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平和他的洋古董银器
我虽与刘玉平交往多年，但从不知他有收藏洋古董银器的爱好。直到去年9月初，他从新加坡世界邮展回来，我去采访他，看到了他办公室桌子上、书柜中一件又一件的银器。我正纳闷是不是走错了门，误入银器收藏博物馆呢，刘玉平的一句话更令我吃惊不小。他将一本书名为《洋古董银器》的书递给我，说：“印了3000册，这是最后一本了。”看到我困惑的眼神，刘玉平如实禀告：“我收藏洋古董银器有三四年时间了”。
“浩浩寰宇，漫漫岁月，当人类第一次发现大自然造化出的洁白银粒时，它像一颗明亮的流星划过天穹。”和我聊起银器，刘玉平来了激情。“很难想像，一双灵巧的手最初是如何将银粒捻成薄片，继而将其制成银光闪闪的器皿的。”刘玉平告诉我，公元前4000年，在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滋润的沃地――美索不达米亚，产生了第一件手工制作的银器。银器的产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明显的影响，它既体现了人类财富保存、观赏、陈列、生活实用等多重价值，同时又成为赋税、奖励、贡奉、赠送、施舍、悬赏的实现方式，甚至成为争夺、抢掠、贿赂、赌博的对象。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乃至军事活动，都因它而变得丰富多彩。
“你知道吗？银器还与货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呢。”从刘玉平的介绍中我了解到，早期，英国将银器与货币等同起来，当战争降临时，将银器熔化成银币，用以支付战争费用；当和平到来时，又将银币制成银器，用以人们的日常生活。刘玉平从银器的产生、银器的种类、银器的制作与工艺、银器的特征等一直说到银器的收藏。说起银器收藏，刘玉平更是如数家珍：“数千年来，各国的能工巧匠大显身手，制作生产出多姿多彩的银器，并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流派。其实，早在公元5世纪前后，就曾有西方银器传入中国。到了清代中后期，随着列强的入侵，西方银器以正常与特殊的方式更多地来到中国宫廷和民间”。2000年，刘玉平从天津收集到了他银器收藏历史上的第一件银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至今已经收藏了近千件银器，其中不乏珍品，有的银器还在中央电视台《鉴宝》节目中亮相。“你都可以开一个银器收藏博物馆了”，我说。“我正有此意。”刘玉平说。
收藏银器意义何在？我问。刘玉平笑而不答，他翻开《洋古董银器》一书，指着序言中的一段文字说：“上海集邮家唐无忌回答了你的这个问题”。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西方艺术品与中国艺术品一样，都是人类聪明才智的结晶，它们有着引人入胜的外观、优良的材质、高超的技艺、精美的造型、深邃的内涵。收集西方艺术品同样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享受，当你收集到一件喜爱的西方艺术品后，你会深深沉浸在那浪漫而欢愉的气氛之中。”
临别的时候刘玉平向我透露，他正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编组一部专题邮集，题目就叫《银器》，这也是他作为全国集邮联展外部部长的一个心愿吧。图13为刘玉平正在鉴赏银器，图14-18为刘玉平收藏的洋古董银器。
（《中国集邮报》2005年3月4日第8版）
许孔让再度呼吁设立“中国集邮日”
“集邮日是集邮者自己的节日，是一个国家集邮普及与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志之一。作为一名集邮60年的老集邮者，我希望‘中国集邮日’的设立能够早日实现。”这是全国集邮联副会长许孔让2002年3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发出的肺腑之声。转眼三年时间过去了，许老呼吁设立的“中国集邮日”进展如何呢？日前，在北京一次集邮活动上，本报记者就此问题再次采访了许老。
许老（图19）告诉记者，自从他和钱敏、赵人龙等集邮家发出设立“中国集邮日”的呼吁后，得到有关部门及集邮者的积极响应，在很多基层集邮活动上已纷纷设立了集邮日或集邮节。实践证明，这些集邮日或集邮节的设立对推动集邮活动的开展起到了很好的号召作用。许老坦言，目前设立“中国集邮日”的条件或许还不太成熟，但这是有关部门和集邮者为之努力的方向。
许老喜欢收集法国邮票，对法国集邮日、集邮节系列邮票更是情有独钟。他说，法国自1944年起响应万国邮政联盟的建议，发行集邮日附捐邮票，每枚邮票的设计都鲜明体现倡导集邮的主题，所附捐的邮资用作支持集邮活动的经费。此系列邮票迄今61年从未间断，并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创新，这一做法值得借鉴。他向记者介绍，从1986年开始，法国每年加发一枚同图异色的小本票；1993年后改为每年发行有附捐和无附捐两种面值的邮票；1999年开始加发小型张。自2000年起，沿用56年的集邮日（JOURNEE）改为集邮节（FETE），有关文字说明因而调整。2004年小本票又调整为3种面值的10枚邮票。
