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兵泅到江心渐渐累了，泅水速度便慢了下来，与华歆他们的船距离又逐渐拉大了。就这样，行船胜利地划到对岸，华歆、王朗及那人摆脱了追兵，那个人也顺利地逃出了虎口。这件事传开后，人们都赞扬华歆办事讲信用，说话算话，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变卦。
一言之美，贵于千金，所以做人不可说谎。
宋濂守信借书不误期
宋濂，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浙江义乌县西北）人。是中国元末明初着名的学者。他学识渊博，为人处事也非常讲信用。
宋濂从小时候起，就非常喜欢读书学习，钻研学问。但是他家里很贫穷，上不起学，连书都买不起，只好向有书的人借书读。当地郑义门的藏书非常丰富。他也很关心宋濂的学习，常常把书借给他读。宋濂学习十分刻苦，在学习条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还是阅读了大量书籍。当他遇到好书的时候，爱不释手，可是书是借别人的，不能不还，于是他就夜以继日地把书抄写下来。冬天，有时天气很冷，外面滴水成冰，室内也非常冷，连砚台都结了冰，手指也冻得几乎拿不住笔了，但是他仍然坚持加紧抄书，抄完之后，及时把书还回去，从来没有耽误过还书的日期。就因为他诚实守信用，不少人都信得过他，才肯把书借给他读。
到了成年，当地能读到的书，宋濂都读遍了。可是他求学的要求更加迫切了，他就常常到百里以外的地方去寻师求学。有时还要背着行李，赶不回去，就随便找个地方住下来，忍饥挨冻也灰心。有一次他和一位名师约定上门求学，正好碰上下大雪的天气。上路之后，雪越下越大，路上的积雪几尺深，但他为了不失约，顾不得冻坏双脚，还是步行赶去了。到了客栈时，四肢都冻僵了。好心的店主人很受感动，给他热水喝，盖上被子，才渐渐暖和过来。
宋濂求教的老先生，都是很有名望的学者。只要有机会，他一次也不放过求学的时机。他在外地学习，有时寄居在客店里，生活很艰苦，为了节省开支费用，一天只吃两顿饭，衣服穿得补了又补，很破旧。但他以求知为快乐，别的什么都不在意。就这样，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刻苦求学，终于取得了成就。
一个人没有信用，就难以立身处世。
周纯宁可充军也不说谎
周纯（约1080-1129）是宋徽宗时的着名画家。他不畏权贵，诚实为画，招致充军。
一次，开封府尹盛章办了一桌酒席，约他前来作画。因周纯当过和尚，尹盛章说：“大师善于丹青，我慕名已久，今把大师请来，请为我作幅画吧。”周纯见人办席招待，便说：“承蒙大人如此厚爱，怎敢不从命？请出个题吧。”
尹盛章沉吟一会儿，说：“我有两句诗，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咏的是梅，就请用这两句诗的意境，画幅梅花图吧。”
周纯一愣：这两句不是王安石的诗么？尹盛章怎么说是自己的呢？于是他便气呼呼地说：“这两句不明明是荆公的诗么？怎么成了你的新作呢？你要我作画，就请你自己写首吧。”尹盛章万万没有想到周纯竟敢当面揭露他，脸都气青了。
事后，好心的朋友劝周纯说：“他是大官有权有势，你怎么能拧过他呢？他说是他写的就算他的吧，不必要和他认真，你给他画了就算了。不然，你可吃不消呀！”周纯感谢朋友的关心，说：“事实总是事实，怎么能歪曲呢？不管尹盛章的权势有多大，我宁可充军，也不违心地说瞎话！”
朋友只好叹息着走了。后来，尹盛章为了报复周纯，果然找了一个借口把周纯充军到惠州去了。周纯坦然处之，毫不后悔。
事实永远是事实，不可能因一个人而去改变，做人就要做诚实的人，不要做歪曲事实的人。
梁启超信守诺言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着名学者。
1884年，12岁的梁启超第二次离开自己的家乡——熊子乡，坐船前往广州参加学院考试。到广州后，他租了一间公寓，认真读书、学习。考试时，他对答如流，中了秀才。主考官是广东学政叶大绰。他看到学子们的成绩很好，心中十分高兴，特地接见了被录取的学子。被接见后，学子们一个个都走了，只剩下年少的梁启超没有动。叶大绰感到奇怪，问他为什么不走。梁启超很有礼貌地说：“叶大人，学生有件事恳求您帮忙。”
小小的学子，竟敢在三品大员学政面前提出要求，叶大绰先是吃了一惊，然后笑着说：“你有什么请求，请说来听听。”他态度和蔼、可亲。
梁启超听后，十分激动，说：“学生临来考试时，对祖父许下了诺言。如果我这次考试被录取，就请求主考大人给祖父写一幅诞辰寿言”，“你为什么想到这样做呢？”主考官想弄清梁启超的想法。梁启超深情地说：“我的祖父虽然一生没有中举，但他用毕生的精力辛勤地培养我。我今天能够考上，全亏祖父培育之恩。今年，祖父刚好70大寿，作为孙子，我应该感谢他，最好的礼物就是写一条寿言，既肯定他的一生，又表扬他的精神。我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学政大人写的寿言才能满足这两个意思。如果您能写一赠言给他，这是最大的安慰和礼物。因此，我冒昧地求大人帮忙。”
叶大绰听了梁启超的话，觉得他是个诚实的孩子，说的是真心话。他被梁启超的忠诚感动了，于是欣然接受了梁启超的请求，挥笔为梁老先生写了寿言。
梁启超回到家乡，他的父母都很高兴，祖父接过寿言，笑得合不拢嘴。
