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中世纪的游记所增添的地理知识主要包括中国大部以及日本列岛的情况，随附的地图展示了各种重要探索和游历的路线，以帮助读者理解地理学科是如何将托勒密对东西方世界的估测和马可·波罗带来的地理新知识结合起来，从而拉近欧洲与东方的距离，进而为哥伦布的探索做好准备的。
在中世纪——也就是说，在公元5世纪蛮族攻入罗马帝国至15世纪发现新大陆的1000年里——影响到人类地理知识扩展的几个主要历史阶段包括：我们在前文曾经提到过的公元8世纪和9世纪维京人的航行；12世纪和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13世纪和14世纪蒙古帝国的崛起。维京人获得的新知识并未渗透到欧洲其他国家；十字军及其前辈（到耶路撒冷朝圣的人）带回的知识仅仅以经典着作的形式储存在西欧；然而蒙古帝国的扩张具有更为广泛、深远的重要性，并且带来了罗马人未曾掌握的关于东亚的知识，这些知识直到19世纪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13世纪初，小鞑靼部落的领导者成吉思汗征服了中欧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古代中国。在他的儿子窝阔台的领导下，蒙古鞑靼人从中国转向西方，征服了亚美尼亚。1241年，蒙古将领巴图劫掠了俄罗斯南部和波兰，并占领了布达佩斯。蒙古大军的所向披靡甚至让人觉得似乎预言中的世界末日已经到来，强大的歌革和玛各终于出现了。但是，窝阔台的突然去世迫使蒙古军队被召回，全面的恐慌笼罩了欧洲。作为基督教世界的首领，教皇决定向大可汗派遣使者，以确定他的真实意图。教皇派出修士普兰迦尔宾，从里昂出发前往拔都的大营（位于伏尔加河河畔），拔都让普兰迦尔宾来到位于喀喇昆仑山麓的帝国首都，进入大可汗的宫廷，而在现在的鄂尔浑河左岸（贝加尔湖以南数百英里处）已经找不到多少当年皇宫的遗迹了。
正是在这里，欧洲人第一次听说亚洲东海岸还有华夏大地尚未被蒙古人征服。另一位叫作威廉·瑞思博克的修士获得了更全面的信息，他是佛拉芒人，曾以圣路易斯大使的身份到过喀喇昆仑，并于1255年返回欧洲。瑞思博克与罗吉尔·培根交流了一些他所掌握的信息，他说：“这些中国人个子小，爱用鼻音说话，而且长相和东方人都差不多，眼睛很窄……华夏的钱里面包括一些棉纸，约有手掌大小，上面印着一些线条，象征蒙古可汗的大印。他们用类似画家作画的那种笔写字，一个中国字里面包含好几个字母，以此来组成完整的词。”
他还认为，这些中国人就是古代人口中的赛里斯人。托勒密知道，赛里斯人的故乡就是丝绸的产地，但他也听说那里也有一族人叫作秦尼，所以分不清这两个民族的区别。据推测，中国人的这些别称是通过航海活动传到西方的，而“赛里斯”和“华夏”等名词都经过了马来人的修改，从而引起了混淆。
还有一些方济各会的修士到过东方。其中，维诺的约翰就以大主教的身份在汗八里（皇城）——即北京——定居（约1358年）；1316年到1330年间，波代诺内（靠近弗留利）的奥多里克修士到过印度和中国，还带回一本写满奇闻逸事的远航日记，但大部分内容是从约翰·莫德维尔爵士的着作中照搬来的。
在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将东亚的情况全面地介绍给欧洲之前，远行的修士们带回的消息已经逐渐变得乏味，马可·波罗在东方整整居住了18年，他的游记开创了地理大发现历史的新纪元，仅次于哥伦布的远航。
1260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尼可洛·波罗和马菲奥·波罗——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准备到克里米亚从事贸易。其后，他们在向导的带领下访问了布哈拉，并从那里来到了大可汗忽必烈的宫廷，忽必烈非常礼貌地接待了他们，而且他非常希望将西方文明介绍到蒙古帝国，于是便委托兄弟俩给教皇带去消息，请他派遣一百名西方的智慧之士到东方来，给蒙古人传授基督教信仰和西方艺术。1269年，兄弟俩回到故乡威尼斯，却发现无法找教皇满足大可汗的要求；因为教皇克雷芒四世已经在前一年去世了，他的继任者尚未任命。他们只好等了两年多，直到新教皇格列高利十世当选，然而新教皇对大可汗的要求并不热心，仅派了两位多明我会修士陪同波罗兄弟返回东方，时年17岁的马可·波罗也偶然跟随父亲一起去了东方。他们在1271年11月出发，但两位同行的修士很快便对旅行失去了信心，原路返回了。
