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伯焘做过好几个省的封疆大吏，在晚清算是一个人才。《清史稿》云：“颜伯焘，字鲁舆，广东连平人，巡抚希深孙，总督检子。嘉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接着又云：“道光二年，出为陕西延榆绥道、督粮道。历陕西按察使，甘肃、直隶布政使。大军征回疆，以转运劳，赐花翎。署陕西巡抚。十七年，授云南巡抚，改建滇池石彷，农田赖之。兼署云贵总督。伯焘累世膺疆寄，娴习吏治，所至有声。”
道光二十年（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九月，颜伯焘继邓廷桢为闽浙总督。后，厦门抗英保卫战失败，鼓浪屿、厦门相继失陷。道光皇帝责备颜伯焘“不能预防仓促失事”，下诏降为三品顶戴留用，革职回广东连平县老家闲居。
《清史稿》对颜伯焘评价不低，称他“怀抱忠愤，而无克敌致果之具”。的确，个人能力的发挥，受环境因素限制很大，许多设想难以实现。
邓廷桢为闽浙总督时，整顿海防，加强防御。颜伯焘接任后，亦积极备战抗敌。颜伯焘向朝廷请求饷银 200 万两，拟造战船 50 艘，招募新兵、水勇，想和英军“出洋驰逐”。不久清廷下令撤防，所募水勇只能全部遣散，建造中的船炮也就辍停了。壮志未酬，与高层决策颇有关系。
因为颜伯焘曾使厦门失守，因此一些人视之为“投降派”、“临阵脱逃”。残酷的战争，一方面成就了一些人，一方面使某些人毁于坚船利炮，无论身体还是精神。现在多有人认为，颜伯焘与投降无缘。正史虽多粉饰，大是大非当留下蛛丝马迹，而《清史稿》是很推崇颜氏的。
但除去“投降”，颜氏还有一个“贪鄙”的恶名，这件事，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书记述此事比较详细。对颜氏来讲，摘去“投降派”的帽子相对容易，拔除贪鄙的恶名却很艰难。不容易在于，《清史稿》
这类正史可信，难道作为自叙年谱的《道咸宦海见闻录》，就不公正？
就是以个人情感统率理性的文字？正史除有粉饰太平之病，而且常因宏大叙事，剪除一些有血肉的资料，也因某些忌讳，故意放大或缩小一些材料的价值。颜伯焘其人其事，《清史稿》与《道咸宦海见闻录》是可以参看的。
据说，道光四年，颜伯焘任陕西延绥道台时，倡议刻制碑文：“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文字好则好矣，但这不足以证明其清廉。
一位官员廉贪与否，不仅要看其拥有财产的多寡，还要看其财产收入是否取之有道，就是不能以言辞为评判的标准。说教、自我表白，与形象工程大有干系，独与求实无关。历史上那些贪官，哪一个不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道咸宦海见闻录》记，道光二十二年三月，颜伯焘闽浙总督的官职被撤，返乡时途经漳州城：“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至初十日，余与英镇迎至十里东郊，大雨如注。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四百余桌。帅有亲军营三百人，感恩护送回粤，沿途皆须酒饭犒劳，是以酒席数多。”这段记述颇详细，非亲历亲见，坐在书斋里是想不出来的。
被革职回原籍的颜伯焘，竟然如此劳师动众，金银细软竟然多得这样骇人听闻，真是丢官不误发财，即使丢了官，仍然可以过一生滋润的生活。
《道咸宦海见闻录》曰：“吏治之坏，至闽极矣！”这话也许有点夸张，不管你信不信，反正张集馨信了。
有的研究者称，颜伯焘是个直言快语的人，难免伤害别人的自尊心。
言外之意，张集馨很可能对颜伯焘有看法。谁说的对，张集馨早已作古，对证是求不来了。不过，张集馨并没有说颜伯焘是个贪官，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
然而，晚清社会的“吏治之坏”，正好可以从张集馨的宽容心态看出来。颜伯焘回原籍时行李辎重之多、场面之铺张、家眷之众多、排场之讲究，令张集馨这样的官员震惊，不消说，更令普通人瞠目结舌。地方政府为接待颜伯焘过境，耗资一万余金。但张集馨并未用“贪”字形容颜伯焘，《清史稿》对颜伯焘评价还颇高。可见晚清对贪腐宽容到何种程度，权倾一方的统治者贪腐到什么地步！达到什么程度为“贪”，操守至何种地步为“廉”，真让人一头雾水。
有道是有样学样。封疆大吏的做法必然起着教导作用，下级必然模仿。一级传一级，大清国不灭亡才怪。四川犍为县知县朱在东被撤职后，查出亏空九万余两。朱在东因手里把握贿赂历任将军、院、司、道、府的印簿证据，扬言要上京告状。这么一来，案情“牵涉大员”，总督琦善也无从下手，最终还是草草了之。
晚清国库空虚，国家无力支持官僚体系，官员的收入主要来自约定俗成的“陋规”。同时大行捐班，谁拿的钱多，谁得到的官位就大。这种环境下为政，官吏怎么可能廉洁？当然，最根本的，是有几千年历史的专制统治。这种治国方式，皇帝是主子，臣民是奴才，而且是奴性十足的奴才，官吏需要的只是“忠于”皇帝，只要让皇帝高兴就可以了，老百姓顶个屁，国家兴亡更与他无关。于是不捞白不捞，“贪腐”者捞取的可能比颜伯焘多得多。于是，没人认为颜伯焘是“贪官”甚至赞其“清廉”。可以想见，颜伯焘之后的大臣会贪而不止，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抵得过一打倡廉的诏令。只要不被抓，就仍是好官。
《清史稿》曰：咸丰三年（1853 年），咸丰皇帝感念颜氏于国有功，准备重新起用，可惜颜氏不久病逝。“子锺骥，宣统初，官至浙江布政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