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我们讲到了老子辩证的思维方式和他正言若反的语言特点。作为一个史官，老子抱着对历史与现实极大的怀疑态度，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看到了常人没有看到的事物背后的问题。那么在常人眼里的是非、善恶、美丑，老子是怎么看待的？他是如何来看待社会、文化与历史的？
刚才我们讲到了老子的辨证思维，或者说老子正言若反的表述方式。作为一个史官，他看到了事物背后的东西。比如说他看到了人类很多的文明成果、文化建树，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都是非常好的东西，可是老子在它们的背后发现了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他发现了所有文明的创造、文化的建设，它的背后都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当老子看出了这些东西背后问题的时候，他就成了历史文化的反叛者。
首先我们来看老子反智。人类的智慧当然是很好的，我们就是要不断地发展人类的智慧，不断地提高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所以我们不但要提高我们的智慧，同时还要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但是老子显然看到了智慧也好，技术也好，背后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在《庄子》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当然我们说庄子的故事很多都是编出来的，是寓言，但是他编寓言的目的是要说明问题。我们来看看他编的是什么样的寓言？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他说孔子的学生子贡，注意这句很有意思，他把主人公设置为孔子的学生，这就表明他和儒家之间的关系，表明他和儒家观念上的对立。
子贡到楚国去游历，从楚国回来了以后，又到了晋国，接下来又到了汉水的南边。在汉水的南边，他看到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这个老人在干什么呢？正在浇菜。旁边有一个很深的井，这个老人在井边挖了一条隧道，很深很长，一直通到井底。通过这一条很长的隧道，到井底下，装上一罐子水，很吃力地又从这个很长很深的隧道里边慢慢地爬上来，到菜园里浇上几棵菜。
子贡很有同情心，儒家弟子都跟着孔子学的，都有仁爱之心，“仁者爱人”，他看到一个年纪这么大的人，在如此吃力地浇菜，用这么大的力量，可是效益不高。他就走到前面，跟这个老人推荐了一个新技术。他说老人家现在有这么一个刚刚发明不久的机械，使用这个机械以后，一天就可以灌一百亩土地，可以用很少的力做很多的事。事半功倍，难道你不愿意吗？这个老人就问他，那是什么机械啊？子贡就告诉他，利用杠杆原理。用一个很长的杠杆，把水桶从井口放进去，然后运动杠杆，把一桶水从井底下吊上来。因为使用了杠杆的原理，可以直接从口进入井底把水吊上来，省得我们从很深很长的隧道里边下去，所以花时间更少。他跟这老翁推荐，他以为他在做一件好事，可是老人听了这番话以后是什么态度呢？“忿然作色”，就很生气，脸色都变了，然后又笑着说，这个笑当然是一种嘲笑了。
老人怎么说的呢？老人说你以为我不知道有这样一种省力的机械吗？我知道。但是我不用，为什么我不用？这老人有他的观念的，他说：有机械之事，必有机巧之心。
我们现在汉语里边有一个词叫“机械”，什么叫“机械”？就是很巧妙的器具。这个老人认为，凡是讲究巧妙的器具，一定会有机巧之心，有机心就不好了，人应该有一片纯朴之心，你为什么有机心呢？机心成于胸中，内心里边就不再那么纯洁了，内心就不是那么安定了，大道也就不能再存于胸中了。老人的这番话，说得子贡非常惭愧。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愲愲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庄子·天地》）
这个故事倒是挺有意思，实际上要说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凡是人们去追求机械的地方，也就是在追求机巧，追求机巧的地方，就会破坏纯洁的道德。实际上，庄子的这个思想是来自于老子的。
我们现在常说：知识改变命运。显示出知识与文化的力量，而在两千多年前的老子眼里，知识与文化却是机巧、利令之心孳生的温床，是一种恶因。在老子看来，但凡社会倡导的东西，必是当时匮乏的东西。因此，社会与文明越进步，本质的东西丧失就越多。
老子有这么一段话：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去义，民复孝慈；绝巧去利，盗贼无有。（《道德经·第十九章》）
我们来看这些词，“圣”、“智”是正面的东西。“圣”就是圣明，“智”就是智慧，“仁”和“义”就更不用说了，孔子特别提倡仁，孟子特别讲究义。儒家在拼命给我们建立一套仁义的哲学，让我们都做一个仁义之人。“巧”和“利”也是一样，有了“巧”我们可以省力，可以做很多事。“利”，那不是我们人所追求的吗？所以老子一口气说出了六个在一般的观点里边正面的东西，“圣”、“智”、“仁”、“义”、“巧”、“利”。但是他说了这些之后，他对这些东西是斩钉截铁的几个词——“绝”、“弃”、“去”，断绝了，抛弃了。仁不要了，圣不要了，义不要了，利也不要了，巧就更不用说了，而且在老子看来，没有了圣智之后，老百姓反而会有百倍之力。没有了仁义之后，老百姓反而会更加孝顺、更加慈爱，没有了巧利之后呢？天下也就没有了盗贼。我们说这是道家有名的反知识论的最早也是最经典的表述。
