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五十年代，王季思教授就以《西厢记》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的突破口。《西厢记》语言清丽，使人读来满口生香。如“萤窗雪案”、“书剑飘零”等辞句都充满诗意。可是，正是它那文采本色兼具的语言，夹杂着大量的典故和元代的方言俗语，阻碍着人们理解它每字每句的准确含义。于是王教授就参照先人的考据和训诂，以严谨的态度注释《西厢》。他注意掌握第一手资料，几乎阅遍了元人的散曲和杂剧，写了大量的札记和资料卡片，细心地与话本散曲及同时代的杂剧的例句排勘比较，纠正了前人许多注家的臆断，给予了确切的解释。他在注释《西厢记》及《元曲选》等所做的各种各样的资料卡片共有三、四箱。可见他治学是何等诚直严谨。当他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出版了《西厢五剧注》时，引起了学术界强烈的反映，曾有人写诗嘲笑他“不爱六经爱五剧”。其实这正表明王教授独具慧眼，认识到元代散曲杂剧这些优秀文化遗产的宝贵价值。
五十年代末，王教授的注意力转向明清戏曲，他选择的突破口，则是《琵琶记》与《桃花扇》。他对《桃花扇》作了认真的校勘和注释之后，又写了“校注前言”，他在这篇论文中，从历史剧创作的发展全局来考察《桃花扇》的价值，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分析，具体地体现出他的一贯主张：搞研究，切忌空疏抽象，游谈无根。而应从具体问题入手，通过微观剖析，再进入宏观掌握。所以他无论研究王实甫还是孔尚任，都是以此为基点，脚踏实地，扩展到戏曲发展的全局作透彻的了解。
王教授今年87岁了，1990年已经退休。但他退休以后，依然坚持研究。清晨起来，就坐在书桌前，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审阅批改校稿。老年人嘴角容易流涎，他怕弄脏书稿，就带上口罩伏案写着、读着，耕耘不辍。
王季思教授对待学生始终是诚恳无私的。即使他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龙钟老者，他诚以待人的心更是“老而弥坚”。他对后辈送来的论文、论着逐字批阅，圈圈点点，连标点也不放过。他常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他所藏的资料，随便让门生们翻检、借阅。他对学生的关心、教育，可以说是终身的。陆定一同志的夫人严慰冰，1934年曾在江苏松江女子中学读书。当时王教授曾给她上国文课和历史课。后来严慰冰在题为《五十年如一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他批改作业很认真，好句子打双圈，错别字加上框框。”“我82年离休后，偶尔为报刊写些短文，老师看到后，他还像50年前一样，仔细为我批改。刊物字小，排得又密，老师因患白内障视力太差，特用另纸抄过，将刊物与改件用挂号信寄给我。”这种诲人不倦的诚挚精神令人感动。
1979年春节，王教授到学生宿舍去探望学生。当他了解到同学们对一位任课老师的教学颇有意见时，就默记在心里。使同学们料想不到，他这位系主任在新学期开始上该科第一节前，他竟先巍颤颤地走进教室，诚恳地对同学们开导说：“大家对任课老师的意见我是知道的。不过，你们也许不知道，任课老师遭遇坎坷，他20年没有教课。今天，他能走上讲台，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当这位任课老师铃响后来到教室，看到同学们十分安静，又看到作为前辈的王教授准备听他讲课时，不禁一怔。在讲课中，王教授几次走上讲台，亲手替他擦黑板。开始他有点手足失措，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下课时，同学们一齐起立向任课老师致意，他却对着王教授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搀扶着老人家，一起离开了课堂。同学们当时被这情景感动得眼睛湿润。从此，大家对这门功课听得特别用心，任课老师也越来越受到同学们的欢迎。过了许多年，同学们还常常谈到那幕动人的情景，同学们从王教授身上看到了他那“诚以待人”的美德。
1981年，《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一书，登载了王季思教授的一篇自传。文章末尾，他加上了一段“附记”，说明传文是助手整理的，评价很不全面，因而他着重补写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传文对我过去走过的弯路，如在学术上贪多务博，主次不分；在历次运动中的随风俯仰，缺乏主见等，没有指出。尤其是我到大学教学后，安于书房生活，脱离广大群众，反映现实的诗歌与散文越来越少写。这是应该作为切身的教训来向读者说明的。”
可见王季思教授对己又是何等的正直坦诚啊！有的人极力粉饰、美化自己，而他勇于向读者自我解剖，作为一位享有盛誉的前辈学者却是难能可贵的。
要别人做到以诚待人，首先自己做到这一点。
马寅初敢说真话
马寅初，中国着名的人口论专家，经济学家。他一生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有所建树，而且素以敢说真话而倍受人们尊敬。
抗日战争时期，马寅初在重庆大学商学院任教时，由于他敢于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现象，曾被蒋介石在歌乐山软禁过。但这并没有使马寅初屈服，相反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立场。
