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生活俭朴到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她那间八平方米的小屋里的东西是那样的简陋，墙角里放着几只板箱，糊在板箱上的纸，由于年代的久远，已经黄得发红。紧靠着板箱的是一只旧得发黑的被柜，窗下放着一张小方桌，地板中央放着一把用各种绳线修补过的破藤椅，床上的被褥都是补丁叠补丁的。无论是谁，见到这一情景都是很难想象，拥有这一切的主人，同时拥有着万元财款。和胡阿素住在一起的邻居们都说：“她真是不舍得吃、不舍得穿、不舍得用。”她住的房间墙上糊的纸因年久脱落，有的同志想帮她重新糊一下，当她知道要花好几元钱时，就婉言谢绝了。她平时不大舍得吃荤菜，经常买些便宜的蔬菜吃，衣服不舍得买新的穿，总是缝缝补补将就着穿。她一生没有穿过尼龙袜，总是穿线袜，破了就补补再穿。1979年夏天，胡阿素中暑了，别人劝她买一台电扇，她不同意，经过多次劝说，才由厂工会主席帮她买了一台旧电扇。但用了几次，她觉得耗电太多，又不舍得用了。前些年，她身体比较好的时候，吃水连自来水都不舍得用，大多都是用井水。她去世后，人们在她遗物中发现厂里五十年代发给工人的防护用品三星牌蚊香，剪刀牌肥皂，都还没有用完。
对于胡阿素的这些做法，有些人感到不理解，说她是“守财奴”、“吝啬鬼”。但是，她心中早就有了主意。1971年，她得知自己患了癌症，想到自己的有生之年已经不多了，便请了工会主席及弄代表，委托他们代笔，立下了遗嘱。她的遗嘱是这样写的：“我在旧社会受的苦是诉不尽的，我现在(能)过(上)这样好的生活，心满意足了。毛主席比自己亲人还亲，我现在吃用都是国家给的，我多用一点是国家的损失，所以，我尽量省吃俭用，积蓄一点钱，放在银行里，到我死后为止，有多少全部交给国家，任何人不得拿。”至此，她过日子更是克勤克俭，把个人的开支压缩到了最低的限度。这样，她每月都有相当数量的钱存入银行。
1981年1月，她的病情加重了，她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便把当年和自己一起做过工的小姐妹，共居多年的老邻居和自己的外甥都叫到病床前，把自己一生的积蓄交待给大家。当人们打开箱子一看，都惊呆了，里面齐崭崭地放着一叠叠十元钱，一张张存折，一件件金饰品，价值一万余元。这些和她共过患难的小姐妹们流下了眼泪。大家知道，胡阿素要积蓄这些钱是多么不容易，是一点一点从牙齿缝里抠出来的。这是她一生的心血啊！胡阿素拉着小姐妹的手说：“这是我的积蓄，金子是我省吃俭用在解放初期买的，现在都交给国家！”有个小姐妹问他，你外甥待你这么好，你是不是留些钱给他，胡阿素老妈妈眼睛闭了闭，想了一下说：“我遗嘱都写明了”。
胡阿素这个一字不识的老工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她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用她认为最简单易行，切实有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无比热爱。当年，她不能为她唯一的爱子治病的时候，她没有想到将来会有这么多钱，现在有了这么多钱，她首先却想到了国家。从胡阿素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老一代工人阶级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赤诚之心。
虽然她离去了，但她为国家勤俭节约的精神却永存不朽，我们一定要向她学习。
女博士韦钰勤俭朴素
