“卿子才性如何？今何官也？”姚崇很坦率地介绍了两个儿子的情况，说他们“为人多欲而不谨”，并估计两个儿子在东都会走魏知古的门路。姚崇的话，使玄宗解除了怀疑他会为儿子掩饰的顾虑，高兴地问：“卿安从知之？”姚崇答道，魏知古本是小吏，是我引荐他为宰相。两个儿子一定以为魏知古会出于感激我的心理，为他们开后门，答应他们的请托，允许他们行不当之事。原来，姚崇的儿子在东都招权请托之事，是魏知古回到朝廷后报告给玄宗的。玄宗看姚崇并未为子隐，觉得魏知古太不给宰相姚崇面子了，故“薄知古负崇，欲斥之”。姚崇固请：“臣子无状，挠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为私于臣，累圣政矣”。玄宗觉得姚崇言之有理，于是取消了自己的打算。
开元四年（716 年），姚崇的两个儿子劣性不改，“广通宾客，颇受馈遗，为时所讥。”姚崇所信任的中书省主薄赵诲“受胡人赂”。这两件事使姚崇感到自己再居相位对国家不利，于是，他举荐广州都督宋瞡来代替自己的宰相位置。姚崇的自尊、自重特别是举贤，深得后人的赞美。宋人洪迈赞扬说：“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
开元五年（717年），玄宗要到东都行幸，不巧太庙的四个房屋坏了。有的宰相认为这是上天的警告，是天灾，劝玄宗不要去了。玄宗又问已引退了的姚崇。姚崇却不迷信，他说，山上的土壤腐朽了，尚不免要崩塌下来，更何况房屋的木材？祖庙塌坏的时间和陛下的行期巧合，没有必然联系。姚崇的解释，使玄宗信服。玄宗要到洛阳去的目开元九年（721年）姚崇去世。是时，国家经济状况比较好，社会上厚葬成风。三朝宰相姚崇却未随波入流。去世前，他留下了遗令，告诫子孙不准崇佛敬道，不准为他厚葬。
他举古代圣贤薄葬的事迹教育子孙，批评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他要求自己死后，只穿平常的衣服，不要抄经写像。对于所谓为亡人造像是为其追福的说法，姚崇批判说：“递相欺诳，浸成风俗，损耗生人，无益亡者”。他最后告诫嘱咐子孙：“吾亡后不得为此弊法”，“汝等身没之后，亦教子孙依吾此法”。姚崇这么勤俭地安排自己的后事，无疑起到了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作用。
姚崇作为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在推进社会进步中所以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与当时向上的社会气氛有关，与唐太宗时期魏征等正直清廉的官吏的影响有关，与唐玄宗前期识贤任贤有关，更与他自己的为政思想有关。《十事要说》敏锐、准确、及时地提出了治国纲领。《五诫》既是他自身品格的表露，又是他吏治思想的集中体现。
在《执称诫》中，他要求“为政以公，毫厘不差”，为官应“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并说，“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无怨，唯上之平”。在《弹琴诫》中，强调治国的感化作用，主张“移风易俗”，“治国之道，大急小缓”。在《执镜诫》中，他告诫为官应“内涵虚心，外分朗鉴”。并指出“刑不可滥，政不可贼”，“如镜之明，断可以平；如镜之洁，断可以决”。在《辞金诫》中，他要求官吏“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凡所从政，当须正己”。在《冰壶诫》中，他更表示了“与其浊富，宁比清贫”，“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并以“清白遗其子孙”的愿望。
姚崇一生为政，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深得玄宗和大臣们的推许，也影响到了后代。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问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回答说：玄宗用姚崇、宋瞡则理，用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对姚崇和宋瞡的为政还念念不忘。
以国为己任 政绩自卓著
1845年—1849年波尔克任职期间的工作是有卓有成效的。
波尔克在大选时就提出，一旦当选，决不谋求连任，并提出了自己当政后的四大工作目标：（一）降低关税；（二）恢复独立国库制；（三）解决俄勒冈边界问题；（四）取得加利福尼亚地区（当时这一地区为墨西哥属地，仅有几千西班牙—墨西哥人，但美国移民在不断增加）。为了在任期内完成这几项任务，他不遗余力地紧张工作。
他的内阁是一个精悍有力的工作班子：副总统是著名的关税保护主义者乔治·达拉斯，两人虽然在关税问题上的主张不一致，但仍能很好地合作。国务卿是詹姆斯·布坎南，他也是一位怀有政治雄心的人，在1844年大选中曾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未达目的后便转而支持波尔克，在竞选中为其奔走相助。波尔克当选总统后，布坎南被任命为国务卿，后来又几次在大选中奋斗，终于在 1857 年成为美国第十五任总统。在担的，是想仿照前朝惯例，就食洛阳，以缓解“关中不甚丰熟”，粮食紧张状况，减少从洛阳转运粮食到长安，劳民费财之苦。姚崇的分析，促成玄宗此行。