我们现在讲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这当然好。老子也不是反知识，我们只是说老子从一个正面的东西背后，看到了反面的东西，任何一件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老子就看到了二。那么老子对于知识，对于圣、智、仁、义、巧、利等等的否定，显然是因为他看到了我们没看到的东西，这是什么呢？
在老子看来，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人类技术的进步，人类文明的进步，传统的道德正在崩溃。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指出过，历史的每一个进步都往往包含着对传统道德的亵渎。而且老子认为，智力的发达往往与本性中纯朴、善良的丧失是同步的，智力越发达，一个人本性中的纯朴可能会越少。生产力的进步，物质的积累，在老子看来，往往仅仅是满足了人类动物性肉体的欲望，而对于人性中的真善美没有什么作用，甚至在老子看来，可能还有促退作用。我们不得不承认，老子这些话，是有一定的道理，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社会上也确确实实看到了类似的现象。道德也确实好像更适宜于在艰苦与匮乏的环境中来培养与体现。
后来庄子说过一段话，也是说明这个问题的。庄子说泉水里本来有很多的鱼，但是当泉水干涸的时候，“鱼相与处于陆”，鱼都被晾在干旱的地方了，这个时候这些鱼们会怎么做呢？
相濡以沫，相呴以湿。
就是互相以嘴中的泡沫来润湿对方，我们现在就用这样的词来表明人与人之间那种互相关心，尤其是在危难的时期，互相关心的这样一种道德关系。但是我们看庄子讲的一句话很有意思，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相濡以沫，相呴以湿”的这样一种道德关系呢？泉水干涸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匮乏的时候。一旦水源很充足，一旦把这些鱼放到大江大海之中，他们还会“相濡以沫，相呴以湿吗”？所以庄子下面有一句斩钉截铁的话：不如相忘于江湖。（以上两句引自《庄子·大宗师》）
这话说的是很让人寒心的，为什么说让人寒心呢？因为“相濡以沫，相呴以湿”我们觉得这是多么温暖的一种道德境界啊！我们从人与人之间的相濡以沫里面，从人与人之间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关照里面，我们感受到一种道德的温暖，我们舍不得丢掉这个东西，我们在里面流连忘返。可是庄子说“不如相忘于江湖”。假如有了更多的水，假如有了大江大湖可以让我们游来游去，我们何必需要这样的道德呢？所以道家不光反智，在很多地方还反道德。它反对的就是儒家所提倡的这种道德，因为他们非常正确地发现了，儒家提倡的道德，实际上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需要，而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互相需要，是因为这个社会有很多的匮乏、有很多的不足，一旦这些匮乏没有了，一旦这些不足变为充足了，这些道德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所以老子下面接着讲到这些类似的话：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道德经·第十八章》）
他这样的讲话方式，或者这样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和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尤其是和儒家认识世界的方式，正好是顺序上颠倒过来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提倡子女对父母的孝，提倡父母对子女的慈，所以我们造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呢？“六亲和”的社会，造成了和谐的社会，子女孝顺，父母慈爱，那六亲就和了。可是老子认为，这是倒过来的，正是因为六亲不和所以才有孝慈，而我们的看法是有了孝慈，才有了六亲和，正好秩序颠倒。“大道废，有仁义”，人间的大道被我们人类忘掉了，然后我们才提出所谓的仁、所谓的义。正因为我们太肯定人所谓的智慧，所以才有大伪，什么叫“伪”呢？就是人为的虚假的东西。
他还这样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道德经·第三十八章》）
这一段话讲得非常精彩，老子真是天才的预言，先是道没了，后是德，德后是仁，仁后是义，义后是礼。我们先把这个话放到这儿，先不分析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我们来看一看，人类历史的发展，老子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是不是照他所讲的那样？是不是他预言的那样？
老子的这一段精彩的言论，会预言成真吗？他为什么会认为人类将一一丧失“道、德、仁、义、礼”这些文化中、人性中美好的成分呢？
