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谒，因有所求而去拜见某人。当所求之事是想借助旁人的奥援为自己黯淡的仕途打开局面的时候，这种求谒就因有所贪图而显得心虚和畏怯。但在封建的官场，这种附丽权贵的打躬作揖却是随处可见。低首下心、恳求扶掖的经历几乎是每个求仕者都有过的难堪。早在先秦时代，以苏秦为典型代表，功利性极强的悬梁刺股苦读之士，学成之后，及锋而试，齐国不行去赵国，赵国不行去楚国，就这样一站站地游说下去。那时在各诸侯国的殿堂之上，常有这些披褐怀玉的穷士口若悬河、眉飞色舞的毛遂自荐，这就是那个时代为了出人头地，破壁飞出的干谒者，这些弹铗而歌、挖耳当招的身影经常出没在那些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抢占着多少帝王将相的漫漫风光，想那一本本厚重的春秋战国史如果缺失了这些摇唇鼓舌，东食西宿的干谒者，该要怎样的乏味和无趣啊！科举制度确立之后，虽然用人取士已有常规定则，但实际的人事权力还是把掌在那些位居要津的权臣手中，于是即便已有功名的举子，依然要怀揣着绞心写就的自荐信，为了传说中的一份实缺，引颈企望在如市的权门外，这种干谒还不如先秦时代因多头政治而伴生的人才竞争的开明与公平，受制于司职枢要的庸碌之辈，这样的人事分配有多少是量才录用？又有多少是任人唯亲，甚乃卖官鬻爵？可怜那些真才实学却不得不随俗干谒的士子，还持抱着不肯幻灭的憧憬寄希望于那一次次的哀恳当中。
中国文人从小就在“学优登仕，摄职从政”的朗朗书声中成长，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作为读书之目的是锲入底里的不变信念，基于如此根深蒂固的传统灌输，于是当干谒这种方式成为入仕的必由之路时，多少人都只能自我解体知识围合起来的文人素有的骄傲樊篱，为了所谓的理想媚悦世俗。汉朝的魏勃苦于求见齐相曹参而不得其径，于是大清早跑到曹家门口不顾斯文地扫起地来以引人注意，最终虽然得偿所愿受到荐举，可忍辱扫门赢来的成功该令人怎样地满心不是滋味；出生显贵如曹植，自幼感奋着父辈们驰骋疆场的意气风发，那份想通过建功立业垂名天下而不是坐享现成富贵的激昂理想是如此的真确，可他三番五次用意恳切言辞慷慨的上表请求自试都有如石沉大海。每每单独求见曹丕，热情地阔谈时政，天真地冀图试用，换来的不过是曹丕同根相煎，不能见容的几声干笑罢了！一首哀婉凄伤的《洛神赋》在极尽描写之能事的优美中寄言着人神殊途、无功而返的现实惆怅，可见求仕的迫切与终不能得的相逆是怎样啃啮着这个“不识时务”的谦谦君子。当然，一生迂执于这样追求的曹植最终以其独占天下八斗高才的上苍厚赐流芳千古，而这正是曹丕极力追崇的“盖文章，不朽之盛事”，这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盆满钵满，诗仙李白亦是如此。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李白这样一位踔厉风发、目悬于顶的绝代天才，谁曾想到他一生大多的时间也旷费在权门的奔走中。彼时建功立业，猎取功名富贵的追求是洋溢着英雄主义色彩的盛唐强音。历抵卿相，遍干诸侯，李白的自述也刻画出这一时代千人一面的相同造像。多少权臣的堂下有过他打斜恭立的身姿，多少门吏的跟前有过他弯腰呈递的背影。试读他写给韩朝宗的自荐信，在信中他同样难免谄媚的吹捧之词，希图援引的反复请求，这样的沿门托钵，仰给于人难道是傲岸如李白者所甘之如饴的举动吗？当然不是！在长久蓄积的不满和憎恶中李白终于喊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震天之响，然而纠结在心头的功名意识始终如影随形，这样的泥执，终其一生不曾止歇。是什么牵绊住这个傲世奇才落拓不羁的身影？是心头那把从小被熊熊燃点不肯死灭的理想之火，即便它最终被现实的冷雨浇灭成一片狼藉，那不肯殆尽的一丝余烬却随时都可能在或有的生机中，如燎原烈火重焕勃勃。当然这样的生机很少，这样的期待却很长。