许老指着法国1944年12月10日发行的、图案是小小邮政创始人L？德维拉耶纹章的首枚法国集邮日邮票（图20），对记者说：“我们这个年纪的集邮者，集邮已经是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到集邮中来，感受集邮的魅力，而设立‘中国集邮日’是一个好办法。”
（《中国集邮报》2005年3月22日第1版）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来到山西省太原市，向一位93岁的老人献上了鲜花。这位老人的名字叫张述――
在中国解放区邮票发行历史上，晋察冀边区临时邮政发行的“抗战军人”纪念邮票（图21）占有独特的地位，被冠以“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第一套纪念邮票”、“第一套军人专用邮票”等多项“第一”。而“抗战军人”纪念邮票设计者、今年93岁高龄的张述，其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2002年3月9日，本报记者专程赴山西太原采访了张述，意外得知张述记忆中的该票发行时间与现有的史料记载不符。2002年3月12日，本报发表了《9旬张述惊爆“抗战军人”邮票内幕》的报道。三年过去了，张述老人的情况如何？本报记者于4月16日再访张述。
让记者感到意外和感动的是，当记者来到张述家时，他已在家门口等候多时了。记者代表《中国集邮报》编辑部向张述献上了一个花篮。他欣然接受并表示感谢，说通过《中国集邮报》的报道有那么多的集邮者关心他，感到很高兴。记者询问张述身体好不好，张述回答说：“身体很好，耳虽有点聋，但眼还不花，每天都到户外活动。”身着老式衣装的张述看上去精神矍铄，如果不是记者早已知道他的年龄，真看不出他已经93岁了。张述和记者聊起了养生之道，他说很多人都问他怎样长寿，他的建议是每天喝一杯蜂蜜水。张述告诉记者，他每天除了到户外散步外，业余时间就是读书，什么书都读。张述说，读书的好处对老人而言增长知识是次要的，主要是为了让头脑得到锻炼。
记者将话题转到了“抗战军人”纪念邮票上，感谢他设计了“抗战军人”纪念邮票，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张述（图22）也再次将记者带回到那烽火连天的岁月。他回忆：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即进入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同年10月，八路军115师开创了晋察冀边区。为了使晋察冀边区和其他解放区取得联系，互通情况，于是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邮政并决定发行邮票。邮票的设计任务落在了时任交通科科员的张述头上。张述说，“抗战军人”邮票他一共设计了三稿，第一稿是站姿军人，第二稿是卧姿军人，第三稿是跑步军人，前两稿他都不满意，最后采用了第三稿――跑步军人。而邮票之所以这样设计主要想反映游击战争，邮票图案选择一个游击队员持枪跑步的姿势是与这一主题相吻合的。
张述从一堆书中翻出了他2002年4月7日写给河北阜平县王林口乡西庄村民委员会的信和2002年4月15日西庄村民委员会的回信，说：“关于‘抗战军人’纪念邮票的发行时间，有的集邮者认为我的记忆有误，但我今天还认为‘抗战军人’邮票不是发行于1938年8月26日，而应是1939年3月至5月间。”张述的依据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来到设在阜平县王林口乡西庄村的‘抗校’学习，直到1938年底才毕业。因此，不可能在这个时期设计邮票。”说罢，张述又向记者展示了他回忆整理的大事年表，上面清晰地显示了他的履历。
张述在回忆中再次提到“抗战军人”邮票最初曾有面值，后来定稿时被修掉了。张述强调，他对“抗战军人”邮票的说法并非“语出惊人”，而是记忆使然。有的集邮者出于关心他的目的而劝说他放弃自己的观点，对此，张述感到很郁闷。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记者看到张述似乎丝毫没有倦意。张述执意将记者送到大院门口，才转身回去。在回京的路上，记者无语，车窗外的一座座高山也无语，但不知为什么，邮票上的“抗战军人”总是浮现在记者眼前，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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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军人”纪念邮票：1938年8月26日，为优待抗日战士通信，晋察冀边区临时邮政印制了1套1枚不标面值的大型纪念邮票，交边区政府免费发给抗战军人使用。该票由张述设计，在五台县射虎川晋察冀日报社平版石印。发行量3万枚。1938年12月底停用。（《中国邮票史》第5卷）
（《中国集邮报》2005年5月10日第1版）
蔡正钧：一分差距 百分努力
在4月24日落幕的澳大利亚世界邮展上，北京集邮家蔡正钧的《中华民国第一套印花税票“长城图”（1913－1928）》税票类邮集一举夺得金奖，成为我国在世界邮展上获得税票类邮集金奖的第一人（图23）。
