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国界的托尔斯泰和新比较主义
近二十年来，跨越国界已经成了一个推动文学，特别是故事和小说的跨文化观点的口号和关键概念。然而以前由于语言不同、文化传统和爱国情绪而产生的局限，评论家及学者多集中在文学的本国背景。现在，对文学的欣赏已全面深化，文学作品已进入了跨疆界发生的文化转折中。好在我们可以正常地观察别的媒体是怎样产生此类有国际甚至全球影响的、通常是较广泛普及的艺术形式，如电影和音乐，还有新媒体。虽然据文学当前的形态，这是一种旧的、地方性的、局域的媒体，知名作家和作品也经历相同程序吗？
实际上，即使在19世纪，当文学和文学研究变得仅局限于本国甚至被认为仅是民族性质时，在这新形成的比较文学领域里，学者们已在问这个问题了。然而基于当时的形势，这种比较态度是很弱、很有限的。它缺乏这一时期的国民态度所接受的广泛支持。而这是一个印刷文化和阅读能力对民族－国家都至关重要的时期。老的比较文学发源于欧洲，焦点在邻近国家的文学，而不是世界范围的写作和口头表达。结果这一词的选择变成了“国际”，在欧洲主导的时代意味着仅以这一地区国家间的文学交流研究为前提。确实，在实践中，比较学术在当时以至20世纪很晚之后常常只关注法、英和德国的“主要”文学，再加希腊和拉丁古典作品和远古的圣经。这种典型的、在当时有启蒙意义善意的国际主义，体现于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克服英国岛国偏狭的努力上。他坚持一种更广泛、更具求知欲的欧洲意识（对阿诺德来说，在1870年至1871年普法战争之前，意味着对法德发展保持同等的兴趣），他的定义是“以智力和精神的目标，建立一个伟大的同盟？？其成员？？包括希腊、罗马及东方古典知识和相互间的了解”。【马修·阿诺德，《当代批评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266页。】这里所提的“同盟”透露了一种假定，即每一个组成国都特征鲜明，这是阿诺德国际主义态度的明显标志。
相比之下，超国界转向了我们今天居住的更大、文化更多样的新民族世界，它有着对欧洲之外更广大区域文化的认识以及超国界的更高层交流—总之，一个曾是后殖民、全球化并且常是多语种的世界。在《比较文学的挑战》中，美籍西班牙比较学者克劳迪欧·奎林（Claudio Guillén）对这一领域超前的概述，已开始向这个方向转移。他的书是根据他在西班牙和中国的讲学而写的。这两个国家的跨文化研究都严重受阻，直接排斥国际态度。奎林强调，学术要寻求超出本国丰富文化的文学绝对公正，“出发点不是本国文学，也不是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克劳迪欧·奎林，《比较文学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3页。】该书的西班牙语原文出版于1985年，英语版为1993年。相反，基本动力应该来自对超越本国文学观的“渴望”，他以塞万提斯为例，着重说：“眼光只看到本国圈子的伟大作家是少见的。”【同上，4页、9页。】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奎林来说，在他领域转向的相对早期，首选的词是“超民族”，一个比超国界含义更高远、更宁静但都市化的词。
从那时起，超国界便占了决定性的地位。【例如，美国比较文学学会2007年举办了多人参加的题为“跨，泛，际：联系中的文化”的会议。】如果“inter”的意思是指界限分明的国家间给－拿的近乎外交的规则性程序，那么“trans”是指更活跃、少常规甚至不可预见的跨边界冲动创造力，而这边界似乎不再有严格划定的界线。面临我们这世界更大、更多样化的感觉，一个新的比较主义诞生了。它的出现，共同帮助了转变比较文学研究，同时也为此书对托尔斯泰小说写作生涯跨越国界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
对跨越国界的明晰关注产生于文学理论引起的争论。即20世纪60年代到至少80年代晚期与比较文学相连的所谓“理论岁月”。然而理论伴随产生它的智慧力和老练而来的激动，基本面向欧洲。确实，它可以（以它稀有的光辉，很具讽刺）被看作是马修·阿诺德对加深理解法德文化和关心智力发展的一种世纪性继续。这一盲点在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和伽亚特里·斯比维克（Gayatri Spivak）这样人物的后期作品中更耀眼地凸显。斯比维克与主导理论家如福柯（Foucault）和德里达（Derrida）建立联系。然而在像赛义德（Said）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1993）或斯比维克翻译的孟加拉作家马哈斯维塔·德维（Mahasweta Devi）的故事中—开头是《其他世界》（Other Worlds）（1987），接着是《想象的地图》（Imaginary Maps）（1995）—，他们都呼吁以基本后殖民态度对欧洲之外的文学加以探索关注。第二个未被广泛认可的，对这超国界转换产生的推动力（奎林的兴趣所在），是探索甚至在文艺理论优势之前东亚和西欧文学间的联系、平行和差异的东—西方研究。