1981年6月16日，西德亚琛工业大学高频研究所电子学专家、权威云集，听取一位中国女学者进行博士论文答辩。论文内容讲的是“回旋管的大讯号理论。”专家权威们听了以后，对论文的水平，对这位女学者的对答如流，都给予了最高的评价，一致通过她以“优秀”的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她，就是南京工学院讲师韦钰，是新中国第一位电子学女博士。由于韦钰的研究成果不但为西德在这方面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而且超过了美、苏在这方面目前的水平，亚琛工业大学为此特别给她颁发了巴歇尔奖章，她成了获得该奖章的第一位中国人。
韦钰原计划只是到西德作一般的进修学习。她的西德导师杜林教授在她完成了最初两项研究课题后，发现这位中国女学者在电子器件方面有相当高的水平，便鼓励她将一般进修改为攻读博士学位，并主动为她申请到了着名的汉堡奖学金。
每月二千一百马克的汉堡奖学金是西德最高的科研奖学金。韦钰享用两年，已经为国家节省了一大笔外汇。国家规定，出国人员在国外获得的奖学金归获得者个人支配。这样，她的收入就一下子变成了原来的五、六倍，大家都开玩笑地叫她“财主”。
根据西德的规定，这样的“财主”，应该搬出收费低廉的学生宿舍，可以住进专为汉堡奖学金获得者提供的公寓，那里有现代化的全套家用设备，地点就在她工作的研究所附近，上下班十分方便。
但韦钰是个“富”而不奢的人，中华女儿勤俭持家的美德在她身上始终牢牢保持着。搬进新居后，她心里一直不安。每月五百马克的房金，她觉得太贵了。在迁入新居当天她给家中写信说：
“能省还是要省，虽然现在自己能支配那么多钱了，还要想到国家，我还在找合适的房子。我尽量保证学习条件，有多余的钱为学校购些仪器、器材，我不想为家里多买东西，这点我想家里定能谅解我的。”
韦钰节约措施的第一条就是想法降低房金。她设法找到了一位印度女学者和她同住，这样房金就可节省一半。虽然如此，她还是觉得自己住得太好了。当那位印度女学者回国后，她找不到合适的人同住，又搬了两次家，房金一次比一次便宜。她最后住的是一座旧式楼房第六层的屋顶阁楼，那种老式房子没有电梯，没有暖气，没有浴室，德国人是不愿意住的。在那个阁楼上，她一直住到离开西德回国。因为她总是处处十分节省，外国朋友又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她“节约姑娘”。
韦钰虽身处“财主”地位，却仍过着“节约姑娘”的生活，用这种方法从她获得的奖学金中节余出一万二千马克，买了微型计算机及附件，买了二百多公斤研究资料，带回祖国献给南京工学院作科研教学之用。
韦钰这种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高尚思想情操，人们称赞她是新中国科技人员的典型代表。
富足也不要忘记节俭，只有节俭才能给你高尚的品质。
黄显万艰苦奋斗
黄显万是某军后勤部副政委，先后荣立二等功3次，三等功8次，出席过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曾被沈阳军区树为“学雷锋标兵”，被济南军区命名为“雷锋式干部”。他无论是当战士、基层干部，还是在领导岗位，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过着俭朴的生活。
新任某军后勤部副政委的黄显万背着背包，带着行李，到军机关报到来了。公务员小吕打开背包铺床时，不仅怔住了。背包里的东西几乎和战士的一样多，而且被子、床单、衣服全是旧的，没见枕头，只有一个布袋，里面塞着几件衣服。莫非首长晚上就枕着它睡觉？小吕以为首长忘了带枕头，悄悄跑到招待所借了一个。黄副政委知道后，又让小吕送了回去。晚上睡觉，他果真就枕着那布袋。