马寅初说：“我这个人呀，叫我不讲真话不行。我有一句座右铭：讲别人讲过的话是容易的，讲别人想要讲的话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想要讲别人不敢讲的话，就不容易了。我就是要讲别人想讲而又不敢讲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有一次，学院请马寅初为全院师生员工作报告。报告的前一天，院长改变了主意，不想如期进行了。原来是校长听到了国民党政府要派特务进行捣乱的消息，担心马寅初教授生命有危险。
当马寅初听到这些情况之后，十分平静地对院长说：“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要说真话，总是要得罪人的。讲假话，讲大话，不仅没有生命危险，还会博得国民党政府的青睐，甚至可以升官发财。院长，请您放心，我会对付的。”
报告会如期进行，整个商学院大礼堂座无虚席，连附近大学的师生也来了很多人。国民党特务也趁机混了进来，情况十分危险。
马寅初教授走上主席台，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但是人们也开始疑惑不解，因为马寅初教授还带来了女儿，还有四个大汉抬着一口木制棺材。
这时，马寅初走到台前，镇定自若地说：“今天，我来作报告，大家有些疑问，我为什么要带女儿来，而且抬来一口棺材。我想，今天的报告，我为了真理不能不讲呀，我带来了棺材，是准备吃特务分子的子弹的；我带来了女儿，是让他亲眼看着特务分子是怎样卑鄙地向他的父亲开黑枪的，好让她继承我的遗志，为了真理，要敢于说真话。”然后，他把话锋一转，开始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摆了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腐败现象，四大家族如何垄断了中国的经济，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还得交政府规定的这个捐，那个税，他大声疾呼：做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再忍下去了……
他的话，像一把火点燃了人们的情绪，欢呼声、掌声响成一片。混进人群的特务分子，看到形势对他们不妙，一个个偷偷地溜走了。
报告后，据说蒋介石写信给马寅初教授，叫他别在大庭广众中作报告了，如果他要“高官”，政府给他官做。马寅初教授看后，把信烧了，说：“我要真理，我要讲真话！”
马寅初为了坚持真理，不怕牺牲，敢讲真话，在战争年代，是何等的可贵。充分表现了一位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光明磊落的胸怀、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坚定的革命立场。
诚实守信是面明镜，不诚实的人在他面前，都会露出真相。
齐白石以画换白菜
齐白石是中国着名的国画家。他一生不仅作画一丝不苟，而且品德十分高尚。他虽说是一位蜚声国内外画坛的一代国画大师。但在日常生活中，无论与名人还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交往，都始终遵循诚实守信的道德准则。这里要讲的是齐白石老人与一位卖白菜小伙子的故事。
一天早晨，齐老提着篮子上街买菜。走到市场上，看到一个年轻小伙子卖的白菜又大又鲜，水灵灵的，挺逗人喜爱。旁边围着一些买菜的人，齐老也挤进去，拣了一棵大白菜，说：“小伙子，白菜一斤多少钱？”
小伙子正要回答，一抬头看见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精神矍铄，长着白胡子，高个子的老人，顿时眼睛一亮，这不是着名画家齐白石老人吗！他是自己敬慕的老师呀！原来，小伙子是个高中生，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国画，他最喜欢齐白石老人的国画了。于是脑子一转，想出一个主意，提出要用画换白菜，用钱买不卖。
齐老明白这小伙子是认出自己来了，为了不使小伙子失望，齐老欣然答应了他的请求，并说快拿纸笔来。小伙子一看齐老这样平易近人，讲究信用，不摆个人架子，就高兴地跑到附近酒店借来了笔墨、桌子，请齐老给画一棵白菜就行，还说用他的一车菜换这张画。
小伙子把纸铺开，认认真真地磨墨。齐老拿起笔，觉得质量差些，用这支笔作画只能勉强对付着用。为了不失信于人，齐老就用这支笔在纸上一勾一撇，不到一分钟功夫，一棵白菜就画好了。小伙子也果断地将一车菜送给了齐老。齐老笑着说：“这么多的菜，我怎么拿得动呢？”
小伙子想，可也是啊，怎么办呢？“哎，这样吧，你老在画上再添上一只大蚱蜢，我连车都送换给您。”齐老拿起笔，又在画上添了一只大蚱蜢。
小伙子望着画，收拾了一下，拉起车就要往齐老家送菜。齐老拦住他，从车上拿了一棵白菜放在篮子里，说：“小伙子，这白菜一棵换一棵，其他的你还是留着卖钱吧！”
小伙子说什么也不同意，两个人争执不下。忽然，小伙子放下车，对周围买菜的人说：“请大家帮帮忙，今天老人家请客。”说着，抱起白菜便向别人篮子里放。不一会，一车白菜所剩无几了，
小伙子笑着对齐老说：“老人家，白菜不多了，咱们走吧！”齐白石望着小伙子忠诚厚实的面容，只好带着他向自家走去。
这一老一少，一个守信，一个诚实，以后竟成了好朋友了。
诚实守信才能交到最好的朋友，才能让你过得更幸福。
田家英忠诚守信
田家英同志，于1948年为毛主席当秘书，历时18年。他多年来在领袖身边，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忘我工作，竭心尽力，诚实守信，表现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林则徐晚年在病中奉诏南征时留下的悲壮诗句，也是田家英同志的座右铭，更是他一生无私奉献，默默耕耘的写照。
