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区分主要看两条：第一，信仰对象是否体现了人类实践的能动本质和人的主体能动性；第二，信仰对象是否被神秘化了。在这方面，主要看它是否真实地反映和再现了人类实践活动的目标。如果它真实而无扭曲地再现了这个目标，如果它是这个目标的毫无神秘性的理想图景，那么这个对象就不是神秘物象。而如果这个偶像扭曲颠倒地再现了人类实践的目标，或远远地游离于实践目标之外，而成为某种超自然力量的人格化象征，以至从此对象上根本辨认不出人类实践目标的痕迹，那么它显然就是神秘化了的对象。关于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谈到。
5．“真善美圣”四大理念
“理念”一词现在很常用，如企业的“经营理念”以及人生理念等。这个概念来自哲学。柏拉图的哲学是“理念论”，黑格尔哲学中也有个“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这两个人都是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们所说的理念都是一种先验的大道理，是现实事物的原型或根源。我们现在所讲的理念不再带有这种客观唯心主义色彩了，但他们关于理念的用法也与我们今天还有一定联系，特别是柏拉图的用法。柏拉图认为有许多不同等级的理念：关于具体事物的理念（如“桌子”），关于数学或科学方面的理念（如“方”、“圆”），关于艺术和道德方面的理念（如“美”、“正义”、“善”）。
在这里，柏拉图关于科学、艺术、道德领域的理念的用法对我们很有启发，有助于我们弄清楚现在用得很多而很乱的“理念”一词的意思。
理念与理想不同。尽管在我们过去用理想一词的地方现在代之以理念了，但理念并不等于理想。理想主要是人们对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的想象或设想，理念则是对某种价值的抽象。某种理想可以体现某种理念，理念本身也可以通过某些理想体现出来，但二者并不相同。如人们追求一种充满着善或体现了善的社会生活，则这种社会生活就是人的理想，而这种理想所体现的“善”则是人们的理念。人们所追求的不同种类的价值，都可以抽象为某种理念。比如，“真”是一种理念，它不等同于真理，也不等同于知识。
真理是真的载体和体现，是具体的真。真情也是真的体现。同样，善也不等于善行。善行是善的体现和载体。同样，美不等于美貌，后者是前者的体现。
真善美是人类价值领域中三类基本的理念。真善美是相互联系的。真可以与善美结合，同样美也可以与善结合，比如美德。真是善美的基础。在善美中包含着真。比如在道德领域中，爱、情、善等都必须以真为基础。真实的爱才是爱，虚假的爱不是爱。真情才是情，假情假意无善可言。善本身是真实的，伪善不是善，而且是恶。历来的道德家都对伪善大加挞伐，认为它是一种更大的恶。美也要以真为基础，是建立在真之上的。当然，对此不能简单直观地理解。艺术的真实与现实中的真实并不等同。艺术当然可以虚构，但虚构也要遵守艺术真实的规律。真就像一种无色的存在，它能存在于善和美之中，并呈现出善和美的特点。
在“真善美”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就有人试图用不同的理念补充真善美。比如，有人用利益方面的价值来补充真善美，提出“真善益美”。日本佛教新兴团体创价学会提出“利善美”的价值观来取代“真善美”。
“圣”也是一种人类精神生活和精神追求的基本理念。有人着重从信仰和神圣的角度提出“圣”这种精神价值，并主张将其与真善美并列，形成“真善美圣”四大理念。这在宗教界也是常见的。
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的校徽中就有此四字。校园石碑从上而下镌刻着“圣美善真”四字。在这种排列中，圣被放在真善美之上，是以真善美为基础的，在价值世界中处于更高的位置。此外，也有主张“真善美信”的，“信”指的是信仰。不论是“真善美圣”还是“真善美信”，都是突出强调了信仰的价值，把它看作一种人类基本的理念。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6．人为什么要追求真理
首先应该确定，在社会中是存在着人们对真理的追求的。这一方面表现在人们的言语中，表现在人们常常说的“追求真理”的话语中。李大钊说过，人生最高理想，在于求进于真理。“追求真理”
甚至成了人们的一种口头语。另一方面还表现在人们的实际追求上。
尽管也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为追求真理而奋斗牺牲，但确实有一部分人是为追求真理而甘愿自我牺牲，直至献出生命的。
人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这一点不太好理解。人们追求利益，这容易理解，因为利益代表了人的需要。对于人们追求理想，也容易理解，因为理想代表着人的利益和愿望。但是，真理呢？人为什么要追求？追求真理的动力来自哪里？有人断言，是来自真理的用途。
真理是有用的，这没错，但追求真理的人往往并不是带着功利的目的去追求的。于是有人断言，这种动机和动力来自人的好奇心，来自人天生对于奥秘的探索兴趣。换句话说，这种动机是一种纯粹的认识论动机。人们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寻求真理，而纯粹是因为他们想知道真理是什么样。
