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大禹的名气远在鲧之上。为什么会这样？隐秘的原因我们不清楚，就工作的成就而言，鲧是治水失败者，而禹却成功了。成功者的名字，在公众的心里永远和“伟大”连在一起，失败者则很快被人遗忘。
社会就是如此势利，谁也没有办法。
鲧乃颛顼之子，大禹之父，奉尧命治水，九年水患不息，被天帝殛于羽山。《国语》云：“鲧障洪水而殛死。”《史记·夏本纪》也说：“舜……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因此人们多认为鲧之死，原因在于他没有遏制住滔滔洪水。其实仔细想想，鲧治水九年，即使没有完全平息水患，也做了不少工作，过不当死，最终却以此殒命，可见我们不少人的骨子里，对罪与过的认定并不太清楚，容忍失误的气度也称不上有多大。
按史书的记载，帝尧当时并不同意让鲧去治水，因四岳极力推荐才点了头。《史记·五帝本纪》对这一情节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帝尧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
都回答鲧可以担此大任。帝尧认为：“鲧负命毁族，不可。”通俗讲，帝尧这句话的大意，可能是说鲧自视甚高，脾气暴躁，性情耿直。四岳则说：试试吧，不行的话再撤掉也不迟。尧于是听从了四岳的意见启用鲧，“九岁，功用不成。”
鲧的治水方法，主要是“堙塞”，在“堵”而不在“疏”，修堤筑坝，拦截洪水。这一方法的积极之处，现在似乎已被大禹的疏导之法掩盖了，实际并不是没有作用，在科技非常发达的今天，它不是照样具有生命力吗？治水与筑坝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但那紧密程度可算打断骨头连着筋，治水而不修坝，倒是不可想象的。难怪时下有人提出，鲧被杀，另有隐秘的原因。
退而言之，即便鲧的治理方法有疏漏，九年的功绩也不宜一笔抹杀，更何况仅是“功用不成”，并不是什么效果也没有。《太平广记》对鲧的命运进行了另外一种描述，卷四百六十六云：“尧命夏鲧治水，九载无绩。鲧自沉于羽渊，化为玄鱼。时植振鳞横游波上，见者谓为河精，羽渊与河海通源也。上古之人于羽山之下修立鲧庙，四时以致祭祀。”老百姓修庙祭祀，可能有惧怕之意，但也有崇敬、乞求的含义。这未必不是对他治水功绩的肯定。今日想来，鲧的理水之法，对禹是极好的启示，促使他寻找一种更为合理的制服水患措施。成功的经验对后人来说是财富，失败的教训也同样给世人以有益的启迪。
鲧死之后，禹接替父职去治水，实行的策略已不单纯是堙塞，而是在总结前人实践成败的基础上，变单一的筑坝拦水为疏浚河道。《国语》有禹“厘改制量”等语，称其壮举曰：“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泊九川，陂障有泽，丰殖九薮，汩越九源，宅居九隩，合通四海。”由于采用了合理有效的治理方法，加之勤勉努力，洪水的危害终于被消除了，生产力得到发展，民众的生活开始走向安定，大禹成为治水英雄，受到膜拜。禹治水十三载，三过家门而不入，敬业精神千古流芳。唐代的司马贞颂赞禹曰：“尧遭鸿水，黎人阻饥。禹勤沟洫，手足胼胝。”宋代陆游在《禹庙赋》中亦赞“禹手胼而足胝，宫卑而食菲”。禹以后各朝各代人都看到了其“疏浚”之法和挣脱个人享受，敬业奉公的精神，对鲧奠定的基础则往往忽视了，对鲧曲折的命运也缺少具体的分析。目光如炬的司马迁说“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屈原虽为鲧叫过屈，但总是使人先想起他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悲剧，鲧本身的是是非非倒被冲淡了。
这并不是说鲧完全无可挑剔，更不是说他的功绩在禹之上，而是觉得人们不能完全宽容他的失误。鲧治水九年，殚精竭虑，勤奋忘我，无论在工程上还是精神上，都建造了比较良好的基础。对一切苛责，追求完美，最终就会遏制创新。实际而言，后人的一切工作都是在前人基础上完成的，后人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眺望未来。设若没有鲧在前，禹能不能顺利完成治水任务还可能是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