任国务卿期间，布坎南与总统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但总体来说二人合作尚好。罗伯特·沃尔克任财政部长，乔治·班克罗夫特也是阁员。内阁成员的精悍有力为波尔克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与内阁的情况相反的是，波尔克在国会遇到了强大的反对力量，其激烈程度为历届总统任内所少见。这主要是由于他在竞选总统时的老对手的意见往往与他不一致。参议院中，亨利·克莱是最激烈的反对者，常常与总统争论得不可开交；而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失败的范布伦及其一伙则持超然冷漠态度，常常表现出坐山观虎斗的架势，在关键时刻不肯给予支持。这就在许多方面给波尔克的工作带来了困难。但是，在得力内阁的强有力支持下，波尔克的四项目标在任期间逐一得到实现。
（一）降低关税。关税问题也是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在当时，美国南方与北方长期以来经常就关税问题发生纠纷。波尔克就任以后，决定要通过彻底改变关税政策来解决这一问题，并着手起草新的关税法。在这一问题上，副总统乔治·达拉斯曾有不同意见，他主张要保护关税，但后来与波尔克达成了共识。新的关税法于1846年经国会正式通过。这项关税法经常被人称之为自由贸易关税，为当时美国历史上最低的关税之一。
（二）恢复独立国库制度。所谓独立国库就是在几个大城市分设政府经费存放处。范布伦认为政府资金应由独立国库管理，而不能由银行管理。政府可以利用国库的分支机构收取岁收硬币，并由政府官员用硬币支付政府一切费用。独立国库制度的提倡是从范布伦任美国第八任总统时开始的。美国于1816年成立第二国家银行。这家银行由政府和私人银行家共同经营，经营执照规定的期限是20年，到1836 年期满以后，安德鲁·杰克逊等人反对继续延期。此后第二国家银行便不复存在了。范布伦任总统时，他也认为当初建立第二国家银行的做法是错误的。1837 年9月，为了应付当时国内经济危机，向国会提出特别咨文，极力主张建立独立国库制度作为一项永久性的财政措施。很明显，建立独立国库制度的目的主要在于使政府与银行业务分开，使某些集团或个人无法利用银行多占便宜；同时，通过使用硬币可以减少对银行券的需求；这项措施的实施无疑会妨碍州营银行的活动，并将触动某些集团的利益。为此，一些保守的民主党人和辉格党人联合起来反对这一主张，在国会内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引起争议，无法一下子得出定论。这样，范布伦提出的关于建立独立国库制度的法案一直拖延到1840年7月才经国会通过，正式成为法律。这一财政措施在当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执行过程中仍然有人对它进行议论。这一制度刚一冒芽就遭到了厄运，在约翰·泰勒任内，新当选不久的辉格党多数派国会议员不赞成独立国库法的实施，在 1841 年8月独立国库法又被废止。当时波尔克对此极为不满，他一贯主张独立国库制是正确的和行之有效的。因此波尔克在竞选时就提出了恢复独立国库制的口号，并将这一目标作为自己任内的工作重点之一。他上台后极力主张恢复这一制度，经过他和他的阁员的努力，国会终于在1846年8月6 日再次通过法律，使独立国库制度死而复生。当时在华盛顿设立了国库，并在几个大城市设立了分库。
（三）解决俄勒冈边界争端。俄勒冈边界争端问题是19世纪前期的一个外交问题，涉及到俄勒冈境内从太平洋到落基山脉之间介于北纬42度到 54度40分的那块大面积的土地。这里有通回太平洋的重要河道哥伦比亚河，还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皮毛资源。该地最早的居民是印第安人，在16、17世纪，西班牙和英国航海家曾到过这一带海岸，英、美等国人也曾来此地探险。在1792年美国的罗伯特·格雷上尉在太平洋沿岸同印第安人进行贸易期间，发现了哥伦比亚河。1805—1806年间，托马斯·杰斐逊总统又曾经派人翻越落基山脉到达哥伦比亚河口，进行了一次陆路考察。后来随着贸易的逐步发展，美国太平洋皮毛公司1811年在哥伦比亚河口设立了贸易站。1813年，这个贸易站又售给了加拿大的西北公司。1821 年，这一公司又与英国赫得森湾公司合并，这样，俄勒冈就成了英国的一个商业贸易前哨据点。此后为这一地区的主权问题，英国和和美国之间发生了冲突，两国为此不断进行谈判，最后达成了一个 10 年内两国共同占有俄勒冈的协议。到1927年，经两国协商，双方又同意无限期延长这一共占俄勒冈的协议。