干谒，不仅是自我人格的一种俯就，还要随时因这种低下姿态而接招外部飞来的种种贬损。这种迎着世俗的流风随波翻转的附骥尾难免遭受人訾议，甚至干谒者的品行难逃质疑。韩愈在干谒途中所呈露出的过分迫切与峻急心态就落下了话柄。作为一代文坛宗师，翻开他的著述，干谒之文确是不乏其数，而上书投赠时抬高对方自贬自抑的套话也是满纸通篇，处处在在，无怪乎后世力倡道至则文亦至的欧阳修、顾炎等人对此不以为然，诟病有加。洞达如韩愈难道无忌于这种文字流布于世的恶声？怎奈何求仕的心勃发如春潮涌动无法平抑。前些时日读到杜牧的一篇类如感谢上司帮助调动工作的信，谦卑之态无以复加：“药肉白骨，香返游魂，言于重恩，无以过此。”少年时心目中那位一往情深而又雄姿英发的杜牧倏然破灭。可在当时社会，借重人脉关系已成为士子进身和升迁的必由之途，官本位的时代，高才如杜牧亦只能俯下年轻时那颗高傲的头颅与世偃仰了。而所有这些交迫在干谒者内心的挣扎，都远不如权贵的冷脸与门吏的下作所带来的羞辱深重。
韩愈曾在《与陈给事书中》写过一段参谒权臣的亲历，初次拜见，陈京“温乎其容”，韩愈“退而喜之”，二次拜见，陈京“邈乎其容”，于是韩愈“退而惧之，不敢复进”。就在这一温一邈、一喜一惧中生动地蓦写了权臣翻脸无情的喜怒无常和求谒者患得患失的忐忑不安。这种如履薄冰、奉命唯谨的惶恐和卑怯将一个个怀揣壮志的文弱书生折磨得胆气全消。而高墙巨槛外那些狐假虎威，谄上欺下的门者更是让人耻于言及。明代宗臣在《报刘一丈书》中就曾用精准的文字形象地勾绘过这样丑陋的场面，干谒者的奴颜婢膝，守门人的百般刁难，可以想象出封建权贵的门限压弯多少贫贱骄人的文人的脊梁，那些重足而立，渴望露脸的温良君子在这条登仕之途隐忍下多少羞于启齿的暗伤。
而干谒文其实是一种难度很高的文章，它的难就在于要将一件摇尾乞怜的事以一种冠冕堂皇的气派表现出来，既不可以低声下气失了文人的骨气，又不可以大言不惭忘了求谒者的身份，在这两难的挤压中要脱颖出一段不卑不亢，打动人心的妥帖文字就在于考问作文者的功力了。纵览中华文字大全，其中谦词敬语比比皆是，这种貌似赘余却用心良苦的特出文化跃动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交场合中，有着四两拨千斤的妙用，此类词汇的积淀与丰富不乏干谒者的血泪，而这浩瀚的词海也为干谒文的左右采获提供了向上攀缘的垫脚基石。年方19岁的苏辙曾写过一篇干谒文，其遣词造句的功力就十分了得，而干谒动作的起步之早也让我们看到封建仕途的其路漫漫。学力渊深的韩愈也是这种因难见巧的高明写家，印象颇深的是一篇关于希望别人为他做些推介以提高知名度的短文，文中并不直言其事，而是将自己比作海边沙土里的“怪物”，希冀在位者能“哀其穷而运转”，轻微的助力就可以惠而不费地将它挪移到咫尺开外任情遨游的大海，运思奇巧，比喻精当，令读者宛尔之余怜惜之情油然而生。韩愈的几篇以干谒为要旨的文章都能打破俗套，翻新出奇，在最大的局限中宽展出阔大的自由和精彩。而对文人来说，这篇同样必修的文字有时更重于他们倾尽所学，留在贡院桌案上的那篇科考答卷，它不仅影响着投递者宦途的命运，甚至可能在最初欠缺考量的盲动中卷入无谓的党争而绞缠一生。
回首这些汲汲营营的干谒者，或许其行径常为时论所薄，但细究其情却是可悯。干谒现象的形成是当时不可逆转的社会制度使然，而干谒者本身就是最无告的受害者。摒除这一切不谈，试想每一个在现实中碰壁的人都只会消极退避，弃冠披发敛迹山林，去行吟一首自我慰藉的田园牧歌，那这个需要运用知识和智慧去谋图发展的社会又指靠何人？诚如韩愈的自我辩白：“山林者，士之所以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存忧天下之心，则不能安。”虽为积极进仕，冠以忧心天下的美名，却也不无道理。儒家素来奉守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人生哲学，但仕途的显达同样需要一番寒彻骨的磨砺，如果每个知识分子都是知难而退，轻言独善，那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因为文化群体支承着建设和改造社会的济世重任。如余秋雨有过一段关于隐者的评说：“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的不道德，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是否应该为那些胸怀天下，百折不饶的干谒者喝一声彩呢？同时也稍加体念那份己虽不欲，不得不为的苦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