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概述
概括：一部博大精深的战略学专著
作者：尉缭
年代：战国
入选理由
《尉缭子》，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被列《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科举必读的兵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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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缭子》也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著名兵书，在宋代与《孙子兵法》、《吴子》一同被编入《武经七书》。后来它又流传到国外，被译成多种文字，影响很大。
与已经介绍过的《孙子兵法》等几部兵书相比，《尉缭子》是一部争议较多的典籍，有些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形成定论。疑点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首先，关于《尉缭子》的作者。《尉缭子》首篇开头一句为“梁惠王问尉缭子”。梁惠王即魏惠王，魏国第三代国君，公元前369年到公元前319年在位。据此则尉缭子生活于战国中期。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以大梁人尉缭为国尉。始皇十年上距魏惠王卒年八十余载，两个尉缭很显然不会是同一个人。那么今本《尉缭子》究竟由哪一个尉缭所作？学界看法不一。郑良树、华陆综、钟兆华、邓泽宗等学者认为是梁惠王时尉缭所作，而裘锡圭、张烈、于勇波等则认为是秦始皇时尉缭所作。
其次，关于《尉缭子》的著录分类。《汉书？艺文志》在杂家类著录《尉缭子》二十九篇，在兵形势家类著录《尉缭》三十一篇。那么今本《尉缭子》究竟是杂家《尉缭》还是兵家《尉缭》？学界也没有形成一致看法。范文澜、陈济康等人认为是后者，而裘锡圭、张烈、华陆综等人认为是前者。
我们认为：对上述两个问题，还可以继续探讨，在未发现关键史料前，也不妨存疑。它们并不妨碍我们对《尉缭子》一书的总体认识。《汉书？艺文志》对兵家、杂家的著录原则本来就比较接近，声明杂家亦可“入兵法”。今本《尉缭子》无论最初属于杂家还是兵家，都不影响它作为一部古代兵书的性质。同样，无论它的作者是魏惠王时人还是秦始皇时人，我们都可把它当成一部战国时期的典籍来看。宋代以下，曾有不少学者如陈振孙、宋濂、姚际恒等认为《尉缭子》一书为后人伪托。但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发掘过程中，《尉缭子》残简与《孙膑兵法》等同时出土，经整理，其内容与今本大体相符。伪托之说，不攻自破。总之，《尉缭子》是一部成书于秦代以前的军事典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有的学者甚至称它为“先秦兵家学派集大成的著作”。
今本《尉缭子》共五卷二十四篇，约一万三千字。纵观其内容，可大体分为两个部分。前十二篇主要论述作者的政治观、战争观，后十二篇主要论述军令和军制。
在政治观、战争观上，《尉缭子》认为“兵胜于朝廷”，即军事胜利取决于国家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措施。与此相对应，它批判了各种战争方面的迷信和神秘论。《尉缭子》与众多法家学者一样，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强调推行“耕战”政策。《尉缭子》将战争区分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不同性质，并对它们采取不同态度。它还专门论述了持久战问题，结合战国时的实际情况，强调战争一旦发动，就必须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不能期望立即决定胜负。
在军令、军制方面，《尉缭子》进行了大量论述，主张“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治军必须先立法，执法必须严明，对触犯军纪者严惩不贷。《尉缭子》详细论述了将吏战败逃跑的惩处条令、基层队伍的连保制度、战场上各级将吏的惩处权限、部队营区的划分、作战编制与信号指挥、单兵训练与大部队演习等具体问题，并且在着装、徽章、从军、戍边、宿营、车阵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规定。以上内容对我们研究、了解中国古代军事史都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尉缭子》在治军方面过分迷信暴力，主张严刑峻法，甚至鼓吹“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暴露出法家刻薄寡恩的特点。
虽然尉缭生平基本上无从查考，没有像孙武、孙膑、吴起等兵书作者那样留下辉煌的业绩，但他作为一个军事理论家的历史地位是不容低估的。
有关《尉缭子》一书的整理、研究，较早着手的人是宋儒张载。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了张载所注《尉缭子》，但这个注本已经失传。与《吴子》一书相似，现存关于《尉缭子》的研究成果，大部分都包含在对《武经七书》的系统注解当中。七十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尉缭子今注今译》。华陆综《尉缭子注译》（中华书局，1979）是大陆学者较早全面研究《尉缭子》的著作。钟兆华《尉缭子校注》（中州书画社，1982）以宋本《武经七书？尉缭子》为底本，用出土竹简及二十余种其它版本进行参校，用力甚勤。另外，徐勇的《尉缭子浅探》（解放军出版社，1989）也较有参考价值。