这个“枕头”已经伴随他多年了。他当战士时配发的白布床单补了又补还舍不得丢；一副手套戴了七八年；一件1964年发的绒衣一直没再换领过；一床黄军被、垫褥已经用了10多年；此外还为国家节约了5套军装。
黄显万的家里除了配发的营具外，属于他自己的只有一个柳条包、一对木箱、一个碗柜、一张饭桌和四只小凳。去年他爱人放在纸箱里的书籍被老鼠啃坏了，他才做了一个兼放衣服的书柜。
黄显万平时舍不得乱花一元钱，但当他看到许多基层干部战士家庭经济困难时，却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积存的300元交给团党委，请求团党委作为救济款发给经济困难的同志。
他当指导员时，战士陈金福的哥哥因住院欠了一笔债，母亲也生病了。黄显万以陈金福的名义又悄悄寄去了50元钱。同时，他还给连里另外两个战士家里各寄了30元。1965年，当他从报上看到吉林市首批知识青年自愿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时，立即买了两箱书，连同270元钱，寄到市人委办公室转交给知识青年们。
有一次，他路过一所农村小学，看到破旧的校舍多年失修，师生们放假不休息，顶着烈日自己动手采石修房，他很受感动，当场把身上带的30元钱全部送给了学校，结果自己饿着肚子回来了。
1967年，黄显万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他们的经济情况很拮据。那年，山西某地遭受特大洪水灾害，黄显万给灾区寄去了100元钱。1974年，正是“四人帮”肆虐时期，农村一片凋敝景象，群众生活很困难。黄显万夫妇又一起把省吃俭用积蓄的200元钱全部寄给了黄显万家乡的人民。有人曾做过粗略估计，黄显万入伍以后为集体为群众捐献的钱款至少在2500元以上。
他一再为别人慷慨解囊，扶危济贫，而自己家里却空空如也。有一天他回到家里，他女儿小立红神秘地把他拽出门外，指着他家住的那排房子说：“爸爸，你看嘛！”看什么呢？他从东看到西，忽然明白了。原来这里住着9户普通医护人员，有7户都安有电视天线，而他们家里还没有电视机呢。
为集体贡献一份力量，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爱民模范谢臣艰苦朴素的故事
1963年8月，在一次抗洪抢险中，谢臣奋不顾身抢救遇难群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表彰谢臣的功绩，北京部队追认他为“优秀共青团员”，国防部追授他“爱民模范”光荣称号，并命名他生前所在的班为“谢臣班”。
三件“宝”
提起谢臣，战士们自然会想起他的三件“宝”：一把层层迭迭补了七层的旧雨伞，一条只有三尺长一尺多宽的羊毛毯，一把已被山石磨去了三分之一的羊铲。长辛店人经常用他的这些遗物来教育后人，要勤俭节约，要热爱集体的事业。
谢臣原来在生产队放羊。公社给每一个放羊人员发了一把油布雨伞、一条羊毛毯子、一把新羊铲。按规定这些东西一年一发，以旧换新。谢臣领到雨伞、毛毯和羊铲后，心里非常高兴，他说：“社里真关心放羊的，一定要把羊放好。”
第二年，别的羊倌雨伞和羊毛毯都破了，从队里领来了新的，他却没有领。别人问他，他说：“还能用，今年不领了。”其实谁都知道，他的雨伞尽管用得细心，经过一年的风吹雪打雨淋日晒，早就出了窟窿。羊毛毯也因为常用它包羊，磨破了。又过了一年，他仍然没去领新的。第四年，老羊倌谢洪斋不见谢臣领雨伞和毛毯，便找到他问：“你的雨伞和毛毯用够年头了，怎么还不去领新的？”他还是那句话：“还能用。”当老羊倌看到他的破雨伞已补了三层，毛毯只剩下半块时，心里很难过，谢臣抢先开口：“三爷，现在咱们社里还穷，能凑合用就凑合吧！实在不能用了再换。”话不多，可打动了老羊倌的心：“这孩子原来是为了社里少花钱啊！”他不再说什么了。