到1840年，美国大量的拓荒者涌到这里，美国国内许多人开始有了重新占有俄勒冈的想法。波尔克竞选时民主党提出的“以北纬54度40 分为边界线，否则就开战”的口号，实际上就是迎合了当时多数美国人对重新占有俄勒冈的愿望。波尔克在大选中也主张重新占有全部俄勒冈地区，所以他上台后就积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但俄勒冈长期以来属英国和美国的争议地区，争议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两国政府互不相让，都企图谋求对俄勒冈领土的主权。所以，问题一直难以得到解决。与前几任美国总统一样，波尔克任总统后开始也想坚持自己大选时的想法，一度希望获取整个俄勒冈地区，但后来也认真想了想，认为如果美方继续采取强硬政策，俄勒冈边界问题还得长久地争执下去，这对美国来讲弊多利少。所以，波尔克的想法发生了一个转变的过程。1846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两院联合决议，授权总统废除1827年与英国签订的俄勒冈协议，终止两国共同占有俄勒冈的局面。当时美国正处于同墨西哥的战争期间，英国也不愿就俄勒冈问题诉诸武力。在这种情况下，两国进行了谈判。波尔克考虑到英国在俄勒冈北部确实有大量的投资利益，加之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不适宜美国采取强硬态度，于是他改变初衷，很快接受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妥协方案，同意把俄勒冈北半部让给英国，把北纬49度线（温哥华岛南端除外）定为美国北部的边界线。美英双方就这一方案达成协议，于6月15日在华盛顿重新签订了俄勒冈边界条约，美国西部边界向太平洋推进的过程也随之完成。
（四）通过墨西哥战争，取得加利福尼亚地区。以上三大目标的实现，总的来说是比较顺利的，但第四个目标的实现却有点麻烦，最终不得不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表面上看来，美墨战争是由得克萨斯边界争端直接引起的，但实质上是由于美国企图侵吞墨西哥的领土。问题的出现有其历史背景，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得克萨斯原属墨西哥，后来独立。自从得克萨斯脱离墨西哥宣布独立后，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先后予以承认，但墨西哥始终拒绝承认其独立。得克萨斯又宣称格朗德河是其西部的边界线。在这种情况下，得克萨斯与墨西哥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而此时美国内部出现了合并得克萨斯的呼声，这使得墨西哥政府非常不安和反感。针对美国酝酿合并得克萨斯的事实，墨于哥总统于1843年8月向美国提出警告，声称如果美国通过合并法案，将被视为对墨西哥的宣战。但美国对此未加理睬，1844 年4月 12 日与得克萨斯签订了合并条约，1845年 3月1日，国会两院通过了这一条约。对美国的这些做法，墨西哥公使于1845年3月6日，也就是在波尔克宣誓就任总统的第三天，向美国提出严重的抗议，随后在3为兼并得克萨斯，美国与墨西哥关系破裂后，两国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边界争端不断发生。当时，美国人向西扩张的欲望日益高涨，在美国到处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上帝要派美国统治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整个地区。”美国侵吞墨西哥土地的企图可见一斑。为达到这一目的，波尔克绞尽脑汁，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他先是采用软的一手，派特使去墨西哥，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边界线争端，并劝说墨西哥政府只要他们承认美国所确定的边界，美国愿意作出补偿，同时表示美国想购买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地区的意愿。但墨西哥当局拒绝讲和，甚至不接见特使。这使波尔克感到气急败坏，于是他便改换硬的一手。1845年12月，美国使得克萨斯成为第二十八个州，规定与墨西哥的边界争端由美国出面解决。波尔克政府于1846年1月下令扎卡里·泰勒将军率领美军开赴得克萨斯西部双方有争议的地区，企图强行把这一地区变成美国西部边界。
美军进入双方有争议的地区后，美墨关系高度紧张。4月25 日，两国军队发生军事冲突。波尔克趁机在5月11日向国会提出战争咨文，指责“墨西哥人已越过美国的边界，侵入我们的领土，使美国人的血流在美国的土地上。”经过国会激烈的辩论，两天后美国对墨西哥正式宣战。
当时美国国内扩张主义情绪高涨，以西部人为代表的许多美国人认为太平洋是美国天然的西部边界，并把它看作是对东方贸易的“金门”。波尔克也有这种想法，仅仅获得得克萨斯是不够的，他还想购买墨西哥属地加利福尼亚地区和新墨西哥地区。当时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也不一致，特别是在战争爆发以后，辉格党人与民主党人的观点更加尖锐对立。民主党人自然支持波尔克政府，认为对墨西哥是正当的和明智的，但辉格党则不然，他们持相反的态度，称这场战争为“波尔克的战争”。不过在战争期间并没有影响战场上的局势。