然而另一个催化剂是翻译研究。它加深了对多样性、复杂性和不同语言文化交换意义的兴趣。这些见解早期在比较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运用产生于伊特玛·艾文—佐哈尔（Itamar Eva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他认为当一种文化进入第二种文化时会增添新意思，【参照伊特玛·艾文—佐哈尔，《多元系统研究》（Polysystem Studies）。】这一观点引起了注意。在这一转型进程中，前缀“trans-”可能在比较研究中起到一个新的更精确的作用，正如新近艾米莉·阿普塔（Emily Apter）在具有争议性的《翻译带：一种新的比较文学》（Translation Zone： 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2006）中阐明的。一个关键的副作用是翻译学减缓了比较学术必须一律以母语原文进行研究的要求。假如没有可供广泛阅读的自由，比较者又意识到翻译作品伴随的多语种困难，那么赛义德、斯比维克和东－西方研究提倡的对整个世界超国界的广阔开放感将全然不可能。
最近，在与超出西方作品之外的课程和选读有关的时期，对歌德有关世界文学零散评论的再生兴趣更直接加强了对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超国界范畴研究的价值。从翻译研究中，大卫·达姆罗什（Davie Damrosch）强调这种作家的声誉取决于跨边界交流的跌宕起伏。其结果是本国背景中被忽略甚至被抹杀了的新的重要意义可能重现，尽管原文和作家的直接文化背景明显受到局限而未受到充分重视。达姆罗什解决这难题的方法是力主作品以民族为圆心讲述的喻义应有充分的椭圆形影响为支撑。这补充的第二焦点使在相同作品基础上超国界的理解能在某些方面与国内背景所激发的方面有合法差异。“世界文学，”达姆罗什论道，“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参照大卫·达姆罗什，《足够的世界和时间》（World Enough and Time），281页。】法国学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的《文学的世界共和国》（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2004）又相应地说明了我们基于世界著名经典的所谓世界文学有赖于超国界验证特别中心的权威。然而即使她着重巴黎在验证从文艺复兴到直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此类名著中的作用，她也允许了之后世界文学系统新中心的产生以及边缘成就的结晶。至于后者的例子，她引用了卡夫卡（Kafka）的布拉格及叶芝、乔伊斯和贝克特的爱尔兰，但她的观点也同样适应超国界范围的托尔斯泰的俄国—她的广为讨论的书中未提及的议题。
与此探究同样相关的是弗兰克·莫莱蒂关于小说作为流派的研究，特别是在他宏大的编辑选集《小说》【参照弗兰克·莫莱蒂，《朝向世界文学》（Toward World Literature），《小说》（The Novel），1部， 703—756页。】一书中，在《历史、地理和文化》一卷最后一部分中所展开的观点。他指出，小说现在可能在创造属于全世界的第一文学的进程中。毋庸置疑，此书和莫莱蒂别的作品中显示的对这一流派的欧洲发源地及波及中心之外的丰富细节陈述，可能被理解为显示对老比较文学欧洲基地国际主义的继续依附。然而在惊人的一节《“叙述”领域的语义学》中，《小说》阐述了鲜明的别处地域，例如东亚，阿拉伯世界，或（研究托尔斯泰特殊兴趣的）俄国繁荣兴起的叙述传统。【参照莫莱蒂，《小说》（The Novel），1部，217—288页。这一段激发了新近对在法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办出版的相同原则论文的搜集。参照《小说与文学》（Fiction et Cultures），弗朗索瓦·拉法凯特和安娜·杜普莱特（编辑）。】基于这常常隐蔽又具惊人力量的传统，随着它的继续发展，它们可能对世界小说发生影响，未来将会产生比莫莱蒂主要的过去欧洲实例更复杂的交叉文化转换。