父亲问梁启超是怎么想起让学政大人写寿言的。梁启超说：“我临走时，祖父问我，这次考试有没有把握。我说，有把握。如果我考中了，就请主考官大人给您写一条寿言。考试后，我被录取了。我要实现我的诺言。于是，我就如实地将我的想法告诉了学政大人。学政大人听了我的话后，真的答应了我的请求！”
祖父说：“超儿很诚实，而学政大人喜欢诚实的孩子，于是，学政大人就写下了如此有意义的寿言了，这正是‘心诚则灵’嘛！”
遵守诺言就等于是保卫你的荣誉。
林基路说话算数
林基路(1915-1943)，广东台山人。193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2月，被我党从延安派往新疆工作，用延安的火种去点燃西北边疆的革命火焰。
1940年，林基路任新疆库车县县长，为当地人民办了许多好事，被当地人民誉为说到做到、关心人民疾苦的好县长。
一天，库车县城外，一位白胡子老爹牵着一头奶牛，忧心忡忡地往县城走。半路上，他突然碰见了“米拉甫”(官府负责分配田地用水的人)，真是冤家路窄，老爹的儿子就是被这个“米拉甫”陷害入狱的。“你欠水款不缴，还有钱买奶牛！好吧，就用这头奶牛顶水款。”此人说着便和政务警察、包税掌柜强行作价，然后，“米拉甫”一把推倒老爹，把牛抢走了。
老爹从地上爬起来，只觉得天旋地转。正在这时，有人扶住了他。他睁开眼一看，是一位穿旧灰制服的汉族青年，旁边还站着一位中年先生。“老爹，你怎么啦？”汉族青年关切地问。于是老爹把儿子被害入狱和刚才发生的事述说了一遍。他要找林县长告状，救出他儿子。
“这就是林县长。”旁边那位中年先生插嘴说。原来，面前这位穿旧灰制眼、态度和蔼的青年人，就是他要找的林县长。“林县长，我求求你呀……”老爹悲痛欲绝地哭着。“老大爷，别难过。”林基路安慰老人一番，接着便询问老爹儿子的名字，又问了那个“米拉甫”、警察、包税掌柜的名字，便告别老人走了。
白胡子老爹心里七上八下地回到了家里。他不知道林县长是否真能为他伸冤。“唉，反正没办法，等着吧。”老人想。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还没到吃晚饭的时候，他的儿子被释放回来了，手里还牵着被“米拉甫”抢走的奶牛。儿子告诉他，是林县长把他从牢房里迎出来，又派县里职员从“米拉甫”手里夺回了奶牛……老爹望着儿子，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在心里念叨着“林县长啊林县长，你说话算数，真是咱维吾尔人的贴心人呀！”
事过不久，县府下了命令：革除现有区、乡、街长和管水的“米拉甫”，另由老百姓重新选举清廉的人担任；革除作恶多端的政务警察，仅留二十几人以维持社会治安；革除包税制和其他苛捐杂税，由县府统一掌管税务。革除三霸，库车人民心里开了花。林基路说到做到，关心人民疾苦的事迹流传在千家万户。
1942年，盛世才阴谋制造共产党“四·一二”暴动案，将林基路逮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和严刑拷打，他坚强不屈，用香火写下了《囚徒歌》，表达了对敌人的痛恨和对革命的坚定信心。1943年9月他被杀害，时年27岁。解放后，骨灰安置在乌鲁木齐烈士陵园，并建立了“林基路烈士纪念馆”。
答应别人的事就要做到，不要做一个言而无信的人。
周恩来信守誓言
周恩来一生以革命事业为己任，从小就树立起强国富民的思想，和甘做“人民公仆”的远大志向，坚持品德修养和锻炼，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做人准则，致诚守信，“言行一致”。他不但希望别人这样做，自己身体力行，直到生命结束也高风峻节，保持着这种宝贵品质。
周恩来九岁那年，母亲病逝、家道贫困，不得不随伯父在奉天(沈阳)、天津等地求学。12岁那年，他入了奉天关东模范学校读书，当时的国蔽民凋的情景激发了他爱国热忱。一次，校长与他谈话，问他学习目的，他坚定明确地回答：“我要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他在《学校纪念日感言》中说：要成为“国家人才”，就要“重实际”，“除嚣张浮躁”的风气，不能“浅尝辄止”。主张实实在在，志向专一。15岁那年，他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很有名的天津南开中学。
在南开读书时，开始就给自己订了一个“五不虚度”的规定，即“读书不虚度、学业不虚度、习师不虚度、交友不虚度，光阴不虚度。”自那以后，说到做到，绝不食言。晚上同学们都入睡了，唯独他住的西斋35号宿舍的灯还亮着。他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与同学共同组织了《敬业乐群》会，先是担任智育部长，后任副会长、会长，亲自主办了《敬业》校刊，一面亲自撰稿，一面辅导低年级会员。在他的努力下，会员们进步很快，《敬业》也成为校刊中的佼佼者。在广泛地社会交际中，诚实守信的思想在他心中又得到进一步升华。一次，全校作文比赛，班级推他为代表参加，他做的题目是《诚能动物论》。文章强调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守诚信，弃伪诈，“以一人手欲掩天下睹，以诈为利，以伪为真，卒至自覆自败。”这篇文章获得第一名。