“这一分我终于拿到了！”6月10日，蔡正钧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依然是激动不已。他告诉记者，他的税票类邮集在国际邮展和世界邮展上多次获得大镀金奖，被集邮者戏称为“大镀金奖专业户”，特别是在去年举办的新加坡世界邮展上，他的税票类邮集又获得大镀金奖，得分为89分，距离金奖只差一分。
“为了弥补这一分的差距，我付出了百分的努力。”蔡正钧坦言。此次参加澳大利亚世界邮展，他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一是重新修订了邮集的前言页，展示了一张1913年报纸。二是又投入大量的资金，购进珍罕票品，置换了邮集中10%的素材。蔡正钧手持邮集前言页对记者说：“你别小瞧这张已经发黄的报纸（图24），虽然报纸当年是免费送给读者的，但90多年后我却是花了大把的银子才收集到。这张报纸对中华民国第一套印花税票‘长城图’的发行进行了全面的报道，等于替我写了一个邮集前言呢。”
“您获得了税票类邮集的金奖，是不是标志着我国税票类邮集已经到了顶峰，还有没有发展空间呢？”记者问。蔡正钧回答说：“虽然我国税票的发行年代与世界其他国家税票的发行年代相比较近，从重要性来说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年代并不是判别重要与否的唯一标准。我国税票的发行背景复杂，珍罕品很多，这就为我国税票类邮集攀登更高的目标打下了基础，但金奖绝不是顶峰。”
记者请教蔡正钧，其邮集获得高奖的条件是什么？蔡正钧说：“我对税票的收集、研究、编组、展示始于1999年，回首多年的集邮经历，我认为邮集获奖除了资金的支持外，有一点需要集邮者特别注意，那就是邮识的拥有。”
今年76岁的蔡正钧1999年前对税收、税史、税票等可谓一窍不通，是个百分之百的“税盲”，但他通过多年的努力终于使自己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税票集邮专家，并担任中国税票集邮研究会会长。蔡老并不满足于眼前的成绩，他表示明年还要参加华盛顿世界邮展，向更高的奖项冲击。
（《中国集邮报》2005年6月14日第1版）
李善一：大使画家区票设计者
他是一位外交官，曾担任过驻古巴大使和驻扎伊尔大使；他是一位画家，美术出版社曾出版过他的画册；他是一位区票设计者，曾设计了《抗日民族战争胜利纪念》邮票。他，就是今年84岁的李善一老人（图25）。
6月18日，李老在其寓所欣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这是山东战时邮局委托我设计的一枚邮票，当时固然理解到此事的政治意义，但却没有想到它的历史价值和深远影响。遗憾的是我的画技太差，又无适当照片，以致没能把毛主席的像画得更好些。”这是李老从记者带去的《中国解放区邮票史》上再次看到他当年设计的《抗日民族战争胜利纪念》邮票（图26）后，激动地在邮票图案旁边题写的文字，并签名“李善一六月十七日”。当他看到邮票图案下边“抗日民族战争胜利纪念邮票5枚，1945.12发行”的字样后，又提笔写道：“‘1945.12发行’的说法不妥，据亲自印制这套邮票的（《大众日报》）石印厂厂长王挺先同志告我是1945.8.13（发行）。”
李老1921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黄县（现山东省龙口市），1938年6月毕业于黄县崇实中学（现山东省龙口市龙口一中），1938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曾任胶东军区政治部宣教科科长兼《胶东画报》社社长和主编。记者请李老回忆设计《抗日民族战争胜利纪念》邮票的经过，李老说：“1945年春天，宣传科（后与教育科合并，改为宣教科）的同志找到我，希望我画一幅宣传画，设计邮票用，我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任务。不久邮票印出来了，有关部门给了我40元的酬劳，我分给另外一个同志18元，自己留了22元。记得我和那位同志用这笔钱各买了一顶蚊帐呢。”
记者请教李老：“关于《抗日民族战争胜利纪念》邮票的发行时间，有三种说法。一是这套邮票上印的日期――中华民国34年8月13日，即1945年8月13日（不等记者将另外两种说法说出，李老就插话说‘完全正确’）；二是根据文件认为发行日期是――1945年12月；三是从邮票上没有注明‘山东战邮’而推测发行日期是――1946年。您在1980年的回忆文章中说，‘1945年春天着手设计’《抗日民族战争胜利纪念》邮票，‘赶在日寇投降之日前’发行，您现在还是这样认为吗？”
在得到李老肯定的回答后，记者问李老的根据是什么？李老坦言：“1987年我与当年曾制版、石印《抗日民族战争胜利纪念》邮票的同志王挺先、于振东在京相聚，是他们亲自告诉我的。”
“邮票上的日期‘八月’是个什么日子呢？”记者问李老：“据胶东区战邮管理局局长戴开文回忆说，《抗日民族战争胜利纪念》邮票上的纪念日期‘八月十五日’误印为‘八月十三日’，发行后才发现，没有纠正。您认为是这样吗？”“我只是提供了一幅宣传画，邮票日期是否误印，我不好说，但现在我有一个想法，‘八月’是不是与上海淞沪抗战有关呢？”李老如是说。
记者不解地问：“邮票中心图案是在毛泽东挥手指引下，人们奔向一个‘发光的建筑’，这个‘发光的建筑’有什么特定含义吗？”李老笑着解释：“这是人们在奔向光明的前程呀，当时以为能住上高楼大厦就是光明前程呢，所以我就画了一个高楼大厦。”李老透露，那个年代他还真没有见过什么高楼大厦，只好在苏联画报上临摹了一个。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记者问李老作为当年抗战邮票的设计者有什么感想？李老想了想说：“在邮票上留下自己的画作、通过邮票这个载体表现那个时代中国人民奋勇抗击日寇的英雄气概，感到很自豪。”记者在采访中得知，李老喜欢收集好看的邮票，在“持节异域”的日子里他还收集过外国邮票，并将这些邮票作为绘画的素材。回国后，他将这些外国邮票全都分赠给了孩子们。