他们先是去了波斯湾口的霍尔木兹，然后北上，穿过呼罗珊巴尔赫到阿姆河，再到帕米尔高原。接着穿越戈壁大沙漠，1275年5月，他们终于来到了忽必烈在开平府的夏宫，觐见大可汗。尽管他们没有满足忽必烈的要求，可汗还是友好地接见了他们，并且对马可·波罗产生了特别的好感，甚至请他为自己效力；后来，人们在中国的史册中发现，1277年，一个叫作波罗的人被任命为枢密院的二级专员，他的职责是出使西藏东部、交趾支那甚至印度等地区。波罗一家虽然从可汗那里得到了大量的赏赐，但他们发现可汗不愿意放他们返回欧洲。马可·波罗曾经担任多个重要职务；他做过三年扬州总督，这是一个伟大的城市，而且他很有可能终生都为忽必烈服务。
不过，一个时机出现了，他们终于能够返回欧洲。与大可汗有亲属关系的波斯汗希望与大可汗家族的一位公主成亲，但如果从中国到波斯走陆路，这位年轻的女子可能无法忍受沿途的辛苦，于是人们为她选择了环绕亚洲海岸的海路。鞑靼人不擅长航海，所以波罗一家人便奉命护送年轻的公主，完成这段相当危险的旅行。1292年，他们从福建的港口泉州出发，经过两年多的航行，终于成功地沿着亚洲大陆南岸将公主送到了婆家。但是提亲的波斯汗已经去世，公主只得嫁给他的儿子。辞别了公主，波罗一家人穿过波斯国，在1295年回到故土。当他们身穿粗糙的鞑靼服装抵达波罗家族的祖屋时，亲戚们甚至一度没有认出他们。在后来的宴会上，他们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每上一道菜，就要换一套新衣服，还把换下来的服装送给仆人们。宴会结束的时候，他们把到家时穿的破衣烂衫拿出来，用快刀将衣服的接缝割开，从里面取出大堆的红宝石、蓝宝石、石榴石、钻石和祖母绿，他们正是用这种方式带回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此次家族聚会也自然而然地从原本的欢迎宴会变成了亲戚们打听致富消息的“新闻发布会”。作为主要发言人的马可·波罗不得不使用数字“百万”来描述大可汗的财富和他所统治的人口数量，但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他们只是把他的讲述当成普通旅行者的故事姑妄听之，马可·波罗也从他的朋友那里得到了“马可百万先生”的绰号。
人们的热情不高，这自然令马可·波罗讲述他非凡旅行的积极性大打折扣，不过在他回到威尼斯的那年，热那亚和威尼斯爆发了战争。马可·波罗被俘，关在热那亚的监狱里。在那里，他的狱友比萨人鲁思梯谦有些学问。在托马斯·马洛礼爵士之前，鲁思梯谦就开始以散文的形式改写一些与圆桌骑士有关的故事。他没有用意大利语（当时，这种语言似乎欠缺文学价值）写作，而是选择了法语，法语是当时西欧骑士们的通用语。与马可·波罗一同坐监的时候，鲁思梯谦用法语记下了这位伟大旅行家的口述，并且将材料保存了下来。1299年，马可·波罗获释并返回威尼斯。他死于1324年1月9日，这一天是他立下遗嘱的日子。
马可·波罗游历图
因此，马可·波罗的书中详细描绘的行程在地理大发现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没有人能与他的成就相比，而上校亨利·裕尔爵士在他翻译的《马可·波罗行纪译注》中的总结文字也堪称英语文学的里程碑：
他是第一个沿经度线横穿亚洲的旅行者，亲自命名和描述了他亲眼所见的诸多王国：沙漠之国波斯、鲜花盛开的高原和巴达赫尚的荒凉峡谷、碧玉般的和田河、蒙古草原——劫掠基督教世界的蒙古铁骑的家园、汗八里崭新的辉煌宫殿；他是第一个向世界展示中国的财富和广袤的旅行者：它浩瀚的河流、宏伟的城市、丰富的物产、密集的人口、在海洋和内河快速航行的不可思议的庞大船队；他介绍了中国疆域之内的各个民族、他们的行为举止和宗教崇拜；告诉我们西藏的情况，以及那里形容邋遢的教徒；介绍了缅甸和那里金色的佛塔、叮当作响的屋檐；还有老挝、暹罗、交趾支那、日本、东图勒，红润的珍珠和金顶的宫殿；他是第一个向我们展示那个美丽而神奇的博物馆的人，它的宝藏不可胜数，如印度群岛，珍贵香料的产地；爪哇，岛屿中的珍珠；苏门答腊，那里有许多国王，出产古怪而昂贵的商品，还有食人族；尼科巴和安达曼的裸体野人；宝石之岛锡兰，它的圣山和亚当的墓地；印度帝国，并非亚历山大时代的传说所描述的梦幻之地，而是居住着有德行的婆罗门、面目可憎的苦行者的国度，它拥有钻石、奇特的土产、诞育珍珠的海床和强烈的日照；他是中世纪第一个确切地介绍与世隔绝的基督教帝国阿比西尼亚和半基督教岛屿索科特拉的人；他曾经隐晦地提到了桑给巴尔，此地的黑人和象牙，以及南大西洋中广阔而遥远的马达加斯加，那里的各种奇怪生物，另外还有相反方向上的偏远地区——西伯利亚和北冰洋，那里有狗拉雪橇、白熊和骑乘驯鹿的通古斯人。