道是最原初的东西，我们可以说三皇五帝之时，尧舜禹的时候，是道。到了周王朝建立的时候，就讲德。到了周王朝衰落的时候，孔子出来讲仁，“仁”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失去了对别人的道德约束了，到了战国中期，孟子出来又强调义。再往下发展，荀子出来，特别强调的是礼。所以我们说，如果老子是春秋后期的人，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他对于中国思想史发展的这样一个预言，实在是太准确了。尧舜禹的道，和西周的德是他看到的。孔子的仁，我们也算是他看到的，但是后来孟子提倡义，荀子提倡礼，这可都是他没有看到的，但是他预言到了。他不光预言到了礼，礼以后呢？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当荀子的礼仪也不能对社会进行约束和规范的时候，什么东西又出现了呢？那就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和李斯所提倡的法，当法出来的时候，天下大乱就开始了。这个时候就是秦王朝的时候，秦王朝统一六国，靠的是武力，靠的是杀戮，完全没有什么忠和信了。而且他统一六国之后，十六年的时间，国家就崩溃了，天下重新陷入混战，这不是乱之首吗？所以我们说老子这个地方，真的是预言非常准确。
我们再来看一看，在他的预言里面，实际上还包含了他的一个历史观。注意他这里面，每一句话里面都有一个“逝”，逝去的“逝”。在他看来，人类的历史，就其道德而言，是一个逐渐堕落的过程。就其文化而言，是一个衰退的过程，而不是发展的过程。人类在历史的长河里所谓的文化创造，比如说孔子创造了仁，孟子创造了义，荀子创造了礼，韩非子又特别提倡法，这么多文化的创造，这么多有价值的思想史上的成果，在老子的悲观的眼神看来，都不过是对堕落人性的一种被动的适应。因为人性中没有道了，所以我们提倡德，因为人性中没有德了，所以我们提倡仁，因为人性中已经不仁了，所以我们提倡义，因为人性中已经不义了，没有办法了，所以荀子又提倡礼。你得照规矩来，我已经对你不抱希望了，我知道你不仁不义，但是你总得按照规矩来，这叫礼。因为人性的丑恶极度膨胀，礼已经不能约束他了，所以韩非子提出了法，用强制性的、暴力的手段来约束。
所以我们看老子的这一段描述，他对于所谓的人类文明史是否定的，对于人类的道德是很悲观的。他认为人类的道德是一个逐渐堕落的过程，是一个逐渐下降的过程，人类的历史是一个逐渐衰退的过程。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都是在不断满足人的膨胀的物质欲望。而人性中的善良，人性中的道，人性中的德，人性中的义，却一点一点丢失了，所以人类假如要自赎，要保持纯朴的道德人性，在老子看来，那就必须反过来逆向行走。去追溯本原的道，所以老子鼓吹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道德经·第二十八章》）
也就是复归于人类最初的本质。什么叫“复归于婴儿”？婴儿就是无知无识的童心。什么叫“朴”？“朴”就是没有经过雕琢之前的木头。经过了雕琢，经过了美化之后，那就是文明，那就是文化。返回头走，就要抛弃现有的文化，抛弃现有的文明，所以我们说，老子反智，老子反文明，老子反文化，那你说老子太反动，老子一点也不反动，因为他这些反，反得有道理。
老子总是从一个事物的正面，看出它反面的一些东西，老子从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的积累、文明的进步中，读到的是道、德、仁、义、礼的丧失。大力鼓吹要回归到人类最初的本质，回归到婴儿般的纯、璞玉般的真。因此，他对当时的政治和统治阶级的态度也是反叛的。
实际上我们说，老子不仅反文明，不光反智，不光反文化，在现实的生活里面，老子还特别有勇气，他敢于反抗政治。老子反抗政治有两个含义：第一、他反抗当时的政治，这是绝对需要有现实勇气的，要有道德勇气的。第二、老子反对一切所谓的对人们的治理。我不光反对今天的政治，所有的政治我都反对。
老子为什么反对当时的政治呢？因为他觉得当时天下大乱、人民不幸，甚至人民犯上作乱，都是因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出了问题才造成的。老子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弭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道德经·第五十七章》）
因为你政治上的忌讳太多，所以老百姓就越加贫穷，说白了就是政策不放开，约束太多，老百姓无法自由谋生，所以老百姓就越加贫困。“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奇物”我们知道，在老子看来奇物都是不好的，人的伎巧越多，人的心智越发达，人的心思越复杂，各种古怪邪恶的事情也就越来越多。同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法令越复杂、越苛刻、越烦琐、越细碎，盗贼就会越多。这一点老子讲得太对了，比如秦王朝建立以后，秦王朝的法令就是太严厉，同时太琐碎、太复杂、太面面俱到，结果是什么？不是老百姓守法了，恰恰是违法的人越来越多。天下大乱的责任在谁的手里？在统治阶级那里。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道德经·第七十五章》）
