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样的理解出发，人类学家们在说明人类起源时又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两足行走的起源。即使人类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单一的事件上，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正如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欧文·洛夫乔伊所说的“从四足行走进化到两足行走，是你能在进化生物学的解剖上见到的一种极大的改变”。他在1988年的一篇通俗文章中说：“在许多骨骼上、牵引骨骼的肌肉配布和四肢的动作上，都能发现这种重大的改变。”研究一下人和黑猩猩的骨盆便足以证实这种看法：人的骨盆矮而宽、呈盆状，而黑猩猩的则是窄长的，两者的四肢和躯干，也有很大的差别。
两足行走的形成，不仅是一种重大的生物学上的改变，而且也是一种重大的适应改变。以致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所有两足行走的猿都是“人”。这并不是说，最早的两足行走的猿的物种已具有某种程度的技术、智慧或者人类的任何文化素质。我的观点是两足行走有着巨大的进化潜能——使上肢解放出来，以致有一天能用来操纵工具——其重要性从我们叫他“人”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到。当然这些人不是像我们一样的人，可是如果没有两足行走的适应，他们不可能变成像我们这样的人。
是什么进化因素促使一个非洲的猿采取这种新的行动方式？人类起源的通俗形象常常包括一种似猿的动物离开树林到空旷的稀树草原上跨步行走。这无疑是一种戏剧性的形象，但却是完全不正确的。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分析了东非许多地区的土壤，证明了这种形象是错误的。非洲的稀树草原有动物群作大量迁移，只是相对较晚的时候才出现的情景，远在最早人类物种出现之后。
大约在1200万年前，持续的地质构造力量使这里的环境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形成叫做大裂谷的从北到南的一条长而弯曲的峡谷。大裂谷的存在产生了两种生物学效应，一是形成了妨碍动物群东西交往的无法超越的屏障；二是更进一步促进了一种富于镶嵌性的生态环境的发展。
法国人类学家伊夫·柯盘斯认为这种东西向的屏障对于人和猿的分道扬镳的进化是关键性的。他认为：“由于环境的力量，‘人’和‘猿’的共同祖先的群体本身就分开了。这些共同祖先西部的后裔致力于适应生活在湿润的树丛环境。这些就是‘猿类’。相反，这些共同祖先东部的后裔，为了适应它们在开阔的环境中新的生活，开创了一套全新的技能。这些就是‘人类’。”柯盘斯称这种情景叫“东边的故事”。
大裂谷有着许多凉爽的、多树的高原，又有陡峭的斜坡直落900多米到达炎热、干旱的低地。生物学家已经懂得，这种提供多种不同种类生存的镶嵌环境，会促进进化的更新。一个一度广泛和连续分布的物种的居群，可以被隔离而面临新的自然选择的力量。这就是进化改变的秘密。有时候，如果合适的环境消失了，改变便导致灭绝。很清楚，这就是大多数非洲猿类的命运：现只有3种——大猩猩、普通黑猩猩和矮小黑猩猩。但是当大多数猿的物种由于环境的改变而受难时，其中之一却幸运地得到了一种新的适应，因而能生存和繁盛，这就是最初的两足行走的猿。很明显，两足行走在改变的环境条件下，被赋予了重要的生存优势，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那些生存优势。
人类学家倾向于从两方面来考虑两足行走在人类进化中的重要性。一个学派强调上肢的解放能用来携带东西；另一个学派则着重两足行走是能效更高的行动方式的事实，而把携带东西的能力看作仅仅是直立姿势的一种偶然的副产品。
第一种假说是洛夫乔伊提出的，在1981年发表于《科学》上的一篇文章里，他说两足行走是一种效率不高的行动方式，因而必然是为着携带东西。可是携带东西的能力怎样能使两足的猿在竞争中胜过其他的猿呢？
进化的成功最终依赖于产生能继续活下去的后裔，洛夫乔伊说，答案是这种新的能力给予雄性的猿以提高雌性生殖率的机会，因为雄性为雌性采集食物。他指出，猿的生殖很慢，每4年才产一仔。如果女性能获得更多的能量，即食物，那她们可能成功地生产较多的后代。如果一个雄性能为一个雌性和她的子嗣提供食物，帮助雌性得到更多的能量，则雌性可能产生更多的后代。提供食物方式的这种社会和经济的联系反过来促进了脑的扩大。
洛夫乔伊的假说，曾受到相当大的注意和支持，原因是这种假说的立足点在于它是诉诸基本的生物问题而不是文化问题。然而，它也有几个弱点。一是一夫一妻制在原始的人群中不是普遍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里只有20％是一夫一妻制），这种假说因而被批评为似乎接近西方社会的特性，而不是接近于一个狩猎——采集者的社会；二是已知的早期人类物种的雄性的身体尺寸几乎两倍于雌性。在已经研究过的所有灵长类物种中，叫做性二型的这种雌雄身体尺寸的巨大差别都与多配制相关联，雄性互相竞争以接近雌性，性二型不见于单配制的物种，就我来说，单凭这一事实就足以排除对一个有希望的理论的探索。必须为小的犬齿寻找单配制以外的另一种解释。一种可能性是咀嚼食物的机制要求一个磨研的而不是切割的运动，大的犬齿会阻碍这种运动。现在对洛夫乔伊假说的支持比10年前少了。