如果只是出于一种纯粹的认识论动机来追求真理，那么真理对人们来说就不只是一个目标，而且还是他们的目的本身。“朝闻道，夕死可矣。”只要一睹真理面目，死也值了。这样的动机是否存在？
应该肯定是存在的。但不是全部。如果从民族差异上说，西方人更多地持这种动机，而中国人则并非如此。如果从职业差异上说，则知识分子尤其是科学家多持有这种观念，政治家等以及普通人则并非如此。
西方人偏重于把真理当作目的本身，这是由于他们重视认识论。
特别是西方的一些自然科学家们，他们认为作出科学的发现，揭开自然界的奥秘，这本身就是目的，是极大的乐趣之所在。至于这种发现有什么用处，以及用于什么目的，他们认为那是另一回事，而并非他们所考虑的了。中国人对真理的了解则偏重真理的价值方面，把真理当作达到某种善的手段。比如中国人谈到追求真理的时候，往往说“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或追求“人生的真谛”。显然，中国人所说的真理不是与人和人的生活无关的，而是体现了改造社会和人生的真理。
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知识分子所说的追求真理，与普通人所说的追求真理有所不同。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追求真理，是出于认识动机和科学兴趣，是追求事物本来之真，而不是考虑真理的用途。而不论是政治家从政治的角度讲的追求真理，还是某个人从人生角度说的追求真理，则较侧重于真理的用途。人们常谈到所谓人生的真谛，在这里“真谛”与“真理”并不完全等同。“谛”
是佛教用语，意思是道理。这样“真谛”虽然也可作为“真正的道理”或“真理”解，但佛教讲得更多的也许不是“真谛”而是“妙谛”，即神妙、奇妙或美妙的道理，那就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认识论上所说的真理了。因此，从信仰论角度讲的真理和从认识论角度讲的真理，侧重点有所不同。从信仰论角度讲的真理往往是跟人们的理想和追求相联系的真理，如“救国救民的真理”，侧重于真理的价值，侧重于体现真理的某种世界观或历史观。而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即本来意义的真理，指的是观念与外部对象的符合，是指观念对事物的正确反映。
7．真理与真理感
要把真理与主体的真理感区别开来。一种观念，一种世界观是否符合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即是不是真理，这是一回事。而人们是否认为或感觉到它是真理，这是另一回事。对认识论来说，重要的不是把什么东西看作真理，而是它本身是否是真理的问题。所以才有真理本身的定义，以及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而在信仰论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信仰者对自己的世界观和信念的真理感。
信仰者由衷地相信自己的世界观是正确的，是真理。这种相信不只是一种认识论的态度，而且更是一种与人生意义结合在一起的深刻体验，是一种感受或情感。没有这种深刻和顽固的真理感，就不会有坚定而自觉的信仰。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所相信的东西发生了怀疑，不再相信它的真理性，那么他也就陷入信仰危机了。真理感与真理不是一回事，真理感再强，也不能保证一定就是真理。因此，尽管所有的人都相信自己所信仰的东西是真理，但他们所相信的东西又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因而事实上不可能都是真理。
8．作为信仰对象的理想
理想和信念、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人们通常也是把他们放在一起使用的。比如在邓小平那里，就是理想和信念不分的。在我国由于信仰概念用得少，所以“理想”概念在一定意义上成了信仰问题的一个代表。因此，在我国理论和思想界“理想”一词用得最多。
“理想”是一个信仰论范畴，而且是信仰论的一个核心范畴。
凡是一种信仰，只要它是比较成熟的，其中就必然有自己的理想。
因为信仰不只是一种知识和观念，而且还是一种实践的精神。它在提供给人们一种关于周围世界的解释的同时，也向人们提供一种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目标。信仰之所以能为人们指明奋斗的方向，就是因为信仰中有一种理想目标。在这种理想上面，体现着这一信仰关于世界的说明，体现着这一信仰所注重的价值观念。凡是接受一种信仰的人，也总是接受这一信仰所提供的理想目标。同时，人们并不是把理想仅仅作为一种关于未来的想象而接受的，而更是作为人生的指南和奋斗目标来接受的。理想固然是一种想象，但理想的妙处不在于它的奇特想象能引起人们的瞩目，而在于它能给人一种奋斗的目标和方向。因此，只要人们形成或接受了一种理想，就必然意味着他接受了一种信仰。他必须相信这种理想的美好和神圣，肯定自己的人生意义与这种理想的内在联系，并以实际行动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一种对于理想的态度，不是信仰又是什么呢？