田家英同志的一个特点是默默奉献，甘做无名英雄。做为毛主席的秘书，工作的繁重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多年来凡是毛主席需要他做的，事无巨细，他都尽力而为，兢兢业业。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受命某项工作，处理信访直至“掌玺”，保管存折。这些琐碎、幕后的工作不知耗费了田家英同志的多少心血。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毛主席从衣袋里掏出开幕词，抑扬顿挫地念了起来。开幕词不过两千多字，据记录曾被34次热烈掌声所打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算开幕词中的精彩段落，曾被作为“毛择东格言”反复引用。当代表们赞许这篇开幕词时，毛主席却坦诚地说道：“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叫田家英。”
田家英同志的另一个特点是正直坦白，真诚地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全国解放伊始，群众出于对领袖的无限信赖，给毛主席的来信雪片般飞来。田家英对每封来信，都仔细收看，并择要送呈毛主席。田家英在毛主席身边，不知替他处理了多少封人民来信。他认为这是党和人民之间的重要的联系渠道。毛主席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后来田家英一人已无法处理每日成百上千封人民来信。田家英为此写了专门报告，建议各级领导机关应指定专人或成立专门机构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报告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经毛主席的批示后，全国各地都逐步建立了信访机构，其间凝聚了田家英同志忠于人民的一片真情。
田家英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还表现在他表里如一，绝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田家英同志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是有看法的。当彭德怀受到毛主席的激烈批判以后，田家英同志没有“见机而作”。他集了一副对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庐山会议期间，他还表示过，他如果离开中南海时准备向主席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切中时弊的意见险些使田家英陷于灭顶之灾，只是由于刘少奇同志的保护，才使其幸免于难。
田家英同志的再一个特点是忠于真理，刚烈不阿，虽死不渝。文革初期，在一次整理毛主席谈话纪要时，田家英同志基于对国家利益的关切，也出于对姚文元、戚本禹文章评论的一段话，这终于被对田家英早已不满的江青、陈伯达抓住了“大把柄”，江青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人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着作”！田家英随即被宣布停职反省，并被勒令搬出中南海。胸无城府的田家英，不会掩饰，不会屈膝，也不会忍耐，他悲愤之下以死相抗，在中南海他的住处“喜福堂”自缢而死，年仅44岁。英年早逝，正值生命之花茂盛之时，死时留下遗言：“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并把心爱的手表从腕上取下，留给妻子。继邓拓之后，田家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屈死者。
历史是公正的，1980年，即田家英含冤离世的14年，中共中央在八宝山公墓礼堂隆重举行田家英同志的追悼会。悼词热情称颂了田家英的品格和业绩：
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田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最大限度的诚实是最好的处事之道。
竺可桢勇于坚持真理
竺可桢(1890-1974)浙江绍兴人，着名的气象、地理学家。中国现代气象事业创始人。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
竺可桢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求实的道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坚持实事求是，这是他科研工作的原则，也是他做人的原则。他的一生始终信守这一准则。
在50年代，毛泽东提出“人定胜天”的观点，几乎成为中国全民信奉的信条。竺可桢对毛泽东是非常敬佩的。但他坚持在真理面前，敢说真话，从不盲目崇拜。竺可桢以他深厚的科学素养感觉到，不宜笼统地宣传“人定胜天”的观点，如果不尊重大自然的规律，一味蛮干，那么人不仅不能胜天，反而要破坏生态平衡，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当时，有不少地方不讲科学，用土枪土炮轰击云层，以达到人工消除冰雹的目的。竺可桢经过深入调查，看出这种做法耗资甚大而收效较小，因而提出异议。他坚持认为必须对雹云形成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他指出不进行深入研究仅仅动员群众以土法消雹的做法，纯属劳民伤财之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敢于对此提出批评意见，力排众议，不怕冒着给群众运动泼冷水的罪名，这种诚实的科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