记者请李老为《中国集邮报》读者题词，李老展开宣纸，略作沉思后，提笔写下“察往知今，与时奋进”八个大字（图27）。
（《中国集邮报》2005年6月21日第1版）
6月21日，北京市集邮协会秘书长刘家琪（图28）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会员开心我开心会员烦恼我烦恼
记 者：您哪一年来到北京市邮协的？之前对集邮协会工作了解吗？
刘家琪：我是2002年年初到北京市邮协工作的。来邮协之前是北京市邮政速递局的副局长，搞了12年的邮政速递工作。邮政速递和集邮协会的工作性质、内容截然不同。来之前，可以说对集邮协会的工作是不了解的。
记 者：您还记得您与会员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
刘家琪：记得，第一次和会员见面是在“首都集邮界新春联谊会”上。联谊会非常热闹，很多会员歌唱得很好。我心想，首都集邮界真是人才济济呀。
记 者：听说您在提升北京市集邮者信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刘家琪：我刚到协会之后，通过调研我发现，面对邮市的低迷和邮协体制的不顺，会员思想不统一、信心不足、人气不旺。于是我从整顿市邮协秘书处开始，建立工作岗位职责，实行责任制，建立工作汇报制度及学习制度，要求秘书处工作人员转变作风，面向会员，深入基层，真诚为会员服务；另一方面，我深入到基层，发动会员和基层集邮小组，只要是请我参加的活动，不论我多忙，都要抽时间参加，给会员讲形势，讲市邮协全力支持会员集邮的态度，让大家有主心骨。为此，我牺牲了许多双休日的休息时间去参加会员小组活动。
为使北京市邮协力量整合起来，我建立了各区（县）、直属集邮协会秘书长工作例会制度和会长办公会制度，调整充实了邮展、学术专业委员会和青少年集邮工作委员会，成立了宣传工作委员会，规范工作行为，建立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和信息渠道，使北京市邮协工作运转起来，人气聚拢起来。
记 者：“现代集邮展览”在全国影响很大，目前已成为北京市邮协的一个“品牌”，您是基于怎样的考虑举办现代集邮展览的呢？
刘家琪：集邮界有一句话：“生命在于运动，集邮在于活动。”我来到北京市邮协之后，就坚定了必须多搞集邮活动，搞集邮者普遍都能参加的、喜闻乐见的集邮活动。“现代集邮展览”正是集邮者所喜欢的一种活动形式。我了解到很多会员多年收集了很多邮票、邮品，但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收集到珍罕性很强的邮品，在组邮集参加FIP邮展时，成绩受到影响。于是我们就想搞一种大家都能“玩得起”的、门槛不太高的邮展。
北京市邮协从1999年就研究探讨这种大众化的邮展，并摸索制定了一系列评审规则，所以，搞全市性的大规模的“现代集邮展览”水到渠成。2002年9月7日在马连道邮币卡市场举办了“2002北京现代集邮展览”，历时12天，展出312框，获得很大成功。会员参加邮展后喜气洋洋，像过节一样高兴。看到大家很喜欢，我决定：只要会员喜欢的就坚持办下去，每两年举办一次。2004年，举办第二届现代集邮展览，更成功，展出的框数达到388框。2006年还要举办更大规模的现代集邮展览。
记 者：您认为当好一名秘书长，最重要的是什么？
刘家琪：集邮是一种文化，可以怡情、益智、交友、增知，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部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所以，必须以人为本，想会员所想，急会员所急，为会员服务。
记 者：北京市邮协会员人数与您刚到邮协时相比已减少了很多，您如何看待会员流失问题？
刘家琪：会员流失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当初很多所谓的集邮者加入集邮协会，成为会员，是带着很强的功利心来的，而这些所谓会员的流失客观上还起到了净化集邮队伍的作用呢。我认为不必过分强调会员流失现象，不要夸大会员流失的消极影响，不要因会员流失现象的存在而影响了我们自己的心态和集邮活动的开展。另外，也要看到在会员流失中仍有很多人加入到集邮队伍中来。
记 者：您在工作中最开心的是什么？最烦恼的又是什么？
刘家琪：工作中看到会员高兴喜上眉梢，我就高兴；最烦恼的是，面对会员遇到困难，我的力量有限，不能给大家排忧解难。
（《中国集邮报》2005年6月24日第1版）
邮迷老刘的环保情
老刘名叫刘瑞生，是山西省文水县集邮活动室的创办人之一，今年已有75岁高龄了。
老刘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集邮的，当年邮局营业人员因为小型张、小本票面值高，不好卖，于是主动到居民区来推销，老刘看到花花绿绿的挺好看，也随便买了一些，因没有邮识，拿回家后，就将小型张和小本票里的邮票撕开贴了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老刘坚持订阅集邮刊物，不仅从中增长了知识，少走了弯路，还因集邮触动了环保情。
