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上海,众城之上,茫茫人海。她有一万个好处,也有一万个坏处;她仿佛很小,其实很大;她时而热情如火,转眼冷若寒冰;她又叫人喜欢,她又惹人讨厌;我有时爱她,有时恨她,有时想走,最后留下。别人问我原因,呵,那简单,只为一个字:人。最好和最坏的,最亲近和最疏远的,最骄傲和最谦逊的,最聪明和最蠢笨的,最复杂和最单纯的,最高雅和最低俗的,她是个人的大集合,要什么样的没有!别的别人或许模仿的来,可人这一项,要怎么学呢?
譬如沈送,不来上海,去哪儿找他。
我永远记得,那个寒风凛冽、百无聊赖的星期天,那座恰好路过的马戏城,那位有几分面善的黄牛,那张在C区前排的门票。
沈送坐在我右边窄窄的位置上,团着手睡的正香。随着连绵起伏的呼噜声,他的眼镜一点点往下滑。舞台上,站在跷跷板一边,踩着高跷的演员“嘭”地一下弹到半空中,闪电似的翻了几个跟斗,“哈”地一声喊,稳稳落在对面男子的肩膀上。“哇欧!---”观众席上顿时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喝彩,掌声、喧哗声形成的气浪终于把眼镜震到了地上,落进一堆黯淡的荧光棒和黑乎乎的纸袋里。我吃力地俯下身去捡它,心想这个胖子实在好笑,花了几百块钱,来这么吵的地方睡觉。一抬头,他瞪着两只滚圆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你的眼镜”我慌忙说,“不是我弄掉的!”“嗯”,他沉沉地吭了一声,把经过垃圾洗礼的玻璃片重新架回了鼻梁上。
不一会儿中场休息,他专心致志地在公文包里掏了半天,终于扒出一瓶矿泉水。“给你”,他白眉赤眼地递到我手里:“只有这个了。”我哪里肯接。“怕我是坏人吗?”他又说,“那我给你买一瓶吧。”说完揪住推车的小哥,问他要了许多东西。我看他好笑,也不计较,只不理他。
下半场格外精彩。绸带飞人飞过我跟前的时候,我竟感动地哭了。沈送歪着脑袋瞅了我好久,我狠狠白他一眼,他居然笑起来。
三五天后,办公楼前的马路上,等绿灯时,他又施施然跑到我跟前,冲我笑了笑,露出两颗大兔牙,仿佛高兴的不得了。我好生奇怪,后来才知道,这厮的单位就在马路对面。我们就这么结识了。
他大我十几岁,家里还有个小宝宝,妈知道后,闹了几次要跳黄浦江,我说他是个教授,学的跟钱学森一样!妈抹抹眼泪,“有屁用!”我赶紧又说,人家是院长,过几年当校长了,保不定还评院士呢(这谎撒的!)挣多少钞票!妈撇撇嘴嘟囔半天,总算不作声了。
还好沈送忙,家事概不计较。妈的家乡话他也听不懂多少,高兴时逗她笑笑,不高兴了就在饭桌上讲吴健雄和冯?卡门,把妈讲的倒了胃口。
不久他把东东从老家接来,没过几天,养了只雪纳瑞。这孩子肉嘟嘟的,实诚心眼,活像超超小时候。每天回家,刚一开门,毛茸茸的狗和汗津津的人全扑到我身上,把我撞倒了多少回。房间里天天叮叮咚咚,唧唧喳喳,好不热闹,楼下兰医师气咻咻来找了我两趟,我自知理亏,只能三番五次地赌咒发誓,又连哄带骗地吓唬小孩,无奈他很会撒娇,苗头未露就飞跑过来抱住我的腿,仰起红扑扑的脸蛋叫我妈,我一颗心立马化成一滩蜂蜜水。这不前天还带回只黄嘴八哥。
沈送又高兴,又不高兴,我且懒的理他。说好陪我看展览,车都发动了,校长一通电话,市领导来看风洞,要他立刻回去。“领导真没时间概念!哎,全校就你一个人会讲吗?”“好了好了,工作第一。”“我还没见过风洞呢,要不带我一起去?”“别胡闹,回家烧饭去,三点半到少年宫接东东。”“没车怎么接啊?门口打不到车!”话没说完,他已跑的没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