这场战争共有四个主要战场：得克萨斯西部地区、加利福尼亚地区、新墨西哥地区和墨西哥境内维拉克鲁斯至墨西哥城地区。美国军队虽然在人数上少于墨西哥军队，但在武器与军队技术装备方面却大大优于墨西哥军队。开战后，泰勒将军率领的美军取得节节胜利，自5月份战争开始到年底，美军先后占领了墨西哥的蒙特雷城、加利福尼亚地区和新墨西哥。但墨西哥军队自始至终与美军顽强作战。1847年，美军又打了几次胜仗，并于9月占领了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战场上的胜利更加激发了美国国内扩张主义分子的情绪，当时上至美国国会和政府内外，下至一些狂热的民众，到处都在议论要并吞整个墨西哥。这时许多辉格党人仍然坚定地持反对态度，正是由于国会内韦伯斯特等多数辉格党人的一致反对，波尔克最后才不得不下令进行和谈，最终于1848年2月迫使墨西哥签订《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结束两国间这场历时两年的战争。结果是根据条约，墨西哥承认原来得克萨斯宣称过的格朗德河为美墨两国的边界，并且以1500美元为代价将加利福尼亚一带割让给美国。通过美墨战争，美国得到了100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除得克萨斯地区外，还包括现在美国西南部的绝大部分，有加利福尼亚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犹他州以及科罗拉多和怀俄明两州的一部分。波尔克任期内，美国获得了今日美国大陆的六分之一的领土，是美国历史上自路易斯安那购地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土地兼并。所以，就扩张美国领土而言，波尔克的“功绩”仅次于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
月28日墨西哥宣布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
至此，波尔克竞选总统提出的四大目标已次第实现，这使在任内为这些目标顽强拼搏的波尔克感到欣慰。对任何人来说，要实现波尔克登上总统宝座时所提出的这四大目标并非易事，但波尔克上任后竭尽全力，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对此，1960 年美国第三十三任总统哈里·杜鲁门在评价波尔克的功绩时曾说道：“詹姆斯·波尔克是一个伟大的总统。他打算做什么，就一定做什么。”但对他发动的墨西哥战争，则意见不一。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评论波尔克时说：“波尔克已经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正在犯错误，他已经感觉到这场（墨西哥）战争的鲜血，像亚伯的鲜血一样，正在向着上苍哭喊着诅咒他？？他是一个被迷惑、被诅咒、被可怜地弄得晕头转向的人。”
在波尔克任总统期间，美国先后成立了三个州，包括上面提到的1845 年12 月29日得克萨斯成为美国的第二十八个州，另外还有 1846 年12月28日加入联邦的美国第二十九个州和1848年5月29日加入联邦的美国第三十个州。
波尔克不仅为美国的疆界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在为美国创造财富方面也作出很大贡献。加利福尼亚地区被兼并到美国以后不久，1848年1月24日，詹姆斯·马歇尔在这一地区发现了金矿，随后于1848年12月波尔克在给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提到了这件事，并且对加利福尼亚地区“丰富的金矿资源”进行了生动详尽的描述，从而证实了这一消息。一时美国上下举国若狂，加利福尼亚地区开始出现了络绎不绝的淘金人，并在1849年达到了“淘金热”的高潮。1849年 2月底，来自东方的一批淘金者抵达旧金山。
在波尔克执政期间，他还做了一件值得美国人民永远纪念的事情，那就是1848年7月4日，他选择了美国的国庆日来亲自为修建华盛顿纪念碑奠基。此后，美国人民用36年的时间建成了这座雄伟壮观的纪念碑。建成后的华盛顿纪念碑高达169.16米，总重量为90854吨，整座纪念碑用白色大理石建造，外形酷似火箭状，尖端的造形如同金字塔。纪念碑高大挺拔，站在碑前不由人肃然起敬。华盛顿是第一任美国总统，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他对美国的独立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华盛顿享有崇高的地位，因此，为华盛顿修建纪念碑对美国人民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波尔克的这一做法在美国人民看来是很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