老刘在解放战争中当了兵，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练就了百步穿杨的好枪法。他说，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只要被他的枪口盯上，一个都跑不掉。从以前闹革命、求生存、填肚子，到后来护庄稼、保平安、奔富裕，老刘的一杆枪算是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开始集邮后，老刘惊奇地发现，以前曾经捕杀过的许多走兽、飞禽，竟然很多是属于濒临灭绝的国家级保护动物。通过集邮刊物上所介绍的知识更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动物是生态的保护神。从此以后，老刘一改多年喜欢打猎的习惯，把心爱的、伴随他度过大半生的猎枪上油、捆好交有关部门封存。
老刘加入到宣传环保知识的行列中，有一次，邻居家的孩子们看到树上栖着一只布谷鸟，就用弹弓去捕，老刘见状，立即进行了制止，并对他们说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只有和它们和睦相处，人类的生活才会处处是鸟语花香，孩子们当场点头认错，并保证今后绝不再去伤害它们了。老刘很高兴，送给他们几枚“鸟”的邮票。
老刘从前很喜欢吃“野味”（野兔、野鸽）来调剂并不富裕的生活，如今他在自家院子里搭起了鸽棚，喂着数十只鸽子，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喂鸽子。看着鸽子的队伍日益壮大，老刘很开心。或许是爱屋及乌吧，老刘对各国的鸽子邮票也是情有独钟，并打算在适当的时候编组一部鸽子邮集呢。图29为刘瑞生在讲解自己编组的邮集。
（《宁夏集邮》2005年第3期）
刘佳维：美的朝圣者
集邮界有人戏称我和佳维是“水火不相容”，这是因为佳维编组了《火》的专题邮集，而我却是《水》的专题邮集。其实，我和佳维不仅“水火相容”，而且兴趣相同、共有同好，既都搞集邮，又都是摄影的“发烧友”。
摄影原本不是艺术，而是一种技术、一种发明。摄影天然地有一种“现实主义倾向”，其目的就是“记录”。尽管“记录”也有好与差之分。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都有一种崇尚艺术的天性，都有对美的追求。佳维通过摄影艺术的追求，与我“发烧”的方式大不相同。我只要投入“摄影战斗”，快门声就响个不停，将进入我视线的所有目标统统摄入。可佳维往往是轻意不出手，可谓“静如处子”。可他一旦有手持相机的机会，在不急于按动快门的情况下，只要“喀嚓”以后，定会有其精彩画面摄入镜头……佳维这种“动如脱兔”，我觉得是长期实践练就的功底。对此，佳维的摄影感言是：“高明的摄影家总是能抓住最值得永久保留的那一瞬间，这一瞬间的摄影作品构成了一幅永恒的历史画面”。
佳维摄影有30多年的历史。起初使用苏制120折叠式单镜头相机，后用过国产海鸥120双镜头相机。傻瓜相机逐步普及之后，用过理光30D，用过佳能型，现用尼康F90.如今数码相机虽也相对普及了，可他说更新换代这么快，自己的相机总不会赶上潮头的。他对我讲：“待我觉得相机包背不动时，再考虑用新设备。”
这些年，我忙，佳维更忙。因此，我和他之间很少有对摄影方面的交流。虽然如此，每当我和佳维在摄影场合相遇，我和他总要抓紧一切可用空隙聊上几句。“创作本无法，有韵情为先”。佳维长我9岁，他进入摄影领域也早于我多年，因此，关于对摄影理论的理解和掌握，他远远要高于我。在交流中，他体会说：中国文学强调“以自然为美”，强调创作须“发乎情性，由乎自然”。摄影家面对生活进行的撷取，以及对艺术的刻画与再现，同样强调“以情写神，追魄摄魂”。关于摄影形与神的关系，佳维主张画意的追求与诗意的升华，同时也注重“刹那写实，理性写实，心灵写实”。
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独特语言和表述方式，只要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真情实感，只要读者通过他们的倾诉感受到了真善美，感受到他们对生命的爱和对事业的执著，那么，他们的耕耘便是成功的。佳维无疑是成功者之一，而他的成功来源于他的勤奋。佳维是一个有心人，每次出席中外重要的集邮活动，他总是能忙里偷闲，拍摄了很多有价值的照片，比如他所拍的中国集邮家系列、外国集邮家系列以及全国最佳邮票评选系列和集邮展览系列图片等等。佳维对大视觉、大场面的拍摄组合，可以说有绝妙之处，比如他拍摄的中国民居福建土楼3幅合并的照片，气势磅礴；香港青马大桥、福建武夷山的组合图片，都令人叹为观止。而他摄于瑞士莱蒙湖畔的《远眺》、摄于英国的《沉思中的罗兰希尔》和《绿意伦敦》等，更是取景巧妙，色彩和谐，洋溢着浓郁的异域风情。一幅幅摄影作品，不仅凝结着佳维对生活的体验，也包含着佳维对社会的观察，对艺术的理解。正如佳维所说：“抓住触动心灵的瞬间，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创作过程，使形式表现充满活力。”
“可惜我的摄影纯属业余爱好，至今还没有过一次专门搞摄影创作的历程。所有的作品和一些体会，是随着工作、生活逐步积累形成的。”这既是佳维的实际感言，又是他谦虚、严谨的处事态度。但我知道，因为爱好，佳维除了拍摄实践外，他确实看了很多有关的摄影书籍，并从中借鉴前辈的摄影经验。正是这样的久而久之，才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摄影风格――乍看无端，寻思有味。