理想在信仰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它究竟在信仰中处在什么位置上，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因信仰的不同而不同。在此，以基督教信仰与共产主义信仰的不同为例，可以看到理想在信仰对象系统结构中的位置。在基督教信仰中，占主导地位的信仰对象是上帝，而不是人们所追求的宗教理想。固然，宗教理想——如进天堂、得永生、享永福等——在宗教信仰中也是很重要的，但这些理想是依赖于上帝的，如果没有上帝，这些理想也就不存在，更不能实现。
这些理想的实现主要地不是取决于人们主观的努力，而是取决于上帝的恩惠。因此，这些宗教理想所处的位置显然应该比上帝要低。
教徒们应该主要地信仰和崇拜上帝，而不能以对这些宗教理想的信仰代替或取代对上帝的敬仰。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有的神学家那里，有一种贬低理想的倾向。
有的神学家甚至认为信仰与理想是对立的，认为理想是下贱的，信仰是崇高的，理想是人自己想象出来的，来源于人的自私自利和喜新厌旧的欲望，它将人引向自私的歧途。而信仰则是神所赐予的，具有神圣崇高的来源（神的恩惠），并将人引向圣洁和得救。如英国的神学家修慈在其《信仰的基础》中说：“最使我们能看到将来的有两大能力。一是理想，二是信仰。但理想往往只是悬挂在前炫煌引诱人奔走，独信仰他有后方强迫的力量，令人有必奔走之势。”
而对共产主义信仰来说就不同了，在这种信仰的对象系统中，理想处于核心位置，甚至是与信仰对象直接同一的。共产主义社会即是人们的远大理想，又是人们的信仰对象。这一点正好与信仰产生于实践活动的本性相符合。实践目标是信仰对象的原型，这在共产主义信仰这一信仰形式中得到明了的表现。
理想是信仰对象的图景描绘，显然带有很大的形象性。在这种想象中，既有真实反映的内容，又有美化和理想化的成分。这种想象中的美化是理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理想涉及人的未来生活，是人的愿望、目的的完善化表达。正是未来的理想生活和光明的前景引导人们不停地追求。否则人没有了希望和期待，也就没有了生活下去的信心。因此，形成和抱有理想，是人的一种主体能力或本质力量。人总是不为现下的状况所局限，而具有超越现实状况、向往更高境界的要求。这是人脱离动物界后具有的一种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寻求理想是一种文明的惯性，它作为人的一种天然的精神意向是人类文明进步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动物只是本能地适应自然，自然赐予它什么环境，就生存于怎样的环境中，适应这种环境，它的动物心理便不能越出这种环境而想象更好的生活。只有人才生活在现在和未来两个世界中。卡西尔说过：“思考着未来，生活在未来，这乃是人的本性的一个必要部分。”“我们更多的是生活在对未来的疑惑和恐惧、悬念和希望之中”。而“未来不仅是一个映象，它成了一个‘理想’”。即使在艰难困苦看不到希望的日子里，在人的本性上也不会丧失希望和向往美好生活的能力。理想的存在是美好人生的魅力，没有理想便没有未来。
9．理想的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
无论是信仰还是理想，都应该从实践活动上来理解。既然信仰活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个侧面或环节，既然信仰的主客体结构来源于实践主客体结构，那么信仰对象的原型必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目标。从而，理想的原型也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目标。
从某种意义上说，信仰产生于人类实践活动目标的增大和实践活动周期的延长。具体地说，是产生于从确立目标到实现目标之间的时间距离的拉长。确立的目标越远大，实现它的时间就越长，追求过程中困难就会越大，而间隔越长，困难越大，人类就越需要有一种对于自己的理想目标的坚定信仰。坚定地相信自己理想目标的正当性、美好性以及实现的必然性等。否则，人就有可能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由于困难和曲折，由于缺乏长久等待的耐心，而放弃自己的理想目标。这样实践活动就不成其为实践活动。因此，人对于理想的坚信和执着，是出于实践的需要。
实践的目标体现了人的目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本质活动。因而人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跟自己的目的打交道。首先是形成某种目的，并制定出相应的目标，此后便全力以赴去达到和实现这个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人就必须对目标全神贯注，把自己的精力、注意力、希望和期待都集中于这个目标，因而这个目标就成了他心目中的偶像和精神的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