因此，马可·波罗成为地理史上最伟大的名字之一；当然，其他旅行者也有可能对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功不可没，但在斯坦利先生之前，除马可·波罗之外，没有任何人访问过欧洲人眼中如此之多的未知之地。他所发现的土地，虽然居住了许多人口，但很快便陷入混乱，继而闭关锁国，抗拒任何外部文明的影响。因此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东方，人们再也没有什么新的发现。直至今天，大家也是带着怀疑去阅读他的故事，正如宁愿称其为“马可百万先生”，而不是“马可·波罗”那样。
马可·波罗的游记不仅内容博大，而且涉及的地域范围相当广，但其多样化比不得那些最伟大的阿拉伯旅行者写的游记。如穆罕默德·伊本·拔图塔，他是丹吉尔人，从1325年开始旅行，因为到圣地麦加朝拜是一名合格的伊斯兰教徒的应尽职责。在亚历山大城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名叫博罕·艾丁的渊博智者，拔图塔向博罕诉说了他想要旅行的愿望。博罕告诉他：“那么，你应该去拜访我的兄弟法里德·艾丁和洛恩·艾丁，他们在辛迪亚，还有我在中国的兄弟，他也叫博罕·艾丁。当你见到他们，请代我致意。”由于教皇格列高利十世没有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去，鞑靼亲王们已经放弃基督教，改信伊斯兰教，伊本·拔图塔得以见到博罕·艾丁的全部三位兄弟。实际上，拔图塔的探索是非常了不起的。拔图塔在中国见到了谢赫·加万·艾丁，甚至设法把他的问候带给了艾丁住在苏丹的亲戚。在出门旅行的将近三十年里，拔图塔访问了圣地麦加、亚美尼亚、克里米亚、君士坦丁堡（在一位嫁给鞑靼可汗之一的希腊公主的陪同下，他游览了此地）、布哈拉、阿富汗和印度德里。在印度，他获得了皇帝穆罕默德·英格拉克的好感，皇帝任命他为外交使节，出使中国。拔图塔先选择经陆路到中国，后来发现这样太危险，最终他从卡利卡特港口走海路，经锡兰、马尔代夫和苏门答腊岛，抵达中国的大港口刺桐城。当时中国正在打内战，他只好原路返回卡利卡特，但他不敢面对皇帝，便去了霍尔木兹和麦加，并于1349年回到丹吉尔。不过，即使如此，他对旅游的兴趣仍未耗尽。不久，他又去了西班牙，并一路来到摩洛哥，穿过撒哈拉沙漠，进入苏丹。他沿着尼日尔河（他认为是尼罗河）航行，访问了廷巴克图。1353年，在外游历了28年后，他终于返回了非斯。拔图塔的游记最主要展示了当时伊斯兰教的兴盛程度，以及一个共同而普遍的信仰能够给旅行带来何种便利。但他的书都是用阿拉伯语写的，对欧洲知识界并无影响力，而且自马可·波罗之后，欧洲能够从他那里了解的东西并不多，除了苏丹的那一部分。可以说，拔图塔给中世纪的地理学史画上了句号。因为，在他去世8年后，航海家亨利王子展开了他的探索活动，标志着现代地理学的开始。
与此同时，人们对印度的了解也加深了，这主要归功于那些流浪的修士，他们到印度去一般是为了瞻仰圣托马斯的陵墓，据说圣托马斯是在印度殉教的；还应提到的是景教教会早期对中亚的渗透。早在公元7世纪，追随景教的叙利亚基督徒开始向东传教，在波斯和土耳其斯坦建立了教区，其影响力甚至蔓延到北京地区。在蒙古大汗统治下的中国，他们的传教活动兴盛一时，然而因为语言方面的限制，他们撰写的报告并未促进地理知识的传播，但一个有趣的地方除外，是关于“十个消失的以色列部族”的。据传，他们已经皈依了基督教，在东方的某地生活，统治他们的国王也是个牧师，人称“祭司王约翰”。一些在西部传教的景教牧师在报告中提到，有位叫作“翁汗”的蒙古亲王信奉了基督教，这个名字用叙利亚语读起来像是“约翰可汗”或者“祭司”，所以人们觉得翁汗就是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到东方去就是为了发现这个基督教王国。后来有人查清，在阿比西尼亚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基督教国家。但由于受到托勒密错误观点的影响，阿拉伯人认为阿比西尼亚就是祭司王约翰的国家，而且位于印度支那附近。我们以后将看到这个错误是如何促进了地理大发现的发展的。
这些中世纪的游记所增添的地理知识主要包括中国大部以及日本列岛的情况，随附的地图展示了各种重要探索和游历的路线，以帮助读者理解地理学科是如何将托勒密对东西方世界的估测和马可·波罗带来的地理新知识结合起来，从而拉近欧洲与东方的距离，进而为哥伦布的探索做好准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