摄影不仅仅是一种对美的寻觅，更是一种对美的朝圣。而已到"知天命"之年的佳维，就是这样一位美的朝圣者，不管摄影路途多么艰辛，他总是在行走着，而且义无反顾。图30为刘佳维近影，图31至图33为刘佳维摄影作品。
（《湖北邮政报？集邮》2005年8月15日第4版）
“万封堂”主人王剑智
日前在北京什刹海一家酒吧中初访王剑智（图34），我没有看出他是香港人，个儿头不小，普通话也没什么乡音。见我诧异，他笑声朗朗地说：“我到北京已经22年了”，难怪！王剑智自言走遍雪山万峰、收藏邮品万封，故自号“万封堂”主人。
“万封堂”主人王剑智从小就喜欢集邮，邮龄已经30多年了，且从未中断。他又喜欢旅游，担任外商驻华代表以后，有很多在国内外出差的机会，每到一个地方，不免寻觅邮友邮商，交流中国邮品；在北京，每周末他也不闲着，总要到邮市和旧货市场转悠，去淘老信封，偶有所得，或沾沾自喜，或与同好分享。不过，最让王剑智着迷的还是西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王剑智几乎每年都要去藏区，有时候一年还要去几次，自然有了不少西藏藏品。
王剑智的西藏收藏，主要包括了藏币、藏钞、徽章、邮票、信札和文房用品，有人说，他收藏的西藏信札等文物，也许是私人收藏中最好最齐全的。他微微的一笑说“这话不敢当，但我的收藏从时间的跨度、地域的广度上，也许比许多人都要好一些”。
王剑智指着一张陆军部火票对我说，这是清代驿站邮递之物，火票是用邮凭证，沿途驿站、塘、汛，凭此火票一站传一站，从北京传到拉萨，行程一万里，经历百余站，费时大半年，传递了军机处致驻藏大臣的公文；至今所知，到西藏的火票存世仅此一件。
“这件是1889年英国第一次侵略西藏时，驻藏大臣有泰致英印带兵官的公文封套，发信时间正是英国和我国西藏战役最激烈的时候，大概是这位大臣又想调停这场不可避免的冲突吧。此件我得于英国，大概是那位带兵英官的后人所流出，也是目前所知的唯一一件直接和这次战役有关的中国驿传文物。”王剑智如数家珍。
“这件是1911年从西藏寄内地的信件，从拉萨发出，经过亚东出境，通过印度，走海陆经香港，送到上海，国内的信件要通过国外转递，这是因为当年中国内陆交通不便所致。”王剑智侃侃而谈。
据我所知，王剑智的西藏邮品收藏，曾经在全国和国际的展览上屡屡获得金奖和特别奖的荣誉。王剑智经常在英国、美国等结合其收藏所做的研究发表讲演，也夺回了国人在西藏邮政史上发言权。
王剑智还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他的驿站收藏，不但藏有很多公文封套、奏章、火票，且有不少的驿站表册。王剑智拿出一件绛红色的羊羔皮封套，上书“护书”两字：“这就是中央各部大臣带奏章上朝的封套，羊皮的；而在外大臣通过驿站上奏皇帝的奏章，都以丝绸包裹，再放进木质的奏事报匣里，并没有纸质的封套，用封套的，只有专差驰驿递送的奏章，以黄绫为封套，俗称黄绫封；故我们不可用今人的眼光去套古人，非得找到奏章的封套不可。”王剑智如是说。
上奏给皇帝是件大事，有规定格式，而且必须书写美观大方，这种书法称为“台阁体”，俗称“恭楷”，本身就是一件书法艺术品，其内容又涉及到当年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国家大事，加上所钤官印，其历史价值非凡，其中偶有带皇帝御笔朱批奏折，其珍贵更是不言而喻。王剑智就藏有不少内外臣工上奏的部本和通本奏疏，从顺治入关到宣统逊位期间俱全，其中，历朝皇帝御批者，竟有数十通。
王剑智之所以对驿递文物兴致浓厚，是因为他认为驿站是我国邮政起源之一。他说，清末由于受到了西方的挑战，整个社会都处于巨变的过程，海关邮政和外国客邮的建立，打击了中国传统的驿站，但也开始了它的改革历程。文报局就是一例；台湾驿站就直接脱胎成邮局，还发行了本身的邮票；在西藏，驿卒受完了邮局的培训以后，就直接当起邮局信差来了。
在很多地方，驿站都直接变成了邮局，驿卒变成了邮局信差，衙署公文享有优惠待遇。所以说驿站是中国现代邮政的起源之一，毫不为过，两者是有承传关系的。明末撤销驿站，使几十万驿卒失业，是造成明末社会动荡、流寇四起的原因之一；而清末，全国雇佣几十万人的驿站，说撤就撤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可能吗？
王剑智的《大清驿站邮递》邮集在香港邮展参展，获得较高的评价。
王剑智还有一部民国邮政史的邮集《民国时期的邮政检查》，集邮者比较熟悉这部邮集，该邮集曾得过全国金奖。王剑智说，其实我是想通过一个侧面来介绍民国时期国运坎坷、人民流利失所的那段悲惨岁月，也叫人反思，如今的太平盛世，得来不易。
例如一件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军政府检查封，其历史背景是：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发动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开始时革命力量尚薄弱，清军大举南下要扼杀革命。所以弱势的武昌军政府实行了邮政检查，防止军情外泄。这次邮政检查，是中国邮政史上的第一次，只进行了几天，存世的多是外侨造的集邮品，实寄的仅此一件，尤其珍贵的是寄到对立的北京城。
另一件是1949年4月22日从南京总统府寄往台湾的信件，当时，解放军已开始强渡长江天堑，南京已兵荒马乱，邮路不通，信寄不出去，被邮局批注退回，再过一天，解放军就要占领总统府、解放南京了，此件恰恰见证了国民政府的覆亡。