作品快读
今本《尉缭子》共分5卷。卷1包括“天官”、“兵谈”、“制谈”、“战略”、“攻权”5篇，主要论述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攻城与作战的原则，主张行事不应依靠鬼神，而应依赖人的智慧。
它认为，国土广阔而得到充分利用，国家就富足；人口众多而得到治理，国家就井然有秩。国家富足而井然有秩，不必动用武力，就可以威制天下。而要使人民富足，就必须亲近、安抚流民，开辟荒莱，发展农业。要使国家治理，就必须使人民明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使人民唯有努力耕耘，才能丰衣足食，唯有奋力作战，才能得到爵位。经济上的富足和政治上的贤明是军事上强大的基础和保证。它又认为，通向胜利的途径有三条。一是加强战备，料敌如神，使敌军丧失士气，分崩离析，以致不战而胜，这是以“道”取胜。二是法制、赏罚明察，人民有必战之心，这是以“威”取胜。三是击破敌军，夺占敌国的土地，这是以“力”取胜。军队的战斗力全在士气的高低，所以要战胜敌人，就应激励全军的士气。要激励士气就应从政治和经济入手，重视和搞好人民的生活，用爵位勉励人民，等等。
它指出，建城邑应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建城前首先应衡量土地的肥瘠，决定是否有必要在此兴建城邑。如决定兴建，那就应使城邑和所辖土地的大小相适应，使城邑的大小和人口相适应，使人口的多少和粮食的供应相适应。如能做到以上三点，就能使城邑防守坚固，依托城邑作战就能取胜。它又指出，攻城的原则是：没有把握攻破敌城，就不去攻打它。如要攻城，就必须有坚定的决心，集中兵力，出敌不意，深入其境，包围并切断敌城与外部的联系，实施猛攻，使敌措手不及，乘虚攻克敌城。它还指出，临阵作战的原则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不和敌军交战。在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应依靠兵多势众的军事优势战胜敌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就要使用权谋战胜敌人。
卷2包括“守议”、“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5篇，主要论述战争的性质、作用和守城的原则。
关于守城的原则，它认为一是不能只守城墙，而应兼守城外，占据城外的军事要地，设置工事，以增大防御纵深。二是不能只进行单纯的消极防御，还必须积极发动进攻。在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围攻下，防守者或是依靠外援，或是靠消耗削弱敌军，出奇以制胜。外有必定到达的援军，城就必定能坚守不拔。外无必定到达的援军，城就不一定能固守到底。
援军抵达后，可与守军内外夹击敌军，也可以牵制敌军主力，减轻守军压力，使其得以保持补给线的畅通，增强抵抗力。如外无援军，守军应把握时机，不时出击，以削弱敌军，打破封锁，出奇兵战胜敌人，而不能死守待毙。三是为做到攻守两全，守军必须分为守备部队和出击部队两部分。出击部队不担任守备任务，守备部队也不承担出击任务。
关于战争的性质和作用，它认为，战争可用来禁止不义，讨伐和剪除暴乱，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所以，用兵不进攻无过失的城市，不杀无罪之人。这样，军队所到之处，农民不会离开土地，商人不会离开店铺，士大夫不会离开官府，兵不血刃，就天下亲和归附。
卷3包括“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5篇，主要讲述用兵的原则、军队的纪律和奖惩制度。
如用兵作战要善于先发制人，做到虚虚实实，说有却无，说无却有，决心坚定，争取主动，明察敌情，然后发兵决战。又如它主张统率百人和千人以上的将吏战败或举城降敌，或弃军逃跑，除本人处死外，还要受到抄家和全家为奴等惩罚。在军营内，中、左、右、前、后各军按编制分设营地，彼此隔绝，禁止往来，违者处死。营内道路纵横，每120步设一岗哨，管制行人来往，不是持有将帅符节的人，一律不准通行。
打柴放牧，必须整队行动。士兵以5人为伍，10人为什，50人为属，100人为闾，实行联保连坐制。凡有士兵违犯禁令，同伍、同什、同属、同闾有人揭发，就全伍、全什、全属、全闾免罪。知道而不揭发，就全伍、全什、全属、全闾一齐受罚。将吏从什长到左、右将军，也都实行联保连坐。凡有人犯禁违法，也都是揭发者免罪，知道而不揭发的，与其同罪。
卷4包括“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5篇，主要叙述战场法纪、部队的编组、标志和指挥信号，以及行军序列。如战斗中伍内伤亡与斩获相当的功罪相抵；有斩获而无伤亡的，有赏；有伤亡而无斩获的，同伍的都处死，并惩办其家族。战斗中各级将吏如有伤亡或无伤亡，也按上述原则奖惩其部下。为便于识别，各单位按旗帜、羽毛和所佩徽章颜色的不同加以区别。全军按金鼓信号统一进退。君主一旦任命将帅，下令用兵，将帅就应指定军队集结的时间和地点，迟到的按军法严惩。为保守秘密，只要大军没有出发，在宣布戒严的地区不准任何人通行。军队开拔后，在大军前面50公里处行进的是先遣部队——踵军，踵军前50公里处行进的是前卫部队——兴军，兴军又派出小股部队——分卒，任务是抢占军事要点，追击败退的敌人。