这三件宝整整跟了谢臣四年多，他把这三件东西视如珍宝。入伍的前一天，他把毛毯晒干，把雨伞包好，把羊铲擦净，交给老羊倌谢洪斋，嘱托说：“三爷，你给保存好，我服役期满回来放羊还要用。”老羊倌收藏起这三件东西，感慨地说：“放心吧，我一定给你保存好。”
谢臣牺牲后，老羊倌谢洪斋一直收藏着这三件已破烂不堪的“宝贝”，始终不愿扔掉。每当放羊的青年人闹思想问题时，他便拿出这些东西，给大家讲一讲谢臣和他的三件“宝”的故事。
两个针线包
针线包，炮三连的干部、战士，每人都有一个。但在谢臣同志的身上，却常常带着两个。这两个针线包，早在1958年给公社放羊时就有了。因为那时候羊多，牧羊人少，谢臣为了管好集体财产，在羊圈跟前搭了个小棚子，昼夜住在山上，衣服破了没有时间送到家里缝补，便向母亲要了些针线，自己动手缝补。后来牧羊用的雨伞破了，毛毯缝补的整整齐齐。从此，在他身上出现了这两个针线包。
1960年谢臣入伍，这两个针钱包也跟他到了部队，成了他整天不离身的宝贝，用它们缝过炮衣，补过笼布和战友们的军装。谢臣当了驭手以后，这两个针线包的用处就更大了。比如他使用的那一套鞍具，都已经超过使用年限四五年了。鞍子、皮套裂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缝缝。谢臣接过这些东西，当天晚上就缝好了。
一天，班长李树山见套拥子实在不能用了，就对谢臣说：“你的套拥子，已用够年头了，可以领个新的。”谢臣说：“不，等我想想办法，修理修理还能用。”第二天中午，谢臣从废旧物资中，找了一截雨布，在同志们睡午觉的时候，拿出他那特有的“针线包”，按照原来套拥子的模样，做了一个新套拥子，随手又把那个旧的修了修，谢臣使的车上有了两套套拥子。新旧交替使用，就更节省了。
“万宝囊”
连部卫生员梁锡波和谢臣是同乡。一天下午，他听说谢臣的家属来队探望谢臣，吃过晚饭他想去看看乡亲。一出门，正碰见谢臣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挎包回招待所去。他知道谢臣是连里的节约标兵，平时从不乱花一分钱，挎包里准不是吃喝东西，可是他一转念，也可能是家里人给他捎来了水果。于是，便跑了几步追上谢臣，拍了一下他的挎包，好奇地问：“是家里捎来的吧，拿出来大家欣赏欣赏嘛！”
“行！完全可以。”谢臣笑呵呵地说着，把挎包递在梁锡波手里。梁锡波接过挎包，没等打开，就把手伸进挎包里，一把抓出了三根皮条。“好家伙，还用三根皮条在上边打掩护。”梁锡波又使劲摸了摸，没摸到什么像水果的东西，倒有一个什么东西把手扎了一下，他“唉呦”一声赶紧把手拿了出来。等他把挎包打开往里仔细一看，全都是些破破烂烂。除了皮条，还有麻绳，大小钉子，各种螺钉帽，小起子、木棒棒、马尾，足有十六七样东西。
“你放这些东西干什么？”梁锡波奇怪地问。谢臣接过挎包说：“用处可大呢！卖什么的吆喝什么，你当卫生员‘十字包’里离不了药，我是驭手就不能少了这些东西。如果马车、套具有了毛病或是少了零件，有了这些东西就能马上治好。”梁锡波一听马上明白了一切，给谢臣这个挎包送了个名字叫“万宝囊”。
其实“万宝囊”这个名字早在驭手中传开了。平时无论谁的马车、套具，丢了零件或磨损了，都会习惯地到谢臣的挎包里找一找。一次驭手陈其奎的大车轮胎掉了一个八角钉，他想到连里去领，谢臣见到后，马上从挎包里给他取出了一个同样大小的八角钉。还有一次驭手李球在套车时马把后秋踢断了好几节，谢臣从挎包里找了几根皮条给他修好了。
谢臣同志这个“万宝囊”里的东西不是上级发的，也不是他用钱买来的，而是他利用出车和休息时间在垃圾堆上拣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