由于工作需要和个人兴趣，王剑智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所以对各地方的邮政史情有独钟，据悉，他编组有蒙古和我国东北、新疆、云南、台湾、香港等地区邮政史邮集。他也没有厚古薄今，还编组有解放区、新中国早期、“文化大革命”甚至改革开放初期附加费等邮集多部。王剑智收集的范围也很广阔，其中钱币、钞票、票证等均蔚然可观。
我问王剑智有何集邮心得，答曰：“收藏自己喜欢的，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去收藏，也就是近来集邮者提倡的‘快乐集邮’，要是集邮不能带给你快乐，而只是另一个让你提心吊胆的投资工具，那实在太没意义了！不过，每个人的财力精力都有限，应该有所专注，有所取舍，才能有成果”。图35为王剑智与著名集邮家沈曾华（左）在一起。
（《宁夏集邮》2005年第5期）
每到一处，他都是用生命去体验，用情感去捕捉，把每一个激动人心的瞬间定格在自己的照相机胶片上。他，就是―――
摄影家、设计家任国恩
任国恩（图36），生于1945年，山东省掖县人，生于北京。1962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校，同年分配到北京三机部一二五厂工作。1970年开始从事摄影活动。1978年底到邮电部邮票发行局设计室从事专业摄影和邮票设计工作。主要邮票作品有：《青田石雕》、《寿山石雕》、《龙门石窟》、《澳门古迹》、《中国“神舟”飞船首飞成功纪念》、《陶瓷》、《大足石刻》及邮资明信片《桂林山水》、《黄山风光》、《长江三峡》、《广东风光》、《海南风光》、《西藏风光》、《上海风光》、《北京风光》、《花园城市――深圳》等，其中《青天石雕》、《中国“神舟”飞船首飞成功纪念》曾获全国最佳邮票优秀奖。主要摄影作品有：《向天安门进发》、《山舞银蛇》、《小演员》、《田园春色》、《西子湖畔》、《升腾》、《曲与直》、《乡间路上》、《西海云潮》、《长城烟云》、《黄河壶口瀑布》等，大量作品发表于《中国摄影》、《大众摄影》等报刊和参加国内外摄影艺术展览，并屡次获奖。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第六届理事，世界华人摄影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摄影学会副会长。
几十年来，任国恩在从事专业邮票设计工作的同时，也一直在摄影界发展着自己风光摄影的专长。他认为，从事摄影创作，特别是风光摄影，必须锻炼一付善于观察的目光，从常见景物中发现它的美，表现它的美，从而使作品富有独特的韵味，不断给人以新的美感享受。他还酷爱绘画，善于从姊妹艺术中汲取营养，因而在风光作品中常体现出中国水墨画的效果。其作品立意深刻，构图简洁，色彩凝练，层次分明，气氛强烈，富有诗情画意，从而构成感人的艺术魅力。“桂林”、“黄山”、“三峡”、“西藏”等20余套风光邮资明信片和特种邮资明信片上的作品，就是他勤于思考、勤于实践的结晶。勤奋的创作精神，认真的创作态度，是任国恩在摄影事业上取得卓然成就的关键所在。20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的山山水水，为了完成拍摄任务，常常不顾寒暑，不分昼夜，等待日出，追逐夕阳，风餐露宿，废寝忘食，达到忘我的境界。每到一处，他都是用生命去体验，用情感去捕捉，把每一个激动人心的瞬间定格在自己的照相机胶片上。
摄影具有任何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代替的纪实性和真实性。特别是古代文物、工艺品等邮票题材，以摄影为造型语言，往往能最大限度地如实再现其历史面貌和独特神韵。如1992-16《青田石雕》（图37）、1997-13《寿山石雕》、2002-13《大足石刻》等特种邮票图稿的拍摄，既体现出丰富的层次感和立体感，又注意了不同石质的质感，用光既柔和和又主次分明，较好地体现石雕、石刻艺术精雕细刻的原貌和色彩风格，再高明的画家，仅靠手中的画笔，恐怕也是难以企及的。
（《中国集邮报》2005年9月16日第5版 李克东/文王宏伟/摄）
提起北京市海淀区邮协，京城邮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夸它活动丰富多彩，夸它会刊可读性强，夸它会员团结友爱，夸它骨干肯于奉献……
关树新：当“官”不大 干“事”不少
北京市海淀区邮协为什么这样令人羡慕呢？答案是：海淀区邮协有一位好秘书长关树新（图38），他当的“官”不大，干的“事”却不少。
聚拢会员
1998年，关树新走上海淀区邮协常务副秘书长的岗位，他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怎样完成区邮局领导的嘱托，把拥有几千名会员的邮协运转起来呢？关树新虚心向会员们请教，用他们的智慧丰富自己的头脑，同时将“聚拢会员”作为自己工作的主攻方向。集邮协会的生命在于活动，每月月末的周末举行“双末”集邮活动，是海淀区邮协多年坚持的制度。关树新接手邮协工作后，不仅承继了这个规矩，还进一步做到了至少提早半年公布计划，使会员心中有数。
知人善任