卷5包括“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4篇，主要论述军队的训练和取胜之道。关于军队的训练，它认为应先讲清金鼓旗帜的作用，然后训练士兵按信号变换队伍和使用武器。训练时先进行单兵训练，然后不断增加训练人数，最后以全军联合演习来结束训练。它认为，战争是“凶”、“逆”之事，但又是不可废除的。用兵应本乎仁义，以讨伐暴乱。政治和军事是文为“种”，武为“植”，文为里，武为表的关系。明白这一点，就能预知胜败。政治可以使人分辨利害安危，武力可以用来进攻强敌，保卫自己。为驱使全军拼死作战，它主张以严刑重罚禁止士兵逃亡，使吏卒在战斗中互相救助，并借此树立威信，使士兵服从命令，做到号令明白，攻守得宜。
《尉缭子》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它对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出奇制胜。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参考的价值。
片段精读
制谈第三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形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阵，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
古者，士有什伍，车有偏列，鼓鸣旗麾，先登者未尝非多力国士也，先死者亦未尝非多力国士也。
损敌一人，而损我百人，此资敌而伤甚焉，世将不能禁。征役分军而逃归，或临战自北，则逃伤甚焉，世将不能禁。杀人于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杀人于五十步之内者矛戟也，将已鼓而士卒相嚣，拗矢折矛抱戟，利后发，战，有此数者，内自败也，世将不能禁。士失什伍，车失偏列，奇兵捐将而走，大众亦走，世将不能禁。夫将能禁此四者，则高山陵之，深水绝之，坚阵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犹亡舟楫，绝江河，不可得也。
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
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马，万人一将，以少诛众，以弱诛强。试听臣言，其术足使三军之众，诛一人无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况国人乎？
一贼仗剑击于市，万人无不避之者，臣谓：“非一人之独勇，万人皆不肖也”。何则？“必死与必生，固不侔也。”听臣之术，足使三军之众为一死贼，莫当其前，莫随其后，而能独出独入焉。独出独入者，王伯之兵也。
有提九万之众，而天下莫能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武子也。”今天下诸国士所率无不及二十万众者，然不能济功名者，不明乎禁舍开塞也。明其制，一人胜之，则十人亦以胜之也。十人胜之，则百千万人亦以胜之也。故曰：“便吾器用，养吾武勇，发之如鸟击，如赴千仞之溪。”
今国被患者，以重币出聘，以爱子出质，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为十万，其实不过数万尔。其兵来者，无不谓将者曰：“无为人下，先战。”其实不可得而战也。
量吾境内之民，无伍莫能正矣。经制十万之众，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战不胜，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内自致也。天下诸国助我战，犹良骥騄耳之駃，彼驽马鬐兴角逐，何能绍吾后哉？
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故曰：“发号出令，信行国内。”
民言有可以胜敌者，毋许其空言，必试其能战也。
视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内有其贤者也。不能内有其贤，而欲有天下，必覆军杀将。如此，虽战胜而国益弱，得地而国益贫，由国中之制弊矣。
延伸阅读
链接：《四库全书》对《尉缭子》的简介
本书主要讲了谋略类名著。世界名著指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和关注的著作，其价值由于已经超越了时代本身而得以流传。需要注意的是，广义的世界名著不仅仅包含文学名著，还包括社科名著，人文名著等。
周尉缭撰。其人当六国时，不知其本末。或曰魏人，以天官篇有梁惠王问知之。或又曰齐人，鬼谷子之弟子。刘向《别录》又云：缭为南君学。未详孰是也。《汉志？杂家》有《尉缭》二十九篇。《隋志》作五卷。《唐志》作六卷，亦并入於杂家。郑樵讥其见名而不见书，马端临亦以为然。然《汉志》兵形势家内实别有《尉缭》三十一篇。故胡应麟谓兵家之《尉缭》即今所传，而杂家之《尉缭》并非此书。今杂家亡而兵家独传，郑以为孟坚之误者，非也。特今书止二十四篇，与所谓三十一篇者数不相合，则後来已有所亡佚，非完本矣。其书大指主於分本末，别宾主，明赏罚，所言往往合於正。如云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又云，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皆战国谈兵者所不道。晁公武《读书志》有张载注《尉缭子》一卷，则讲学家亦取其说。然书中兵令一篇，於诛逃之法言之极详。可以想见其节制，亦非漫无经略，高谈仁义者矣。其书坊本无卷数。今酌其篇页，仍依《隋志》之目，分为五卷。
——摘自《四库总目提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