这几句话更好理解，也更尖锐、更愤怒。老百姓为什么饥饿？是因为统治阶级税收太重了。等于说夺了人们口上的粮食给统治阶级去了。所以老百姓的饥荒，不是天灾是人祸，不是粮食产得少了，而是统治阶级剥削太重。统治阶级有太多的苛捐杂税，有太多的差御，今天让老百姓去修长城，明天让老百姓去修黄河，后天让老百姓去修宫殿，宫殿修好了，还要老百姓去为你修陵墓。如此耗费民力，老百姓怎么能够完全听从呢？老百姓怎么能够不起来反抗呢？
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因为统治阶级太穷奢极欲，统治阶级太想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了，然后你就加重剥削，加重压迫，老百姓在沉重的压迫和剥削之中，他已经无法委曲求全，他只好铤而走险，只好起来反抗。最后老百姓甚至都不怕死了。老百姓难道不怕死吗？老百姓到了不怕死的时候，一定是有外在的原因。当一个人都被逼得不怕死的时候，问题一定在于统治阶级。对于杀人的政治，老子更是深恶痛绝并予以诅咒：老百姓不怕死，用死来吓唬他们又有什么用呢？假如让百姓真怕死，那么把作乱的人，抓起来杀掉，谁还敢捣乱呢？
本来由大自然来决定谁生谁死，就像有个负责杀人的“审死官”一样，那些代替“审死官”的人去杀人，就好比是代替高明的木匠去砍木头，很少有不砍伤自己手的。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者矣。（《道德经·第七十四章》）
老子的思想，即是这种批判哲学。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不为者，以欲无不为也。
一针见血地把老子的真实思想及独特的表达方式揭示了出来。老子的很多怪话，不过是批判现实发泄不满的愤激之辞啊！
讲到这儿我们可以讲一个故事，是汉代刘向的《说苑》上面所记录的，说是古代的大禹，在外面出行的时候，看到了罪犯，大禹赶紧从车上下来，“问而泣之”，问一问你为什么犯罪，你犯了什么罪？而且大禹还为他流泪。大禹手下的人就问他，这些罪人因为他们自己做了犯法的事情，所以才会有今天的下场，你为什么要为他悲痛呢？大禹说，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拿尧舜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尧舜是圣人，是仁德之人。那天下的人都是圣人，都是圣德之人，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人犯罪，没有人因为犯罪而受到惩罚，没有人因为犯罪而把自己弄得如此苦难。可是到我治理天下的时候，百姓各以其心为心，人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了。所以不怪他们，是我没有把天下治理好，所以我觉得非常悲痛，然后他引用了《尚书》上的一句话说：百姓有罪在于一人。
老百姓有罪，这个罪过最终在谁的手上呢？老百姓犯的所有罪，最终都要归罪于统治阶级，是你没有把天下治好。
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顺道，故使然焉，君王何为痛之至于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书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说苑卷一·君道》）
这是大禹说的话，当然大禹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这已经完全不可考了，因为我们今天对于夏朝完全没有文字可考，这显然是后人编造的，但是在这个编造的故事里，体现出了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政治观，这种有价值的政治观和老子是有联系的。也就是说，天下所有的问题，都不是人民的问题，而是统治阶级的问题，甚至人民犯罪，也是统治阶级逼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子反抗当时的政治，就有了现实的意义。
我们还要说，老子反对政治，不光是反抗当时的政治，实际上从骨子里面来讲，老子反对一切对天下的治理。因为他觉得天下本来是很好的，我们为什么要去治理它呢？老百姓原来的那种生活状态，自自由由、自自然然，这样的生活状态很好，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治理它呢？实际上，老子在这个地方倒是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中国古代国家的建立，不是人民需要国家，而是国家需要人民，不是人民需要有统治阶级来管理他们，而是因为统治阶级需要有人们来成为他们剥削和压迫的对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子反对一切政治，反对一切国家，老子实际上是一个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
关于治理国家，老子说了一句特别有名的话，这一句话是：治大国若烹小鲜。
这句话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治理一个大的国家，就像烹一条小鱼一样。这个话就非常有意思了，治大国怎么能够像烹一条小鱼呢？治大国，是像烹一条小鱼一样容易，还是像烹一条小鱼一样困难呢？老子这样的话里面，包含他对政治什么样的观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