为了使区邮协活动更好地开展，他把主持每月活动的任务交给了积极热心为会员服务的常务理事关秉崇，邮协活动果然更加有声有色。为了开展青少年集邮活动，他让邮识广博的集邮家沈国荣为大学生举办集邮知识讲座，打开了在大学生中推广集邮活动的道路。当他发现集邮爱好者涂越明正在努力收集奥运邮品，并取得了一定成绩时，他把涂越明的《百年奥运》邮集推向了社会。2003年北京“非典”期间，关树新给区邮协全体会员发出了慰问信，叮嘱大家要认真做好防疫，保证身体健康，使会员深受感动。关树新总是提醒老人要摆正集邮的位置，健康第一。
开门办会
“开门办会”是关树新开展集邮协会工作的指导思想。配合北京市现代集邮展览，海淀区邮协在经常性的“双末”活动中，组织会员观摩邮集和交流编组邮集的经验。2005年，在承办每年一届的北京市集邮界新春联谊会时，关树新提议，把活动搬到电影旅游城，使活动别有新意。面对民间集邮组织的涌现，他提出了自己的大胆设想――接受民间集邮组织的挂靠要求，获得了会长会议的支持。现在，北京原地集邮研究会等4家民间集邮组织已挂靠海淀区邮协，邮协为这些民间集邮组织提供活动场所，在海淀区邮协集邮展览中，也给这些民间集邮组织提供展示成果的机会。
办《集邮乐》
1992年创刊的《集邮乐》，作为海淀区邮协的会刊，一直受到会员的重视。关树新紧抓办刊方向，调动办刊人员的积极性，及时报道区邮协及基层邮协的各项活动，使会刊更加贴近会员。《集邮乐》在他的主持下多次改版，会刊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大大提高，发行量也从1000份增加到3000份。
搭台唱戏
关树新走上海淀区邮协常务副秘书长的岗位后，以既是邮政职工又是邮协干部的特殊身份，促进了邮政与邮协的结合。他借助区邮协在集邮方面的社会影响，进行邮政宣传和组织销售。1998年的“北大百年”校庆、1999年的“海淀邮政文化节”和“国庆颐和园游园”大型活动等，他都组织多家邮局为集邮爱好者销售邮品；他还建议会员为邮局制作个性化邮品牵线搭桥，实现了“集邮搭台，邮政唱戏”。从1998年至今的几年间，区邮协共为邮政创造经济效益1500多万元，为邮政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成绩斐然
在关树新入主海淀区邮协的几年时间里，海淀区集邮协会被全国集邮联和北京市邮协分别评为“全国集邮先进集体”和“北京市集邮先进集体”。2004年和2005年，海淀区邮协还连续属的海淀区青少年集邮协会也被全国集邮联评为首批“全国青少年集邮活动示范基地”。关树新本人也被全国集邮联和北京市集邮协会分别评为“全国集邮先进个人”和“北京市集邮先进个人”称号。
《中国集邮报》2005年12月27日第2版 与李京森合作）
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中国邮票总公司（中国集邮总公司前身）邮票设计室主任的孙少颖主持了第一轮“猴”、“鸡”、“狗”等多套生肖邮票的设计工作。12月10日，在第三轮《丙戌年》“狗年”生肖邮票即将问世之际，孙老向本报记者谈起了第一轮《壬戌年》“狗”票印制背后的故事――
在孙老的“柽柳书屋”，孙老手指着新中国邮票目录中的“狗票”对记者说，在1982年首轮“狗票”发行之前，很多集邮者就从集邮报刊上看到了它的“尊容”，感到很可爱。但当“狗票”面世，很多集邮者又大为不满。孙老坦言，其实“狗票”中的“小狗”在今天看来还是挺可爱的，遗憾的是“狗票”的蓝底色太“深”，几乎把“小狗”给“吃”了。且“狗票”蓝底色十分不均匀，疙疙瘩瘩的。看来，都是“狗票”的蓝底色惹的“祸”。
记者问孙老是什么原因造成“狗票”蓝底色疙疙瘩瘩？孙老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从书柜中拿出一块四四方方的、上面印有和“狗票”一模一样图案的瓷砖（图39）。孙老说，“狗票”设计者周令钊先生对“狗票”设计非常认真，在邮票图稿设计好后，向我们提出要到山东淄博烧制几块瓷砖试试效果，我们很支持。从瓷砖烧制效果来看，我们感到很满意，当时想追求瓷砖的效果，但没有想到的是，“狗票”印出来后底色不均匀，疙疙瘩瘩的，不好看了。
孙老又打开一本《大龙邮票与清代邮史》，指着扉页对记者说，瞧这蓝色多实在，多漂亮，如果邮票底色也是这样的纯蓝，效果就好多了，“狗票”也就可爱多了。“狗票”底色不正，颜色泛白，是追求瓷砖效果所致，“小狗”被周围的颜色“吃”掉了。孙老说，当年邮票设计室确定的12生肖系列邮票原则之一，就是邮票底色每年换一种。考虑到12种底色必然复合色增多，各枚之间颜色差别太小，不利于邮政内部处理的识别，决定只用6种底色，隔年使用一种白底色。
1979年9月，孙少颖出任中国邮票总公司邮票设计室主任，主持了第一轮“猴”、“鸡”、“狗”等多套生肖邮票的设计工作，对生肖邮票的设计颇有心得。他说，设计好生肖邮票，一定要抓住三个环节：第一、应不忘我们的国情、民俗，不忘这是中华民族的东西，要雅一些，美一些，展示民族的风格；第二、要雅俗共赏，与时俱进，要有情趣，大众化；第三、要在设计水平、雕刻技艺、印刷技术上下工夫，找准对路的专家，一同研究设计、雕刻与印刷各环节的难点，一定要有精品意识，不出精品誓不休。
在记者的采访中，孙少颖对我国即将发行的《丙戌年》“狗年”生肖邮票设计提出意见。他说，狗应该可爱一些，活泼一些，但《丙戌年》上的“小狗”既不可爱，也不活泼，而且颜色也不鲜明。他对《中国集邮报》刊登的“日本丙戌年干支文字小版票”赞不绝口，连称“好创意”。“生肖邮票是我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一个体现，拥有众多的喜爱者和收藏者，一定要好事做好。”孙老很认真地说。
（《中国集邮报》2005年12月20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