他在南开学习4年，因为他一贯精志笃学，敦修品行，团结同学，而深受同学和老师爱戴。南开《第十次毕业同学录》对他是这样记载的：“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情感，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于全校文试夺得首席，习字比赛、复列其名，长于数学，捷算赛速，两列前茅”。毕业时，他为同学写了“志在四方”，“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赠言共勉，并且付诸行动，靠同学资助，东渡日本，后赴法国巴黎，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很快由一个挚诚的爱国者，变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周恩来一生风风雨雨，但对革命事业，对人民始终忠贞不渝。晚年，他又发出最后誓言，使他的宝贵品质达到了最高境界。1973年底，一位外宾在获息他患了癌症时，问他还可以工作吗？他答覆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那段极其困难的日子里，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忍受着病魔的折磨，仍日夜工作，直到逝世。
1975年9月，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很希望能看到他。当时，周恩来，连走四分钟的力气都没有，但为了不让客人失望，他还是走到医院的门口，迎接来访客人。客人们十分激动、高兴。原规定只是见见面，可他又约客人一起合影留念，之后又把客人请到会客室，做了长时间谈话。谈了他访罗时留下的美好回忆，谈了中罗两国的友谊，谈了中国国内形势，他要客人转告本国领导人相信，具有50年光荣历史，用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有能力把国家治理好的。当客人问到他的身体，他坦然地说：“马克思的请贴，我已经收到了。这没什么，……自然法则嘛。”这是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国代表团。
1975年春天，他的侄女秉建从内蒙回到北京。得知这一消息，他从病床上挣扎起来，用发抖的手拿着电话筒对秉建说：“你要到基层工作的决心我们支持。”并鼓励周秉建要好好学习蒙语，更好地向群众学习。这年秋天，秉建来北京看望他。这时听他讲话只能贴在嘴上。邓颖超对秉建说：“你伯父最遵守纪律了，他不会同意你到医院的，有什么话我传达你吧。”在医院里，邓颖超问周恩来有什么话要告诉秉建，他艰难地说了三个字：“还要看。”邓颖超回来对秉建说：“伯伯的话是，你过去的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代表现在和将来。伯伯对你寄托了无限地希望。”后来，秉建带着伯父的深切希望，又回到了锡林郭勒大草原，为蒙古族人民继续服务。这是他最后向自己的亲人做嘱咐。
1975年的冬天，他在重病中刚刚有点精神，又接见了中华医学会全国第一届妇产科学会全体代表，并做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他勉励妇产科工作者要胸怀世界，眼观全国，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象春蚕一样，把最后一根丝吐出来献给国家。”与代表合影时，代表要他坐在中间，他不肯，对林巧稚说：“你是学会的主任委员，
当仁不让么。”结果，他坐在旁边，留下了难忘的纪念。后来听说林巧稚的医院坐车困难，他立即指示拨给林巧稚他们一辆专车。林巧稚被感动地说：“总理对知识分子这样关心周到，可是他心中却唯独没有自己。”
1975年底，他的病极度恶化，经常处于昏迷状态。12月20日早七点，他醒来就催秘书打电话，要罗青长来见他。罗青长立即赶到医院，急忙走进病房。他正发着387℃的高烧，体质相当虚弱，但为了安慰罗青长，他紧紧地握着罗青长的手，强忍病痛，声音微弱地说：“青长同志，想不到我一病，病成这个样子，今天还能见到你……”随后抓紧时间跟罗青长谈台湾情况，关心台湾的同胞和朋友。谈着谈着声音低下去，眼睛刚刚渐渐合上，又顽强地挣扎起来，喝了几口水，又谈下去，直到说不出话来，才疲倦地闭上眼睛。稍停片刻，睁开眼说：“我休息十分钟，你等等，我们再继续谈。”听到这，罗青长再也禁不住自己泪水了。罗青长静静地守在他的身旁，直到下午一点多钟，他慢慢醒过来，在文件材料上，认真做了批示，用颤抖的手，一笔不苟地署上“周恩来”的名字和年月日。
1976年1月，他与世长辞。他留下的遗嘱是：死后，要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湖海。他真正实践了自己立下的誓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死震动了全国人民。人们说：“他生不争名，死不争地，他活着的时候，不让人们为他立碑树传，可是他那光辉形象永远留在人们心中，树起了永不磨灭的丰碑。”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到做到，不要做一个空谈的人。
邹鲁山不负重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