第二个重要的两足行走理论的说服力要大得多，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它很简单。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类学家彼得·罗德曼和亨利·麦克亨利提出假说，主张两足行走在环境条件改变时是有利的，因为它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行动方式。当森林萎缩时，疏林生境的食物资源也变得太分散，使传统的猿难于有效地去利用。按照这个假说，最早的两足行走的猿只是在其行动方式上才是人。他们的手、上下颌和牙齿仍旧是像猿的，因为他们的食物并没有改变，只是他们获得食物的方式不同了。
对许多生物学家来说，这个假说最初被认为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哈佛大学的研究者几年前曾显示两足行走不如四足行走有效（任何人都不会惊奇，带着一只狗或猫同时奔跑，令人难堪的是它们会比主人跑得快得多）。哈佛大学的研究者也曾比较了人类的两足行走和马与狗的四足行走之间的能耗率。可是罗德曼和麦克亨利指出，合适的比较应该是人和黑猩猩之间的比较。进行了这种比较后，证明人类的两足行走比黑猩猩的四足行走的效率要高得多。他们的结论是，以能量效益作为有利于两足行走的自然选择的力量是有道理的。
关于推动两足行走进化的因素，还有许多其他的意见，诸如为了监视猛兽，需要超出高草去观察；在大白天搜寻食物时，需要采取更为有效的冷却身体的姿势等等。在所有这些假说当中，罗德曼和麦克亨利的假说最有说服力，因为它有牢固的生物学上的根据，符合最早的人类物种出现时的生态变化。如果这个假说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当我们发现最早的人类物种的时候，我们可能无法辨认他们。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些骨头，如果是骨盆或是下肢骨，这都是两足行走运动的有效证据，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人”。但是我们发现的是头骨的某些部分，颌骨或是几个牙齿，它们可能看起来恰恰像是猿的。我们又怎样去辨别它们是属于两足行走的猿，还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猿呢？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人类诞生地究竟在亚洲还是在非洲
人类最初在何时何地出现，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目前有非洲起源说和亚洲起源说等理论。谁都承认最初的人类是猿人，而关于这些猿人的报告全都来自非洲，所以，人类非洲起源说理论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但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人们都很关心人类诞生地究竟在何处。最早是达尔文根据现生猿类中黑猩猩和大猩猩与人最接近，而它们都生活在非洲，间接论证提出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点。
发现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后，人们以当时最早的人类化石绝大多数发现于亚洲，而亚洲也有现生猿类——猩猩和长臂猿为依据，倾向于人类诞生在亚洲的说法。
在非洲发现南方古猿化石，特别是近几年来在非洲肯尼亚特卡纳湖地区，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和人类化石后，非洲起源说再次风行。
60年代后期，有些科学家测定人的血浆与各种灵长类的血浆的交叉免疫反应，发现人和黑猩猩、大猩猩最接近。这对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说法是有利的。
70年代，有人发现非洲猿类对狒狒体内的丙型病毒不敏感，证明它们的祖先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由于适应而获得了抵抗力，而人和亚洲猿类对此反应敏感，说明人类的祖先不可能同狒狒的祖先同时生活在非洲，这就有利于亚洲起源说。
1978年5月下旬在瑞典召开的早期人类国际讨论会上，对人类起源的地点也有过争论。有人认为在非洲发现了比较完整的整个人类发展系统的化石，人类的起源应该在非洲。而主张亚洲起源说的人却认为，亚洲不仅也发现过同类型的化石，而且得到的化石更多，比较晚期的直立猿人的生存年代，要比在非洲发现的早得多……
由于在欧、亚、非都发现了腊玛古猿，它们的分布区域几乎和森林古猿一样广，因此，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说：人类的祖先——古猿下地的事，可能发生在亚洲和欧洲南部以及非洲东部的温暖湿润的地区，而古猿转变为人的过程，则可能发生在亚洲南部或非洲东部的温暖甚至炎热的地区。