不足为奇，以上对超国界转化的描述引起了争议。它与本国文学研究明显的区别无须赘述，只需注意一点，即本国众多领域的研究已不断显示对本身就是超国界和超语际的交叉－文化交流形式的兴趣。【特别参照苏珊·斯坦福。福里德曼，《移民，流散与边界》（Migrations， Diasporas，and Borders）。】然而比较文学内部对新的超国界比较学存在激烈争论，争论的议题是如何依存或学习这一领域与欧洲文学关系的以往经历。翻译和后殖民研究，或为推动超国界转换做出如此贡献的世界文学的复苏，果真还与曾实践过的比较文学有着残存关系吗？争论一方的代表是十年前苏珊·巴斯内特的态度。她认为比较文学已经死亡，已被翻译学所取代。【参照苏珊·巴斯内特，《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Translation Studies）。】爱德华·赛义德对承认继承表现出了极大热忱，因为尽管他对后殖民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仍不断地表达了对老比较文学里程碑的强烈兴趣，这就是埃里希·奥尔巴赫的《摹仿》（Mimesis）。【参照比如卡津《摹仿》中的“第50周年纪念版导言”（Introduction to the Fiftieth-anniversary Edition）。】然而赛义德非常谨慎地区分奥尔巴赫地域题材的局限和他方法的价值，他的方法对在别的场合下会走得很远的历史文化多样性采取包容态度。也许正如预料中的，莫莱蒂对奥尔巴赫（Auerbach）的崇拜更甚。而斯比维克（Spivak）对文化的复杂性有着谨慎的认知，当她将自己的作品成双地延伸到欧洲之外时，她坦诚地告诫自己，作为一个学者，她基本上也是一个欧洲主义者。从另一个角度看，最近由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发起的，对东中欧文学研究中“国际的”和“欧洲的”的提法可能会显得支持老模式。然而出自马塞尔·考尼斯—蒲柏（Marcel Cornis-Pope）和约翰·纽堡尔（John Neubauer）之手的这一合作项目竟成了超国界学术的范例，因为它突出了转换的边缘，文化的巨变和区域间隐蔽的相同，其中民族主义正如奎林所说的西班牙和中国的情况一样，是一个问题。【参照《东中欧文学文化史：19世纪、20世纪的接合与分离》［（History of the Literary Cultures of East-Central Europe：Junctures and Disjunctures in the 19thand 20th century），马塞尔·考尼斯－蒲柏和约翰·纽堡尔编辑整理］，4部。 】
面临这些和其他多边纷争的情势，我们只有假定当比较文学中的“比较”象征的是支配一切、持续进化的兴趣时，其中的差异才有意义，这兴趣是交叉文化的变化和交流，可以增强文学研究的兴趣。因此比较的含义就是接受挑战，去研究在意义深远的语言、历史和／或社会方式互异的环境下产生的作品、创作生涯、流派和文学背景。从此优势点我们可以看到，后殖民性、世界文学和翻译学，各个名称均是二十年以来比较文学研究中超国界态度的发展阶段。1900年左右，如日中天的欧洲诸帝国现已被众多广大的后继国家所取代，世界有记载的写作已伸延到更远大的空间并回溯超出帝国时期，对翻译的提高和尊重意识使我们对一切文学和文化异同的见解敏锐起来。
比较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也包括别的主要兴趣，如文艺理论和诗学、媒体学和其他艺术以及跨学科研究。可是这些科目都采用作为媒体的文学鲜明性，无论是以自身的权利，与其他艺术和学科语言的关系，或全部的媒体内部。至于新比较主义，跨越国界表示一种扩大了的语境，一种追求横贯语言、文化和民族文学的世界范畴观点。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宏愿潜藏于旧领域基于欧洲方面的国际性中。现在，由于后殖民和翻译研究和之后对世界文学更新的兴趣，跨越国界性已经拥有了更清晰、定义更明确的轮廓用以拓宽文学研究的地缘文化范畴。本书将探讨这更广视野的蕴涵，分析系列实例来显示跨越国界的转换可以怎样丰富我们对托尔斯泰作为一个作家成就的
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